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历史资料汇编】《草民记忆》

【百姓历史资料汇编】《草民记忆》
【旧中国的农村】
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作旧中国。旧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下面就简略概括地讲讲这个。
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80％多都住在农村。农村的财主（地主、富农），也就是农村的“大款儿”，占全国人口不到10％，但是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中农、贫农）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这种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财主的土地，或给财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财主借钱借粮。
租地必须交地租，地租一般都是粮食，而这些粮食都是佃户（租地的农民）劳动生产出来的，地东（出租土地的财主）不劳而获，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收取地租就是地东剥削了佃户；财主雇工种地，生产的粮食除去用于长短工们的工资和吃饭外，剩余部分全归雇工的财主。粮食都是打工的农民生产的，雇工的财主剥削了打工农民的“剩余劳动”。同理，借债的农民付利息，也是债权人剥削了借债的农民。这些人引经据典把这种财主剥削农民的观点论证得无懈可击。
农村的权力分两类：政权和族权。
政权最基层是村，有村长（或保长）和委员，若干村为一乡，有乡长和委员。乡长、村长和多数委员们都是由大小财主们担任，因为他们有钱，和上面（区、县官员）有交往，亲朋、亲信多，有势力。另外，他们有文化，能写会算，见多识广。农村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们说了算，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服从。
一个村庄的财主和农民，大都是同姓，即同一宗族，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有一个族长，来管理族中的事物。这族长都是由族里辈分高的财主来担任。族长办公地点就是“宗祠”。比如，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就有“毛氏宗祠”。族有族规，族里人犯了族规，族长就在宗祠召开会议，对犯规者进行处罚，或罚或打，甚至处死。族长的这种权力，就是“族权”。这“族权”和江湖帮派的帮主的权力很相似。
财主们掌握着农村的政权和族权，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压迫”。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想”的灌输。统治农村的主流思想有两股：儒家思想和神佛迷信。
儒家思想尊崇“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农民们虽然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不知道啥叫“儒家”，但是儒家思想却代代相传，融化于农民的血液中，成为农民们公认的道德标准。修好行善，孝敬老人，诚实守信，朴实厚道，忠于职责，忠君报国，和睦邻里，讲究义气、崇尚气节、礼貌待人，勤劳简朴等等，都是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们把这些美德概括成一句话：“做人要勤俭，有人性，讲良心”。他们把有悖于这些美德的行为斥之为“缺德”、“没人性”、“没良心”。曾有一个时期，不分精华糟粕，把这些思想统统叫做“封建思想”。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几乎普遍迷信神佛。他们相信神仙佛道、阎王小鬼、阴间阳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等理论和传说。他们相信人做坏事死后要下地狱，上刀山，被油锅炸，来世变作牛马受人役使；人行善积德，死后就受阎王优待，来世投生到富贵人家，享受荣华富贵，等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格言。每个村庄都有敬奉神佛的庙宇，不少人家都供奉着财神、福神、狐（狸）仙、蛇仙。有人说，这些迷信都是财主们为了麻醉农民而编造的，这是统治农民的“神权”。
处境最悲惨的要数农村妇女，她们不仅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还要受“夫权”的压迫。“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任人打来任人骑（欺）”，丈夫可以随便处置妻子：打骂、虐待、离婚甚至卖掉或用妻子还债。寡妇没有儿子，公婆或族长就有权剥夺她的财产，或把她卖掉。你读过鲁迅的小说《祝福》么？小说里的祥林嫂就是旧中国农家妇女悲惨处境的典型。
那时的农业耕作技术差、粮食产量低，广大穷苦农民（贫农、下中农）向财主交完地租后所剩无几，大都缺吃少穿，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战乱和灾荒，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和现在的农民比，如果说还有优势的话，那就是吃的都是“绿色食物”，绝对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新收获的粗粮糠薯、新鲜的蔬菜和野菜，不用担心胆固醇高或者脂肪肝；穿的是地道的“纯棉”衣服：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缝制的衣服。当然，这些“绿色食品”和“纯棉衣服”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农村富人是怎样产生的】
农村富人（财主）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用“矛盾学说”进行探讨：财主和农民是一对矛盾。他们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又互相对立、斗争着；在一定条件下财主和农民又可以互相转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有！世界上根本没有财主的“种子”，也不是迷信所说的“命里注定”，财主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在一定条件下，农民也可以转化为财主。
你们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么？那个叫“福贵”的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生把一份偌大的家业弄光了，结果由财主转化为“贫农”。当然，贫农不都是这样转化来的。
那么，农民是怎样转化为财主的呢？
那时农村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土地是最根本的财富，是全家的命根子，是最可靠的“传家宝”。土地不怕匪抢，不怕贼偷，大水冲不走，大火烧不掉，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那时流行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种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地”。土地多了，也就转化成为“富农”或者“地主”了。那么，买地的钱从何而来呢？来源多种多样，我只能择主要的列举几种讲给大家听。
一种是做官。
农村有些农民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这个孩子聪明好学，终成大器，做了大官。于是，有的成了贪官，通过贪污受贿钱财源源而来。于是就在家乡买房置地，成了大财主。旧中国的官僚地主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种是经商。
农民把孩子送到城镇学买卖（当时称为“住地方”），孩子聪明伶俐，能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因而从学徒到“吃劳金”（公司员工），再到当“掌柜”（公司经理），再自己开买卖（办公司），赚了很多钱。他要拿出一大部分钱在老家买地盖房，一来光宗耀祖，二来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子孙打下基业。于是，这户农民就转化为资本家兼大地主。
一种是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省吃俭用，勤劳致富。
农民中总是有能人的，他们勤劳俭朴，聪明好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人尖子”。他们种地肯下力气，精耕细作，亩产总是比别人多；种地之余，他们或搞些副业（如养猪羊鸡鸭、卖豆腐、弹棉花、搞编织等），或做小买卖（做买卖猪羊、粮食、木材生意等），或出外打工。全家出动，钱就挣得多。另方面，全家省吃俭用，硬从嘴里抠钱。他们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于是雇工种地、出租土地，钱越来越多，土地也越买越多。经过几代人的勤劳俭省，这户人家就慢慢地上升为中农、富农、小地主，有的成为中等地主。
这种家庭的发家致富，类似于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农民个体户”或者“农民企业家”。农村财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转化来的。
一种是“爆发户”。
余华写的小说《活者》有这样一段情节：地主家的一个名叫福贵的“败家子”赌钱，一夜之间就输掉了全部土地、房屋。于是，那个赢钱的赌徒龙三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主。这个地主龙三就是“暴发户”。土改时，龙三被枪毙了。他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望见了那个已经变成贫农的“地主败家子”，大声呼喊道：“福贵啊！我是替你去死啊！”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幼年时家里很穷。他在上海打工的叔叔用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彩票，中了特等奖。于是，他家立即由贫农转化为地主。他也就有钱上学、留洋，成了今天的季老教授。他至今还埋怨他的叔叔让他当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气挨整，在“**大革命”时进了“牛棚”。不然，他是响当当的几代贫农、根红苗正。
一种是省吃俭用，紧守祖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书香门第，躬耕传家，后代没出“能人”，也没出“败家子”。他们省吃俭用，紧守家业，虽然一代不如一代，从大财主降为小财主，逐渐向农民转化，但是到土改时还没有转化成农民，终归还是财主。
在旧中国的农村，财主和农民就象物理中讲的水和汽处于动态平衡一样：水分子不断地飞出液面，成为“汽”，同时，汽分子又不断地回到液面，转化成水。水和汽不停地运动着，不停地对立着、斗争着，又不停地转化着。但是，从总体看，这种平衡是稳定的。
由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又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个体的财主和农民无论怎么互相转化，作为群体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总是相对稳定的，即户数很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靠剥削过着富裕的生活；户数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占有很少的土地，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生活。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由财主的个人品质造成的。许多财主一直到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剥削”，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犯了“剥削”这个弥天大罪。他们慨叹道：“老天啊！我们起早贪半夜地干，从牙齿上攒钱，怎么却攒出了罪啊！”“辛辛苦苦地给儿孙置办家业，没想到却给儿孙留下了一顶‘帽子’（黑狗崽子）！”
到土改时，那些转化成财主的农民，分别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家的被戴上“地主分子”或“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了敌人；那些转化成农民的财主被分别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等成分，成了国家的主人。一段很长时期，在农村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高低贵贱的标志。

【“周扒皮”是瞎编出来的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编入了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内容是：农村一个地主叫周扒皮，对待长工很苛刻。每到半夜他就起床，跑到鸡窝跟前学鸡叫，引起窝里的公鸡都“喔喔”地叫起来。于是，周扒皮让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去。长工们气不过，就在半夜把周扒皮作为偷鸡贼，痛打一顿，出了一口恶气。这篇文章是在小说《高玉宝》中选编的。小说《高玉宝》描写了地主“周扒皮”剥削、压迫长工的种种“罪恶”，是“阶级教育的”的典型教材。
显然，这个故事是瞎编出来的。试想：深更半夜、地里也没有灯火，能下地干活么？周扒皮能舍得点上汽灯或者煤油灯让长工们打夜战么？
那时塑造的地主形象，除了周扒皮外，还有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南霸天和泥塑“收租院”的王文彩。
财主们对待穷人真的像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那样凶残么？地主真的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么？财主和农民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么？
请你读读著名作家陈忠实写的小说《白鹿原》。这本书真实的再现了旧中国北方农村的景象，书里就有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就是土地财产多一些，生活过的好一些。这些“土财主”——小地主、富农们胆子特小，一生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大多数的地主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抗击日本，他们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送儿女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
村长、族长的推举都是顺乎民意的，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热心公益的读书人。旧中国的政府对农村只管收苛捐杂税，很少拨出款项发展农村事业。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财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关键时刻都是他们带头捐献巨资，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于是，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这样，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
财主与佃户，财主与雇工，大都和谐相处。遇到灾年，许多财主都能主动减租减息，让农民过得去，很少有逼租逼债的。佃户们也都遵守合同，如无特殊情况，都能主动按时交租；财主，特别是农村的土财主（富农和小地主），对长工大都是亲如朋友。主人和雇工同吃同劳动，每顿饭都有东家的妇女侍侯着，盛饭添菜，她们只能吃雇工的剩饭剩菜。春种开犁、三夏、三秋、冬季起粪，四时八节，都要给长工吃犒劳。还给长工买胶鞋、帽子，送围裙、衣服。麦收或秋收时，首先用好粮食付给长工工资。年终还要发“奖金”（粮食或现金）。对短工的工钱，一日一清，决不拖欠。长工和短工们也都尽职尽责，很少有藏奸耍滑的现象。小说《白鹿原》中的财主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之间的关系，就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和谐融洽的东伙关系。
我生在旧社会农村，我们村的财主没有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那样的，他们都像《白鹿原》里的白稼轩。

【谈谈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的原型是个怎样的人呢？我来讲讲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名字叫周春富，是东北黄店屯村人。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解放军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周春富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周春富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提出了划分农村各个阶级的标准：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按毛泽东提出的标准，周春富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但在1947年土改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同样在黄店屯，拥有40多亩地，10口人的阎振明家，被划为中农。黄店屯以及附近三个屯，有300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六七户，贫农和雇农不到20户，其他都是中农。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又打又踢。
一个周家的长工揭发周春富说：“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文革中，革委会主任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我追问，他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 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血染黑峪口（一）】
白老先生是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人，曾经历过本村的土改复查运动。鲁顺民先生在2005年1月3日采访了白老先生，白老先生回忆了1947年土改复查时黑峪口的流血斗争。我根据采访记录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黑峪口
我们村兴县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
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王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王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有3名，其他就读于晋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
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的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之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王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王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王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王两家还是姻亲，王家老大王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王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八路军解决经费。王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王亚雄，二女儿王竞雄，侄女王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王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王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王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血染黑峪口（二）】
王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王少白的弟弟王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王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王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王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王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王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王少白很疼爱王象坤这个弟弟，王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王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王象坤到边区政府找王少白，趁王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大半也是那些人在胡说八道，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怎么来。
王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王象坤的儿子王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王武雄就回来了。
王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 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王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王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王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事后想想，当时把人整成那样子，武雄可能是怕他老子活受罪才那样做的。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王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王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王老二，他的后台是王老大，要求工作团把王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 斗争开明士绅王少白】
王少白是黑峪口人，著名的开明士绅。1942年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访问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赞扬。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王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王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王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王少白的儿子王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王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王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
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王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王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
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王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王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王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
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按：查《晋绥日
报》，亦名任奴拉）。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王家做家人，负责王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王家大院里。王家大院是王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王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王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王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王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王少白说理。
他说王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王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任奴儿上去就揪住王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王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王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王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王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王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王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王少白就冲王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王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王少白再也没受治。
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王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王易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王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王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政委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王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王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王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王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王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王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王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王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2008，1，23下午12点37分）

【血染黑峪口（三）】党支部书记的惨死
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
黑峪口村支书叫王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1938年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王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王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王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王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王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王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王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王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王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王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王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王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王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王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王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王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王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把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贫雇农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王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王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王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
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这个军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某：“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斗牛大会（一）】
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
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其家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世代书香门第。他的子侄辈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
牛友兰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因病辍学，时年24岁。回乡后办实业和教育。他一生中所办的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
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王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他和王少白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牛友兰与王少白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俩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王必提牛，无牛亦无王。他们俩人携手合作，为家乡教育事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为支援八路军抗战，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他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
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党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区贸易局长。
牛友兰和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人生背景不同，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气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
牛友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他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就这么一对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父子——红色士绅和革命干部，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
著名的开明士绅王少白被残酷斗争之后，贫农团的头头们又酝酿斗争牛友兰。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到会讲话，支持斗争牛友兰。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斗牛大会（二）
这时，牛友兰的儿子，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当天，李政委特意把他叫来旁听。
分局书记的讲话，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牛荫冠心里非常明白。
书记的话音刚落，土改的积极分子们就强烈要求：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必须最近就开斗牛大会！
在场旁听的牛荫冠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党员。
接着，贫农郭增玉、王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王宝则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转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会后，分局书记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要经受住党的考验！……”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正在被审查的牛荫冠只能表现出要和他父亲坚决划清界限。
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分局书记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他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他们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的为人和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情景，就有人借故闹将起来，会场大乱，斗争再也进行不下去了。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
农民群众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明着也不好说什么。许多农民大闹会场的原因是冲着另外一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群众对斗争牛友兰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发泄出来的。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村之后，这个人被扎成“根子”，很快被当作贫雇农中的骨干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木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馋懒奸猾、偷鸡摸狗，什么坏事都干。因为偷别人的东西，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根子”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教训群众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根子”不争气，后来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

