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老兵话沧桑（六）
往事知多少
1楼
1973年 56岁
围垦选田 杨通捐躯
是年三月，大来服装厂因工作需要，健吾调回南通市，小儿将户口随母迁到南大街65号，就读于西公园小学，但到秋收完毕，农村又掀起围垦造田热潮。长子杨通在潮桥公社随同农民和知青，浩浩荡荡到了环港工地担任了工地会计，虽未下河挑挖土，却把民工伙食办得有条不紊，准时开饭，得到大众称赞，不意到了11月23日深夜口冒泡沫，牙关紧闭赤脚医生惊得目瞪口呆无法抢救，俄延不久即气绝身亡，年仅26岁，后经如东县南通市公安局派出法警验证也只有一个“可能是心肌梗塞”来草草作出结论。遗体当由迈儿用拖拉机运回到潮桥公社他生前所在地，后由该队派人向我报丧，我听到这一噩耗后天昏地旋，肝胆俱裂急与小妹玲玲乘自行车前往潮桥。此时健吾及大舅父丁福林、二舅父丁荣春从南通赶到，三儿丁仪也从海门三阳来了，面面相视，以为这不是一场恶梦吧！但躺在地下的通儿任你千呼万唤也无回声，于是，大家就号啕大哭起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这样把年轻生命毁于一旦了。
丧事由大队主办，在如东岔河、马塘一带插队知青都来吊祭，上级领导为恐知青聚众闹事，紧急举行追悼会，用棺木归葬于潮桥金家桥东侧桑树丛中。在丧乱中我和仪儿及时为杨通浇制了一块水泥碑竖立在墓前以作永久纪念。其恋人上海知青陈爱莲挽之以联云：“在广阔天地结下深厚情谊；为壮丽事业献出宝贵青春”。每当清明来临弟妹们都去祭扫，如今墓地周围芳草萋萋，桑树枥枥，掘皋运河在南，通掘公路在北，行人往来，也都停留在墓前瞻仰。
通儿去世后不久，又一不幸消息传来耳际，堂侄杨毅由沪回湘途中，在鹰潭站出了车祸，轧去了右脚送沪治疗。我与健吾遂即搭轮去沪探望，下榻于陈爱莲家。一应吃洗杂务全赖健吾穿梭于医院之间。后得株洲洗选厂派了一位女青年宾仙雨女士专责护理，我等才得脱身回通。
株州洗选厂是直属于中央煤炭部大厂，事发以前杨毅任该厂材料干部，经常赴京联系工作，成绩卓越多次被评为先进。事发后，厂领导极为重视，故派宾仙雨照料以慰其心。后一年他们俩情投意合结为伉俪，生有一子名曰杨海。即在沪分娩，也是健吾又趋上海照料产妇一个月，然后他们返回株州安家。杨海不负父母期望，于1995年在株州工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此时他父亲却已辞世三年，这是我慈利启双公之后又一分枝。
1974年 57岁
羊倌生涯 不可思议
四十年代中期，余随军进驻台南，在军书旁午之余，意欲在绿草如茵的广场边缘买几头小羊以作消遣，只因行迹不定，未能如愿。
一天，队长对我说，你劳力不，队里几十头羊就交给你了，但要按时放养，不能损坏庄稼，如遇有羊羔生产，当另派人协助。真是不可思议，是历史巧合吗？
羊倌，并不好做。它既要拦养，又要放养，既要储备大量的冬季枯草，又要日常采集青草和嫩枝树叶，才能满足这五十六头的温饱，一到下午，我打开拦门，它们像决了闸门的洪水，一溜烟地拼命往绿色地带奔驰，不问庄稼绿草，不认公家私人，一视同仁，咬它一口，再往前溜，待我扬鞭临近驱散，已经蹂躏一片。不知当年出使匈奴的苏武，留北海一十九年，终日与羊群为伍，用什么妙法来统治这些畜生的。事隔2075年，人事沧桑，苏公并没有留下先进经验来咨询，倒也使我为难了。
羊倌另一不好做之处，便是每逢羊群发性期，就难以约束了，它们寻找对象，并无固定目标，只要一经发现，便跟踪追击，死磨硬缠，适在此时，另一头羊恃其凶猛优势，卷入三角恋爱，相互角逐，大打出手，结果，当然勇者胜，在光天化日下，既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也不受近亲成婚的戒律，强行交配繁殖了它们的下一代。一位农妇看了这一幕幕地演出后问我：“老头，你这个差使，够意思吧？”我说：人兽之间，总有区别，圣人不是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吗”她说：“不，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他们的行径，总是偷偷摸摸，喜新厌旧，并不像羊那样坦率自然，体贴温柔。一言未了，一大批羊群忽然进犯了社员的自留地，大食庄稼，幸而发现得早，没有闯下大祸。羊子的辨论，也不再打破砂罐问到底了。
羊倌工作，虽然单纯，但也担受不少风险，如瘟疫传染，羊羔护理等，都带来不小麻烦，理应由较有经验的社员来干，才能达到六畜兴旺之目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于是向队长提出辞呈。三个多月的羊倌乌纱帽，最后由队长夫人取而代之了。
青纱帐里 锄草见闻
