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集] “高大威猛”这个组合什么时候出现的？# Thoughts - 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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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16号，毛主席曾在武汉由王任重等人陪同横渡长江，并
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
副组长（后来不知何故，被江青说成是CC特务而倒台）。此后每年的7月16号武汉都要
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1967年的7月16号，虽说也举办了横渡长江，但由于当时“造反
派”受到压制，这一派别的群众未能参加。等到“造反派”扬眉吐气之后，就准备搞一
次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其用意当然是对“造反派”的胜利进行庆祝，时间就定在八月一
号。
对于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热闹也
是好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们必须留下一人在住处守电话机。商量的结果是
拿一副扑克牌来抽，谁抽的牌最小，谁就留下来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张“小二”
，无奈被留下来值班。
八月一号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我一个人无聊地守在电话机前。到了中午的时
候，听到传言说横渡长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传言还说是“百万雄师”派出水鬼
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许多卡车开到我们这栋楼前。而
后有人用担架把一具具仅穿泳装的男女尸体抬进一楼的房间内。睡在担架上的人，有些
手臂垂在担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处有血迹
。虽然我并不怕死人，但也不愿多看这惨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没有心情下楼去看。
从楼房的拐角处向楼下的房间内看过去，只见房内地上一排排躺满了死尸。北大附中的
“小皮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她便赶到楼下去看了个仔细。回来后“小皮球”说，她
看见那些尸体被抬进房间之后，就被用很粗的针管往大腿根部（动脉血管内？）灌福尔
马林。我想是否因为当时武汉的天气非常炎热，又没有什么冷藏设施，所以只好用福尔
马林来防腐。几天之后，当我再看见这些尸体被抬走火化时，发现他们的头已经膨胀得
像篮球一样大，非常之恐怖。有一个水利电力学院（现武大工学部）死去的女学生，她
的父母从乡下开来一辆卡车运尸体，当穿着泳衣，头部变形的她从停尸房内抬出后，她
母亲扑上去嚎啕大哭起来，而她的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令人惨不忍
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我们“联络处”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但陆续有不少武汉和
北京高校的学生，到医学院的停尸房来寻找他们失踪的同伴，他们说殡仪馆也停满了尸
体，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又上这儿来找找看，估计几处尸体加起来有200多具。
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还哭着说，他们学校女民兵横渡方阵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得知当天横渡长江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还是组织者缺乏经验造成的（与“百万雄师”不沾边），当
时武昌江边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参加横渡的人员外，还有万人以上的围观者。
渡江指挥部位于江边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队伍的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
主席画像，第二个方阵是十二块语录牌，一共有多少个方阵也说不清楚。
按照惯例，每个方阵之间应当间隔一定的距离下水。而那天没有这样做。上午九
时许，指挥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发出渡江信号，随后还吹起了冲锋号以壮声势。
于是所有的方阵均由汉阳门江边的台阶向江中涌去，队伍越挤越近，挤成了一团
，到了码头下台阶处，便由高处向下潮水般压下去，仪仗队一下被冲倒了十几人，从岸
上看过去，人就像下饺子一样被后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还未游走，后面
的人就整个身子压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压上去，再也收不
住。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后来人压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被活活憋闷而死，
这也就是死者口鼻处有血迹的缘故。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担心我们那9名同伴的安全，于是守着电话机不停
地拨电话，但由于当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单位才有电话，一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
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听情况，最后毫无结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无人打电话回
来报平安。
第二天早饭后，那九名老师和同学一个不少地都相继回到了住处，我心中紧绷着
的那根弦才松了下来。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吊胆瞎操心。他们
进一步向我叙述了横渡长江时的混乱情况。
我们学校没有人参加横渡的方阵，开始他们只是在下水处的岸边看热闹。后来看
到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江里倒，而且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涌过来，再不离开就要被挤到江
里去了，于是他们立即跳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救生木船上。这时候有许多被压在水下的
横渡者挣扎着探出头来，见到木船就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试图爬上船来。于是木船向一
边倾斜过去。船上有人大喊，快开船，快开船，船要翻了。于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划离
了这是非之地，大家总算躲过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后，余BK扛着我们“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
让董老师照了许多照片。船总算划到了对岸，劫后余生的我的同伴们就赶紧各自回家向
家人报平安去了。唯独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轮渡返回武昌时，看到江面上还有漂浮着的尸体，猜想可能是
被江中的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时才浮起来。打捞尸体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候董老师拿出他那记录了珍贵历史镜头的照相机。由于相机是借来的，他鼓
捣半天也打不开。那个年代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我们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机。
135相机很少见，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倒卷一说，我从他手里拿过相机，摆弄了几下就把
相机盖子打开了。由于没有倒卷，问题很严重，董老师很生气——胶卷全部被曝光。这
一珍贵的历史记录便在瞬间毁于我手——我成了“历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
达理，埋怨几句也就拉倒。
“8.1”过后，事情越来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杨YZ自