斗牛大会（三）
其间，主持大会的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周文说服群众离开会场。但是他赞同李佩芝的观点，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政委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但是也得劝说群众。由于群众情绪很大，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这位老人紧闭双目，过去造福乡里、支援八路军抗日的一幕幕像电影般浮现在脑际，他万没有想到自己受这样大的凌辱。他心中在滴血，决意以死抗争。“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过、赞扬过的开明老人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谁也琢磨不透这句话的含义。
牛友兰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父亲去世的时候，牛荫冠仍然在党校被审查，没让他给父亲送行。老人去世的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人逢佳节倍思亲”，牛荫冠虽然思念亲人，想做孝子，给父亲送终，但是有党纪国法，他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拘留的小屋里写交代材料，接受组织审查。仰望皎洁的明月，他当时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晋绥日报》对这件震动极大的斗争大会居然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据说毛泽东听说牛友兰被斗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批评李政委：“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晋绥军区贺龙也表明了态度——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
分局书记犯了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按说以后应该慎重使用，不能让他再为祸一方，孰料事实却恰恰相反。建国后，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又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在庐山会议及会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又立新功。三年苦难时期，其他省公共食堂早都散了，四川却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还迟迟没动静；反瞒产私分四川搞得也最厉害，农民谁也别想多吃一口；当时四川已经大量饿死人了，他却在1960年宣布废除四川地方粮票，仍把四川的粮食大量外调。结果，四川省饿死800多万人，占了当时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
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
“斗牛”事件纠缠了牛荫冠一生。首先，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大家很难将这样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牛对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 赵辉是牛的妻子。后来，出任商业部副部长。
1987年11月8日，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这样一个规模会上，王少白、牛友兰的事例当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别人可以用胸襟和气度来理解这件事，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梦见了父亲，梦见了当年土地改革中的“斗牛大会”，他手拉缰绳牵着父亲，父亲鼻孔流出了鲜血……
牛荫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0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2008，1，26下午5点50分，该日是我的生日，我正患感冒，很难受。）

东北土改的故事（一）
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人。少年参加八路军。日本投降后赴东北，任《西满日报》随军记者。参加过东北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在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里，回忆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过程。我下面就讲他回忆的土改故事。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在46年底47年初就陆续开始实行，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高潮，是在47年冬十月中旬，嫩江省委（原来的西满分局已经分为辽西省、嫩江省和黑龙江省了）在齐齐哈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布置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移到晋察冀边区。这年的十月十日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纲领，是一个宣言书，一个动员令。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一广播，像东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老解放区，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由于分了省，这时的《西满日报》已经名为《嫩江新报》。社长是孙泱。为了报道土地改革，报社领导把我派到嫩江省北部的嫩江县。再往北就是黑河了。当时火车只通到齐齐尔以北的讷河县，嫩江县不通火车，邮寄新闻稿子很慢。为了迅速报道土地改革运动，孙泱让我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一个译电员。这样写了稿子可以用电台发回报社。
我出发的那天是十月三十一号。坐火车到讷河，换马车走了三天才到了嫩江县。这是一个小县城。县委书记叫解云清，是冀中人，县长叫李潜，是从冀鲁豫边区来的，我们以前认识。我在县里住了两天，电台架设在县委。
县委建议我到嫩江四区，这又是嫩江县最北面的一个区。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李潜说：“你穿这套' 行头' 下乡是要把你冻死的，你就别想回齐齐哈尔了！”他给我另“装备”了一套：领了一件翻毛朝外的老羊皮袄，一顶貉壳帽子，一双“犴达罕”（四不象）皮底、狍皮靴筒。我穿上后照了张相，觉得像个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猎人。
次日县委派了一辆爬犁，把我送到四区。虽然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还没有结束，土地改革的具体任务还没有布置下来，但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坐爬犁路过一个小屯子休息，顺便打听了一下，这个屯子一共才十一户人家，属于“地主富农”被抓起来的有十三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抓起来一个人还多。
我到了四区。区委书记叫郑平。吃过晚饭，他向我介绍四区土地改革的情况。他说：“群众已经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现在到处在抓地主富农，罪大恶极的，由群众开斗争会。怎么处理，群众说了算。现在不是提倡”贫下中农打天下、坐天下。贫下中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这时区政府和区委的院子里已经关了三百多人，我问他还可能抓多少，他说：”我们还打算再抓六百。“我想，这个区一共才六千人口，再抓六百人，平均每家抓起来一个半人呀！现在他们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再抓起来六百人往哪里关呢？当时附近有很多土匪在活动，还有几个苏联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白俄村庄，他们也有武器。果他们里应外合搞一次暴动，区中队这十几个战士是抵挡不了的。但我没有说出自己的顾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是工作之大忌，况且我只是个记者，是采访来的，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力。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
首先拉出一个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
“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
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的现场。
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
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八九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多是个地主子弟，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
“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是说给他旁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的眼前。
次日我到四区的胜利村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轰轰烈烈：白天开斗争会，晚上研究分配土地问题。我在这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统计了抓人和打杀人的数字。因为我住了好几天，村中很多人我都认识。
有一天，我在农民会队部，看见一个青年，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他答：“我就是本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又问。他说：“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当教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当教员了。被除名回家，今天来农民会报个到。”
这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小马架”里（一间小屋，很矮，在山墙一头开门的房子）想了很久。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是当前的革命任务。我是非常拥护的。我自己家里贫穷，深知没有土地之苦，希望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的搞法是不是“左”了呢？作为记者既有报道土地改革的责任，也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任务。于是我第一次向嫩江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这是我第一次“上书”，以后还有好多次“上书”）。第三节 第一次“上书”，信送走了，我开始后悔并自我反省
我这次“上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反映目前农村土改出现了过“左”现象，打杀人过多，打击面过宽。我还提出了几项原则：可打可不打者，坚决不打；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我还附了我在嫩江四区统计的大批抓人、乱棍打死人的数字。第二部分，谈我在胜利村遇到的那个青年知识分子。我说：“他仅仅是地主出身，是个青年，他自己没有参加剥削，没有罪行。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知识分子队伍的时候，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当教
员，我们的许多学校岂不是要关门吗？”

东北土改的故事（二）
我把这份“上书”写好后，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几遍，自认为比较稳妥了，便到四区区委，让他们派了一个通信员，坐着爬犁送到县里。我给我带来的电台的报务员写了一封短信，让他们用电报发到嫩江报社并转省委，还嘱咐：“因为电报中有打人、杀人的数字，请用秘码发。”
当天傍晚，送电报的通信员回来了。给我带回来一大包文件：有近日出版的《嫩江新报》、《东北日报》，报社内部发给记者参考的“报道要点”、《参考消息》。还有一本毛主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急忙看了一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日报》一篇社论《认识地主阶级》。社论中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他们在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压迫剥削人民群，特别是贫雇农群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消灭封建主义，不彻底打倒
地主阶级，就不能解放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就不能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土地改革斗争中，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每一个革命干部、党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再看《东北日报》上最近一版的头条新闻，说是：“最近辽东地区，桦甸、抚松、柳河等县，贫雇农自己起来，一个夜晚抓起来三千多个地主恶霸分子，一个也没有抓错。可见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我又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轰轰烈烈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回想我的“上书”内容，这不是一个立场问题吗？我暗暗责备自己：“韶华呀，韶华！你自己出身贫苦，从小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消灭阶级，创造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吗？当群众不起来的时候，你埋怨群众落后，现在群众起来了，你又忧心重重。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什么呢？我是不是' 右' 了呀？”
想了好久，接着再重新看了我今天刚刚发出去的“上书”电报的底稿。其中内容肯定是错误的。我得马上写个“说明”或者检讨。我提笔写道：“我今天给报社转省委的电报，内容可能有错误，我正在检讨……”又一想，不妥！我写的是事实，是只供领导参考的，急急忙忙检讨干什么呢？揉了个团扔了，但想了想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有个态度，于是我又写：“我今天发去的电报，仅供领导参考……”还是觉得不妥，揉了个团扔了。再想了想，觉得先表个态，将来受批评时主动一些，于是再写：“我今天发那个电报，只作为内参给领导看的，如果报社领导认为内容不妥，请不要转省委领导了。”想到第四遍，对这样的说法，还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又揉成团扔了。我想：记者有反映情况的责任，错与对将来再说吧。
还有一个对我很不利的情况：现在城市各机关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如果我回到报社，“上书”中表现的我对于土地改革的观点，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从此我就在嫩江县，讷河、甘南等县，到处采访。报社没有让我回去，也可能找不到我。我没有赶上参加报社“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这中间，我偶尔遇见了地委书记冯纪新（嫩江县归讷河地委管辖）。他告诉我说：“韶华同志，你不要单纯当记者。你也领导一个工作队，搞一个乡的土改，体验一番嘛！”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便到了甘南县的胜利乡。
那时我唯恐自己再“右”，在召开贫雇农大会动员土改时，我讲了很多富有扇动性的言词，其中有几句话，至今还记得清楚，我说：“贫雇农同志们！行动起来吧，勇敢地向地主恶霸们进攻吧！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想怎么办就就怎么办！你们把天捅个窟窿，我给你们补上，你们把地跺个窟窿，我给你们铺上。要把过去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地主恶霸们，通通抓起来！”
当天晚上，贫雇农按照我的布署一齐行动，把地主恶霸们全都抓起来了。关在两处空房子里。我作为这个乡的工作队长，由农会主任带领，去了解情况，看看抓了多少，都是什么人。我先到一所房子里，见那里愁眉苦脸地挤满了人，外面由民兵站岗。我分别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采取的剥削形式？是出租还是雇工？按照当时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出租土地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划为地主；以雇工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划为富农；雇工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划为富裕中农；自食其力的为中农，以下为贫农和雇农。
我问了几个人，没有一个够标准的地主和富农，有几个顶多是富裕中农。至于在伪满洲国当过官员、警察等欺压群众有罪恶民愤的，一个也没有。我又要农会主任领我到另一处关押人犯的屋子，以同样的问题又问了几个人，情况也是一样。这时我心情十分矛盾：承认群众抓起来的都是批斗对象吧？违犯政策；不承认呢？又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我轻声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也，也不够呀……”我的意思是说：“也不够恶霸地主呀。”农会主任无声地出去了。
我坐在工作队部又想了一刻，觉得还得再去调查研究一番。我走到原来关押罪犯的地方，迎面看见农会主任。我一看，房子空了。问他：“犯人呢？”他答：“都放了？”我严厉地问：“为什么放了？”他说：“你不是说' 不够' 嘛！”我没有说的了。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真有“够线”的恶霸地主富农，他们没有抓起来，随便抓了几个人应付工作队？还是根本没有“够线”分子？但他巴不得我说“不够”，马上去放人的情绪是显然的。

东北土改的故事（三）
但我仍然顾虑重重。当时我很怕自己“右”。如果有几个农民会干部当众一呼：“这个记者包庇地主，他是什么人呀？”“他同情地主富农，是混进革命队伍的' 阶级敌人' ！”“怎么办哪？”“乱棍打死！”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法制，打死个阶级敌人不需要什么审判程序，我就没有命了。即使将来为我平反，也顶多说一句“这是人民群众革命大风暴中的小偏差。”我也不会成为烈士。况且城市各党政机关，正在搞“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中就是“查阶级、查思想、
查作风”，虽然“查”不到我的阶级出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思想作风方面给我戴一顶什么“帽子”，我也很难翻身。
我设想自己被“乱棍打死”的事，并没有发生。那个农民会主任比较老实，我随便一句话，他就把抓的人放走了，这样的老实人，对我是不会下毒手的。
在胜利乡，象征性地批斗了几个对象，没有打死人。农民开始欢欢喜喜丈量分配土地。这是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的一次体验。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高潮。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
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发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发现了。于是《东北日报》发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高潮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发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 月底4 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
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高潮，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
（2008，1，21上午11点——11点54分）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1）
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陆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0年去世 ；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2）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 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
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
她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在我家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你说什么？他们要把你老姨夫打死？”妈妈犹如五雷轰顶，惊异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 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 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3）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 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 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4）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是何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党。这就是革命，是阶级斗争”。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
他接着说：“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我靠你了”。 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5）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再说分浮财。
夫浮财者，人们全部生活用品之谓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应有尽有，从吃饭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齐。
恐怖的血腥事件过后，就开始了第六阶段：分浮财。我已受人之托，当完成承诺之事。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想出一个方法，农会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农会又开会，农会主席叫我说说。
我说，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规定不平均分，就分开等级，比如分四个等级。最贫穷的雇农定一级，次贫穷的定二级，再次贫穷的定三级，把每家都定上等级。给每家按照等级分钱数，再按照先后顺序去选自己想要的物品，选够自己分得的钱数……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没等我说完，村长兼农会主席李芳圃高兴地抢着说。
我继续说：“分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应该多么大，给谁家定哪一级，怎么定顺序，定物品价钱，这些由农会决定，我管写票。然后，将物品都摆放在院里，每家按票上的钱数选取物品”。
“四个等级有多大差别？”钟义（他是乡农会副主席）像是对会场上的人提问，眼睛又看着我。会场沉默了一会。
“小冯，你认为等级差别多么大合适？”李芳圃直率地问我，此刻，他大概认为是向土改工作队员（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得大家商量，等级之间不能差别太大”，我说。
“差别要有多么大，你先说说”，李芳圃仍是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想每级之间差别为零点二倍左右合适”，我说。
他们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零点二倍。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分四个等级，那就是一级一点六、二级一点四、三极一点二、四级一点零。如果定为四级的贫农家庭一人分十元，那么，定为一级的雇农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经过我的解释和说明，开会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体办法。那个说话带口音的土改工作队长，从其他乡回来以后，了解这种分浮财的办法又称赞又高兴，带到其他乡去推广。
我们这个乡就按照定下来的这个办法开始工作了。几个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贫雇农，其中最穷的雇农有六家；次穷的雇农二十家；比这二十六家日子过得稍好点的贫农有二十五家；再往后也是十七家贫农，属于贫雇农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农要差。前已述及，中农在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农不但分不到“胜利果实”，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农会把该做的工作做好了——给贫雇农定等级，给浮财定价钱——我把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也计算出来了。自然要选择吉日瓜分“胜利果实”。这一天贫雇农们早早地就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个大院子。
贫雇农按照农会给的顺序号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领取应分到的钱数，然后，按顺序到院里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若是遇到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调解一下分顺序先后解决。
这一天是每家贫雇农享有“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当夕阳的余晖被冬日的凉气侵袭殆尽时，堆满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抢劫文明地抢走了。

27、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6）
在以后参加工作的数年间，对于这一段经历我还有点自豪之感：“胜利果实”之一的浮财分配，是按照我策划的方法实现的——我爱国，我革命了，我光荣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自从我想出办法给农民分了地主浮财之后，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对我的印象极佳。
农民的“胜利果实”有二：浮财与土地。浮财已分完了，现在需要进行第七阶段的事：分土地。
我几个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并绘制的田亩方位图，就是分土地的依据。
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但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其内容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级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制成的土地方位图上，每块地边界、长宽弓数、等级都标注得很清楚。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随时把每家计算出来的宽度标注在地图上。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
“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排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这时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土壤贫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几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
“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
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印得花花绿绿，写上姓名、地段、亩数和座落，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每家的地界桩。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
当“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扩兵支前运动”。不知为什么，那时不叫参军，也不叫征兵，却叫“扩兵”。
为了战争，必须要大规模扩充军队，找到尽可能多的士兵，以满足前线之需。显然，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由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到了寇家屯乡政府，先给乡政府里人开会，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就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的动员报告。
一九四八年的春节刚刚过去，这一天气候暖和，比往年同期少有。上午十点左右，各屯子的人都来了。县里扩兵工作队带队的人（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从言谈举止判断是一个当兵多年的农民。他的扩兵动员讲话直截了当，我的印象深极了，他说了很长时间，语气有些焦急。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内容，记得是：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党毛主席……”
他讲了很多很多，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看样子有些词汇农民们根本听不懂。
“什么叫反动派？是一个人吗？是不是地主老财？不是已经打倒了吗？”我听见一个农民对旁边的那一个小声嘀咕。我暗自好笑。
“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那个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
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农民们竟然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难耐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我看出这位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我再看看会场，农民们大部分人低着头，个别的人在小声嘀咕。农民们此刻没有了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
快到中午有些起风，似乎不那么暖和了，抑或是会议气氛所致。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队长的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这时又听到了他嘶哑的喊叫声：
“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
这位队长不顾失态，他在吼叫着，声调里饱含威胁口气。接着他赤裸地说：
“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
他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露骨而又真实，没有一点迂回——也是难得的“诚实”！我离讲话的人四米左右，向他望去，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嘴角上因说话的时间长而泛起白沫。
“看来，这位队长恼羞成怒了……”我思索着。
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就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有目标有对象的一家一家地谈。
最后只好宣布暂时散会。告诉他们回家商量一下，工作队到家去谈。后来，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有七个人被“扩兵”了。
“扩兵支前运动”一直持续到春耕开始之前。主要的就是动员农民出人、出钱、出粮，打胜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夺权战争。
农民们真是万幸，他们“翻身”了，“救星”把他们救出了苦海！
一九五零年，我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时，看到一本小册子《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总结》。其中，对于一九四七年东北地区，主要是北满土改中发生的暴行，以“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的字样轻轻带过。
（作者冯志轩），