队长说：你年纪大，不堪劳累，还是和老爹，老太们去锄草轻松轻松吧。于是我加入了老人的行列，穿梭于青纱帐里。玉米、棉花在锄草范围，这时我才领略到真正的泥土气息，虽汗滴禾下土，亦不感骄阳当头矣。但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小脚老太，她们迈着那三寸金莲（其中也有改组派的老太），以欲进还退的步伐，慢条斯理地似乎害怕踩死蚂蚁的操作，实在令人好笑。然而，如果你超出了前头，她们就在后面嘀嘀咕咕高喊：“喂！老头要注意质量！”好胜之心，人皆有之，但她们这种不甘于落后之状，我却难以苟同。为了明哲保身，只好免开尊口，因为这般老娘儿们也是不好惹的，惹怒了，就要无事生非，倒打一耙，那又何苦呢？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设身处地，我何不仿效一下呢。
风云际会 杨张订婚
迈儿在岔北公社八大队因与群众关系处得好，人也忠诚，除一般农活外，还掌握了驾驶拖拉机技术，拖拉机不但在平时从外地拖载货物回来，可以减少社员的劳力，一到了农忙季节它就吃香了，今天张家请犁田，明天李家请插秧，在十天之内几无一日之暇，他即使操作疲劳，从不借故推辞，因而他的群众基础是相当好的，虽然我的政治问题还未彻底澄清，但大队党支部书记，认为杨迈是培养对象可以吸收入党，公社主任和朱杰秘书等官员亦表赞同，不久提出申请批准了，实在出我意外，却又在我意料之中，因为人的出身不可选择，自己的前途是可能选择的。
迈儿在生产队因与社员相互帮助，打成一片，天长日久男女杂处，当然就有罗曼史的出现，并不奇怪，迈儿与张秀英的相爱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
养鸡大户 名传四里
我除了养猪放羊，种自留地外，还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尾巴”项目，那就是养鸡。
先是健吾从南通带来几只狼山鸡种，经过四十多天的喂养，已能得到经济效益，开始产蛋了，此鸡生长快、块头大（重3kg）、肉质细等特点，原不过产蛋自给，弥补营养之不足，不料此鸡成长以后，雄鸡报晓，声音宏大，方圆十里，远近皆闻，乡亲们为欲一睹雄风，纷纷前来观看，有的要我割爱，有的预订雄蛋。我看机不可失，又从狼山买回几只，加以笼养（俟机放养一小部时间，以免摧残庄稼）。稍后，又孵养了一窝约20只，如此大鸡带小鸡，屋前屋后，居然成了它们的旅游世界。不久，大小鸡都在产蛋，每天可得15只以上，除了自吃外，还可出售雄蛋旦，即健吾和小毛吃蛋，也是由迈儿小妹玲玲分期分批供应的。
《中国书画报》登有王振德先生《母爱图》画有一只母鸡带引数只小鸡觅食题下诗句：鸡之为母，喔喔生蛋，及至春曰，搭窝孵产，难吃难喝，彻夜难眠，二十余天，苦痛无言，蛋破出雏，移湿就干，负雏觅食，日月不闲，展翅护卫，何惧风险，辛勤育养，无悔无怨，伟哉母爱，万物皆然，大哉母爱，天下颂传。
饶有兴趣的是，因鸡笼狭小，内部空气闷热，它们却躲到别处去产蛋了。一天，我往麦田里察看，无意中在麦丛里发现一堆鸡蛋，一数竟有二十八枚之多，装了满满一个葫芦瓢。
与我早有订约的农民，知我既拥有几十只大小鸡，又有“只此一家”的雄蛋，纷纷前来索售。我为答谢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恩德，乃以最优惠的待遇，以蛋换蛋，即以十个雄蛋换13个普通蛋，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岔南、岔北时闻狼山雄鸡的啼声，导致本地鸡种一蹶不振，已再无人饲养了，但后来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括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甚嚣尘上，不得已，我这个刚有效益的项目只好终业，不然我早已成了养鸡大户、冒富大叔了。
1975年 58岁
经过在广阔天地锻炼六年之久的次子杨迈和三子丁仪终于苦尽苦来，于是年12月底招工上调，迈儿分在南通市运输公司，仪儿分在狼山邮电支局，于12月31日去报到，明年1月2日上班。这样三个儿子都已回城，母亲有了依靠，儿子得到温暖了。
仪儿分在邮电局我深感欣慰，因邮电事业一向被人称为“金饭碗”，且地处狼山风景区更是宜人。我当即写了“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几个字，以表示对他的祝贺！
1976年 59岁
