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启示录——解密中华文明的峥嵘岁月（版权所有）

朱载堉(律圣)
山坡羊·十不足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穿身上，抬头又嫌屋檐低。
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无美娇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仆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职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第一楼 送给我们大家 莫问前程 无问西东！
一朝南面做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陪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牛马催。

用手机发的，少有发帖排错版了，真是尴尬！朋友们多多担待，这是 明朝 狂生 朱载堉的《山坡羊•十不足》，放在篇首更多的是自我告诫和警示，因为我下文要推述的上古史可能会“不入流”“不上道”，也有点“狂”，如果有碍各位观瞻，先给大家赔罪了！
不过下文要说的，真的是我所想的，知行合一，文责自负！

《考古启示录》算得是《古蜀史说》--《上古卷》、《蚕丛卷》、《柏灌卷》的姊妹篇，也可以说是解释篇，古蜀上古时代的很多答案就藏在中华上古史里，拆解了中华上古史，古蜀的来由也便有了说道，三星堆的问题也会有合理的解释。今天先秦史的文献研究和考据似乎无法避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人的“不确定”来佐证今人的“不确定”最后也只能得出二次方的“不确定”这样的尴尬局面！为了给尴尬寻找出路于是转向求索于考古，考古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实物存在，最大的弊端是这些存在具有多重的时空属性，他们究竟是谁？该如何阐释？不知道！考古工作的原则是“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样的做法虽说严谨却也有固步自封的嫌疑。文字的缺乏，典籍的不可靠，考古和文献之间的二重拟合是“说有易，说无难”，似乎逃不出“简单比附牵强附会”的魔咒，解释的好像有理，又好像没理。考古工作怎么做？文献典籍怎么解读？考古与文献怎么印证才能破除魔咒？不管怎么做都面临一片的抵制质疑声，如果什么都不做又有虚无缥缈的风险！于是各种考辨、辨析、理论、方法……层出不穷，表面搞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增添了更加的迷惘无措。都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在何处？“大”在哪里？“精”于什么？有多“深”？“源”于何时？有多“远”？怎么“流”？有多“长”？ “虚无”之道、“二元”之由，“礼法”之为又是怎么产生的？疑惑、疑问，无穷尽也……
自当代考古学兴起以来，经过历代考古学家近一个世纪的发掘研究，考古界和历史界已得出定论：中华文明在进入有传说的历史时期以前，从东北的内蒙、辽西到南边的湘赣、江浙地区，自西边河西、河湟谷地到东边的齐鲁、江淮一带，同时存在过很多个区域性的史前文明；考古遗迹显示，这些史前文明都有着漫长且基本独立的发展史，同时也有着文化交流的体现，其总体文明发展水平不仅不比同期的中原地区落后，反而很多方面还要超过中原，如筑城技艺、陶器水准、玉器制作、文化积累等等；奇怪的是，大约从四千三百年起，为何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继续向前发展且成为了中华文明阶段起源的重要区域，其他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区文明竟然发生严重的衰退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什么情况？又是怎么一个操作？遭遇特大洪水的中原地区受到的伤害转移了吗？更为让人不解的是，遭受了特大灾难的中原地区四千三百年前的古遗址在保留着完整的兴废轮替过程的同时，文明发展一点没受干扰的稳步向前，而曾经辉煌的东部、南部的古遗址在兴废的过程中直接就废弃断档了。
为什么没有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东南文明会衰落消失？
为什么遭受了特大洪水的中原文明却异军突起？
为什么会有洪水的集体记忆和神话传说？
又是谁“创造发明”了这样的传说？
为什么后世会遵循和固化这样的传说？
考古发掘证实的各区域古城兴废说明了什么问题？
各地区文化现象的交汇融合又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历史传说、文化交融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

这些问题是探源中华文明起源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要想解决和梳理这些问题，首先要拿出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和胆识，很多时候不是问题很难，而是假装不知道的不敢、不愿正视。今日可见的几乎所有传统文献的书写完全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论夏商周三代，再以此倒推五帝三皇，于是黄河流域成了历史和考古关注的重中之重，考古的理念自然也就难逃窠臼，考古工作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性而展开的。遗憾的是，考古工作体现出了上古文化“满天星斗”般的特征，于是学术界和考古界痛定思痛，不得已走上古史重建的漫漫道路。不仅今人有此困惑，古人对传统文献的批判性论述也是很多的，也曾做过许多努力去发现历史的真实，如唐 刘子玄《史通》，明 李贽《焚书》，清 崔东壁《东壁遗书》，顾颉刚等《古史辨》等等。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先人和前辈的批判和认知虽然偏僻入里但并没点到实质上，他们还是在既有的文化架构上进行一番凿凿补补，未能从本质上给予剖析和讨论。
传统文献典籍里嫁接移植，移花接木的做法比比皆是，有的是为了塑造光辉形象以为模范，于是集万千优良品质和功勋业绩于一身（如黄帝），有的则被有意识的塑造成为贪婪邪恶的代表魔鬼的化身（如蚩尤），正所谓“正邪不两立”。咱们的上古史之所以出现相互抵牾的尴尬局面是因为我们要么是选择性的灾难记忆，要么是集体性的文过饰非，要么是遗忘性的粉饰美好，很多世代相传的故事和传说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转嫁的，有的则是夸大的，都有相应的历史人文背景。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既有的结论和认知就好像一支支精美的瓷器，不论史学界还是考古界一旦触及到都得小心避让轻拿轻放，这就造成了今天大家都费尽思量的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但往往不尽人意的局面，上古史的探究已经到了“破立”的深水区！今人切莫用“凭今论古 以今推古”的思维去看待上古历史，应尽量结合彼时的物候气象、山川地貌、人文习俗、认知水平、生产力等等情况进行考量，今人也不要试图成为历史的仲裁者和审判者，应努力成为合格的陈述者和倾听者。
正襟危坐的黄帝雕像

造型粗犷的蚩尤塑像

历史是客观的，它是过去发生过的既定事实，同时又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人们对过去的描述和解释。今人是去寻找真实的历史，还是区分出历史的真实，或许才是要反思的！学界中人的关注点不能局限在“五朵金花”上，应该抬起头看看那璀璨的满天星辰。我在《古蜀史说》的文中有说过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齐备最完整的文献典籍（说汗牛充栋一点不夸张），有着世界上最丰富成谱系的考古遗迹（数量大于六千处），试问：
究竟还需要多少资料才能弄清中华文明的源起？
既有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该如何辩证利用？
既有满天星斗般的考古遗迹，为什么难寻芳踪？
为什么我们会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为什么？？？？？？