28、晋察冀的土改运动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按照枣林沟会议的分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尽管土地会议推迟召开，但作为中央委托的重要工作，中央工委在东行的途中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4月8日，刘少奇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强调，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刘少奇、朱德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在表扬和肯定晋冀鲁豫的土改作法和经验的同时，对晋察冀等地的“不彻底”问题提出了批评。
5月1日，刘少奇对薄一波所送的晋冀鲁豫区土改情况报告作了批示：
“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
为欢迎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5月3日，边区各机关举行集会。会场设在城南庄东面的黄芽沟口。会议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主持，阜平县委书记李国庆、城南庄区委书记苗寿堂和县委机关部分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刘少奇批评晋察冀贯彻《五四指示》不深入，土改不彻底，右了，农民没有真正翻身，要对土改运动复查，纠正右的错误。
刘少奇、朱德还致电中共冀东区党委，指出：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的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了过多的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农民继续要求获得土地。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
他们认为并强调指出：“为了尽可能最高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但在彻底清算地主的土地财产时，仍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好、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
“第二，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好、恶霸、富衣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就是说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应该保存凡家富农不动，中农才不恐慌）”。
“第三，必须坚决联合中衣（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但最近由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可以除外），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丸十的反封建战线，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密切注意中农情绪和态度的波动。凡是引起中农恐慌和反对的事，应劝告贫农停止进行。凡是中农同意和赞成的事，应大胆放手进行。”
在晋察冀边区“五三会议”后，边区机关即抽调人员，到农村领导土改复查，俗称：“五月复查”。这次群众发动极为充分，上至五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儿童都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苦大仇深的农民以血泪实事控诉了恶霸地主的累累罪行，一本本血泪帐，以无可置疑的实事讨伐着人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愤怒的情绪如燎原大火焚烧着一切封建势力及其所依赖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
“五月复查”的中心内容是除清算尚未清算的土地之外，还清算了地主的浮财、房屋、衣物、牲畜以及其他一切生产、生活资料。但在纠正右的倾向时出现了“左”的偏差，如在城南庄“五三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升租子也是剥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口号。在行动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所有地主扫地出门，吊打抗拒复查、不交浮财的地主。运动发动较早的阜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打死活埋了300多人。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就连一些劳动模范也受到了冲击，阜平县朱家营村胡顺义是学习陕甘宁边区劳模吴满有运动中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典型，曾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也受到了无情的斗争。
中央工委发现后，于6月在行唐县上碑召开了纠正“左”的偏差的紧急会议，分赴冀中等地的土改工作组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中途返回参加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了话，肯定了土改复查的成绩，指出了“左”的错误。他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复查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必须立即纠正，煞住吊打风……”
朱德的讲话及时进行了传达，随意吊打和处死人的行为被立即制止，使土改运动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和“左”倾偏差的发展。
上碑会议之后，中央局在阜平的城南庄和马兰搞了两个试点，果断纠正了“五月复查”中“左”的错误，有的人已被送上断头台，又被松绑生还。
为使全国土地会议能够深入讨论一系列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保证会议开出成效，5月24日，刘少奇在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中，提出了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 ‘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丸十以上反封建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在全国土地会议筹备阶段，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开幕。

29、胡开明挺身纠“极左”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一群爱国学生曾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你知道领头的学生是谁么？他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胡开明。
胡开明，是我最敬爱的优秀党员之一。1959年他任河北省副省长时，自动请缨，高职低就，去河北最贫瘠、困难的地区张家口任地委书记。他到任后，果断地停止了“反右倾运动”，为那些蒙冤挨整的干部平了反；他顺乎民意，支持分田到户和包产到组，使得十几万农民免于饿死。因此，他受到点名批判，被打成“胡葛反党集团”的头子。
《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刊载了胡开明的一篇文章，题名《在晋察冀的日子里》，文中回忆了他参加土改的一段经历。我下面讲的故事，就是胡开明的那段经历。
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及各解放区城市，晋察冀日报社随机关撤出张家口市，转移到原来驻过的农村根据地平山、阜平一带。胡开明当时任报社副社长。
1947年5月上级任命胡开明为土改工作团团长，到阜平县最富庶的王快区，统一领导那里的“土改复查”工作。他率领全团20多人立即向王快镇进发，下午6点到达目的地。当时天还没黑，听说王快村外正开联村斗争会，他便放下背包去会场。还没到会场，见人们已开始往回走，会已散了。他见参加会的人个个面带惧色，尤其是妇女，问话也垂头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逆着散会的人流，到会场上看个究竟。只见会场是一片坟地。坟旁树上绑着一个人，鲜血淋漓，腹部被剖开，再看地下，躺着几具尸体。
胡开明十分反感，土改复查这样搞，不搞成天下大乱了吗？他急忙回到王快镇，立即召集王快区委和复查工作团干部开会。恰巧，晋察冀中央局派往冀中的复查工作团路经此地，他也就请该工作团的团长参加。在会上，他讲：“我是中央局派的工作团，是为王快区的土改复查实行统一领导而来的。现在各村开斗争会，执行政策很乱，出现打死人的事情，这种局势要控制。今后，凡开斗争会、联村斗争会，必须请示工作团批准。明天，召集各村支部书记、村干部开会，我还要细讲。”
冀中工作团的团长听了，认为胡开明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便即席发言，大讲一番“要走群众路线”问题，特别强调了“按群众意见办，要让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部发言都是和胡开明对着干！他发言之后，立即给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吴德打电话，反映胡开明的“右倾”问题。胡开明发觉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明天开会，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看法讲，但讲话的语言要力求准确，要写成文字，并誊清一份，立即送请吴德审查，如有错误，请他及时指正。
第二天，胡开明在全区村干部大会上，照自己的讲稿发布了工作团的规定和纪律。一周后，农村清算地主杀人的事制止了，农民随便到外村斗地主的情况也基本停了下来。他等待吴德的批复，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上级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
有些干部，特别是分区农会的主要领导，曾要求区党委把胡开明从王快区调回来，说胡袒护了地主。这次奉命率工作团撤回，有些人猜测：胡开明犯了右倾错误。
胡开明回忆说：第一次土改，是从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开始的。这一指示，内容共18条，头一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其他各条则规定要照顾一些人。此指示经晋察冀中央局、区党委讨论了，但是对第一条（满足贫雇农要求）未强调，对其他各条则强调了。因此，虽进行了土改，但并未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群众没有普遍发动起来。地主仍掌握多数土地。在政治上，有的地主富农仍掌握领导权，贫农没有政治地位。1947年5月以后，朱德、刘少奇到边区，了解到边区土改很不彻底，决定进行一次土改复查运动，进行第二次土改。
在这次土改复查中，又犯了左倾错误，发生了乱杀人的现象。有的村庄，地主富农被杀；有的村在本村不肯杀人，便搞联村斗争，到外村斗地主，杀人。如我在王快庄见到的那种恐怖场面。这种“左”的偏差出现后，转移了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仍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央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等候中央土地会议后，再作部署。
1947年7月，胡开明以冀热察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讨论土改政策时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人主张土改中要动中农财产，在土地分配上要绝对平均；要依靠贫农团，踢开党支部搞土改，“搬石头”，对原来的干部一律不用。他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左”。
9月底，全国土地会议将要结束时，中央决定要调一部分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胡开明也积极报了名。后中央又决定：凡是报名南下的干部，都要在晋察冀参加一期土改，然后再南下。于是，他又被任命为土改工作团团长，去阜平县的马兰村搞平分土地试点。
全国土地会议后期，晋察冀边区四地委的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选拔的都是贫雇农成分的干部。地委书记梁雨晴，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任命的，不识字，原在平山县当县委书记。专员崔民生，与梁雨晴是亲叔侄，当过长工，不识字。地委秘书长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可以看出，地委班子是按偏重成分的指导思想配备的。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见地委领导成员是这种情况，便对胡开明说：“你还是回四地委吧，你当副书记，做梁雨晴、崔民生的帮手。他们都不大识字，发下的《土地法大纲》，他们都不会念，怎么传达贯彻呀！”他就由工作团来到四地委。中央新的指示或政策文件发下来，他就给书记、专员念，有时念着念着，专员就打起呼噜来。
四地委领导下的各县委书记都是高级干部，平山、建屏两县又是由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土改试点。胡开明办了个《土改通讯》，来指导辖区内的土改运动。有时，和县委书记们的观点不一致，这就发生了矛盾。
平分土地的第一阶段是组织阶级队伍。胡开明发现建屏县“搬石头”搞得太厉害。什么叫“搬石头”？就是把前期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党员看成是“绊脚石”，凡当过党、政、团体委员以上的干部统统罢免，说只有把“石头”搬开，才能组织阶级队伍，以便搞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平分土地运动。结果，队伍还是建立不起来。他跟基层干部在一起活动多年，很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土改复查时，农村干部中虽然有中农成份的党员干部，但也有贫农成份的骨干，有的有些毛病，但不是都不能用。建屏县起初把所有农村干部当“石头‘搬掉，很多基层干部心不平。于是，他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反映到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见到胡开明的报告，觉得是个问题，就在1947年12月的一天，召开了地委和部分县委领导干部汇报会。当胡开明汇报到建屏县搬“石头”搬得太厉害时，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立即站起来反驳。刘少奇说：“老钱啊，你别急。你县发通知规定‘凡是当过委员以上的村干部都不能入贫农团’，我不同意这样做，你坚持要发，我又认可了。今天组织不起来阶级队伍来，也有我的责任。效果不好，再改过来，这不影响你钱俊瑞的威信嘛！”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便解决了地委县委之间的矛盾。
在这次汇报会上，基本上肯定了胡开明的看法。
在四地委地、县、区三级平分土地整编队伍中，裾7个县统计，有46干部名分别受到撤职、留党察看、停止党籍、开除党籍的处分。开除党籍的有12名干部：7名地主成分的干部，两名区干部，1名富农成分的干部，1名中农，1名贫农。
在整编队伍中，开始有些阶级界限不清，特别有一度查三代，把一些已是贫农生活水平的也划到地主富农那里去了，弄得人心惶惶。
1948年，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电报，转发习仲勋《西北土改中的问题》一文，提出了怎样对待老区、半老区的土改政策问题。接着，又发来任弼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说，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1933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土改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讲话举例说：晋绥区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共520户，评定地主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根据《怎样分析阶级》复查，竟多定了50多户。人为地把自己队伍里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四地委，胡开明大喜过望，连夜把记录整理并刻印出来。天刚亮，他就和其他几个人骑着马，把中央文件分送到下面。他多么希望中央指示尽快与群众见面，纠正土地平分中的“左”的错误啊！ （2008，1，8下午4点05）

30、一位县委书记对“左”倾领导的抗争（1）
1947年11月，中共冀晋区二地委在盂县召开分区土地会议。开会之前，平定县委对全县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为参加分区土地会议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11月20日，县委书记布克、组织部长韩瑞义、民运部长崔金印，带领县区党员干部209人到地委报到，满怀信心地准备学 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最新指示，汇报平定土地改革的成绩和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
令布克想不到的是，会议还没有开始，二地委就对平定县委会进行了大的调整：指派地委委员、专员赵鹏飞兼任平定代表团团长，布克任副团长，韩瑞义、崔金印、王元寿为代表团领导成员。县委副书记刘松青、县委委员王俊鸿、县委委员武装部长徐广先被编到会议的地委机关代表团参加会议。县委成员、县长耿忱则宣布调到冀晋区党委。很显然，布克已经无权履行县委书记的职务了。
11月21日，分区土地会议开始。这是一次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进行土改整党的会议。早在1947年的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左的。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通过转发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重新发布了1933年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纠正了左倾错误。
二地委的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纠正左的错误之前召开的，因而会议的指导思想是相当左的，如决定彻底平分土地，实际上允许侵犯中农的利益；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认为村干部完全不受地主富农影响的不多，村中的支部书记、村长、武委会主任、农会主任等干部脱离群众最甚，要“搬石头”。
因此，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各代表团都以党小组为单位，普遍开展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平定代表团首先由县委领导进行思想检查，然后每个党员干部逐个进行三查。
会议进行了三天以后，大会主席团通报了盂县代表团的经验。盂县代表团认为，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是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地富出身的干部如果没有改造好，就是地富分子。
他们把县区党政干部分为三部分：贫下中农出身干部是依靠对象；中农出身的干部是团结对象；地富出身的干部是斗争对象。
他们把全部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干部组成贫农团，各小组成立贫雇农小组，作为领导核心，团结中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集中火力对准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令他们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大会主席团认为，盂县的经验很好，各代表团都必须认真学习，积极推广，不能有丝毫动摇。
平定代表团布克、韩瑞义、崔金印、王元寿对盂县代表团的经验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党内按出身组织贫农团，是唯成分论倾向，是不妥当的，因而未积极推行。
大会主席团特派地委组织部长王杰传达主席团意见，批评平定代表团思想右倾，行动迟缓，县委要认真作检查。布克等同志则认为，整风会议重点帮助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进行三查是对的，但不能按党员出身成分来分成依靠、团结、斗争的不同对象。
这样，平定代表团和大会主席团产生了原则上的分歧。于是，大会主席团以强硬的手段要求平定代表团毫不动摇地推行盂县经验，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布克只得表示了对主席团的意见思想上保留、行动上执行的态度。一时间，1500多人参加的会议，斗争残酷，气氛紧张，把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打发到驴圈马棚里居住，并关了禁闭，搞得他们心惊胆战，不知所终。
二地委的错误仍在继续。在土改整党会议总结时，他们又点名批评平定代表团改变了主席团的精神，走了弯路，犯了右倾错误。还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改组了中共平定（路北）县委的领导班子，布克、刘松青等主要领导调离，韩瑞义改任武装部长，县委武装部长徐广先被诬告为“贪污犯”投入监狱。
二地委派赵鹏飞任平定县委书记，调盂县县委书记许奋斗任平定县委副书记，王元寿被县农民代表会推选为县长，原五台县县长郭茂生任副县长。这样，原来的县委委员仅剩下韩瑞义、崔金印两位了。
“盂县会议”后，左倾思想在调整后的平定县委领导班子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脱离实际地指导土改运动，把农村党支部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状况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大部分农村党员干部右倾保守，是土改运动中的“绊脚石”，提出“群众要斗谁就斗谁，要扣谁就扣谁”的口号，发动贫农团向干部开火，开展了所谓的“搬石头运动”。
由于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一些地主、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挑动贫农团斗争党员干部，致使全县大部分党支部被迫停止了工作，听任贫农团审查、斗争。
党员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打斗致残致死，许多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的党员干部被撤消职务。县委对此熟视无睹，反而认为是土改彻底的表现。
到1948年2月，全县118个村中有375名党员干部被当作“绊脚石”搬掉，有19名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被打死，有35人被迫自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受到严重迫害，使平定（路北）县的工作陷于瘫痪。
1947年，农村的土地改革迅猛发展，并形成燎原之势。《晋察冀日报》为了深入报道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壮举，向中央局请示批准，拟调一批县委书记或是县一级的地方干部到报社担任记者工作。鉴于布克对会议左的错误的抵制，二地委便顺水推舟，把他推荐给晋察冀日报社担任记者。
这年12月底，布克来到《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阜平县新房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但是，“盂县会议”的那些风风雨雨还一直在他的头脑中萦绕，使他久久不能释怀。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他们在“搬石头运动”中，一律被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有的靠边站听候审查，有的被打死或致残。
岔口村曾是抗日模范村，而在整党中，党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所有党员干部都靠边站，贫农团给村干部脖子上挂上各式各样写着石头名称的牌子，斗争，游街，关禁闭。
千亩坪村的治安员、共产党员张道国，红土洼村党支部书记李太保被非刑拷打致死。李太保平反后重新安葬的时候，他的尸体上还绑着铁丝绳子……这些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

