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抗美援朝#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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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抗美援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时下国内学界传统上的
解释还是多强调“保家卫国”“以战争赢得和平”“避免与美方势力直接接壤”等理由
，或者说是“上了斯大林与金日成的当，为其火中取栗”。前一种观点是被官方左右了
思路，官方思路之避重就轻，是为了彰显中国的“独立自主”；后一种观点则是西方视
角，隐含着“与西方‘先进文明’为敌，总是错的”之前提，所以其起因不是道德败坏
，就是智力低下。
事实上，由于中共是在苏联支持下赢得政权的，所以建国后，外交上“选边站”只
可能选择靠向苏联。而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发展，离不开外部援助，援助的来源也
唯有苏联。但苏联的援助不是那么好获得的。虽然苏联需要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以共抗西方，但由于中国体量之大、与苏联接壤及历史和领土方面的纠葛，苏联对中国
颇具疑虑，并不愿见中国之强大。所以，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当
时苏联援助的前景依然未卜。
适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外援、加速发展的机会—
—在这时，苏联对中国的需要，首次超过了中国对苏联的需要，中国向苏联证明了自己
的价值和必不可少。正是因为有朝鲜战争（1950-1953），有苏联对中国替其参战的需
要，这段时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很顺畅，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的内容。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多项基本建设也进展顺利
。“一五计划”（1953-1957）之所以成就超出预计，并非完全是由中国独立完成，当
时苏联的大力支持占比很重，更有着质的重要性。在此中苏蜜月期间，虽然有抗美援朝
的战争负担，但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性，足可比拟1980年代中美蜜月时期的顺利性。
但中苏后来为什么又闹翻了？首先，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需要减少，疑
虑上升，甚至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可能更增强了苏方的疑忌，顾虑重新压倒需
要，苏对中的援助开始收缩，尤其是拒绝按约定支持中国的核项目；给中方的印象则是
背信弃义、“用完就扔”。其次，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对中国造成意识形态方
面的伤害，因为当时的中国把斯大林抬得很高，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最重
要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张与西方阵营和平竞争、和平发展、和平共存（后来第三
次复出的邓小平，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
对此，中国当然不干——你刚怂恿我和对方打了一大仗，撕破脸了，结果一转身自
己又去和对方“和平共存”，你置我于何地？我又怎么和自己的国民交代（动员型组织
方式确实更难掉头）？况且，当时的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专注于思想路线方面，路线问
题是他大展宏图的主要方向，而大跃进、人民公社正是他那段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绝
不容人否定。同时，斯大林去世后，随着与苏联路线分歧，毛泽东内心或许也已有了争
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但当时的毛，还没有达到文革时“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
高度，虽然有此想法，如果不是有着前面的两个客观前提（苏联援助收缩、意识形态分
歧）支撑，他也不可能拉着大家一起与当时最大的支持力量苏联决裂，化盟为敌。即使
有了上述两个前提，相信当时党内的反弹也不小，毕竟其时亲苏派很强大。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彭德怀才被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1958年苏联以与美国谈判核不扩散协议
为名，停止向中国提供核项目援助；1959年7月彭德怀庐山上书并遭批判；同年同月，
赫鲁晓夫发表署名文章，检讨苏联1920年代搞公社化失败的错误，暗批中国。二者在时
间上构成相互呼应）。此前高岗的失势，亦有其与苏过于亲近、欲借苏之外势的原因。
解释还是多强调“保家卫国”“以战争赢得和平”“避免与美方势力直接接壤”等理由
，或者说是“上了斯大林与金日成的当，为其火中取栗”。前一种观点是被官方左右了
思路，官方思路之避重就轻，是为了彰显中国的“独立自主”；后一种观点则是西方视
角，隐含着“与西方‘先进文明’为敌，总是错的”之前提，所以其起因不是道德败坏
，就是智力低下。
事实上，由于中共是在苏联支持下赢得政权的，所以建国后，外交上“选边站”只
可能选择靠向苏联。而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发展，离不开外部援助，援助的来源也
唯有苏联。但苏联的援助不是那么好获得的。虽然苏联需要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以共抗西方，但由于中国体量之大、与苏联接壤及历史和领土方面的纠葛，苏联对中国
颇具疑虑，并不愿见中国之强大。所以，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当
时苏联援助的前景依然未卜。
适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外援、加速发展的机会—
—在这时，苏联对中国的需要，首次超过了中国对苏联的需要，中国向苏联证明了自己
的价值和必不可少。正是因为有朝鲜战争（1950-1953），有苏联对中国替其参战的需
要，这段时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很顺畅，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的内容。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多项基本建设也进展顺利
。“一五计划”（1953-1957）之所以成就超出预计，并非完全是由中国独立完成，当
时苏联的大力支持占比很重，更有着质的重要性。在此中苏蜜月期间，虽然有抗美援朝
的战争负担，但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性，足可比拟1980年代中美蜜月时期的顺利性。
但中苏后来为什么又闹翻了？首先，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需要减少，疑
虑上升，甚至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可能更增强了苏方的疑忌，顾虑重新压倒需
要，苏对中的援助开始收缩，尤其是拒绝按约定支持中国的核项目；给中方的印象则是
背信弃义、“用完就扔”。其次，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对中国造成意识形态方
面的伤害，因为当时的中国把斯大林抬得很高，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最重
要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张与西方阵营和平竞争、和平发展、和平共存（后来第三
次复出的邓小平，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
对此，中国当然不干——你刚怂恿我和对方打了一大仗，撕破脸了，结果一转身自
己又去和对方“和平共存”，你置我于何地？我又怎么和自己的国民交代（动员型组织
方式确实更难掉头）？况且，当时的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专注于思想路线方面，路线问
题是他大展宏图的主要方向，而大跃进、人民公社正是他那段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绝
不容人否定。同时，斯大林去世后，随着与苏联路线分歧，毛泽东内心或许也已有了争
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但当时的毛，还没有达到文革时“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
高度，虽然有此想法，如果不是有着前面的两个客观前提（苏联援助收缩、意识形态分
歧）支撑，他也不可能拉着大家一起与当时最大的支持力量苏联决裂，化盟为敌。即使
有了上述两个前提，相信当时党内的反弹也不小，毕竟其时亲苏派很强大。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彭德怀才被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1958年苏联以与美国谈判核不扩散协议
为名，停止向中国提供核项目援助；1959年7月彭德怀庐山上书并遭批判；同年同月，
赫鲁晓夫发表署名文章，检讨苏联1920年代搞公社化失败的错误，暗批中国。二者在时
间上构成相互呼应）。此前高岗的失势，亦有其与苏过于亲近、欲借苏之外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