“五朵金花”是这？

不是的！！！
而是这，“五朵金花”指的是五个史学界重要的五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出自《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如下：

下文将以时间为纵轴，以文化谱系为主体，以考古遗址为依据，以文献典籍为参考来一点点探究上古史，百无禁忌，不破不立，既破又立，破者，弊也！立者，恒也！看看困扰我们几千年的上古史究竟都隐藏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把我们的文献考据和考古研究弄得焦头烂额？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水深几许，也不知水流何急，如果我半道被冲走了……那就冲走了吧！人生下来后，谁又能活着回去………爱咋咋地！
先看看哪些美好的传说应该破除，哪些被嫁接的神话故事该归位，哪些权威结论应该重新讨论………诸位，传统文化中精美的“瓷器”（Cina），我要开始砸了！
砸？？？

不砸？？？

一砸：中华上古文明圈与中亚、西亚交流接触的区域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称“中国弧”，这条传播带的内侧不只有黄河、长江两大文明，还有北方草原文明和南方山地文明；按地域文化属性、经济结构大致可在地图上将沈阳和攀枝花连起来粗略的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东南以彭头山、高庙、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大汶口、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为代表，其数为“八”；西北以大地湾、马家窑、仰韶、庙底沟、半坡、磁山、大窑、岱海、河套、红山等为代表，其数为“五”；两大母文化系统及衍生出的子文化系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时而从东向西，时而从西向东，时而从南向北，时而从北向南，碰撞交锋之地大致在黄河流域的两侧；这样的演化路径便是有了徐氏的“东西二分论”，傅氏的“夷夏东西说”，以致后来的“五分说”、“六大区”、“九大系”和“多源一体”等观点概念；这两大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不论五行还是八卦都有形而上的周期论和循环论思维，上古时期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基于这两种文化的延伸和拓展；这样的知识体系中也包含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如《墨子》，可惜的是这些思维火花一直没燃烧起来；南北文化的第一次交汇发生在距今6000年左右炎帝系太一北上（稻种、陶纹、天文等）在古河济地区催生大汶口文化，偕同大溪文化一起与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接触；第二次是距今5300年前后黄帝系与炎帝系在冀鲁豫地区的“逐鹿之战”；第三次融合是距今4500年前后颛顼的“绝地天通”，南北西东各区域文化在冀、豫、晋地区接触、碰撞、交融后产生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千来年就是“最初的中国”的艰难孕育期；根据考古发掘显示在南北两大文化系碰撞结合后，黄河中下游渐渐有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复合特征，如无上权威的龙文化、烈火重生的凤文化、祭坛、玉器、礼制等；东夷“伏羲”是文化层面的称呼，“太昊”是国家理念的称呼，此二者是一体两面；同一人同一物抑或不同人不同事用不同称谓来做标注，不过是后世为了便于表述理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创，这样的做法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的书写过程；为什么中原地区文化和遗存表现突出？因为这里是几千年来，南北西东各区域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区域，且不论水害，此地处南北西东之要冲，地形平坦易攻难守，乃四战之地；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内涵远不是中原文明可以涵盖的；

可大致参考苏秉琦前辈的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

二砸：五千年前，辽西内蒙、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和齐鲁、江淮地区这些中华大地原生且多样性的文化圈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奠基者，比如红山、大汶口、龙虬、凌家滩、崧泽、良渚、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而不是多元一体；5000年前就有的古国（或有祀或无城）如三苗古国、江汉古国、良渚古国、河济古国、红山古国等等，此时黄河流域虽存在大型聚落如关中地区的半坡姜寨但还没有古国；截止目前我国已发现了60多处史前古城，仅江汉地区就有15处之多，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可见一斑，即便到了夏商时期，长江流域依旧有着自己的文化乃至文明，如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马桥文化等；不管今人愿不愿意业界同不同意，所谓的“蛮夷”地区（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才是中华传说的始祖原型“盘古”诞生地（ 畲族、苗人称 盘瓠）；遗憾的是，受限于地理因素，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除了长江下游的良渚太湖流域，其他大多数地方只能形成文化群落，也就是一个个的“文化龛”，很难走向集团化和规模化；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如彭头山刻符、八角星纹、凤凰图案、卍字符的前身是古老的Z形纹，尤其是“八角星纹”的运动和分布路径尤其值得深思（高庙、松溪口、汤家岗、大溪、马家浜、崧泽、大汶口、良渚、凌家滩、大汶口、小河沿、樊城堆、黄瓜山......），所谓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角，角出于星，星合八极，八极应八方，八方合八时……由此慢慢衍化出后来“天圆地方”的天人理念和“先天八卦”的卜筮之法，夏时“连山”--或称“魁隗”（见殷墟四盘磨SP11卜骨），商时“归藏”--或称“坤乾”（见王家台秦简），周时“周易”--或称“乾坤”，号群经之首（见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其后又“河图”“洛书”，再然后又“龙马负图”“神龟负书”……这既是上古宇宙天人观的升级迭代也是卜筮之法不断演化的路径，这些“阶段认知”都是不确定的和开放式的，这就给后世方士、学子自我认知和添加理解打下了层累的底子；核心科技全是秘密，上古时期一定存在着远古知识体系广地域的交流交互的网络体系，其载体便是居社会上层的巫师、祭师（又称国师 如观射父）等，知识和文化的垄断和传承应是一种常态！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区域本在“诸夷之地”，以致孔子感慨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吾欲居九夷”，加之“王子朝奔楚”促使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知识的大规模下移以有战国百家争鸣和“惟楚有才”、“南阳荟萃”，第一次知识的下移是平王东迁，后有春秋时期的百花齐放，而后有官学、私学之说，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子”；