31、一位县委书记对“左”倾领导的抗争（2）
布克报到之后，邓拓同志就找他谈话。邓拓，1912年2月6日生，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8年，党派他到晋察冀边区，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以年轻而成熟的姿态出现在战火烽烟之中，是晋察冀根据地思想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他才华横溢，下笔成文，号称“边区才子”。
布克对邓拓仰慕已久，想不到能亲自聆听首长的教导，心里异常激动。他详细汇报了二地委整党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邓拓认真地听完后，真诚而又亲切地对布克说：“你把你刚才说的，写个材料，放开写，不要拘束，写好后给我，让中央局的同志看看。”
布克从邓拓的房间里出来，心情如沐春风般痛快。
就是在不久前，即1948年的1月7日，党内刊物《战线》（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上，发表了张连奎《二分区土地会议上一部分干部的思想动态》的报告摘要。
在这篇文章里，张连奎公开点名批评说：“平定有些干部叫喊：‘斗得过火了”，布克听了要他们自己坦白，就不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了。”文章还批评“平定武委会徐广先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布克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心情既沉重又愤怒，他想：这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啊！为了从政治上把我压下去，硬把我列到地富成分中去。其实，就是对于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也应该用阶级观点具体做阶级分析。这次搞的是反动的唯成分论！如今，邓社长让我把二地委整党的情况写出来，这正好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向中央说真话的机会，还那些受冤屈的同志一个公道，怎不令人高兴呢？
布克又开始开夜车了。在《二分区土地会议上的争论》（以下简称《争论》）的标题下，他有说不完的话向党倾诉，写着，写着，整整三个通宵竟写了七千多字。
在《争论》中，开篇说：“在二分区土地会议中，关于大会指导思想的问题，大会主席团和平定代表团曾经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虽然大会主席团做了结论，但因为没有深入的检讨、分析和研究，所以，我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这里把这一经过讲一讲。”
《争论》说：“第一、我们认为大会主席团不应以盂县的经验指导大会。我们认为，既然有新组成的代表团，不应再采取‘贫农团’、‘贫农小组’的组织形式，和提出‘发动和依靠贫雇农出身干部’、‘团结中农出身干部、克服他们动摇性’、‘打击地主富农思想’等行动口号。大会主席团则认为，到会干部中各种出身的，一般都带有原来阶级的思想、作风，贫雇农是‘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结论中也提出：‘贫雇农当家平分土地’，党内也提出‘贫雇农当家’的口号。”
《争论》说：“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以干部出身划分界线，而不是以思想划分界线。我们主张，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基础，以贫雇农出身的干部为骨干，选择贫雇农出身干部中优秀的，召开不定期的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三查，并提高贫雇农干部的阶级觉悟水平。”
《争论》说：“第二个争论问题——我们认为，对于非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不纯，应该有所区别。比如，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中，应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分子之别。但王杰同志则说：‘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没有改造了的，都是地主富农分子，带着本阶级的思想作风就多。所以，要压得他们的思想上粉身碎骨后，新思想才能生根发芽。’这就把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都划成了一个类型。虽然张连奎同志在传达报告中有所区别，但是大会整党的办法和王杰同志所说的是一致的，没有把淘汰的与改造的对象分别对待，没有着重提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号召各种出身的党员干部，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出发，自觉地改造自己。”
《争论》说：“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大会过程中民主精神很差。在上述组织形式与行动口号之下，在思想斗争时，领导上不是启发所有到会的党员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敢地揭发自己与批评别人，批评领导，没有把自觉的改造与领导上的教育改造结合起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有的小组形成强迫接受错误，形成逼供的现象：乱戴‘投机分子’、‘奸细’、‘叛徒’、‘反革命分子’、‘国民党作风’、‘滑头狡猾’、‘交人民法庭’、‘开除党籍’等。据说榆次代表团还在斗争会上捆起了一个不坦白的干部，把复杂的思想斗争简单化了。”
“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够恰当。主席团对于思想的转变过程要求过急，我们认为多年的错误思想，不是三五天就能够完全转变过来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被查时，有的一下扭不过来自己错误观点的，或者对某些误会的意见提出申辩的，便说他们‘滑头’、‘狡猾’、‘顽固’；有的在斗争中发言比较积极的，就说他们应付场面，故意表示态度，使人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因此，在会议过程中，不但没有加强党的团结，反而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与浓厚的恐怖情绪。贫雇农出身的干部虽然斗争积极，但很孤立；中农出身的表示冷淡害怕；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则恐惧。”
《争论》说：“第四个争论问题——由于以上的分歧，对于斗争的估计也不相同。会上对贫雇农出身的干部鼓励多，批评教育少。有些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在查思想、查阶级中，不细致分析研究，乱扣帽子的现象领导上没有加以纠正，只是单纯地表扬他们阶级观点‘明确尖锐’，凡贫雇农干部的错误思想作风，领导上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批评，反说‘这是他们（指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给传染上的，和身上的泥一样，一擦就掉了。’这样就助长了一部分贫雇农出身干部的骄傲情绪与某些扣帽子的现象。”
“我们认为这种斗争不是提高党的领导思想水平，而是把它降低贫雇农的水平了。因此我们主张应当纠正这种不好的现象，改变办法。但是大会主席团则认为这是正常的思想发展，认为我们是被地主富农的思想所吓倒了。在结论中这样说：‘……平定代表团改变了主席团的精神，走了一段弯路，后来才转过来，拥护主席团的方针。这段弯路中，它吃了一定的亏，把思想斗争开展得不够，没有大大提高贫雇农干部的觉悟……地主富农的思想，曾一度受到压力，但又缓和了。’”
“关于民主问题，结论中说：‘……没有用阶级的观点去看民主专政的问题，对地主要专政，越专越好；民主是对贫雇农劳动人民的，对地主没有民主。……有些同志提倡启发自觉，但是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呢？贫雇农是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确确不懂，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去掉知识分子的偏见。在这个会上，一般的表现是：那个阶级出身的，就反映了那个阶级的思想：贫雇农斗地主的思想就卖力气，反之，有些同志却不愿意让贫雇农审查党。’”
在《争论》中，最后说：“在大会闭幕后这一个时期，我在思想上不断有内心斗争，总觉得二分区大会主席团的整党办法有唯成分论的倾向。张连奎同志在《二分区土地会议上一部分干部的思想动态》一文中只提到‘平定有些干部叫喊斗得过火了，布克听了要他们自己坦白，就不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了。’我看了这几句话，感到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平定代表团不是争论‘过火’‘不过火’的问题，而是在领导思想上和主席团发生了重要争论。当时在争论中最突出的是我和韩瑞义同志，因此把我们列到地主富农干部的动态中去了。我现在就把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提出来，以供研究。”
布克所写的《二分区土地会议上的争论》发表在《战线》1948年1月28日第六期。发表时，文章由七千字压缩到四千多字，并在篇头和文中加了“编者按”。篇头的“编者按”中说：“二地委土地会议时，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还相当严重，那时集中火力大力打击地主富农思想是必须的，正确的，二地委执行这个方针是坚决的，这是好的。但在各代表团内组织贫农团，而整党又单纯从成分出发，不以查思想为主，这就不对了。（如果布克的反映是事实的话），而布克同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则是对的。”
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对土改和整党初期发生的左的倾向早就有了觉察，1947年12月，重新发表了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了会议，讨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问题和党内倾向问题，毛主席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从1948年1至2月份，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重点》、《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保护工商业政策》等重要文件。
1948年3月，二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和北岳区党委的指示，开始对各县前段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平定（路北）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搬石头运动”，检查土改和整党中的失误，进行纠偏。4月，平定县委书记赵鹏飞调离南下，刘松青调回平定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纠正前段土改和整党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
通过调查研究，除个别存在问题的党组织外，一律恢复党组织活动，无重大问题的干部恢复原职，运动中被错斗和错误处理的党员得到纠正，因地、富成分扩大化而受到错斗的中农得到退赔补偿，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个时候，二地委曾劝说布克留下来继续担任平定县委书记，也许是二地委的政治环境的缘故罢，布克没有回去，而是继续留在了新闻战线上。

32、处理逃亡地主
逃亡地主，这是石家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形成的独特现象。市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制止乱抓乱抄的无政府状态，依靠正确的政策，有领导、有步骤、妥善予以处理，不仅净化了城市，安定了秩序，而且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独特的政治现象
石家庄解放之初，造成乱捕乱抄的混乱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正进行土地改革的周围各县农民进城抓人抄物。从1945年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后，周围新、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纷纷逃入石家庄，以逃避解放区群众的清算斗争。各县流亡政府、党部、地主还乡团也麇集石门，伺机反攻倒算。石家庄解放后，不少邻县农民入城，将逃亡进市的地主恶霸抓回原籍，将其隐匿在市的财产抄回原籍，清算斗争，甚至处死，有的将工商业也抄没。一时，人心惶惶，谣言迭起。
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当时，四乡有些农民有偏激情绪、简单的复仇思想、多抄回点财产多分果实的本位主义思想，把消灭地主阶级等同于肉体上消灭每一个地主分子，这与革命的根本任务及具体政策、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方针背道而驰。而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面对这一新问题一时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处理。
依法登记
为稳定秩序，石家庄市政府明令禁止随便入市抓人抄物。但对逃亡在市的地主、恶霸又不能不闻不问。为贯彻《土地法大纲》，保护农民积极性，需立即进行稳妥的处理，其正确途径是经过人民政府，有组织、有领导、严格依据政策进行。为此，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处理逃亡地主登记处，具体负责对逃亡地主的处理工作。1月4日，市政府发出《对处理本市逃亡地主的指示》，要求各区动员逃亡地主登记，并将名单及材料送交登记处，各县进市人员由登记处编组，协助调查，财产由各街政府登记管理。指示还对处理逃亡地主的方针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市政府还向周围有关县政府发函，请派员进市商讨处理逃亡地主事宜。
登记处依据毛泽东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和石家庄实际情况，制定了划定逃亡地主的三条标准：
1.某地区地主，在我民主政权建立后，不执行我政府法令，逃避革命负担与清算斗争或因其它类似原因逃离本地区者即为某地区的逃亡地主。
2.抗战以后某地区地主在我民主政权未建之前，以种种原因逃离本地区直到本地区业已建立民主政权，仍继续逃亡不返籍以达到逃避革命负担与清算斗争之目的者，亦为某地区的逃亡地主。
3.某地区的旧式富农，其它条件与1、2两条相同者以逃亡地主论。中农以下成份，成份不明而与1、2两条中相同者，为某地的逃亡户。
登记并不顺利。
1948年1月4日开始登记，到1月18日，仅登记了40人。登记中，有的将地主登记成逃荒户，财产亦不如实登记，大部分只登记了些生活用具。
登记处及时总结、分析了原因。一是登记点设置不当。逃亡地主集中居住在桥东，而登记点设在桥西新市区，相隔六七里地，不便于登记。二是大部分逃亡地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怕登记后，共产党不轻饶他们。因此，能拖的就拖，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三是工作人员对此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登记处首先检查了自身认识不足的缺点，明确了绝不会凭政府一个通知，逃亡地主就都如实登记，而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了工作方法。首先撤销固定登记点，“深入区街、分片清扫”。由登记处和各县来的人员组成工作队，由区、街配合，逐区逐街设点登记。其次，加强调查，对逃亡地主情况摸底，掌握底数，然后动员其登记，改变了前一段无人组织、督促的状况。登记前，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党的政策，讲解《土地法大纲》，讲清消灭地主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个人，而是将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有的仍不放心、不明白，允许提问，工作人员予以耐心解释。
登记进度大大加快，从1月18日至25日，8天就登记了359户。到3月10日全市登记结束，共登记了逃亡地主828户、3414人，逃亡户541户，1766人。
过细处理
登记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处理阶段。
对这些人的妥善处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
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逃入市内的地主，原因各不相同，其政治态度也有区别。一类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汉奸、恶霸，他们亡命市内，除了逃避清算外，主要目的是纠集还乡团，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另一类是身有血债，逃亡入市，择业隐蔽。还有一类是逃避土改，躲入市内。在828户逃亡地主中，被斗户253户，怕斗户141户，合计为394户，占了近一半。还有一类则是进市开厂设店，经营工商业，另谋生计。这类户有158户，占了近20%。
在分类区别的基础上，市政府制定了相应政策。
早在1948年1月4日的指示中，就规定了处理方针：1.凡留居本市而不经营工商业之逃亡地主，一律遣送回原籍，交当地人民处理，其在石财产准其带回二分之一，剩下二分之一由区掌握。2.凡在石有其它职业之逃亡地主，如无人控诉检举其恶霸行为，经区、街政府审查，可允许其留居本市作合法之经营，如有人控诉检举其有恶霸行为，属于本市者，交本市人民法院或公安局审判，依法处理，属于各县者，交原籍县之人民法庭审判处理。逃亡地主之在石工商业一般不没收，至于个别罪大恶极之恶霸地主的工商业由人民法院酌情处理之。
在登记阶段，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有的地主人不在市内，只把财物隐匿市内，如何处理？遣返人员应依据怎样的具体标准？处理应有哪些程序？都需要有具体规定。另外，周围各县为了能多得财物，出现了要求平分工商业者的商品、机器，把没有血债的逃亡地主说成是有血债的以求多分财物等偏向。为此，市政府又在方针、政策上做了具体规定：
1.有证据的奸特恶霸、贪污自肥，有反革命行为及重大危害人民利益的逃亡地主一律遣送原籍。如需逮捕，以具体材料经公安局审查，依法逮捕。其财产没收，二分之一归原籍人民，二分之一归现住区。财产处理支配手续另定。这类地主兼营工商业，由市人民政府依法没收，房产由所在区政府没收。
2.只有一般经济剥削的逃亡地主，自愿回原籍，准其返回，财产没收，一半交原籍人民，一半归现住区。如有工商业，由现住区政府代管。
3.只有一般经济剥削的逃亡地主，在现住区有工商业或其他职业，有生产能力，自愿留居者，准其留居。工商业及其相连财产、生活所依靠的财产，均不没收。工商业由政府扶持发展。
4.外县地主隐匿在市的财产，未转变为工商业资本，一律没收，三分之二归原籍人民，三分之一归现住区政府。
5.旧富农逃亡分子的处理，适用以上各条。
6.中农以下成分或成分不明的逃亡户，人的处理适用以上各条，财产无论本人返回或留居，概不没收。
市政府还邀请晋察冀四地委书记，正定、获鹿两县负责同志，同市内各区及社会局负责同志座谈了对逃亡地主的处理事宜，又召开了各县来石协助处理逃亡地主的干部、市内各区负责人、登记处工作人员会议，重申了保护工商业政策及处理逃亡地主的方针，批评了本位主义思想。两次会议，进一步解决了处理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及统一领导、协调配合的重要问题。
为使处理工作有序进行，又对处理程序做了具体确定：
1.研究登记户的各种材料，征求原籍干部及现住区街意见，提出处理意见。
2.召集被遣送户开会，宣布遣送办法、纪律，定期集体遣送。奸特恶霸地主，案情重大者，另由公安部门拘捕押送。
3.准许留居户，由区街通知。经营工商业者，市政府召集座谈会，重申保护工商业政策，鼓励生产。
4.逃亡地主遣送后，财产按登记表清理查封，定期分配处理。
按以上程序，从1948年2月3日始，至3月22日，全部处理完毕。市内各区共遣返逃亡地主516户，1755人，留市217户，986人；遣返逃亡户226户，685人，留市218户，734人。郊区各区处理51户，有少数户登记后潜逃。