是年七月，在一片知青招工，半家户回城声中，虽全家户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南通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党委派了两位政工干部魏荫子、殷隆春抵达岔北公社，由公社人武部叶部长陪同到达我家。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时，并加慰问说：“这些年你在农村够辛苦了，现经公司党委决定仍回原单位，希作好回城准备。”当时我听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不觉热泪盈眶。“春风不度玉门关”，现在终于度过了。两个女儿也压不住思想感情，兴奋异常跳跃起来，于是就地取材杀鸡沽酒待客，但叶部长不肯扰人，留不住他回公社去了，两位宣抚大臣我坚留住共进午餐，一再把盏感谢二位奔走传达之劳，在酒醉饭饱之后，两位客人告辞回南通市去了。从此公社，生产队三级干部对我却另眼相看，有些干部原先直呼我名，现在竟然改口称我为“杨老”了。政治压力既已放松，但我仍然保持原来本色，直到离开岔北农村为止。
1977年 60岁
3月9日即农历丁已正月二十日星期三是我60岁生日花甲之年到了，虽有上年落实政策之喜，但还未落到实处，不免有顾虑重重之感，仅在草庐与女儿吃碗大面就悄悄度过了。不久健吾传来喜讯，说丁仪因工作认真负责，被邮电系统评为“先进工作者”。又不久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在农村招收新生，按照小妹杨平知识水平和音乐天才都被公社推荐，豪情满怀地去如东、如皋两地考场应试，临场发挥大有夺冠之势，但大队支部书记丛美这一关通不过，她任人唯亲，将数、理、化一窍不通的窑长女儿张秀平推上前台，捷足先登。这位女书记平常总说“杨平是培养对象”,但一到关键时刻，却又把“唯成份论”这张王牌打出来，使多少青年怀才不遇实在令人寒心。如果凭真本事进入院校得到深造，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吹自夸”的话，小妹的表演和歌唱虽不在李谷一，毛阿敏之上也不会在她们之下，但“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尚何言哉……！
这年 9 月，12 级台风袭境，草庐的墙和窗口被刮去一半，屋脊上麦杆满天飞，玲玲从睡梦中惊起连声呼唤不得了。不久队里会计朱五美和社员邓希友赶到用大场晒花的帘子挡住后墙才得苟安一时。第二天写信告知健吾使其放心，并作打油诗附寄，诗曰：“大风在呼啸，树木在摆摇，一人守草庐实在令人焦，女儿傍晚归，才觉心宽了，明晨她又走还是无依靠。阿健留念曰：犹怕听惊雷，每逢闪电光，疾步紧相依，今又听响雷，阿健早已离，如此风雨夜，辗转不能寐！”事隔30年这次暴风骤雨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 61岁
6月8日下午，小妹接到岔北公社转来南通市正式招工通知分配在市薄荷油厂，于6月12日正式上班，此厂在大码头北有400多名员工。
12月19日我正式调回南通，九年农村生活的煎熬终于走到尽头与妻子儿女团聚在一起了，温馨家庭得以重现实在是来之不易呀！但小女杨玲仍然留在岔河五里墩李士林先生的化工厂工作。
当我离开生产队之前为了减轻行装即把一些不需要的农具如水桶，粪桶，锄头钉把等之类分赠给平常帮助我割麦插禾的朋友，门前移植来的两株水杉则送给邓希友作为友谊的象征，余下的一切床桌椅则交社员陈松山兄托运来通。我把这些安顿好后，即辞别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全体社员，随即走到化工厂拜托李厂长对杨玲多加关照。他说你放心上去，我会照看好的，他随即到河边寻找网鱼的买了一袋河蟹和河虾交付我说，临别匆促无物可赠，请收此物带回城去与尊夫人干几杯。厂长先生如此多情，我却受之有愧。就这样我肩负着背包左手拎着河蟹，右手和李厂长握手告别，玲玲侍立一旁依依不舍，随登车回通。“牛棚”生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12月底玲玲亦由化工厂招工回城，分在市水电安装社，后一年又调往电视机厂做统计员，以迄于今。至此我这个下放的全家户，又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全都回到南通，岔河，永别了！
1979年 62岁
三月十四日建筑公司预制厂书记杨森约我谈话商谈工作问题，厂部当即决定委派我负责发货工作，凡厂内生产的大型构件及空心多孔楼板，因品种繁多规格多异，需要数量以及生产日期等都必须事先与有关部门和人员取得密切联系，然后才能发出，否则，生产日期未到期，构件还未凝固，提前发货势必造成损坏，影响工地安装，那就浪费了物力，人力，发货人员就不能辞其责了。据厂长张广艺同志告诉我，原先几位发货员，一因业务水平不高，又不肯到场地观察，只在办公室报纸一拿，清茶一杯任凭搬运工人搬运，结果不是搬错了就是送错了，弄得甲、乙双方帐货不符，这是常有的事，有鉴于此，我每天抽出时间亲到场地与生产工人交谈，并在浇制好的构件上用红水注明生产日期，构件尺寸，要货单位，这样可以杜绝发货差错，搬运工人也感到方便，不必找张三问李四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办法是可行的，管理生产的张广艺厂长说：“从此我就不担心了。”
