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aking News:《高玉宝》不是高玉宝写的#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k*4
1 楼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
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
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真名真姓，辽宁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
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
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宝玉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
看，这些细节与事实相悖，孟令骞在书中又有更进一步的论证。
那么真实的周春富是何样的人，孟令骞通过对家人和仍在世的几个周家长工与短工的采
访，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都与《半夜鸡叫》中所述之事相去甚远，
这些也成为当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共识。
周春富当年也是闯关东的一份子，1911年落户于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
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周老头五子三女，孟令骞的书中，儿女们对周的“恶
评”较多，周老头的长工短工反对其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别家的女
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和雇工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
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
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
，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
而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给你干活
，他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而他本人，不分寒暑也照样起早摸黑，
天天忙活儿。
以前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
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
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
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
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
干部赶紧拉下台。
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份，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
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
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
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
，以“XXX”的符号代替。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份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
（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
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
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
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
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运动中
，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
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
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
的“恶霸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
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
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第九章，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
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
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
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
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
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
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
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
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
，《我要读书》和《高玉宝》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
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矛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
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
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
、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
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
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
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反抗精神”。
孟令骞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
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
的线索。他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经过艰苦求
证，孟令骞得知：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
副厂长。其它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期间孟令骞又奇迹般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
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编、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发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
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
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
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
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
泽东，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
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
。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
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
，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
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
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
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
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
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真名真姓，辽宁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
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
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宝玉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
看，这些细节与事实相悖，孟令骞在书中又有更进一步的论证。
那么真实的周春富是何样的人，孟令骞通过对家人和仍在世的几个周家长工与短工的采
访，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都与《半夜鸡叫》中所述之事相去甚远，
这些也成为当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共识。
周春富当年也是闯关东的一份子，1911年落户于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
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周老头五子三女，孟令骞的书中，儿女们对周的“恶
评”较多，周老头的长工短工反对其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别家的女
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和雇工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
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
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
，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
而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给你干活
，他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而他本人，不分寒暑也照样起早摸黑，
天天忙活儿。
以前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
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
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
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
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
干部赶紧拉下台。
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份，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
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
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
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
，以“XXX”的符号代替。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份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
（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
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
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
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
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运动中
，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
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
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
的“恶霸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
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
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第九章，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
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
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
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
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
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
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
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
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
，《我要读书》和《高玉宝》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
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矛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
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
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
、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
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
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
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反抗精神”。
孟令骞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
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
的线索。他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经过艰苦求
证，孟令骞得知：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
副厂长。其它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期间孟令骞又奇迹般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
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编、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发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
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
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
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
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
泽东，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
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
。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
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
，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
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
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
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