告奋勇地到武汉锅炉厂设了一个联络处，把他街坊邻居中无学可上的“小弟小妹”们安
排在那里“再就业”，帮他值班守电话机。当时武汉各工厂的生产已经停顿。“七上八
下九走光，下午还要来喝酸梅汤。”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
就走光）。当然也是无事可干。当我们到武锅去“下基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时，
看到“小弟小妹”们正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招牌，手拎开水瓶打酸梅汤。
而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丁XL，则每天单独一人奔忙在武汉军区大院。据他说，他还
曾经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的家中。以致于到了文革后期，湖北各地揪
“反党乱军分子”的时候，有外调人员找到李YX调查丁当年的情况，而李YX却苦于当年
无人和丁在一起，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许多人到军区去抢
枪，丁XL是绝对没有干过那种事的。不光没干，他老父亲还深受其害。
话说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一名武钢的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上突然
有个小伙子用一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很“客气”地对他说：
“老师傅，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老师傅还算镇定：
“‘借’自行车干什么用？”
“我的手表掉到电车上了，我要到电车公司去找手表。”
老师傅看见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太阳晒出来的印子，感觉他没有说谎。当然不
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
开来一辆电车。那年头武汉的公交车属于“稀有动物”，往往等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辆
车，车来之后人们就一窝蜂地往上挤，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从窗户翻将进去。最后
几位实在挤不进去，就手扒车门挂在车外，而司机照样敢开，不开不行呀——除非他活
得不耐烦了。至于电车嘛，由于车后有梯子可以爬到车顶，所以车顶上也常常会有几位
老兄在那里“指点江山”，曾经有老外在长江大桥上看到公交车如此招摇过市，而向翻
译打听这是在干什么。翻译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别爱国之人担当，于是向老外解释说：
“这是在进行‘民兵演习’呢。”
话说那位小伙子看见“稀有动物”来了，扔下自行车，跑到电车前边朝天开了一
枪——乖乖还真是真家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枪！
他大喊着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此车被“征收”了。乘客们不想下也得下，就
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征收了一样——在暴力面前，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那位小伙子上车之后，对司机嘀咕了几句，电车就变成了他的专车，在大家的视
线中绝尘而去。
终于我们感觉在武汉已经无事可干，我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北京。这一次我们不用
买火车票，而是到省高教厅去“借”火车票。这次的“借”与第一次串联时的“借”可
大不一样。最终还是有人找到学校要我们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好，头头签个字
也就万事大吉。当然我们也可说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游。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武
汉，开销肯定不小，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明：
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十二万分地拥护。后来有人在
回忆中喜欢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我想说，当年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全文完）
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
副组长（后来不知何故，被江青说成是CC特务而倒台）。此后每年的7月16号武汉都要
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1967年的7月16号，虽说也举办了横渡长江，但由于当时“造反
派”受到压制，这一派别的群众未能参加。等到“造反派”扬眉吐气之后，就准备搞一
次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其用意当然是对“造反派”的胜利进行庆祝，时间就定在八月一
号。
对于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热闹也
是好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们必须留下一人在住处守电话机。商量的结果是
拿一副扑克牌来抽，谁抽的牌最小，谁就留下来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张“小二”
，无奈被留下来值班。
八月一号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我一个人无聊地守在电话机前。到了中午的时
候，听到传言说横渡长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传言还说是“百万雄师”派出水鬼
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许多卡车开到我们这栋楼前。而
后有人用担架把一具具仅穿泳装的男女尸体抬进一楼的房间内。睡在担架上的人，有些
手臂垂在担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处有血迹
。虽然我并不怕死人，但也不愿多看这惨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没有心情下楼去看。
从楼房的拐角处向楼下的房间内看过去，只见房内地上一排排躺满了死尸。北大附中的
“小皮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她便赶到楼下去看了个仔细。回来后“小皮球”说，她
看见那些尸体被抬进房间之后，就被用很粗的针管往大腿根部（动脉血管内？）灌福尔
马林。我想是否因为当时武汉的天气非常炎热，又没有什么冷藏设施，所以只好用福尔
马林来防腐。几天之后，当我再看见这些尸体被抬走火化时，发现他们的头已经膨胀得
像篮球一样大，非常之恐怖。有一个水利电力学院（现武大工学部）死去的女学生，她
的父母从乡下开来一辆卡车运尸体，当穿着泳衣，头部变形的她从停尸房内抬出后，她
母亲扑上去嚎啕大哭起来，而她的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令人惨不忍
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我们“联络处”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但陆续有不少武汉和
北京高校的学生，到医学院的停尸房来寻找他们失踪的同伴，他们说殡仪馆也停满了尸
体，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又上这儿来找找看，估计几处尸体加起来有200多具。
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还哭着说，他们学校女民兵横渡方阵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得知当天横渡长江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还是组织者缺乏经验造成的（与“百万雄师”不沾边），当
时武昌江边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参加横渡的人员外，还有万人以上的围观者。
渡江指挥部位于江边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队伍的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
主席画像，第二个方阵是十二块语录牌，一共有多少个方阵也说不清楚。
按照惯例，每个方阵之间应当间隔一定的距离下水。而那天没有这样做。上午九