值得回味的是，原先批斗我、捆绑我的那些造反派头头，看到我坐在办公室签发文件，与书记厂长平起平座非常眼红，心有不愿，但又无可奈何。因为那时文革遗毒还未肃清，两个“凡是”还在兴风作浪，但这些头头只好自认晦气，也不敢把我拉下马来，有些事还要听我派遣和指挥，比如送货车的调动我不点头谁敢擅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竟然在此重现，真是人生若梦啊！
七月一日公司政工科朱科长对我说：“你的政历问题已由中共南通市委重新作了结论。”并将结论草稿交给我看要我签字。接着朱科长就我到农村后八十一个月的工资经有关部门的核算与批准总计人民币3056.94元（每月37.74元），除扣在农村粮草款370.64元，公社历年照顾款160元，公司发给生活补贴195元，借支30元，共755.64元外，实发工资2301.30元。当公司财务科出纳员袁红英开出支票给我时，仿佛像那《百万英镑》的主角亨利·亚当，一霎时竟成了富翁。我和健吾在人民银行不禁相视而笑，后又哈哈大笑，因为这笔钱在当时可以建成两室一厅房屋。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难得几次政治大风暴的袭击，人生确实也难得几次欢欢喜喜！
在岔北农村呆了九年，岁月蹉跎一事无成。回到城市已经4年，生活上有了提高，经济上有了保障，儿女婚嫁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80年 63岁
10月16日，市建筑工程局组织科干事周彬林来访，并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的书面材料一包共26份，全部退回，并嘱我在收据上签字验收。至此，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了。周恩来曾经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现在终于得到了验证。
自79年退休以后闲在家里，仿佛失魂落魄似地很不适应，乃于12月19日应大来服装厂邱银道主任之聘，到该厂会计室上班，协助健吾办理年度财务报表，因原会计陶玉玲女士到贵阳探亲去了。这是我退休后第一次再工作，按当时一句时髦话叫做“发挥余热”。
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委员会以通发（1981）142号红头文件，作出了对杨步震的复查结论，文曰：
杨步震，男，1918年生，湖南慈利县人，原在南通市建筑公司工作，1979年退休。
杨于1935年4月经国民党保安团长徐小桐介绍投考陆军43军被录取为准尉司书，1937年7月初脱离部队回家，1938年5月，杨随原43军科长常秩南至103师补充团任中尉军需、上尉书记，1943年4月至1949年11月先后任国民党21军军务处人事科上尉书记、军需处上尉军需、团部少校军需主任、中校财务员、中校军需监察官、中校军需等职。1949年11月我军向重庆方面进军时，杨和国民党军队失去联系而脱离，1950年1月由重庆回通。
上述问题，杨已于1950年作了交代，经研究属政治历史问题，撤销1959年9月29日市委五人小组对杨步震问题的结论。
中共南通市委员会（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
主送：南通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党委
这样，在1958年肃反运动中由厂支部书记陶生亭等一班人强加给我的“反”字帽，并借口“干部下放劳动”为由，强迫劳动改造，干部变成工人，甚而文革期间，人格受到侮辱，最后遣送到如东岔北农村劳动，险阻艰难，使我吃了不少苦，原来是一桩大错案！自从邓小平东山再起，重理国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将类似我这种情况加以澄清、改正、平反。写到这里，面对爱妻和儿女，我既感到喜悦却又万分惭愧，喜悦的是如今我有了人权了，扬眉吐气了。惭愧的是我在下放农村和借用回城时期两地分居，顾此失彼付出了不少心血，儿子们都因“唯成份论”使他们怀才不遇虚度青春，所有这些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当政者错了？直到现在中共南通市委才作了公正实事求是的结论。