33、漫谈冀东土改运动
冀东解放区是冀察热辽根据地的一部分，由于1947年3月30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晋察冀中央局划出，归东北局领导。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很快当地区党委就以其为依据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土改运动。
随着和谈的破灭，战争的开始，正如张鸣在《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中所谈到的，一种类似战争动员的急迫感使温和的土地政策远不能适应现实的战争环境的需要，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运而生的土地复查，使冀东的土改走向了一个极端。
冀东解放区领导人张明远的回忆文章《冀东解放区和东北解放战争》中写道：当时“从阶级成分看，中农（包括中下农）比重较大，约占55%，贫雇农约占37%，地富占8%。地主经济有以下特点：中小地主多，大地主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在老区、半老区中，因党的工作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同，各阶级比例也各有差别。除大部分比较富庶的地区外，还有不少穷区，灾区，特别是‘无人区’，这里的人民极端¬贫困，地主很少，或已经没有了。”
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在这类地区的首要任务，应是领导人民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可是上级却发来指示（《1947年5月6日朱德、刘少奇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改的指示》），强调“我们在听取刘慎之报告并与晋察冀中央局各同志商讨后，认为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未彻底。某些同志怀疑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坚决在党内反对与肃清这种意见，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体农民彻底完成土地改革”。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于世。从法律的角度正式明确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决心。
土地会议后，冀东解放区检查了“右倾“问题，深入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极左”风暴迅速横扫冀东。
张名远回忆道：左的错误给冀东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只抓土改，忽视生产，贻误了农时，荒芜一百多万亩农田，造成1948年春夏的灾荒；滥斗滥杀，侵犯私人工商业和中农的利益；错误地打击了一些自己的同志，使基层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影响了参战支前工作等等。
《1948年4月30日东北局关于纠正冀东土改中左倾错误给程子华的指示》中写道：冀东在复查与平分中，普遍而严重地侵犯工商业与中农利益，打人普遍，杀人近*(原文如此)……。
1948年10月，冀察热辽分局书记黄火青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总结土改的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讲到冀东土改极左泛滥的情形，摘录部分如下：
1，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侵犯中农，打击面大，孤立了贫雇农（所以当时傅作义将军自信的说傅军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完全是正确的）。如；热辽什么营子38户中农全部被侵犯，如果村中53%被打击，即够上一个打一个，再加上查黑点，有些贫雇农不要，变成一个打两个，贫雇农完全处于孤立。
2，侵犯中农的结果使中农普遍不安，全家坐在炕上谈；“什么时候斗呀？”“斗了怎么办”说着说着就哭了。什么自动捐粮、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农民一粒粮食掉在地上都要捡起来，屙泡屎还要用手去拾。
对参军和战勤消极，说；“你们分了东西，你们保卫吧，我去干什么。”
有的中农很不满的说：“当兵（参加傅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所以当时傅军不用动员，人民争先恐后参军。）
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一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
二流子还打算明年再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
3，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1）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认为“消灭封建包括脑袋在内”“杀了比跑了强”。
（2）用杀的方法来发动群众，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同志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
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弄的许多人逃亡（形成解放区百姓大逃亡，一个村一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
黄火青最后总结最深刻、最大胆，他说：“如果没有全国和东北的胜利形势，我们还象在林西那样的形势，不可想象，我们也许见了阎王爷。”
1948年5月5日，黄火青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
“1，基本群众出身的被选出干部也有先好后坏者，保有农民的短视和自私的缺点。
2，村干部中还有一些流氓成分，他们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往往作用很大（我方拼命加以利用）；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
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基本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起不来。”
赵毅敏在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发言讲道：“二混子与烟民，我冀察热辽全区有不少，在热河数字特别多，他们在群众斗争初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他们流氓本性，只有一部分改邪归正，另一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
群众根本不懂什么是土改，都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总结土改的扩大干部会议上总结材料写道：
“每个群众口头都嚷嚷着说是‘共产’咧。”
区干部召集群众说：“谁没吃的，谁就来，来得算一份。”（共产大家分，大家吃）
二流子说：“我等了几十年，总算等上趟发财机会。”
土改开始后，这些靠勤劳致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1，有一个老太，一辈子起早摸黑织布，全家人过上了有吃有喝的温饱日子。划为富农，准备斗争他们家时，她儿子哭着说：“谁叫你那么起早摸黑的干，现在害了我们全家。”
2，王铁匠以打铁为生，年久手头有些积蓄，定成富裕中农，向农会坦白全部财产伪东北流通券20万元（相当于现在几百元），大洋19元。全部被没收。
3，王XX，6口人，60亩地，是劳苦起家的。由于勤劳节约，生活有些富裕，儿子娶个媳妇，过门时女家衣服给多些，群众说：“太着风咧”，因此被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
大肆屠杀斗争对象子女，进行所谓斩草除根运动。
河西中农子女被关押在张家坟120多人，被乱石砸死96人，120多人当中没有一人是地主子女。莲花瓣村一名贫农团员，因为不同意砸死某一个人，因而自己也被石头砸死。河东六区被斗中农户全部被打，大龙门19户中农被斗17户。
红色恐怖笼罩在解放区，拷打杀人，惨不忍睹。
农民认为土改就是共产共妻。
密云有些地方硬把斗争对象家里姑娘或者是已经结过婚的娶来的媳妇，硬分给贫雇农的光棍，强迫他们结婚。
平谷强迫40多名斗争对象家寡妇、姑娘和有夫之妇给贫雇农配婚。有的村竟涉及一些军人家属，军人上前线，其老婆分配给村里光棍做老婆。
察哈尔土改同样残酷，连出身不好的解放军中级干部家属也不放过。在延安抗大受过训的察北骑兵旅第一团团长陈怀初的家人，照样全家被杀，妻子、岳父母、内弟都被杀，团长陈怀就投奔了傅作义。
陈谈到察哈尔土改说：
土改工作队在农村中先找好所谓好的对象，也就是那些无赖、流氓、地痞参加组织，利用这些人自私自利心理来担任清算斗争，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他们组织贫农团，没收全村土地，地主富农都要处死刑。而且刑法种类很多。导致农村土地荒芜，一部分人借机会发了大财。令农民苦恼的是分得土地后，就要参军。他对你说；你们分了地，国军来了不答应，你们要参加作战，这样解放区15-45岁男子都送往前线。最近三查运动，凡作战不积极，不同意土地改革，同情地主的都列为清查分子。
由于冀察热辽地区土改的左倾危害，失去民心，土地荒芜，无力支援战争，因而军事上被傅作义打的一败涂地。

34、迁西的土改运动
辽沈战役开打的时候，全县上下动员支前。群众都被发动起来，踊跃地捐钱捐物，出人出力。老志捐了两匹布和一把防身用的老毛瑟。 刘财也不含糊，捐了4匹大布，一把手枪，6袋小米，成了支前模范，大出风头。
解放区的各种运动也跟着开始了，清算复仇、土地平分，把刘财弄得不知所以，整天担惊受怕。
1945年11月，根据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清算复仇运动逐步展开。东莲花院复仇大会上，20多个村3000群众控诉伪警备队队长蔡庆驻徐庄子据点期间，参与制造“潘家峪惨案”。洒河桥农会及群众则把反共自卫团的团长吉成茂、汉奸李文彩、蔡元等人游街后枪决。
刘财上街，看了布告上李文彩、蔡元等人名字上的大红叉，心惊肉跳，回到家里接连几天从噩梦中惊醒。
1946年的六月，根据《五四指示》，在迁西南部地区，土改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分田地、斗地主，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刘财几年买卖做下来，也算远近闻名的富裕户。因为卖栗子的时候，给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没少换回小米、布匹，群众对他印象不坏。对刘财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迁西北部地区群众对“土改”这项工作认识不够，尤其是栗树湾子等很多村却没有动，或者明改暗不改，马车、花轱辘车、土地、骡马仍然掌握在地主手里。
1947年2月土改复查运动开始，一切都变了，刘财感到社会变革真的来了。受当时左倾的影响，复查中出现了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甚至不经政府批准打死人的现象。村里由贫雇农协会说了算，这其中也包括老志。
老志抽大烟、赌博输掉了自己的七八十亩地，连杂货铺也转了手，却一下变成了贫农协会的代表。在划成分的时候，他力主把刘财划成地主，不但要交出土地和粮食，还要扫地出门。但贫协里的人大多不同意他的看法，最后给定了个富农。
栗树湾子本来山多地少，在加上刘财跑买卖挣了点钱，买了许多的地，自然首当其冲。那时候流行一句话，“与人不良，劝人盖房，与人相契，劝人置地”，很多人节衣缩食就是为了买几亩地，为的是自己能吃饱肚子，有个依靠。很多所谓的“地主”其实和长工们吃的是一样的饭。
刘财想不通，自己才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买来的地，怎么就说分就分呢？凭什么几个好吃懒作的穷鬼开个会就把他定个什么富农？他在家喝闷酒，越喝心里越不痛快，起身披上衣服去找老志理论。
老志一看来者不善，满脸堆笑，说“兄弟有事？”
刘财气冲冲的说：“为什么把我划成富农？”
“根据上级的政策呀！谁让你有这么多地，不是富农是什么？这不该我说，有人还主张把你划成地主呢！”
“你们这是欺负人，以前你的地比我还多呢！”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提那些没用！”两人越吵越厉害，引来许多群众。
老志来了精神，吼道：“当着这么多穷人兄弟的面，你还敢咋呼，现在是穷人翻身做主了，别耍你那套地主作风！”
刘财这个气呀，自己划个富农还心里憋屈呢，又成地主了，他也吼道：“再为难我，早晚拿枪崩了你！……”
在群众的劝说下，两人才分开。
老志连夜把刘财和他打架的事情报告了区公所。区里一听，这还了得，敢威胁贫雇农，立即派人把刘财抓了起来。还搜出了一把镜面盒子枪，就是他在当伪军的时候带走的那把。
在审讯中，刘财才知道清算复仇运动的厉害。他怕人知道他当过治安军，只说枪是跑买卖防身用的，愿意交给政府，还保证不再威胁贫农代表，主动提出愿意响应政府的号召，分田分地。工作组念他支持辽沈战役有功，对他进行了五天的教育改造，放了回来。

35、儿童团长谈滦县土改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根据这个指示，榛子镇地区各村先后开展了“平分土地”的运动。《五四指示》使贫苦农民的看到了希望。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们陈官营村平分前，占有土地最多的有:陈友德180亩，陈润170亩，陈福友108亩，郝连生70亩，陈福山、郝连璧各60亩……
县土改工作队是1947年12月进驻我们村的。组长是县农会干部陈再兴，他们进村后吃住在贫困农民家里，实行访贫问苦，了解村里情况和贫困农民要求。不久就建立了由本村最穷的人组成的贫民团。郝正任主任，马明等为委员，赵广信为村小队长，马成发和我为儿童团团长。
当时儿童团的任务就是为贫民团的活动摇旗呐喊。记得最清楚的一项活动就是“儿童闻香队”。由于富户们知道，他们的土地、财产就要被“共产”（平分）了，有的就开始大吃大喝，尽情挥霍。针对这个事情，贫民团指使儿童团的孩子们成立闻香队，专门守候在这些人家周围闻香味。哪家传出香味就立即报告贫民团 。
贫民团开会斗争地主富农儿童团也参加。有一天贫民团集合很多人直奔富户陈俊清家。陈家比较开明，陈见贫民团来了立即说，我家老人对贫苦农民有剥削，我愿意把财产土地交给贫民团，分给大家。结果人们很快把他家的许多财产搬走了。实际上他家已经有三个人参加了抗战工作，弟弟陈友仓还抗日牺牲了，是个开明进步的家庭。但是土改不讲情面，该平分照样平分。
后来党中央又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冀东新农会也发出了《给全区农民的信》进一步推动平分土地运动，斗争更激烈了。仅仅十几天时间，我们村就斗争了14户富农，这14个家庭都被“扫地出门”，搬出原来的住宅，安排到另外的房子住；土地全村均分，每人均三亩，打乱后重分。我家分了18亩。1947 年春耕前领取了土地照（凭证）。从春耕开始，就种起了自己的土 地，全家人特别开心！
这年夏秋之际有些地方又搞了一次所谓土地复查，说是解决土地平分不彻底的问题。
有些地方搞得很激烈。听说罗古庄村就打死了人，下五岭村贫农团扣押了工作组。李家沟闹了“搬石头”（罢免原来的工作组和村干部）。不知为什么我们村干部翟文、富户陈福山还曾被弄到县公安局（在李家沟）“改造”。有的村甚至喊出“踢开党支部，解散村政权，依靠贫民团”的口号。
总之这个“土地复查”好像是搞过了头！几个月以后，上边又发来一个叫做“任弼时讲话”的文件，纠正搞过头的问题。我们村只是给几户富农摘了帽子(不再是富农了），但财产并没有退还。
“亮党员”，公开党组织。1947年底以前，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一般人不知道村里谁是党员、谁是党的负责人。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了，敌对势力大削弱了，党的组织可以也需要公开了。
1948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我们村召开群众大会“亮党员”，在会上宣布了本村党员名单，其中有马明、安品、陈太明、陈云、陈林、陈祜、张洪儒、王玉顺、刘瑞等，另有王玉清、立国、翟文、陈桂平等四人未予宣布（后立国申诉组织批准予以承认）。
保卫胜利果实大扩军。根据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新形势，土改以后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卫胜利果实勇跃参加解放军”的扩军运动。我们区的扩军大会是1948年农历三月十二在我村召开的，到会的人很多，形势报告、表态发言，当场抢着报名，阵阵口号声，气氛非常热烈。
会后，各村又分头做动员，虽然有些人怕打仗怕死，有顾虑，但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所有适龄青年基本上是全部报名入伍(当时叫做“全拉”)。这就为三年解放战争积聚了强大的兵员。这批新军入伍的那天，我率领儿童团参加欢送队伍，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呼喊口号，一直把他们送到集合地哑巴庄子。