距今7000年前的高庙 八角星纹

距今6000年的大汶口八角星 彩陶（很有代表性）

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 玉鹰

三砸：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日考古的目光、思路乃至做法渐渐“国际化”，今天似乎不“国际化”，不从外部找点源头，我们的上古文化就无法独立发展，也无法与国际接轨，影响我们的国际视野？西亚和中亚的文明（游牧文化或草原文化），及可能存在的苏美尔文明及次生文明有可能到过中华半月形传播带，与中华上古文明在这一带有过交流与融合；今人也不要拒绝与外源性文化有过接触、消化和吸收这个可能的客观事实，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都是双向的，陶器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探讨指标；陶器在考古学上一直作为文化谱系和区域关联参考的重要参考标的，如陶器的器型（陶鼎、陶罐、陶壶）、颜色（彩、红、灰、黑、白）、纹饰（绳纹、堆纹、镂空、网格、波纹）等等；我们不能回避上古文化在持续的对外影响和交流，比如彩陶就有西来的迹象（参考 韩建业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早在万年前（江西仙人洞）的中国南方已经有了陶器的制作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陶器文化（参考 陈宥成《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与相关问题》），后期仰韶文化在印度河流域也有所体现；本文认为上古时期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存在过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除了植物和农作物无有疑义有外源性的成分，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技艺、器物这些文化要素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改善，这其中必然有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论文化相互影响或有意义但论文化高低则是毫无意义的；本文反对忽略客观要素将文化进行简单的复制移植，动辄以主宰控制的王权说辞来回避究史和探索的艰难，打着另辟蹊径的旗帜来论史的作为实为“好逸恶劳”和意图“破例获取”；中华文明来自古巴比伦，古埃及，苏美尔等等说辞，不论也罢；

@cdnwpu2019 2021-01-26 18:18:14
一砸：中华上古文明圈，，，，，按地域文化属性、经济结构大致可在地图上将沈阳和攀枝花连起来粗略的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
这两大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不论五行还是八卦都有形而上的周期论和循环论思维，上古时期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基于这两种文化的延伸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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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颜画皮 2021-01-27 16: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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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科生，第一砸就懵圈了，看了几遍，勉强提炼出第一段的主旨。如上，可对？
提两个小问题啊，纯外行，楼主莫怪～～
1、按照楼主的观点，中华文明圈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那么，传统的观点是什么呢？是如何划分的呢？能不能给科普一下？～
2、为何要做这样的划分呢？意义何在呢？
楼主老师，我绝没有质疑之意（我还没那个水平），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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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无颜君的提问，
传统的文化系统认知过程：最开始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四夷文明认为没有代表性的，随着考古的发掘，渐渐的出现二分说，五分说，东西说，六大区，九大系......自此中原文明中心论终结，再然后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文化的发掘，发现中原周边有更早的文化形态存在且远高于同期的中原地区，于是“多源一体”观就出来了........
所有的这些文化谱系分区都只是基于考古遗址点和面区分，满天星斗的考古遗址直接将文献典籍搞得支离破碎无所适从，所以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以现有的中华版图为基础，以人类分子学和人种分布为参考，按照文化相关性（五行、八卦等）大致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西北大致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叠，从东北沿着北方草原氐羌地区一直到西南，还包括了陕晋关中地区大部，东南则是黄河济水以南地区，包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如果真的要给西北，东南找个界标，那就是古黄河，古济水。

四砸：西方研究推测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印第安人为黄种人也是既定的事实，今人不能一看到黄种人就产生莫名的亲切感并过度联想，黄色人种也有许多类型和谱系；不能因为黑色人种（东亚原始矮黑人）在中华大地存在过就一味的吹捧“非洲起源论”，也不能无端排斥外源性文化参与过中华上古史的客观事实，如来自西方的釉砂、琉璃技术，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上古人类因为身体局限、认知水平、成长遭遇和趋利避害等共有特性会出现早期文化习俗、图腾崇拜乃至神话传说的文化趋同，不能排除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漫长时间岁月里存在跨越空间的交集；北非、西亚、中亚的文明如果要东进有一道天堑叫“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远古时期的交通条件和迁徙动力来看，翻越天堑的主动大规模远征不太可能存在，但被迫迁徙的客观原因却是有的，因此会存在西源文化东渐的考古表现；在西源文化来到中国边疆之前，中华大地上的本土文化也没闲着啊，所以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存在东西文化的交集和碰撞是再正常不过的；西源文明的自西向东移，相对好走的路是新疆西南部的昆仑山和西北的喀什地区（天山的北丝路和昆仑的南丝路），其次是沿着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南麓的藏缅边界入云南地界，打开地图看看这条路（西南丝绸之路）绝对比唐僧西行取经难上无数倍；因此，大规模的文化迁徙，或者动辄几千上万公里的远征，在上古时期的交通条件下很难实行，但以人为载体，跨越时间空间的文化和技艺的相互交流应该没有问题；中华民族的形成用两个字总结为“融合”，四个字是“高度融合”（如“龙形象的变迁”），譬如《后汉书. 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是不准确的，西羌地的成分极为复杂，有东来的蛮夷，有北来的戎狄，还有陆续西来的外族等（假设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阿凡纳谢沃、安诺等），又比如后来通过伐商“转正”的周氏，它本身就是戎狄之属（种群混杂，白狄倗国、鲜虞与周氏关系莫逆），“华夏”之称自周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不过东周以后儒士的意识区分；《尚书•周书》里周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楚到位的，称“西土之人”，其实不论是殷商子氏还是后来东夷徐偃王，甚至荆楚熊氏都瞧不太上西土之周氏，就如六国瞧不上秦国一样；后来周人（古公亶父）知耻而后勇渐居正统，于是由后世“出手”将不尊正统礼法（即 规矩）的行为划为“蛮夷”，这种有意无意的划分给后世轮回式的王朝更迭埋下了祸根；“华夷之辩”的本质核心不是方位、习俗、人种等的区别而是后世意识形态的区分站队，影响整个东南亚文化的“大唐王朝”同样有着“戎狄”之属性，蒙元满清更不用提，所谓“华”为正统，“夷”为异族的谬争不论也罢；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汉族”的解释，“汉族”本是一个文化复合的概念，而非血缘的一脉相承；“华夷之辩”催生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代表性文化：二元文化，这个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直到今天，甚至以后……