围垦选田 杨通捐躯
是年三月，大来服装厂因工作需要，健吾调回南通市，小儿将户口随母迁到南大街65号，就读于西公园小学，但到秋收完毕，农村又掀起围垦造田热潮。长子杨通在潮桥公社随同农民和知青，浩浩荡荡到了环港工地担任了工地会计，虽未下河挑挖土，却把民工伙食办得有条不紊，准时开饭，得到大众称赞，不意到了11月23日深夜口冒泡沫，牙关紧闭赤脚医生惊得目瞪口呆无法抢救，俄延不久即气绝身亡，年仅26岁，后经如东县南通市公安局派出法警验证也只有一个“可能是心肌梗塞”来草草作出结论。遗体当由迈儿用拖拉机运回到潮桥公社他生前所在地，后由该队派人向我报丧，我听到这一噩耗后天昏地旋，肝胆俱裂急与小妹玲玲乘自行车前往潮桥。此时健吾及大舅父丁福林、二舅父丁荣春从南通赶到，三儿丁仪也从海门三阳来了，面面相视，以为这不是一场恶梦吧！但躺在地下的通儿任你千呼万唤也无回声，于是，大家就号啕大哭起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这样把年轻生命毁于一旦了。
丧事由大队主办，在如东岔河、马塘一带插队知青都来吊祭，上级领导为恐知青聚众闹事，紧急举行追悼会，用棺木归葬于潮桥金家桥东侧桑树丛中。在丧乱中我和仪儿及时为杨通浇制了一块水泥碑竖立在墓前以作永久纪念。其恋人上海知青陈爱莲挽之以联云：“在广阔天地结下深厚情谊；为壮丽事业献出宝贵青春”。每当清明来临弟妹们都去祭扫，如今墓地周围芳草萋萋，桑树枥枥，掘皋运河在南，通掘公路在北，行人往来，也都停留在墓前瞻仰。
通儿去世后不久，又一不幸消息传来耳际，堂侄杨毅由沪回湘途中，在鹰潭站出了车祸，轧去了右脚送沪治疗。我与健吾遂即搭轮去沪探望，下榻于陈爱莲家。一应吃洗杂务全赖健吾穿梭于医院之间。后得株洲洗选厂派了一位女青年宾仙雨女士专责护理，我等才得脱身回通。
株州洗选厂是直属于中央煤炭部大厂，事发以前杨毅任该厂材料干部，经常赴京联系工作，成绩卓越多次被评为先进。事发后，厂领导极为重视，故派宾仙雨照料以慰其心。后一年他们俩情投意合结为伉俪，生有一子名曰杨海。即在沪分娩，也是健吾又趋上海照料产妇一个月，然后他们返回株州安家。杨海不负父母期望，于1995年在株州工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此时他父亲却已辞世三年，这是我慈利启双公之后又一分枝。
1974年 57岁
羊倌生涯 不可思议
四十年代中期，余随军进驻台南，在军书旁午之余，意欲在绿草如茵的广场边缘买几头小羊以作消遣，只因行迹不定，未能如愿。
一天，队长对我说，你劳力不，队里几十头羊就交给你了，但要按时放养，不能损坏庄稼，如遇有羊羔生产，当另派人协助。真是不可思议，是历史巧合吗？
羊倌，并不好做。它既要拦养，又要放养，既要储备大量的冬季枯草，又要日常采集青草和嫩枝树叶，才能满足这五十六头的温饱，一到下午，我打开拦门，它们像决了闸门的洪水，一溜烟地拼命往绿色地带奔驰，不问庄稼绿草，不认公家私人，一视同仁，咬它一口，再往前溜，待我扬鞭临近驱散，已经蹂躏一片。不知当年出使匈奴的苏武，留北海一十九年，终日与羊群为伍，用什么妙法来统治这些畜生的。事隔2075年，人事沧桑，苏公并没有留下先进经验来咨询，倒也使我为难了。
羊倌另一不好做之处，便是每逢羊群发性期，就难以约束了，它们寻找对象，并无固定目标，只要一经发现，便跟踪追击，死磨硬缠，适在此时，另一头羊恃其凶猛优势，卷入三角恋爱，相互角逐，大打出手，结果，当然勇者胜，在光天化日下，既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也不受近亲成婚的戒律，强行交配繁殖了它们的下一代。一位农妇看了这一幕幕地演出后问我：“老头，你这个差使，够意思吧？”我说：人兽之间，总有区别，圣人不是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吗”她说：“不，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他们的行径，总是偷偷摸摸，喜新厌旧，并不像羊那样坦率自然，体贴温柔。一言未了，一大批羊群忽然进犯了社员的自留地，大食庄稼，幸而发现得早，没有闯下大祸。羊子的辨论，也不再打破砂罐问到底了。
羊倌工作，虽然单纯，但也担受不少风险，如瘟疫传染，羊羔护理等，都带来不小麻烦，理应由较有经验的社员来干，才能达到六畜兴旺之目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于是向队长提出辞呈。三个多月的羊倌乌纱帽，最后由队长夫人取而代之了。
青纱帐里 锄草见闻