36、回忆冀东土改
1945年11月，牟闵随陈伯钧率领的教二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前线，先后在政治部和供给部工作，后奉调冀东，历任冀东十四军分区剧社社长、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科长，冀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主任教员，十五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唐山警备部队政治部宣传、民运科长，冀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等。
此间，牟闵经历了冀东土改极“左”风潮。
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的农民就迫切要求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秋，党中央召开土地会议，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在各个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平分土地、斗争地主恶霸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也在冀东的农村中激烈地进行着。
但是，党内一些同志的极“左”思潮，影响了党的正确线路、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狂热地煽起过火的斗争。在十四分区，以地委宣传部部长杨林为代表的一伙人，大肆鼓吹一些极其荒唐的谬论，把一些守寡多年的妇女，强行“配给”了贫雇农，却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寡妇寡妇，逢寡必富”，把那些可怜的妇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当成了富农。为了追查地主富农隐藏的财物，还令各村成立了什么“绳子组”，“刀子组”，“剪子组”……，对斗争的对象施行残酷的肉刑。过火斗争不断扩大，连富裕中农也被斗争了。
虽然说阶级斗争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但是解放区既然有了人民民主政权，为什么不运用这个已有的阶级斗争工具去惩罚那些革命对象，却要滥用种种骇人听闻的非刑戕害人命呢？战士们想不通，部队干部也想不通。特别是那些回家探亲的战士，见到守寡的母亲被“配给”了，回到部队后痛苦流涕，使部队的情绪受到严重的影响。
1947年的冬天，根据冀东区党委的指示，十四地委召开了土地会议，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满盈、民运科长段明和宣传科长牟闵被指定在会议上代表部队依次发言。不料在李满盈和段明先后发言后，那些“左”得吓人的地方干部，觉得形势对他们不利，轮到牟闵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人竟三次阻止他的发言，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与会部队干部的不满，牟闵在向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方治平提出意见后退出了会场。因为意见分歧，地区土地会议开不下去了，不久，冀东区党委和冀东军区来电，要地委和军分区参加土地会议的干部，统统参加区党委召开的土地会议。于是军分区只留下新到任的司令员曹致福和司令部的作战科长、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其他司政机关团以上的干部都去了。后来在军区干训队集中学习，大家苦笑着说，这也是一次“扫地出门”。
牟闵因事晚走了两天，突然又接到电报，要他直接到遵化马相营军区政治部报到，不再参加土地会议了。到了那里他才知道由于各军分区部队的干部，对各地区的一些“左”的做法都有不同意见，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缺乏贫雇农感情，而被集中到军区政治部专门办的干部训练班，重新学 的有关文件。至于地方干部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则被调离原工作地区，叫做“搬石头”。
政策继续大幅度的向“左”倾斜，直到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了冀东，宣布按中央的政策纠偏，并将冀东区党委的主要干部调到东北局，接着，冀察热辽分局书记黄火青又来冀东指导工作，冀东的土改才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土改首先要划成分，根据拥有的土地多少和有无剥削等情况，划定该家庭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成分，有的地区把中农又划定为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划定成分以后，就将地主、富农和上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下中农、贫农和雇农，中农基本上是不进不出。土改的目的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击地富势力，调动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使占农村绝大部分的贫下中农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地主和富农可就惨了，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挨整对象。这也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

37、遵化县开明士绅于鹏九被活活打死（1）
一
1947年农历十月二十，遵化县平安镇里斗争伪镇长于鹏九，把对地主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斗争大会的会场设在石砌的戏台上，搭个大席棚作为主席台。席棚正面悬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斗争伪镇长大汉奸大地主于鹏九大会”。席棚和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戏台正面坐着一排威严的主席团成员——十几个贫农团的干部。戏台两侧站着十几个威武的持枪民兵。
年过六旬的于鹏九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中间，两名彪形大汉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身后。他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大木牌，牌上写着“伪镇长大汉奸大地主于鹏九”，于鹏九三个字故意写得东倒西歪，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叉。于鹏九紧闭双目，吊着嘴角，一副桀骜不逊的神态。
这天是大集，戏台下面人山人海。人们拥挤着、喧哗着，伸长了脖子争着看戏台上的主角。
控诉斗争的积极分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跑到台上控诉。他们怒目圆睁、义愤填膺、声嘶力竭中间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伪镇长大汉奸大地主于鹏九！”“彻底消灭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党万岁！”“贫农团万岁！”“土改运动胜利万岁！”……
斗争进入高潮，有一伙人呐喊：“打死他！打死他！”顿时，有几个人不顾顺序，蜂拥着跳到台上来打于鹏九。一顿拳打脚踢，老头瘫倒在地，七窍流血——他被活活打死了。
当时，于鹏九的女婿女儿正跟着李运昌司令领导的冀东军区挺进热河、抢占东北，配合林彪东北野战军北上，开辟东北战场，准备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他们无法顾及家乡的父母的安危，舍生忘死为全国解放英勇战斗着。
这位于鹏九根本不是什么大汉奸、大地主，而是支援过革命和抗日的有功之臣、冀东知名的开明士绅。
二
于鹏九原名叫于云程，字鹏九，人称九爷。民国年间，任遵化县平安城镇镇长，因其办事公道，乡亲们有求必应，又由于其乐善好施，经常为村里办一些有益的事，所以在蓟县、玉田、遵三县享有盛名。
他不同于有些地主广占土地，而是在家乡兴办客栈，商店，组织骡马长途运输，利用平安城地处遵化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推动当地与外界的商业发展。
1936年秋，思想开明的于鹏九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当时的遵化县商会会长。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侵占了遵化，日伪时期，镇里组织维持会，平安城镇的许多人推举他出面维持，于鹏九深知替日本鬼子办事是汉奸，坚决不同意，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和镇里多人的恳请和要求下，于鹏九在国难家难当头之际，深明大意义，忍辱负重，出任会长，利用公开的有利身份机智勇敢的斡旋应酬日本鬼子，暗地护佑这一方百姓乡亲和往来这里的共产党抗日人员。
于鹏九和徐净波、齐发祥三人共同主持平安城的维持会。他的两个助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寇投降后均成为中共遵化县委区、镇领导。
这个维持会，是毛主席著作《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中阐述的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型的“两面政权”。明里他们利用“合法身份”为日、伪军办些送往迎来的事，暗地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抗日先进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干部，县、区领导同志都去过于鹏九的家，利用他的家做掩护，多是在夜晚。
于鹏九的外孙后来回忆说：
一天夜晚，有三个人从后院进入，外祖父（于鹏九）对他们很热情，送水，让做饭，他们是跳墙进来的，我和外祖母去了厢房。他们当晚住下了，第二天天亮前走的。外祖母说，当时县长王常明、区领导李维廉都到外祖父家去过。
丰润、玉田、遵化地区的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多数区村，很快建立起来青年报国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了合理负担等经济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主生活有所改善，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日寇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调动大批日伪军围攻清剿我抗日军民，致使我军民受到严重损失。
丰玉遵县长王常明、耿玉辉、李维廉，先后均在敌人大举围歼中牺牲。
丰玉遵联合县的县委书记石光，在遭敌包围中，也不幸牺牲了，另外，县、区干部牺牲遭逮捕的面更大，致使革命陷入低潮。
于建华同志的回忆说：
于鹏九营救了很多同志，其中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因为他在被于鹏九营救出来几年后去世了。他叫潘效国，原在冀东军区十三团三营的一个连当连长，因身体有病，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在平安城一带活动的一个游击队当队长。
有一次，他带领于云波执行任务时在平安城南五里的南窑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把他们带回平安城拷打，叫他们说出游击队在那里？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在哪里？他们任凭鬼子怎么严刑拷打，只说是在游击队里当小兵，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此时，地下党找到于鹏九，叫他想方设法营救。于是于鹏九请日本人吃饭，说这两个人是因为和家里的老人闹气跑了出去，因为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才参加的游击队，他们参加游击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等等。所以他们确实不知道游击队的秘密。于鹏九老人说，于云波还是他的同宗兄弟，请日本人关照一下。于鹏九还用自己的生命担保潘效国是良民。这样，日本人才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不再拷打他们，只是把他们关押在县城。
几个月后，于鹏九先把于云波保了出来，又几个月后，在于鹏九四处活动帮助下，潘效国里应外合策反了关押他的三、四个伪军，还带着一挺机枪参加了游击队。
张景海（86岁平安城二村人，四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的情报员）回忆说：“我当时是二村的甲长并负责看护南城门，（日伪时期平安城修了护城河、炮楼）是我半夜替潘效国他们开的城门，护送他们出城。”

38、遵化县开明士绅于鹏九被活活打死（2）
三
于鹏九的外孙王洪烈回忆说：
我的父（王寿亭）母（于淑娟，于鹏九大女儿）都是爱国的小学教师，常年在遵化县各地教学，我从小就生活在外祖父于鹏九家，由外祖母照管，寒暑假才能随父母到六、七里外的骆马庄自己家中小住。
外祖父于鹏九是晚清秀才，家境富裕，古书较多，他有时也写古诗与朋友讨论或交换。由于他的学识、家境、社交能力等，在平安城镇有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干部，县、区干部，好些人到于鹏九家去过，多是在夜晚。
因为遵化县的共产党负责人都知道，于鹏九这个维持会长是两面政权，对共产党是忠心耿耿的，是替八路军、替当地百姓办事的维持会长。
外祖父利用“合法身份”，营救过很多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抓捕的人，其中包括地下党和革命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凡是找他保人的他都尽全力营救。
当时我们年龄小，好多事不让知道，救出人数和名字我无法统计，但只要没有完全暴露的抗日人员，他大部能救出来。
我父亲王寿亭当时在骆马庄小学当教师，大约1944-1945年，日本清乡，在学校翻出两本抗日教材，立即把小学校唯一的教师即我的父亲抓捕，并严刑酷打，他一直没承认，就被关到据点中。
我母亲求到外祖父（于鹏九）处，他多方营救，到处奔波。他买的银器数盒，有银杯、银盘、银勺、银筷等给翻译官、警察局等到处送礼、请客，把我父亲保释出来后，我母亲告诉我，家里为了还债，还卖了一块土地，大约5-6亩。从此我知道救人的难度是很大的。
于鹏九膝下有两个女儿：于淑娟和于丽娟（字锦屏）。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早早就送两个女儿上学读书。送她俩上了位于北京通州燃灯古塔下座落的著名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一位遵化县士绅赵先生在这所学校出任校长，赵先生是于鹏九的朋友，常常在一起说文论道，忧国忧民，评论国事，他特别感叹中国女子不能解放，立志办好女师学堂。于鹏九还慷慨解囊相助。
1934年赵校长提议于淑娟，于丽娟去北京通州女师上学，可以寄宿在他的家中，于鹏九欣然允诺。其时我母亲于丽娟年方19岁。
第二年，1935年12月9日， 共产党领导的“抗议成立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爆发。
平津六千多爱国师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云集天安门广场。遭到当时的北平国民政府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当时在天津工学院读书的我父亲计明达（又名戴秉公、字景初），也随同爱国师生来北京游行示威。此时，包括我母亲在内的通州女师的爱国师生在赵校长的带领下，也来到天安门广场。因为赵校长的介绍，我的父母在抗日示威游行中第一次相会（在此之前，外祖父于鹏九和爷爷戴经已为他们定了亲——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但他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
外祖父和爷爷他们在当时的家乡，都是不缺衣食的殷实人家。但是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他们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最珍爱的一双宝贵儿女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他们不是不知道儿女立志抗日救国的前程是多么的艰险，不是不知道正在家乡烧光杀光强光的日寇的残忍和凶暴，但是，他们不但支持爱国的儿女们联姻，而且在他们后来参加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之中，两位老人从来没有拖累儿女，反而不计个人安危，全力帮助儿女和他（她）们参加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全心全意支持儿女和一切抗日力量抗战到底。在祖国将要亡国的危难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接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文人，我们的外祖父，就像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仁人志士，他毅然挺身而出，报效祖国。他倾尽所能，包括他的财产、土地，包括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和女婿，还包括他自己多次在凶残的日伪虎口中舍命救人。。。大义凛然！大智大勇！姥爷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做一个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和平时期，在国难家难当头的时候应该怎样做人：有骨气、有正气、有智慧、有胆识、有担待、有仁爱！拳拳报国心，殷殷爱子情。姥爷虽然没有留给后代任何物质遗产，但他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父母参加革命以后，遵化县日伪政权曾经在全城四门张贴告示，追查戴秉公等“共匪”满门抄斩。为了不连累两家的老人，父亲戴秉公依百家姓“计伏成戴”之典，改名计明达。母亲于丽娟由父亲帮助改名“文玉”。他俩一直使用这个化名，直到他们去世。
实际上，于鹏九这个伪镇长、平安城镇维持会长，仅仅作到1938年8月。民国27年，即1938年，冀东八路军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之际，积极扩大处于长期敌我双方拉锯战的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民主力量。当时八路军攻入平安城之后，到处贴告示，任命于鹏九为“遵化县抗日政府第四区区长”。这下日本人急了，八路军走后，日伪立即攻占平安城，放火把于鹏九的东、西两个大院都烧了，家人四处逃散。那年是润7月，大火烧房那天大约是（后润）7月初9。于鹏九和我姥姥只好躲到村南他办的酒坊料库中藏身，从此再不出头露面。我姥姥也因此急火攻心双目失明。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平安城是解放区，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初期，于鹏九即把大部分土地交给当地政府了，自己只保留一块地，大约10亩左右，在全镇大会上被宣布为开明士绅，这时期镇和区的一些领导人员，有时还到家中看望。
家道中落的于鹏九经常下地干活，家人也要去地里干活，我小的时候也去拔草。忙时重活就让他弟弟（我的二外祖叔父）和侄子（舅舅）帮忙，太忙时请过个别临时工，总之，姥爷虽然60多岁，仍然是以自己劳动为主。
在土地改革快要进入复查阶段，即土改中期，我母亲和姨母均建议外祖父到唐山或北京的亲戚家住一段时间，避开已经出现极左苗头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期，但外祖父拒绝了。
他认为自己不但没有罪，而且还做过很多有益于共产党和当地百姓的事情，营救过很多抗日革命者和群众，共产党的县、区某些领导都知道，共产党不会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所以他坚决不走。为此，我母亲（教师）很生气，顶撞过外祖父（母亲很孝顺，从未顶撞过父亲），但没能说服他。结果在土地复查群众运动中，于鹏九在批斗大会上被暴力活活打死。
几乎是同时，我的爷爷戴经在果各庄土改复查当中，因为给工作队提意见，也被极左分子当场殴打，回家当夜脑溢血逝世。
四
解放以后，在极左的唯出身成分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我的忠于党的父母，却因为他们的于鹏九和戴经两位老人在土改中所谓“被镇压的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在历次党内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划清界限”等等。
直到在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中痛感到党内长期极左思潮危害之后，在文化革命后期，事情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79年，李运昌和计明达等当年冀东革命根据地的老领导老干部，回遵化县，前往瞻仰盘山烈士陵墓。
接着，1982年5月11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在遵化县举行引滦入津开工典礼。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受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委托参加大会。引滦入津全长234公里，主要工程项目215多个，其中通水工程13项。应遵化县县委邀请，父亲和许多从遵化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回到遵化县出席引滦入津枢纽工程潘家口水库落成典礼。
在这个典礼上，好几位当年曾经被于鹏九老人从日伪手中营救脱险后来南下离开故乡的老干部，相互问起那位救命恩人，曾对革命有大功的老人于鹏九的情况。当他们得知在土改复查的极左干扰下，于鹏九老人竟然含冤死于非命，都非常愤慨和遗憾，不胜唏嘘！
他们纷纷书写于鹏九营救我党抗日干部的证明材料，交给我父亲计明达，父亲于是正式向遵化县委提出建议，要求立即给于鹏九平反昭雪。
随后不久，县委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给抗日爱国开明士绅于鹏九老先生平反昭雪。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我的姥爷、爷爷终于可以含笑九泉。