葱岭 及 路线图

五砸：黄帝（族群）既不是英国人拉古别里说的来自巴比伦，也不是东进的苏美尔人，他（们）的前身有的是自西北向东南经河西走廊进甘青（大地湾），有的是经西北草原地区跨过六盘山，绕过贺兰山入关中、河西、河东、有的是从河套（阴山）地区南下入陕晋北部地区众多游牧族群的泛称；一些族群渐渐东进南下与分布于关中、晋中、晋南地区的本地部落共生共栖，其代表文化为半坡文化、西阴文化等等，“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黄帝族群本就是中华大地及周边地带上的“戎狄”、“轩辕”；距今5800年左右的阪泉之战后（少典、轩辕战神农、华胥），西阴文化（游牧族群）与半坡文化（仰韶早期 华胥氏）开始叠加升级催生更为辉煌的庙底沟文化（仰韶中期 代表 少典氏），也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代表遗址为仰韶初期的北橄遗址、枣园遗址；该文化向西覆盖半坡文化到老官台，向北抵近河套岱海地区，向南辐射到汉水流域，向东越过太行山与冀中冀北的后冈文化、雪山文化相交，再经辽西走廊往东北出山海关与辽西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接触；东（红山）西（仰韶 庙底沟）结合的“有熊氏”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氏族部落中的一支，和红山文化一样奉尊母文化（女娲文化 鱼、蛙、猪、熊）的有熊氏初始图腾不是蛇身的“龙”而是熊、野猪等猛兽，后来演变成蛇身的复合形象则是西北文化（有熊氏为首 尊母 鱼 蛙）与东南文化（炎帝系 尚父 蛇 鸟）“逐鹿之争”碰撞融合之后的事，其形象陶寺龙盘体现最为直接；文献记载的“刘累养龙”应该是真实的，不过刘累（师从豢龙氏）驯的不是“龙”，个人认为是驯化野猪；上古时期的“昆仑”不是一座山而是自新疆和田地区到甘青一带产玉的山脉和区域总称，“玉石之路”（周穆王会西王母）比“青铜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许多，比“玉石之路”更早的是“彩陶之路”（西来）；玉器虽然最早见于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但玉器文化的考古学体现是多点多源，并非是单向传播；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玉器的历史（距今七八千年）、作用（通神通灵）和寓意远远超过夏商时期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与其说有特殊地理构造的“昆仑”（昆仑死亡峡谷）在神话传说中的超然地位，倒不如说玉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地位无可替代；神话传说产生的大脑意识根源就是“希望”、“没有”和“不知道”；黄帝族群（以有熊氏代称）最大的历史功业是打破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相对独立的状态并发轫了中华文明雏形，可以说黄帝族群中华文明史上的“鲶鱼”；黄帝族系的官方历史地位很高是历代儒士的渲染和造势，在上古民间文学《山海经》里，黄帝的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如帝俊（帝喾）、颛顼是有客观原因的；

河西走廊

辽西走廊

六砸：炎帝之所以被称为炎帝，不是因为天气热他们火气大，而是因为他们起源于刀耕火种的农耕经济，善于用火当是事实；神农氏是渭泾流域以渔猎农耕经济为主的部落氏族混称，还有其他的族氏如华胥氏 代表文化为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尊母（尚鱼），炎帝是古云梦地区诸多黎苗部落的首领混称，代表族氏如烈山氏，代表文化如城背溪、屈家岭，尚父，二者不是一个系统，不能混为一谈；发源于长江中游的炎帝系（中华正宗）早在6000年前就自南而北，自西向东的移动，在湘赣地区、江汉平原、南阳盆地、丹水地区、鄂北，黄河中游、古河济地区、长江下游等留下许多文化痕迹和遗址器物；蚩尤不是什么异端代表，当然也不具指一个人，此称呼是后世尊黄帝，贬三苗的蔑称（后表）；“蚩尤”（堪称上古版的项羽）无疑是炎帝系（黎苗联盟 九黎部落）在古云梦地区的杰出代表（云梦联盟：谭家岭 走马岭 屈家岭等），他制定了最早的刑法：《五刑》，斧钺的最早功用既不是兵器也不是礼器，而是王权象征的刑器；蚩尤是一统东、中、南地区大部并北上与黄帝系（有熊氏为代表）在冀、豫争雄（逐鹿）的上古战神；炎帝系的斗战精神还有一个代表，他叫刑天（后表）；共工氏（炎帝系）也曾击败黄河下游的诸多文化区，雄霸九州，在黄河中下游拓地筑城（最早筑城的是共工，不是鲧），在南阳盆地平道修邑（早于夏道），在襄阳建军事据点（凤凰咀遗址），王城石家河，具有黎苗风格的红陶、玉器入中原，《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伯 为 雄），共工氏“以水纪官”便是一种体现；共工氏可不是与颛顼争帝位而是因为颛顼要搞意识（共神）统一（绝地天通），共工氏不敌，转向撼黄帝系之“不周山”（不是山），以致颛顼首位不得相顾不得不西迁；共工氏也有追随者，他就是给共主天下的大禹带来无穷麻烦的相柳（氏）；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华夏子孙”、“炎黄子孙”，其实这三者并非同一概念，这几个概念历尽沧桑九九归一后统称“中华儿女”；“黎民百姓”中的“黎民”就是黎苗夷越文化区的中华先人，而“百姓”大多源自商周以后的诸多“以国为姓”“以地为氏”的封建称呼，所以以姓氏论血脉是不合理的，时间上是黎民概念在前，百姓概念在后；

炎帝

蚩尤 再次出镜

七砸：逐鹿，既不是一个地名也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上古时期迁徙、狩猎（祭祀用）的普遍性行为、也寓指抢地盘的争斗（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后世用此形容混战圈地的历史行为；胜者留下，败者要么被驱逐流放，要么成为附庸，当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考古、文献）表明先秦时期存在过有目的的种族大屠杀行为，即便“夷三族”“诛九族”也是时间很靠后的政治操作；传说中的苏美尔人（黄种人）因为西中亚的地形少有障碍，可能往西南“逐鹿”到了印度河流域，也可能往西北向“逐鹿”到了中国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如鹿城（包头）；印第安人（蒙古人种）大概就是从扎赉诺尔（呼伦贝尔）仰望着星空“逐鹿”到远东，再越过白令海峡（冰川时期大陆桥）一路到了美洲（与玛雅相关）；从远东到美洲的“逐鹿”之路（海上神路）从未消弭，商末期勤王未果的攸侯喜带着十几万军队出山海关后，一部去了朝鲜半岛，大部向北（经过白金宝遗址）跨过白令海峡（天之浮桥）到了美洲大陆（奥尔梅克遗址）--此说为揣测；基于有来有往的原则，华夏先人也“逐鹿”或“贸易”去了中亚、西亚、美洲，甚至更远，带去了物品、技术（陶器）和理念，与其他上古族群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历史上，渔猎和游牧经济的历史远比农耕经济悠久，扩散的范围也更广，文化也就是这么扩散迁徙的；文献记载的“逐鹿之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向后人述说了西北力量和东南力量的历史大碰撞，西北力量逐渐渗透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可能的历史事实，但无法坐实黄帝系（有熊氏为代表）成为“天下共主”华夏大一统什么的；

