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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铁道部,也有一个盛部长(长,转,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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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铁道部,也有一个盛部长(长,转,慎入)#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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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 中国最早的两所现代大学(北洋-天津大学,南洋-交通大学)的缔造者。
慈禧对盛宣怀的评价:“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评价:“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评价:“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孙中山对盛宣怀的评价:“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非影射,但历史总有很多巧合)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盛宣怀
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
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
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
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
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
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
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
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在直隶总督任上
,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
不敬”,处理结果居然是“双开”。端方也是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
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
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动荡被当作了好机会,革命党在《大江报》上欢呼“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
断指割肉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
“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Ji.Hui.,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
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
、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
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
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
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
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与任何拆迁、反拆迁的拉锯战一样:如何以抗拒为手段
,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
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
”。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
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
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
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Shang.Fang.请愿外,他们还决
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
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
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
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
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
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
,“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
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
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
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
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
”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
、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
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
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时刻准备着”钻空子的革命党来说,当然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
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Ji.Hui.,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
,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
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
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
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
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
,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
“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
》),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
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
,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
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卖国”、“贪赃
”的依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宁愿相信“莫须有”......
“盛”名之下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
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
: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
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
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
款草合同。”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
协议,年利率五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最后批准前
,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
。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
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
张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终于失去了制衡,势力大涨。此时,大
清国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咨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
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扛起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大旗
,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未竟的谈判并未中止,盛宣怀接过了接力棒,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
的命运。为了改变商办铁路大量占用和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已经
成为朝野的主流思路,这一谈判被大大加快。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
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
,”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
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
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
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
国产品,其它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
,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
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其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
,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经元善评价),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
“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NewYorkTimes)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
大最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
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然而,即使是
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也比比皆是。”
而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
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梁启超说,晚清中央
“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
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
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
诸大政”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和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
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
“莫须有”。自然,不少反对者并非反腐败,而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
最令人们浮想联翩的是,急于追求政绩的盛宣怀和中央领导班子,操之过切。5月8
日才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即所谓的“皇族内阁”),9日就在未与地方充分沟通的前提
下匆忙公布铁路国有政策,20日则签订了四国银行贷款合同。见惯了老牛拉破车的低效
政府的大清民众,对于这种罕见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几个问号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
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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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湖南铁路公司与川路一样,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才
启动的——其500多万两总资本金中,商股才100万两,其余的都是米捐、盐捐、租捐、
房捐等。那些高喊着民权、产权的绅商们,其实都只是“代理人”,但因为“被代理”
的都是沉默的一大群,这些绅商们便俨然当家作主,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这些高
喊着爱国的人们,在修路无能、筹资无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试图引进被他们所痛
恨的外资,只是外资毫无兴趣与这些品貌双缺的丑陋家伙们调情。
而那些纷纷借机成立的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等等组
织,为了满足和维持各种会长、总理、干事们的官瘾能够举而弥坚、坚而弥久,以“人
民”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就是最好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绅士领袖们,
都远远地避开了所谓保路运动,如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就故意滞留北京,而副议长
亦远走他省,湖南的运动其实被传统的地下帮会及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所控
制。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
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
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
路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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