40、土匪儿子借助“土改”残杀地下党员
1947年8月1日（农历丁亥六月十五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迂难日。至今过去了整整62年。
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以下是中共山东东阿县委组织部调查结论原文）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杆”，摔下后被活活打死的。前一天还在共产党的柳合束区政府工作。那天是被村人从区上欺骗回村的。
在中华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和人合伙做些小生意，生活才比一般人好一点的。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太爷在场院看扫束苗，被土匪绑架。爷爷和父亲倾其所有交上了赎金，但赎回的是太爷的被肢解的尸体。据说是因为太爷见到了熟人，才将他杀害的。土匪又到我们后院郭家绑架时，被村民捉获，经拷打，供出了同伙，是我们村的兄弟二人，他们是土匪的“勾子”，就是给土匪通风报信的。是他们看好路径，开门放进来的土匪。
当是时，侵华日军已经逼近家乡。国民党政府和部队撤退，家乡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混乱，土匪如毛。为了保卫家乡，家乡附近村村修筑了围墙（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有半人深的交通壕。群众自卫组织为数不少。我们家乡就有白风仪部（以后被共产党部队收编成抗日部队）。当时，父亲已经参加地下党。是白风仪的队伍抓走了土匪的同伙，也就是我们村的他兄弟二人。我父亲当时24岁，年轻气盛，为他爷爷的死亲自参与此事。据说他亲手处死了其中一人。
这土匪的“勾子”兄弟二人，老大有两个老婆，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他们生活并不困难。他儿子，8年以后的1947年竟成了搞土改运动的贫下中农，为他的土匪爹报仇，在群众大会上打死了中共地下党员。
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他的老婆也曾当街痛骂他：“你为你爹报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吗？你把人家好人打死。”因为是地下党，当时，我们家没有人知道父亲是中共党员。
是中共地下党，亲人不知情，村上党组织还是知情的。因为30年后的1976年前后，当任村支部书记，亲口告诉了我的在天津被迁送回籍的三叔，说他的大哥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
土改就是土改，为什么还有复查斗争？据老人讲，那以前，凡是家庭生活好一些的，已经自动献出过一些财产。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家乡原本就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缘故吧。四婶就说过，父亲出差路过她娘家村庄时，曾特意去告诉四婶，家里已经献过财产，不要再担心，可以回家去了。当时，父亲兄弟四人，他自己在区政府工作，其余三兄弟都随刘邓大军支前过了黄河。土改复查当时，我们家除了老人，就是妇幼病人。不仅中共地下党员被害，他的亲属就是那样，还是被扫地出门。
母亲在父亲被害一个月后才知道实情。那以前，她曾经问过村干部。他们的回答是，区上工作忙，完事后已经回区上。如果说这是干了坏事心虚的话，他们应该有所补救。但是我们家那以后多少年的遭遇，却不是那样。不然，一个有四支的大家庭，不会被逼迫的四处逃亡。
几年以前主人还是有两个老婆的人家，几年以后就成了贫下中农，奇怪吗？并不奇怪！不要说是在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既便是今天，由于天灾人祸转眼之间由富变贫穷的也不少见。但是因为绑架杀人后被制裁，而变成贫下中农者，却得到重用，这也是闹革命的需要吗？旧中国时代的贫下中农除了这一部分，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而造成。这一部分人占了当时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真正受地主资本家剥削而致贫穷的不会太多。如果现在再划成分，低保和困难户就是贫下中农。不过由于国家富足，他们已经是少数。地主当然是农村的土地承包人，因为他们雇佣了农民。而企业家，不管是国有私有，都应该是资本家。是他们赚取了巨额利益。不过现在叫安排就业，而过去叫压迫剥削。这就是新旧社会的不同吧？
在我们家乡，像父亲一样的冤案并非个案。东阿县委组织部当年落实政策的王某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你父亲这样土改复查斗争时，被打死的有的是。”
1996年我回山东时，在东阿县委组织部听一位部长说，还有一位当时的某县长也是死于土改复查斗争。80年代，在拜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时，他老人家告诉我：运东地区（山东运河东岸）土改复查“左”倾严重，以后在聊城开会有过处理。当时对无故被害人却不了了之。
据母亲早年对造成她苦难，害死她亲人的恶棍的咒骂估计，领导土改复查斗争的是“抗联的”。说是“抗联的”，就不是本地人。他们应该是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之类。如果真是那样，领导冀鲁豫土改斗争，应该是当时的中共华北局。
对于运东地区土改复查斗争的暴行，在上述我父亲的冤案中，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只能说，这种暴行真是骇人听闻，是闻所未闻！
在黑龙江林业局上班时，有一个原籍山东齐河的老乡，是我在南瓮泉林场的原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是军转干部，解放大军南下在广东找的老伴。80年代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冤案时，他说他的父母也好险被活埋。他的家乡搞土改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如果再晚回去几分钟，父母就没命。当时已经挖好了埋人坑，他是军人，才救了父母的命。
像他家的故事，我回聊城以后，还有人告诉我类似的事情。这些事实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小说的描写完全不同。
据我们村的当时的妇女主任以后告诉我，先是在区上（柳合束）开的现场会。会上打死了人。有一个学校的女教师，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敌占区过来的女青年。那是在1947年8月1日以前。开过现场会，几乎是同时各村开始行动。首先把各村的富有户集中囚禁，然后召集全村人集中于村中广场，中间高树所谓“望蒋干”，再把囚禁中的人一个个拉到望蒋干上吊打。抗联的和贫下中农青年骨干分子对全村人的动员是少不了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没有申辩，没有举证，更没有裁判。
我们村除了父亲遇难以外，还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那是斗争一年以后我们全家搬进去住，一直到全部外迁住过的原有住宅的主人一家。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是由一个十二，三的孩子引起。是他记了一张分过他家物品的清单（所谓变天帐）被发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她爷爷因为不堪惊吓而在囚禁地上吊自杀。她们村有一户人家男人侥幸逃跑，60多岁的女主人跳坑自杀被捞上后又被活埋。其年轻的儿媳妇被拉上“望蒋杆”，被喝问要死？要活？当时情况只能说要活。要活的条件是必须听话，被放下来后乖乖的跟当时的村干部作了老婆。
老伴的姑姑因为老实憨厚，找了一个陈店聪明伶俐的青年结婚，娘家给买了不少土地。因为聪明伶俐，还有土地，竟然成为斗争对象。不仅丢命，其五脏六腑被土改积极分子掏出来煎炒后当了下酒菜。这是多么残忍的暴行！
还有更甚者。一个叫関营的百多户人家的小村，一个大坑活埋48口活人。上有80多岁的老人，下有吃奶的孩子。其残暴真是闻所未闻！其原因不过是被囚禁的人打死了一个看守而脱逃，被抓回连同逃亡者的亲属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据说一个姓氏的五户人家全部被害，无一遗漏！当时是夏天，一个月后这个埋葬48口人的大坟竟长高了两尺高！
第二年扒坟认尸体时，我现在的老伴去姥姥家串门正巧路过，当时她仅5岁，被惊吓的几天不敢睡觉。
这就是我们家乡，运东地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41、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1）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贫农团是“土改”期间村庄的最高权力组织，掌握着村里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一、贫农团的建立和形态
贫农团并不是在土地改革中首次出现的新事物。早在１９３０年代，贫农团已经在中央苏区各地普遍成立，并在查田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９３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八县苏维埃负责人会议和贫农团代表大会决议，由各级政权设立查田委员会，负责调查有关阶级成分和财产没收之事，所作决定必须经由贫农团审查；各乡设立没收分配委员会，负责没收和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其成员完全由贫农团选举产生。
１９４７年全国土地会议制订的《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开展土改运动的农村纷纷建立起贫农团。
贫农团的建立一般都在土改工作队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的，具体的建立过程大致包括两种基本模式：
一是“公开号召、自报公议”。工作队进村后直接召开村民大会，说明来意与态度，解释土地法大纲，宣布成立贫农团，号召贫农入团，并通过本人自报、贫农小组公议的办法确定入团资格，成立贫农团。这种模式方便易行，节省时间，但其前提是群众运动已有一定基础，民众已经具备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所以多在老区、半老区采用。
二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队进村后首先“访贫问苦”，寻找村中贫穷、老实又有一定号召力的人加以教育启发，培养为骨干、积极分子，称为“扎根”；随后以这些人为中心向其亲戚、朋友扩大宣传，争取更多的积极分子，称为“串连”；再以积极分子为核心，讨论或选举贫农团的发起人，号召贫农入团；最后讨论入团资格，正式成立贫农团。这种模式经过了工作队深入了解情况和细致动员的阶段，费时较久，一般在群众运动基础比较薄弱，民众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较低的新解放区采用较多。
在许多情况下，两种模式是相互结合的，既有公开的村民大会和宣传号召，也有秘密的扎根串连。
老区、半老区整党期间，出于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怀疑和整顿，工作队也大多采用撇开原有组织、直接访贫问苦的方式组建贫农团，由贫农团接管权力，执行土改期间的各项工作。
有的村则是依条件好坏，“先严后宽”，分批入团：“首先是一批没翻透，老实正派的贫农公议入了团，并成了骨干；接着第二批没翻透，有小错的贫雇与老实正派的新中农经过个人反省、小组评议、外组提意见，认错改错入团；第三批是有大错的，个人反省表明态度，认错下决心改错，反复教育也入了团。”
许多基层土改文件还显示，或在运动初期工作队尚未进村时，或在运动不同阶段的间隙，许多地方出现了村中各种力量自发组建的贫农团（组）。对于前一种情形，各地领导机构较为宽容，一般会在工作队检查、整顿后予以承认；而对后一种情形则一般不予承认。这是因为，在运动初期由农民自发成立的贫农团（组），虽然可能因为阶级划分上的偏差或其他原因而成分不纯，却被认为代表了农民自发的斗争热情，这正是土改领导者所需要的。而在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村中自发成立的贫农团（组）则往往被视为宗派斗争的表现，或者被看作对国家在乡村政治中主导地位的挑战。冀南三地委即曾表态：“一切自发成立的贫农组，其中可能有三个来源，一是老村干组织的，二是过去被打下去村干组织的，三是地富企图篡夺领导，这一切不要上当，不要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并明确指示“除干部坐镇的村庄外，如没把握的话，不要在各村乱行组织（贫农组）”。
贫农团内部的领导机构是贫农团委员会，一般包括５至９名委员（或称贫农代表），设主席，规模较大者设副主席。下设贫农小组，是贫农团日常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委员由贫农小组推举或者全团大会选举产生，应有领导贫农小组、村政工作（包括支前、财粮等）、组织工作（编组、统计等）、宣传工作（黑板报、广播、读报等）的分工。
介绍和开除（一般称“洗刷”）团员的程序是由单个或少数贫农提出，在小组会通过，经委员会半数通过，并定期由委员会向全团大会报告审查。入团时或以人为单位，或以户为单位，参加会议则一般以户为单位。许多贫农团还制定了自己的组织纪律，如西河流村所订为：
（１）不当防空洞；（２）不贪污不腐化，不自私不自利；（３）不随东派不随西派，不说分裂话；（４）不造谣不破坏，不随便给人扣帽子；（５）不吃喝地主富农的东西；（６）下级要服从上级的领导；（７）有意见当面提，不许背后乱谈；（８）说话要和气，做事要认真；（９）开会时要报到；（１０）保守秘密，打破情面。
各村情形有别，贫农团的具体形态也有所不同。在各级文件中，一般以团员和领导者（委员、代表等）的成分、领导村中各项工作的成效等为依据，将贫农团区分为不同类型。例如完县县委区分为“较巩固的”、“不巩固的”、“不纯的”三种类型。
所谓“巩固”的标准有四：领导权由贫雇农掌握；成分纯洁，没有地富、流氓分子；思想上已发动起来，贫农敢于说话、斗争；贫农团团结一致，没有宗派矛盾。曲阳县委区分出“真正以贫雇农为骨干为领导的”、“地富直接掌握的”、“流氓蜕化分子所掌握的”、“带宗派性质的”等类型。