时许，指挥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发出渡江信号，随后还吹起了冲锋号以壮声势。
于是所有的方阵均由汉阳门江边的台阶向江中涌去，队伍越挤越近，挤成了一团
，到了码头下台阶处，便由高处向下潮水般压下去，仪仗队一下被冲倒了十几人，从岸
上看过去，人就像下饺子一样被后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还未游走，后面
的人就整个身子压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压上去，再也收不
住。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后来人压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被活活憋闷而死，
这也就是死者口鼻处有血迹的缘故。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担心我们那9名同伴的安全，于是守着电话机不停
地拨电话，但由于当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单位才有电话，一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
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听情况，最后毫无结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无人打电话回
来报平安。
第二天早饭后，那九名老师和同学一个不少地都相继回到了住处，我心中紧绷着
的那根弦才松了下来。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吊胆瞎操心。他们
进一步向我叙述了横渡长江时的混乱情况。
我们学校没有人参加横渡的方阵，开始他们只是在下水处的岸边看热闹。后来看
到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江里倒，而且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涌过来，再不离开就要被挤到江
里去了，于是他们立即跳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救生木船上。这时候有许多被压在水下的
横渡者挣扎着探出头来，见到木船就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试图爬上船来。于是木船向一
边倾斜过去。船上有人大喊，快开船，快开船，船要翻了。于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划离
了这是非之地，大家总算躲过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后，余BK扛着我们“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
让董老师照了许多照片。船总算划到了对岸，劫后余生的我的同伴们就赶紧各自回家向
家人报平安去了。唯独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轮渡返回武昌时，看到江面上还有漂浮着的尸体，猜想可能是
被江中的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时才浮起来。打捞尸体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候董老师拿出他那记录了珍贵历史镜头的照相机。由于相机是借来的，他鼓
捣半天也打不开。那个年代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我们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机。
135相机很少见，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倒卷一说，我从他手里拿过相机，摆弄了几下就把
相机盖子打开了。由于没有倒卷，问题很严重，董老师很生气——胶卷全部被曝光。这
一珍贵的历史记录便在瞬间毁于我手——我成了“历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
达理，埋怨几句也就拉倒。
“8.1”过后，事情越来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杨YZ自
告奋勇地到武汉锅炉厂设了一个联络处，把他街坊邻居中无学可上的“小弟小妹”们安
排在那里“再就业”，帮他值班守电话机。当时武汉各工厂的生产已经停顿。“七上八
下九走光，下午还要来喝酸梅汤。”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
就走光）。当然也是无事可干。当我们到武锅去“下基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时，
看到“小弟小妹”们正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招牌，手拎开水瓶打酸梅汤。
而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丁XL，则每天单独一人奔忙在武汉军区大院。据他说，他还
曾经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的家中。以致于到了文革后期，湖北各地揪
“反党乱军分子”的时候，有外调人员找到李YX调查丁当年的情况，而李YX却苦于当年
无人和丁在一起，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许多人到军区去抢
枪，丁XL是绝对没有干过那种事的。不光没干，他老父亲还深受其害。
话说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一名武钢的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上突然
有个小伙子用一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很“客气”地对他说：
“老师傅，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老师傅还算镇定：
“‘借’自行车干什么用？”
“我的手表掉到电车上了，我要到电车公司去找手表。”
老师傅看见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太阳晒出来的印子，感觉他没有说谎。当然不
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
开来一辆电车。那年头武汉的公交车属于“稀有动物”，往往等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辆
车，车来之后人们就一窝蜂地往上挤，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从窗户翻将进去。最后
几位实在挤不进去，就手扒车门挂在车外，而司机照样敢开，不开不行呀——除非他活
得不耐烦了。至于电车嘛，由于车后有梯子可以爬到车顶，所以车顶上也常常会有几位
老兄在那里“指点江山”，曾经有老外在长江大桥上看到公交车如此招摇过市，而向翻
译打听这是在干什么。翻译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别爱国之人担当，于是向老外解释说：
“这是在进行‘民兵演习’呢。”
话说那位小伙子看见“稀有动物”来了，扔下自行车，跑到电车前边朝天开了一
枪——乖乖还真是真家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枪！
他大喊着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此车被“征收”了。乘客们不想下也得下，就
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征收了一样——在暴力面前，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那位小伙子上车之后，对司机嘀咕了几句，电车就变成了他的专车，在大家的视
线中绝尘而去。
终于我们感觉在武汉已经无事可干，我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北京。这一次我们不用
买火车票，而是到省高教厅去“借”火车票。这次的“借”与第一次串联时的“借”可
大不一样。最终还是有人找到学校要我们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好，头头签个字
也就万事大吉。当然我们也可说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游。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武
汉，开销肯定不小，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明：
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十二万分地拥护。后来有人在
回忆中喜欢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我想说，当年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