队长说：你年纪大，不堪劳累，还是和老爹，老太们去锄草轻松轻松吧。于是我加入了老人的行列，穿梭于青纱帐里。玉米、棉花在锄草范围，这时我才领略到真正的泥土气息，虽汗滴禾下土，亦不感骄阳当头矣。但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小脚老太，她们迈着那三寸金莲（其中也有改组派的老太），以欲进还退的步伐，慢条斯理地似乎害怕踩死蚂蚁的操作，实在令人好笑。然而，如果你超出了前头，她们就在后面嘀嘀咕咕高喊：“喂！老头要注意质量！”好胜之心，人皆有之，但她们这种不甘于落后之状，我却难以苟同。为了明哲保身，只好免开尊口，因为这般老娘儿们也是不好惹的，惹怒了，就要无事生非，倒打一耙，那又何苦呢？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设身处地，我何不仿效一下呢。
风云际会 杨张订婚
迈儿在岔北公社八大队因与群众关系处得好，人也忠诚，除一般农活外，还掌握了驾驶拖拉机技术，拖拉机不但在平时从外地拖载货物回来，可以减少社员的劳力，一到了农忙季节它就吃香了，今天张家请犁田，明天李家请插秧，在十天之内几无一日之暇，他即使操作疲劳，从不借故推辞，因而他的群众基础是相当好的，虽然我的政治问题还未彻底澄清，但大队党支部书记，认为杨迈是培养对象可以吸收入党，公社主任和朱杰秘书等官员亦表赞同，不久提出申请批准了，实在出我意外，却又在我意料之中，因为人的出身不可选择，自己的前途是可能选择的。
迈儿在生产队因与社员相互帮助，打成一片，天长日久男女杂处，当然就有罗曼史的出现，并不奇怪，迈儿与张秀英的相爱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
养鸡大户 名传四里
我除了养猪放羊，种自留地外，还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尾巴”项目，那就是养鸡。
先是健吾从南通带来几只狼山鸡种，经过四十多天的喂养，已能得到经济效益，开始产蛋了，此鸡生长快、块头大（重3kg）、肉质细等特点，原不过产蛋自给，弥补营养之不足，不料此鸡成长以后，雄鸡报晓，声音宏大，方圆十里，远近皆闻，乡亲们为欲一睹雄风，纷纷前来观看，有的要我割爱，有的预订雄蛋。我看机不可失，又从狼山买回几只，加以笼养（俟机放养一小部时间，以免摧残庄稼）。稍后，又孵养了一窝约20只，如此大鸡带小鸡，屋前屋后，居然成了它们的旅游世界。不久，大小鸡都在产蛋，每天可得15只以上，除了自吃外，还可出售雄蛋旦，即健吾和小毛吃蛋，也是由迈儿小妹玲玲分期分批供应的。
《中国书画报》登有王振德先生《母爱图》画有一只母鸡带引数只小鸡觅食题下诗句：鸡之为母，喔喔生蛋，及至春曰，搭窝孵产，难吃难喝，彻夜难眠，二十余天，苦痛无言，蛋破出雏，移湿就干，负雏觅食，日月不闲，展翅护卫，何惧风险，辛勤育养，无悔无怨，伟哉母爱，万物皆然，大哉母爱，天下颂传。
饶有兴趣的是，因鸡笼狭小，内部空气闷热，它们却躲到别处去产蛋了。一天，我往麦田里察看，无意中在麦丛里发现一堆鸡蛋，一数竟有二十八枚之多，装了满满一个葫芦瓢。
与我早有订约的农民，知我既拥有几十只大小鸡，又有“只此一家”的雄蛋，纷纷前来索售。我为答谢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恩德，乃以最优惠的待遇，以蛋换蛋，即以十个雄蛋换13个普通蛋，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岔南、岔北时闻狼山雄鸡的啼声，导致本地鸡种一蹶不振，已再无人饲养了，但后来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括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甚嚣尘上，不得已，我这个刚有效益的项目只好终业，不然我早已成了养鸡大户、冒富大叔了。
1975年 58岁
经过在广阔天地锻炼六年之久的次子杨迈和三子丁仪终于苦尽苦来，于是年12月底招工上调，迈儿分在南通市运输公司，仪儿分在狼山邮电支局，于12月31日去报到，明年1月2日上班。这样三个儿子都已回城，母亲有了依靠，儿子得到温暖了。
仪儿分在邮电局我深感欣慰，因邮电事业一向被人称为“金饭碗”，且地处狼山风景区更是宜人。我当即写了“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几个字，以表示对他的祝贺！
1976年 59岁