八砸：关于“禅让”，禅：指祭天告祖，让：指让贤，这两个动作没有成立的前提；大家祖宗都不一样，告谁？怎么告？让贤，让“文贤”，还是让“武贤”？“让贤”这个动作除了尧舜禹的传说之外，后面几千年的朝代更替还有出现过吗？人心不古？人性裂变？所谓能者居之，“禅让”这样的行为或许在族内或族间有些许体现，但“禅让”制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难言存在因为“禅让”制成立的前提是基于人性本善和尊重规则，“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曹丕）；或许因为对上古时代变迁交替的不明晰，又或许后世希冀以上古的美好掩替当下时代的混乱无序，由此编排杜撰出来的美好时代；五帝自然不是五个人，给五帝谱系不过是后世为了著书立说便于理解、梳理和谱牒，如《世本》《世经》《帝系》等，五帝只是不同时代势力此消彼长的代称罢了，他们之间或有附庸从属关系，但很少存在嫡庶的关系；五帝之间很可能不是简单的前后相承，而是时间上有交叉有并行，空间上即独立又接触的众多上古部族的交错，上古时期远不止“五帝”这么几个部族代表，不能忽视漫长上古时期中可能客观存在过的其他重要族群，如豨韦氏、伏羲氏、烈山氏、共工氏、华胥氏、缙云氏、柏皇氏、容成氏、大彭氏、成鸩氏、肃慎氏、有莘氏、大庭氏等等等等，各大区系都有自己的区域中心，也有各自的行为体系；个人认为五帝可能是中华文化铸融和迭代的五个或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集合，所有的文献典籍竹书简帛记载的上古史（传说时代）都是古人将上古发生过的事杂糅到一起采用人为划分的方式，归拢到“某帝某王”名下这样构建起来的历史传说；历史上这么汇编有利有弊，好处是至少后人大概知道过去经历过什么，至少留下了些许神话和传说，不好的是这些与客观历史有着较大差异的记录可能会带来认知偏差；在很长一段历史区间里，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典籍，或多或少含有一丝既然说不清道不明何不“将错就错得过且过”的意味，这也就导致了不论是史书丹青，还是文献典籍都有“层累”的痕迹；
很可能不存在的“禅让”

九砸：颛顼（高阳氏）不是一个人，他最早完成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神主），促使黄河中下游的游猎经济渐渐朝着农耕经济转变，促成龙山文化的繁荣和强化华夏理念的伟大族群；共神的“绝地天通”开启了继“逐鹿之争”后的“南阳之争”，并由此制定了广域范围内的等级秩序：礼制；颛顼时代虽不如《尚书》《礼记•礼运篇》描述那般美好，却也启蒙了国家意识，他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可惜后人将其误解误读了；帝喾，高辛氏 《山海经》中的帝俊原型，并非出自黄帝系，而是东夷系，帝喾时代是夷越文化交融的关键时代；颛顼、帝喾（颛顼、帝俊）在民间典籍《山海经》中高频率出现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龙山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代文化；号称最古老的书籍《山海经》能追溯到大多数人文历史多在龙山时代，其实《山海经》是上古时期地地道道的“祭祀指南”（参考《古蜀史说》对《山海经》来由解读），遗憾的是，经过后世有意无意的加工渲染被史学界视为了“地摊文学”；《山海经》中的一些内容与上古时期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巫、祝、萨满、祭司等社会上层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等知识体系；他们接触的知识层面和上古信息或是想象，或是虚构，或不全面，或有重叠，诸如以山、水、祭祀图像、生活习俗等等作为氏称以编纂的各种“氏”、各种“国”，各种“神”，如帝江，韩流这种半人半神的描述在《山海经》里很是常见（当然也是有理由的）；其内容也是经年累月而来，还一直在进行动态的修改，司马大人口中的《山海经》和刘歆《上山海经表》里提到的《山海经》绝不是同一个版本，郭璞做注的《山海经》跟刘歆提到的也绝不时同一个版本，今天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早已被升级迭代增益删减N次了，作为参考可以，但奉其为史实是不合适的；
颛顼的造型大概是这样的，不是颛顼像印第安人，而是印第安人像颛顼

历经沧海桑田的《山海经》（清 吴任臣）

十砸：尧（对标 梁武帝萧衍）、舜（对标 宋武帝刘裕）、禹（对标 汉丞相曹操）三代以“贤”名天下，以“德”服天下？没错！不过他们“贤德”的表现形式是以武德为主，文德为辅，没有“武德”为基础的“文德”都是镜中花水中月，上古时期人与人之间其实没那么好说话，说了恐怕也听不懂；人类有一个最古老的行业名为“打劫”，虽说风险大但致富快，所以上古时代想立足要没点“武德”是不可能的，炎帝靠武德傲视东南，黄帝靠武德入主中原，共工靠武德称雄九州，颛顼靠武德共襄神主，唐尧靠武德罢兵天下，伯鲧靠武德称霸河洛，虞舜靠武德北驱戎狄，大禹靠武德共主天下，成汤靠武德放逐夏桀，文王靠武德包围殷商（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靠武德枭首帝辛……正所谓“天下该谁得，全靠讲武德”；东夷皋陶及“八恺八元”是当时臣服于帝舜的强大势力，东夷伯益也是屈服于大禹（族）的强大势力，东夷有穷氏的“后羿代夏”、而后的“寒浞之乱”就是武德此消彼长的最好注解；人类文明的融合和历史的进步从来都不是靠讲道理来的，如《吕氏春秋• 荡兵》言：“天子之斑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好些人认为的中华上古史可能源自中亚和西亚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假设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存在的涅伽达等西来文化很可能参与过中华文明的“早期建设”，但无法适应中华文明惨烈的建设方式，最后要么被融合兼并，要么退出竞争在周边搞“边疆开发”和“走廊建设”；中华文明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兼容并包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史就是一部用血与火浇筑的涅槃史、苦难史，曾经的苦难过往或许是中华各民族在寻找彼此和谐相处的一种试错，只是试错的时间有点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符合“战斗种族”称号的国家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各种“兼弱攻昧”的兵书兵策就是最佳的历史见证（《武经七书》）；满清把中华民族的“斗战基因”封印了几百年，后在东瀛的强烈刺激下得于解封，既然解封了就别再封印了吧，别辱没了中华民族体内的斗战基因！