是年七月，在一片知青招工，半家户回城声中，虽全家户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南通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党委派了两位政工干部魏荫子、殷隆春抵达岔北公社，由公社人武部叶部长陪同到达我家。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时，并加慰问说：“这些年你在农村够辛苦了，现经公司党委决定仍回原单位，希作好回城准备。”当时我听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不觉热泪盈眶。“春风不度玉门关”，现在终于度过了。两个女儿也压不住思想感情，兴奋异常跳跃起来，于是就地取材杀鸡沽酒待客，但叶部长不肯扰人，留不住他回公社去了，两位宣抚大臣我坚留住共进午餐，一再把盏感谢二位奔走传达之劳，在酒醉饭饱之后，两位客人告辞回南通市去了。从此公社，生产队三级干部对我却另眼相看，有些干部原先直呼我名，现在竟然改口称我为“杨老”了。政治压力既已放松，但我仍然保持原来本色，直到离开岔北农村为止。
1977年 60岁
3月9日即农历丁已正月二十日星期三是我60岁生日花甲之年到了，虽有上年落实政策之喜，但还未落到实处，不免有顾虑重重之感，仅在草庐与女儿吃碗大面就悄悄度过了。不久健吾传来喜讯，说丁仪因工作认真负责，被邮电系统评为“先进工作者”。又不久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在农村招收新生，按照小妹杨平知识水平和音乐天才都被公社推荐，豪情满怀地去如东、如皋两地考场应试，临场发挥大有夺冠之势，但大队支部书记丛美这一关通不过，她任人唯亲，将数、理、化一窍不通的窑长女儿张秀平推上前台，捷足先登。这位女书记平常总说“杨平是培养对象”,但一到关键时刻，却又把“唯成份论”这张王牌打出来，使多少青年怀才不遇实在令人寒心。如果凭真本事进入院校得到深造，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吹自夸”的话，小妹的表演和歌唱虽不在李谷一，毛阿敏之上也不会在她们之下，但“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尚何言哉……！
这年 9 月，12 级台风袭境，草庐的墙和窗口被刮去一半，屋脊上麦杆满天飞，玲玲从睡梦中惊起连声呼唤不得了。不久队里会计朱五美和社员邓希友赶到用大场晒花的帘子挡住后墙才得苟安一时。第二天写信告知健吾使其放心，并作打油诗附寄，诗曰：“大风在呼啸，树木在摆摇，一人守草庐实在令人焦，女儿傍晚归，才觉心宽了，明晨她又走还是无依靠。阿健留念曰：犹怕听惊雷，每逢闪电光，疾步紧相依，今又听响雷，阿健早已离，如此风雨夜，辗转不能寐！”事隔30年这次暴风骤雨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 61岁
6月8日下午，小妹接到岔北公社转来南通市正式招工通知分配在市薄荷油厂，于6月12日正式上班，此厂在大码头北有400多名员工。
12月19日我正式调回南通，九年农村生活的煎熬终于走到尽头与妻子儿女团聚在一起了，温馨家庭得以重现实在是来之不易呀！但小女杨玲仍然留在岔河五里墩李士林先生的化工厂工作。
当我离开生产队之前为了减轻行装即把一些不需要的农具如水桶，粪桶，锄头钉把等之类分赠给平常帮助我割麦插禾的朋友，门前移植来的两株水杉则送给邓希友作为友谊的象征，余下的一切床桌椅则交社员陈松山兄托运来通。我把这些安顿好后，即辞别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全体社员，随即走到化工厂拜托李厂长对杨玲多加关照。他说你放心上去，我会照看好的，他随即到河边寻找网鱼的买了一袋河蟹和河虾交付我说，临别匆促无物可赠，请收此物带回城去与尊夫人干几杯。厂长先生如此多情，我却受之有愧。就这样我肩负着背包左手拎着河蟹，右手和李厂长握手告别，玲玲侍立一旁依依不舍，随登车回通。“牛棚”生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12月底玲玲亦由化工厂招工回城，分在市水电安装社，后一年又调往电视机厂做统计员，以迄于今。至此我这个下放的全家户，又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全都回到南通，岔河，永别了！
1979年 62岁
三月十四日建筑公司预制厂书记杨森约我谈话商谈工作问题，厂部当即决定委派我负责发货工作，凡厂内生产的大型构件及空心多孔楼板，因品种繁多规格多异，需要数量以及生产日期等都必须事先与有关部门和人员取得密切联系，然后才能发出，否则，生产日期未到期，构件还未凝固，提前发货势必造成损坏，影响工地安装，那就浪费了物力，人力，发货人员就不能辞其责了。据厂长张广艺同志告诉我，原先几位发货员，一因业务水平不高，又不肯到场地观察，只在办公室报纸一拿，清茶一杯任凭搬运工人搬运，结果不是搬错了就是送错了，弄得甲、乙双方帐货不符，这是常有的事，有鉴于此，我每天抽出时间亲到场地与生产工人交谈，并在浇制好的构件上用红水注明生产日期，构件尺寸，要货单位，这样可以杜绝发货差错，搬运工人也感到方便，不必找张三问李四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办法是可行的，管理生产的张广艺厂长说：“从此我就不担心了。”