刚看了一下，确实87 88楼又掉了，是第十一和第十二砸，难道又敏感了？再发一下 试试
十一砸：尧、舜、禹三代遭遇了亘古未见的滔天洪水？非也，十年不遇或二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在历史上是常态（参考《中国水灾年表》），黄河改道泛滥更是常态，所以说洪水滔天到改天换地的地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据古气候专家多年研究和实地考察华北、中原地区4000年前气候温润，且偏旱（假定正确），似乎也不能支持洪水换天说，反而长江中下游有洪水频发的考古迹象（淤泥层）；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期，水害是所有自然灾害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对水害的恐惧是人类大脑对大灾难深刻记忆的投射，同时也有利于后世模糊解释说不清道不明的曾经过往；虞幕曾是颛顼麾下活动于江淮地区的一支（盖 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江淮地区（廊道）是继“南阳之争后”南北势力争斗最为剧烈的地区；有虞氏（虞幕）虽然实力不突出，但他在颛顼西迁后撑住了颛顼在黄河下游的大旗不到；距今4200年前后虞舜在经过惊心动魄的“继位”斗争后，成为了造“良渚古国”贵族反的江淮区领袖，即“舜的起义”（舜 东方最早的斯巴达）---这算得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平民起义（泛良渚文化区）；遭遇了东南地区气候异常和内部矛盾争斗（兴化蒋庄遗址等），不得已北上的虞舜把意图东进南下的崇伯鲧打得丢盔卸甲授首羽山，良渚文化自此从太湖出发，经江淮北上，沿黄河西进与陶唐争雄，北上与颛顼论剑，由此开创历史上难见经传但赫赫有名的“虞朝”；帝舜命皋陶（东夷）做刑（鉴蚩尤五刑）、设九官置十二牧（疑似），搭建起了初级的国家框架；孔子说的“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不过是美好的愿景，大抵可理解为后人对上古文明开创者的崇敬；尧和舜之间禅让大抵是不存在的，这不过是后人的美好愿景，我们要打破古代是黄金世界这样的观念（顾颉刚）；那声名显赫的陶唐氏帝尧有没有建立“唐朝”呢？答：没有。什么？那被学界尊为“尧城”的陶寺是摆设？答：陶寺不是摆设，陶唐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酋邦方国，能令天下罢兵自有其说道，但说不上建立了“唐朝”；陶寺遗址的考古表现说明真实的历史跟传统文献记载可能大相径庭，其实帝尧时期正处在“上古战国时代”；
舜帝 塑像

陶寺遗址 观象台 复原

十二砸：“四凶”不是四个人，也不是四个族群，它是儒家对居于华夏中原“四夷”的历史蔑称，给敌对方或失败方冠于蔑称的做法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饕餮”（缙云氏不才子）之谓是出自历史上最早富裕起来的泛良渚文化区（环太湖及江淮地区），社会上层的贪婪和享乐成风，制玉文化极度盛行，巨大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了舜的起义，“饕餮”的本意是禁止享乐和恫吓贪婪，有警示的意思，但后人却误解为贪恶；“梼杌”（高阳氏不才子）是形容行事蛮横不明事理的三苗地区，即所谓“南蛮”，并非三苗不讲道理，而是三苗讲的“道理” 与中原地区不一样；“浑沌”（帝鸿氏不才子）指西方族群复杂说不清道明，“穷奇”（少昊氏不才子）指北方游牧族群来无影去无踪，这些都是后世历史认知的形象折射；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在主观思想意识和客观地理条件的双重影响上，中原与四方的实力剪刀差逐渐出现，二者文化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前者走向融合对外扩张，后者拒绝融合小国寡民，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华夷之争” 漫长而辛酸的发展道路；“华夷之争”产生了一些副产物，如把本有瑕疵的人格（人性、氏族、部落）上升到完美无瑕的神格（神）以满足自身的精神追求，即“造神”，可惜人终究不是神，人格也终究上升不到神格，这种认知落差会带来诸多精神方面的代谢物，也就是“文化糟粕”；集完美光环于一身的“君临天下”、“圣者完人”、“人上人”这些所谓的“崇高理想”一直在“鞭策”着后人要么豪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么立志成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文士，要么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士，要么是上马安邦下马定国的将士，要么是沙场点兵金戈铁马的武士，最不济也要成为快意恩仇纵横江湖的侠士，就没有一个从小立志说要做普通人士的；今天，如果有人说想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的过完一生，不可能的！安安静静会被理解为不思进取，平平凡凡会被理解为庸庸碌碌……总之，就算你是条咸鱼，那也得是一条时刻想着翻身的……咸鱼！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激励着和不服输的传统文化激励着我们去努力去拼搏，这固然值得称道，但一切应从个人实际情况出发，如果资质不够、实力不济、条件不许还要勉强的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看似热血沸腾的逆天之行，不过是一种顾影自怜的自我感动！老天爷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碗饭，我们要做的是，别端错了碗；
被形象化和固化的 四凶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十三砸：共工、三苗、鲧、歡兠，这四者不是“历史四罪”，而是“历史四杰”，悲剧的是这“四杰”在五帝时期的历史被后世尊中原文化为正统的儒士（春秋战国）定位成了吃饭睡觉打豆豆的那个“豆豆”，他们对中华历史贡献巨大，但被“二元观”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被历史误判的这“历史四杰”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申请“国家赔偿”和“国际补偿”，因为这些“豆豆”的一部分在被占了地盘后要么主动逃亡，要么被动流放、给驱逐到了四方；这部分竞争失利者很可能影响了中亚乃至西亚的文明进程，促进了东西方上古文明的“交流”的，也算是中华上古文明对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作出的别样贡献；定“四凶”、论“四罪”的做法似乎成了中华历史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价传统，此种做为最大的弊端就是模糊，甚至混淆了后世对上古史的客观认知；自西周起便是兴起了削足适履般的“文化修正主义”，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是呕心沥血大声疾呼，汉时的司马大人则以能人而不能的大意志大坚强做了个阶段性的意识收官；这种非主观恶意的做法有客观的历史背景，说好也好，因为这样的认知传统在几千年来一直在激励着后人“斩三尸”，说不好也不好，因为“斩三尸”在已发生过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实现；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人性发展史（个体与集体），人性无所谓善恶，都是基于生存的思考和物质的选择，所谓的“历史真相” 可不太美好，现实中或许就能找到一些线索，关键看我们自己能否认清现实勇敢接受，还能充满希望；
经研究决定：你有罪。