值得回味的是，原先批斗我、捆绑我的那些造反派头头，看到我坐在办公室签发文件，与书记厂长平起平座非常眼红，心有不愿，但又无可奈何。因为那时文革遗毒还未肃清，两个“凡是”还在兴风作浪，但这些头头只好自认晦气，也不敢把我拉下马来，有些事还要听我派遣和指挥，比如送货车的调动我不点头谁敢擅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竟然在此重现，真是人生若梦啊！
七月一日公司政工科朱科长对我说：“你的政历问题已由中共南通市委重新作了结论。”并将结论草稿交给我看要我签字。接着朱科长就我到农村后八十一个月的工资经有关部门的核算与批准总计人民币3056.94元（每月37.74元），除扣在农村粮草款370.64元，公社历年照顾款160元，公司发给生活补贴195元，借支30元，共755.64元外，实发工资2301.30元。当公司财务科出纳员袁红英开出支票给我时，仿佛像那《百万英镑》的主角亨利·亚当，一霎时竟成了富翁。我和健吾在人民银行不禁相视而笑，后又哈哈大笑，因为这笔钱在当时可以建成两室一厅房屋。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难得几次政治大风暴的袭击，人生确实也难得几次欢欢喜喜！
在岔北农村呆了九年，岁月蹉跎一事无成。回到城市已经4年，生活上有了提高，经济上有了保障，儿女婚嫁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80年 63岁
10月16日，市建筑工程局组织科干事周彬林来访，并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的书面材料一包共26份，全部退回，并嘱我在收据上签字验收。至此，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了。周恩来曾经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现在终于得到了验证。
自79年退休以后闲在家里，仿佛失魂落魄似地很不适应，乃于12月19日应大来服装厂邱银道主任之聘，到该厂会计室上班，协助健吾办理年度财务报表，因原会计陶玉玲女士到贵阳探亲去了。这是我退休后第一次再工作，按当时一句时髦话叫做“发挥余热”。
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委员会以通发（1981）142号红头文件，作出了对杨步震的复查结论，文曰：
杨步震，男，1918年生，湖南慈利县人，原在南通市建筑公司工作，1979年退休。
杨于1935年4月经国民党保安团长徐小桐介绍投考陆军43军被录取为准尉司书，1937年7月初脱离部队回家，1938年5月，杨随原43军科长常秩南至103师补充团任中尉军需、上尉书记，1943年4月至1949年11月先后任国民党21军军务处人事科上尉书记、军需处上尉军需、团部少校军需主任、中校财务员、中校军需监察官、中校军需等职。1949年11月我军向重庆方面进军时，杨和国民党军队失去联系而脱离，1950年1月由重庆回通。
上述问题，杨已于1950年作了交代，经研究属政治历史问题，撤销1959年9月29日市委五人小组对杨步震问题的结论。
中共南通市委员会（印）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
主送：南通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党委
这样，在1958年肃反运动中由厂支部书记陶生亭等一班人强加给我的“反”字帽，并借口“干部下放劳动”为由，强迫劳动改造，干部变成工人，甚而文革期间，人格受到侮辱，最后遣送到如东岔北农村劳动，险阻艰难，使我吃了不少苦，原来是一桩大错案！自从邓小平东山再起，重理国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将类似我这种情况加以澄清、改正、平反。写到这里，面对爱妻和儿女，我既感到喜悦却又万分惭愧，喜悦的是如今我有了人权了，扬眉吐气了。惭愧的是我在下放农村和借用回城时期两地分居，顾此失彼付出了不少心血，儿子们都因“唯成份论”使他们怀才不遇虚度青春，所有这些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当政者错了？直到现在中共南通市委才作了公正实事求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