三尸 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十四砸：关于治水，治水是农耕和定居文明（长江中、下游）成为主流文明后的一个自保、自卫行为，这是农耕经济的一种特定行为，渔猎和游牧文明阶段不太需要治水，根据1840年以后的水灾年表可知：大水、特大型洪水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各大流域一般20年左右就有一次特大型洪水，也就是说水灾是一种历史常态；大禹（族）是谁？大禹不是一个人，它是西方混合族群（氐、羌为主）的统称，也算是戎狄之属，接替崇伯鲧出山“治水”可能是大禹（族）顺势而为（基于政治）的一个副业，大禹之后似乎再没有因为治水被封为神明的存在，为什么？气候变啦？还是无水可治？显然，文献和考古都不支持；其实大禹一族的主营业务是凭借“武德”从西打到东，从北打到南，从伊洛平原打到古河济地区，从华北平原遗址打到长江中下游，把诸多势力给制服了，让“天下共主”从颛顼的“形式认知”上升为“行为共知”，华夏从此有了“共主”的时代；大禹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不存的，因为大禹根本就没有扛着耒耜倒处去挖沟排渠，而是举着大纛去征讨杀伐；在“共主”的过程中，大禹（族）要面对实力强大的“虞”朝和永不臣服的三苗、相柳，及此时江淮地区实力最强的是巫支祁，也作无支祁（疑似 孙悟空原型），还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后良渚势力；大禹制了九鼎吗？大禹以“鼎”为媒制定社会等级制度是极可能的，其材质应为陶制，不太可能铜制，说大禹制作了诸如秦武王嬴荡举的那么大青铜鼎是根本不可能的；大禹（族）来自三星堆吗？不是，大禹（族）或跟古蜀存在关联，但大禹（族）是出自西羌（汶山），不是成都平原，更不是江汉平原；这么说，并不排除古蜀人（三星堆）是大禹（族）的成员之一，古蜀（三星堆）有它自己特有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氐人”、“氐族”才是跟古蜀息息相关，此点请参考《古蜀史说》的论述；
治水？不存在的！

三过家门而不入，也是不存在的！

不要听到“天下共主”就热血沸腾好像天下一统了，其实根本没有，此时“天下”的地理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可大致参考谭其骧 地图）；夏商两代的领导集团主观上也没有“天下一统”的动力，夏后只想保住大首领的待遇和影响控制力（可能的五服制 表忠信），殷商在盘庚迁殷之前只想当个大财主（畿内畿外制 尚鬼神）；客观上夏商两代也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高宗武丁似乎做过努力，但未遂（《武丁日谱》），但武丁时期却达成了一个历史壮举—拢巫归甲（不止殷墟，不晚于殷墟甲骨的还有北京昌平、潍坊昌乐（刘凤君）、山西洪洞、陕西丰镐（早商）、周原甲骨、扶风齐家、岐山凤雏等等）；周朝起，倒是做了邦国框架的顶层设计，从礼法（制定规则细化秩序）入手搞分封，当地主（宗主制 崇礼法）（《西周的灭亡》），虽有其志但不逢其时，勉强算“华夏共主”但算不得“共主天下”，夏商周时代的考古表现胜于一切雄辩；“华夏”之谓盖自周始，“礼法”（规矩）之行盖自周始，但真正做到和巩固“共主天下”和“华夏一统”的是秦皇和汉武，也大概是从这个时期起，曾经的敬畏鬼神慢慢的转向崇尚王道；经过后世历朝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久远又现实的“天下共主”、“华夏儿女”理念终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固有属性之一；
停留在精神层面的

十五砸：目前所有文献典籍（包括《史记》），不论是出土的还是没出土的，有关夏朝的记载都是不确的，目前的考古遗迹已经体现出历史记载的夏朝和考古学表现的不一致（邹衡前辈的判断）；那夏朝存在吗？答案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但是它的名字不叫夏；研究夏朝的难点不是它存不存在，而是它源起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前后存续了多长时间，当下研究夏朝的方法集中在遗址年代上的衔接和文化类型的拟合比附，方法没有问题但思路受到了局限。别在甲骨（主要为牛骨龟甲没有马骨）中去找“夏”字了，如果“夏”字出现在甲骨上是不合理的，“夏”字是周以后才有，不过“夏”在甲骨文中却有实实在在的反应，非常具体且形象，那它是什么呢？“夏”有文字吗？“夏”没有，但夏朝时有，解释此说是个系统工程，且看下文分解；殷商不称夏朝为“夏”，而称“西邑”，在盘庚迁殷前商人称“有商”，尊“玄鸟”（鸱鸮）尚猛虎，盘庚迁殷之后号“大邑”、“安邑”；殷商时期，抑或更早，便有一个关注的很少但却对南北文化交互和殷商东北境安宁（山戎、肃慎等）起到重要缓冲作用的方国，它就是处在辽西走廊（冀北辽西）中间点的孤竹国（也叫觚竹国），甲骨文中称“竹侯”（墨胎氏），宁死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负责政工工作）就在这里；如果说夏氏一朝是中国历史上促进方国部落交融汇合孕育向心文化的混合时代，那殷商便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朝代，这个时期不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工匠技艺、乃至军事水平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人殉是殷商黑历史），此阶段文化向心力逐渐加大，这也给后来周制定礼仪法度封土建国夯实了礼法基础；
夏朝存在吗？嗯，看我手势，你猜

研究殷商文化断断不可忽视的孤（觚）竹国

@字水一滴 2021-02-03 17:34:56
感觉楼主似乎像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齐倒掉了。
历史的描述有两种方式。一种如《史记》或楼主的古蜀史话。可以使用大量文学语言和主观价值判断，不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另一种是综合考古发现、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史资料，选取能相互印证、合符逻辑和一般发展规律的部分来构建历史的框架。这种方式要求比较高的真实性、可信度和可期待的预见性。
楼主主张多源一体，否定多元一体。这本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也作过一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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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字水君的提点，前面这些个“砸”应该算是我的一些结论，也就是朋友们说的“破”，我后面会详细论证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么论，也就是“立”。在“立”的过程中，我会举出大量的考古学文化和考古遗址并且做出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当然也供大家判断参考。
大禹治水 这是上了教材的，我也有说到，大禹治水可能的治水行为大概是一种经济或政治行为，但大禹能共主天下，不太可能靠治水取得，先不论大江大河的治理彼时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否达到，就是万千部落氏族的协调工作就足以拖垮一切，靠讲道理，话都有可能听不到，还是靠觉悟，好像也没有意识基础，所以没有武力征服和意识的一统，治水终究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所以我的判断是：大禹真正的历史功绩的武力促成“天下共主”，而不是治理滔天洪水取得，或许共主天下后有着治水这样的具体行为，但也不可能是改天换地的那种！

十六砸：西方金属、文字、城市的文明三要素说法（美国 克拉克洪）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认知，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形成史，甚至有双标的嫌疑，；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今人奉其为研究中华文明之圭臬是舍本逐末一叶障目；我们也不用回避上古时期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发生过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这样的客观历史事实，确有考古迹象表明青铜技艺经玉石之路进入到中原地区，这就是一种纯粹的技艺交流；青铜器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早期定位是用做改善生活条件的器具和划分等级地位的礼器，在铁器出现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曾作过武器，铁器出现后很快就缺失了这个用途；据种种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器在夏时期是作为饮食器和把玩物件，绝非祭祀神器；殷商时期作为饮食器、礼器、武器等，也不是法器神器（参考妇好墓、三星堆除外）；周时期作为礼器、武器和铭器，依旧不是主要的法器神器（可参考《周礼》六瑞）；作为法器和神器的玉器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青铜器永远无法撼动的，后世“封禅”所用的通神祭器必是玉器而非青铜器；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将青铜技艺做到极致只有中国，这算是中华文明是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物证，“八角星纹”、“卍字符”等纹饰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朽贡献的见证；遗憾的是，囿于传统文化（五行八卦）和意识形态（罢黜百家 王权政治）的制约，中华上古知识体系集中表现在熟能生巧的经验积累（是什么 What）和技术运用（怎么用 How），很难上升到逻辑思辨的理论（概念 Concept）和原理（描述 How）和形式逻辑的推理（物证Evidence）；因为缺了思考 “为什么”（why）这关键的一环从而错失了占领科学认知和思维高地的先机（非技术体系），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的文化精髓被西方“借鉴”和“研习”后催生了“文化复兴”，我们则无奈的开始了 “闭关锁国”，中西文化差异盖自此始；

十七砸：古蜀文明不是无缘无故的来，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去，只是古蜀文化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文化转型比较突兀罢了，考古遗址和出土器物体现的明明白白，现在关于三星堆各种放飞解读究竟要闹哪样？我个人认为在上古时期的考古学类型里，古蜀（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唯一保存的比较完整和清晰的史前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吗？不是，三星堆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不是起源，而是留存；三星堆人是闪米特人吗？（施洛泽1781年提出）不是。中东、西亚和北非的“闪米特人”就像我们“炎黄子孙”，因为说不清道不明来由所以怎么说似乎都有理，其实还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那三星堆文明是犹太人（教）建立的吗？更不是，三星堆金杖（箔）图案和青铜像说明一切，但不排除二者存在些许文化交集；想了解三星堆文明兴起和衰落，大致可以参考旁遮普的哈拉帕文明，因为反过来也有效（参考《古蜀史说》），二者经由“蜀身毒道”贯通，在文化方面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且有着相当的交集（参考印度《梨俱吠陀》和彝族《毕摩经书》），这条道后来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也可能参与过；切莫忽略了滇、黔、桂等交界地区、藏缅地区、南岭地区可能存在过的远古文明体系；处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有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域外文化经藏彝走廊、蜀身毒道等西南走廊有相当的接触，但其主体文化为本土文化，同时融合了西上的长江流域文化和南下的中原文化，它即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接受体同时也是文化输出体，如黄金文化和青铜器物；中华文明本就是中华大地上各种文化和种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分合合交融而成的，可能因为成分复杂说不清楚，也可能是血缘纽带族系内外，周时才弄出了华夷之别，也便有了“华夷之辩”，又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然后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华夷之辨”于中华民族而言，本身就是个的伪命题，华就是夷，夷就是华；

十八砸：“共伯和干政”（公元前841年）以前是没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记录的，不是有甲骨吗？殷墟甲骨主要是商王巫师对“将来”的卜测而不是做历史记录，周原甲骨（商周共建）绝大部分是卜测，小部分是记录卜测结果或决定，西周铭文主要是用于表彰功绩和标识身份，这些材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是历史，但于商周时则完全不是；从商朝至西周早中期，史、大史、中史、内史等都是用作侍者、使者或武官的称呼，不是记言记事的史官，这可以从“史”的甲骨文写法看出端倪，“史”一类的称呼在商周很多，但其官职和定位在春秋以前一直都不明确，彼时真正算得上有史官作用的是“巫师”或“祭司”。西周以前的“历史”流传的唯一方式是口耳相承的神话传说或汇编故事（作册），商周之前的各种帝、神、王、伯、侯大多是将神话进行的人话处理，这也是春秋大学问家孔子面对弟子宰予追问三皇五帝事时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根本原因（参考《孔子家语•五帝德》）；西周之前几无历史记述一说，西周之前的历史只能算是“中华思想进化史”和“人文制度演变史”的积累沉淀，如《诗经》。历史记录的源头大概是来自考评周王一生执政业绩的“谥法”（盖内史 只记事不记时），殷商时期的商王多是祭祀的“庙号”少有“谥号”（中宗祖乙），铭文是周时“王公侯伯”的业绩表达方式，算不得历史；如实记录和客观考评（内史尹 竹简）周王功过源起西周晚期的“共伯和干政”（既记事也记时）（参考《古蜀史说》“共伯和干政”的解读），考评帝王功绩和评测公侯得失的做法贯穿了整个后世史书的修编，史书的评价也多系于王者之笔，如《庄子•胠箧》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不管是《国语》、《春秋》、《史记》，还是其他的文献典籍（包括已经出土的和未出土的）能追溯到确切纪年的历史记录只能到公元前841年，更早的要么靠文献记载倒推（此法可能不确，因为对“闰月”的认知和处理有个漫长的过程，商周出现过一年十月，十二月，甚至十三月、十四月的说法）、要么靠科技考古C14精确测年（拟合数据加树轮校正）、要么是文献天文记录和干支历算等方法来研究，此说可以接受文献学大家和甲骨金文方家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