42、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2）
二、独古庄贫农团个案分析
根据《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在村庄中贫农团和农民大会具有相似的权力，都是实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也很少成立具有实体性质的委员会，贫农团及其委员会便在土改期间成为村庄的最高权力组织，即“一切权力归贫农团”。
顾名思义，只有贫雇农可以参加贫农团，其中贫农占绝大多数。土改决策者认为：贫农雇农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们人数最多，长年劳动，地是他们种的，房子是他们盖的，布是他们织的，但是，他们常常没饭吃、没房住、没衣穿，他们生活最苦、他们最受压迫、最受剥削、最为人轻视，所以贫农雇农最革命，天生的是革命阶级，他们天然是翻身运动的带头人。
但是，真正老实本分的贫农，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讲究“人性”、“善良”和“仁爱”，发动他们起来带头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最容易被发动起来搞斗争的，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不事生产，常常以行乞和一些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
“流氓无产者”的贫穷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属于“贫农”范畴；他们“好勇斗狠”的品性，在土改斗争地主时恰好有“英雄用武之地”，这正是土改工作队所希望的，所以他们往往被工作队扎为“根子”，成为贫农团的骨干和干部。如果贫农团为那些不事生产的流氓无产者所掌握（大量土改报告表明，这种情形是相当普遍的），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河北省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堪为流氓无产者控制贫农团的代表。
独古庄贫农团共有十余名贫农委员，大致情形为：牛俊五，流氓贫农，非党员，未当过干部；齐铁栓，中农下降贫农，丢失关系的党员，曾任中队长；陈二夫，“乱搞男女关系”屡教不改，被开除党籍，曾任支部宣传委员；张小居，流氓贫农；牛洛柏，“吃喝不止的下降中农”；张德换，贫农党员，退伍军人；张二黑，贫农党员，曾任武委会主任；陈老生、牛老正、张洛祥，皆为贫农党员。其中后五人都较为老实，“不主事”，贫农团实权控制在牛俊五、张小居等“流氓贫农”手中，其“后台”则是曾任分区委员、后因病回村的张善元。
根据县委文件的描述，该贫农团在权力行使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这些流氓无产者因为各种客观（贫穷）和主观（懒惰、作风不正）原因而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为村社道德话语所不容。而一旦他们掌握了足以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怨恨、报复、补偿的心理和谋求物质利益的动机，就极易刺激其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加上他们本就无视各种道德和纪律规范，更易形成权力的滥用。牛俊五公然声称：“咱村的天下是我坐着，毛主席犯错误犯到我手里也不行。”在反贪污追浮财的名义下，贫农团私立刑房，对与自己有仇者进行“报复性”与“勒索性”的吊打，打人时“禁街”，全村中贫农在内一律不准出门，前后被打者有７户１３人，其中６人为旧干部及其家属。在吊打原支书张秋格后，对空放枪，派人告诉其家属说“已经打死了，去料理后事吧”。为勒索劳动中农张洛坡的粮食，一个晚上毒打全家四口人，“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棍推，晕醒了后，再用灯烧耳朵”，使张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做法的
激烈程度比土改初期斗争地主不遑多让。
第二，不劳而获的利益索求。这些人缺乏生产积极性，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愿要土地，不愿受辛勤耕作之苦，将村庄权力交付他们，自然会进一步刺激其不劳而获的利益期待，从而形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此时该村早已进行过平分和复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一是直接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进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８户的门，其中只有２户是地富下降的中农，其余都是上升中农和富裕中农下降的中农。被全村公认为“劳动最好”的１４户中即有４户被封。被封户当天就被逐出，让其另找住处，“每人只给一只碗，一双筷”。二是对从事工商业者肆意敲诈勒索。中农张洛义等４户的牲口款、张洛茂等４户的树木都被没收，张洛远贩布匹牲口回来即被强令捐献，牛洛毛向牛俊五索要花生款反被痛骂。张善元并曲解政策说“不动工商叶（业）是指卖煎饼等小买卖而说，贩牲口布匹等贸易不包括在内”，致使该村出外跑贸易者从２０多家减到４家，到附近挑担做小买卖的也由１９家减为数家。三是多占乃至直接盗窃胜利果实，例如强行将自己常年不上肥的地推出去，要入好地；贪污盗窃被封户的粮食、树木等。村中贫、中农抱怨：“贫农团分东西，刺牙鬼和光棍们成了头等”、“他们不用干，一年
三季大清算”。
第三，迅速蔓延的不良风气。贫农代表中本多懒惰、作风不正之徒，一旦与权力结合，这些不良习气就会迅速蔓延。一是懒惰和浪费，分到果实后不事生产，而是“吃净闹光”，等待下一次分配。齐铁栓说：“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着哩！”一个冬天就把分到的胜利果实全部吃光。牛洛柏“将自己和丈人家两份好光景糟蹋光”了，从中农降为贫农，又将分到的胜利果实和其子退伍领回的粮食也很快吃完，最后把分家时分到的房架也卖了，并声称“翻身了还愁没房子住”。二是男女关系混乱，造成社区道德失范。这种行为本来不见容于村社道德规范，但在阶级斗争中却得到鼓励。增选李小絮为妇女贫农代表时，村中的舆论是：“十多年的明破鞋，代表咱妇女呀！”工作组却在群众大会上宣称：“偷鸡摸鸡子的，穷人不算一回事，有钱娶老婆就不会去搞淫荡，凡是贫农妇女的破鞋帽子一律摘掉。”这就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区道德的失范。
县委文件在描述上述情形后，将该贫农团定性为流氓分子“合法地占据领导地位”，“悍然实行少数流氓、破鞋、二流子等对广大劳动农民（包括雇贫农在内）的联合专政”。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文件所说，这种专政是“合法”的，贫农团掌握村中大权是土改政策所明文规定的，流氓无产者成为贫农代表是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实现的。
这些贫农代表在村中的滥权也与工作组的默许和纵容有很大关系。在独古庄贫农团的上述滥权行为发生时，区工作组一直住在村里领导工作，但对这些行为，工作组“始而轻信放纵，继则不能约束”，以至于“不敢提出抗议”，听到贫农团在深夜打人，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毫无办法。甚至在“比人格”将他们比下去之后，这些人还敢“撒赖发横，喝足酒以武力威胁工作组同志”，并得以重新加入贫农团。这又表明，当村庄权力被流氓无产者获取并加以滥用之后，往往会有失控之虞，因为这些人没有道德感和纪律性，敢于采用各种极端手段与剥夺其权力的努力进行对抗。

43、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3）
三、贫农团的权力性格
贫农团的成立和掌权，是基于贫农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假设之上，与此相应，对其他阶级的敌视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组织的固有特性。一旦在乡村社区中掌握实际权力，贫农团往往倾向于剥夺包括中农在内的其他一切阶级以满足自身利益。
不仅如此，在贫农阶级内部也会有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受到限制和剥夺。从大量村级土改报告来看，在贫农团建立过程中虽有因右倾而导致“成分不纯”的现象发生，更普遍的则是“左倾关门主义”，将许多人拒之门外，进一步缩小了贫农团的阶级基础。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两种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贫农内部的等级区分。贫农团是一个阶级性组织，阶级区分是其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据，但因对阶级纯洁性的过分强调，以及阶级分化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贫农阶级内部往往也会产生等级区分。不同类型的贫农，在上级和工作队眼中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因而也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地位。
曲阳县委的报告中说，贫农团的成分包括“血统的真正劳动的贫雇农，即所谓几辈穷的；由地、富、中农下降破产的贫雇农；流氓或带有流氓性的游民无产者；当过干部的贫雇农（大部是党员）；与地富有经济联系与宗派联系的贫雇农；地、富、中下降的下中农；贫雇上升的下中农；化形的地富；少部分中农”等，所以要达到贫农团的纯洁与巩固，就要经过不断的斗争，将“坏分子”或“不称职者”清洗出去。
有的村庄明确将贫农分为不同的等级，把三辈穷的定为一等，两辈穷的定为二等，一辈穷的定为三等，甚或有定成七等的。冀南土改总结中提到，有的地方把贫农分成“当辈穷”、“老辈穷”、“孩子多穷”、“坐富穷”（指坐吃山空而变穷）、“浪当穷”（指不务正业而变穷）等“十大穷”。
有的地方根据条件不同，将贫农团员分成正式团员与候补团员，二者的权力和待遇明显有别。尤其是新中农阶层，他们在土改初期划分阶级时都属贫农之列，但是到普遍组建贫农团之时已因经济地位上升而成了新中农，按照中央政策他们是应该加入贫农团的，但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却被排除在外。
二是贫农内部的利益、权力和派别之争。贫农团是土改期间村庄内部的最高权力组织，拥有资源分配大权，自然会成为人们进行利益和权势争夺的场所。这种争夺必须以一定的阶级身份为前提，地主、富农乃至旧中农一般难以染指，所以主要发生在贫农（包括新中农）内部。争夺的基本内容，往往就是贫农团的成员资格：首先要争取和确保自己的加入，其次要控制其他人尤其是其他派别的人加入，从而使自己尽可能多地控制村中的财富和权力资源。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贫农团的封闭性质。
例如曲阳县委提到，有的“怕人多了少分东西”，而故意提高他人成分，将其排除在贫农团外；有的形成派别，只让本派的人参加；有的干部怕犯错误而“故意表现左”，提高贫农团的门槛。种种情形，引起一些人的议论：“用筛子筛咱们”、“越查越人少了”。
榆林村贫农团最初以贫穷、“无生产力”为唯一条件，称为“吃贫组”。后来工作队将其撇开、重新成立新贫农团时，贫农又大多“认为谁街当了头人数多，就不吃亏。都愿使本街人多参加，别街人少参加，存在着宗派关门思想，以致下边偷开小会选组长串通选本街人当主任。”
一方面是因强调组织纯洁而“宁左勿右”，一方面是利益、权力和派系的争夺，最终造成了贫农团狭隘、封闭的性格。冀南三地委报告，一些村庄因为入团条件过高、手续过繁过细，“使群众感到比入党还难”。据张北县调查，黄土窑子贫农团初建时尚有３０人，“查三代”后只剩下１２人；黄旗营子共有１２０户贫农，贫农团员只有５０人，经复查只剩下３０人。郭城镇因为强调纯洁性，对雇贫农成分的确定极其严格，全镇５５９户中仅定了９３户雇贫农，占总户数比例不到１７％。山东村为了贫农团的纯洁而在划成分过程中严加控制，“以极狭隘的条件选择贫雇农”。该村贫农团并无正式名称，统称为“在贫雇农”，除此之外都不是贫雇农，全村１１９户中只有３５户贫雇。此种现象之严重，致使不少人对“贫雇农领导优势”的提法表示怀疑，认为它极易造成对中农造成侵犯。
牙前县郭城区一份文件中说道：
在结束土改中必须依靠雇贫农路线，这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以新中农的意见较为正确，绝不能不加分析的片面强调现在雇贫农的意见和满足雇贫农的要求（因现有之雇贫农成分很复杂），如此即要脱离群众，发生‘左’的错误。依靠雇贫农的组织形式，主要是采取雇贫农分子大会和雇贫农积极分子会议，因为过去雇贫农的组织（实际是贫农团）已不健全，且包括不了全体雇贫农分子。
这段话表达了如下意思：第一，雇贫农已不足以代表群众的大多数，新中农才是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言人。既要依靠雇贫农，又不能“片面强调”，反映出雇贫农至上的阶级政治的两难困境。第二，雇贫农本是阶级成分之一种，却又称其内部“成分很复杂”，足见以阶级分类体系为乡村民众定位的局限性。第三，贫农团已不能涵括全体雇贫农分子，显见这一组织在实际运作中进一步加深了其狭隘性。
贫农团作为运动期间成立的权力组织而掌握村庄的最高权力，还势必造成常规权力（党支部和村政权）与非常规权力（贫农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土改运动中，贫农团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处于优势，查阅村级土改的档案文件，经常能够感到贫农团（组）的跋扈和党员、村干的压抑。
大新庄在整党结束后恢复支部组织生活，重新登记党员，却遭到贫农团的指责：“你们又活动什么！组织什么小团体！”包括旧村长在内的几名党员并遭到贫农团员的殴打。
根据冀南区土改总结，贫农团与支部、村政权的对立是普遍存在的，许多村庄的贫农团凌驾于支部之上，“党的领导核心为贫农团所代替”，甚至认为“贫农团比党纯洁”、“农村领导权中农当道”，因而排斥支部和党员，不让党员参加组织贫农团的工作，贫农党员未经许可也不得入团。宁南县提出“党员犯错罪加一等”、“村公所是贫农的政权、民兵是贫农的武装”等口号。该县还对支部和政权干部进行“盲目的清洗”，仅三分区即有１５１名村干被清洗，未清洗者则通过“调虎离山”、“让位教育”等办法向贫农团让权，以致在群众中形成了“盲目的反党情绪”。

44、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4）
四、贫农团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以阶级划分对乡村社会关系加以重构，是实施乡村民众动员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阶级身份也自然成为精英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贫、雇农在党的阶级分类体系中占有不容置疑的优先地位，也在基层精英选拔中具有极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在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初期阶段，动员乡村民众抛弃传统的宗族意识和道德观念、接受党所灌输的阶级立场，绝非易事。为此，必须借助贫、雇农以至流氓无产者的“斗争勇气”来冲击旧有秩序、激发革命热情，贫农团正是土改运动中这一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贫农团组织冲击旧秩序的积极作用日益削弱，而其破坏性的一面日益暴露，党对贫农团的态度也相应地开始发生变化。习仲勋曾对贫农团的负面作用作了详细论述：
事实上，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得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遭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中农欢迎地，贫农不要地。在运动中犯左的地方，甚至贫农也恐慌。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佃、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农民都感到把农村追死啦。真正劳动的贫雇，也抱怨我们给他们造成好多困难。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产吗，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至于起领导作用吗，那又会变成少数不纯分子把持村、乡政权。
这里对贫农团组织之破坏性的分析，是以贫农的阶级特征为基础的。既然老区已经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能再归因于土地制度和阶级剥削。
基于对贫农团负面作用的认识和对土改新阶段的判断，党中央对贫农团的态度和政策很快就发生了显著变化。１９４８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在老区不要再人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应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并赋予中农一定的政治地位。
随后的几天中，刘少奇、薄一波、习仲勋等高层领导人也纷纷表达了限制、削弱贫农团权力甚至取消贫农团的主张。
同月中共中央颁布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虽然继续称贫农团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骨干组织”，但在是否组织贫农团的问题上，却一再强调要根据各地情况分别对待。文件指出，在土地已基本平分、中农已占多数的“第一类地区”，如果人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一切，势必脱离多数、孤立自己，所以不宜设立贫农团，而应扩充和改选原有的农会领导各项工作。即使在平分尚不彻底、贫雇农仍占多数的“第二类地区”，组织贫农团时也应吸收新中农参加，且应在短时期内扩充和改选农会。在土地调剂工作完成后，贫农团即可改为贫雇农小组。显然，党的安排是在土改结束后迅速淡化贫农团的领导作用，乃至最终撤消贫农团组织。
到１９４９年前后开始在华北各新区开展土改时，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都不再强调建立贫农团，而以农民代表会为土改的执行机构。
建国后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正式取消了极具阶级对立色彩的贫农团在土改中的合法地位，而以具有更广泛阶级代表性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和农会作为土改的领导机构。作为一种独特权力组织的的贫
农团，正式退出了村庄政治舞台。
（根据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编写）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45、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大搞极“左”
1947年解放区进行了土改，这次土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土改后，广大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使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
土改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时在某些地区确实发生了极“左”的偏向，乱划成分，乱打乱杀，给土改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DZY发现了这些问题后，坚决进行了纠左，使这些地区的土改运动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恶霸组成了反动武装——还乡团。他们在国民党支持下，随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他们所到之处，残酷杀戮土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乡团对土改的血腥报复，酿成了农村的腥风血雨。
当时的山东土改，就是极左的典型。因此，山东的“还乡团”报复得也最厉害。
本书不是全面述评土改运动。全面述评土改运动的文章和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无须我再饶舌。本书重点写山东土改的“极左”和“还乡团”的血腥报复，让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中的一个侧面。
康生和饶漱石是什么人？年轻的读者也许不知道。
康生是党内著名的“左爷”。**中和“四人帮”勾结，为非作歹，盗窃文物、残害老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被开除党籍。因为那时他已经死掉，才没有审判他判刑。
饶漱石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1955年被开除党籍，抓进监狱。
这两个人在1947年土改时，已经身居高位。他们不顾党的政策，独断专行，大搞“极左”，把一大批执行政策的好干部打成“右倾”，给予处分。他们所到之处，土改都发生了严重偏差，出现了乱划成分、乱打乱杀的“流血斗争”。给土改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
本书作者根据公开出版的《党史资料》刊登的文章，整理编写了下面几章，让读者了解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搞“极左”的情况。
1947年，中央代表康生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山东土改复查中大搞极左，全盘否定山东土改已取得的成绩，在所谓“搬石头”中，用“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等罪名强加于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
DZY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大批干部被撤职、降职，大批专区、县、区、乡干部也遭到批判、撤职。
这些干部被当作“石头”搬掉后，土改中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民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愈演愈烈。1947年底，中央提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后，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制止。但是山东大批干部遭到错误打击的冤假错案，拖了3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经DZY同意予以平反。
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虽然当时在中央和华东局的某些同志也有一定责任，但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东的康生，和时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起了最为恶劣的关键作用。
1946年5月，根据主席的指示，由lsq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在延安起草了DZY《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包括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不可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等内容。
“五四指示”下达时，黎玉还在延安，饶漱石在东北未回来，在山东主持工作的陈毅，召集各区党委负责人传达了“五四指示”，并且强调了要记取苏区土改时“左”倾错误的教训，不要形成“赤白对立”。
7月，黎玉回到山东。8月8日，DZY电示陈毅、黎玉、张云逸，要求山东加快土改进度，同时对土改政策作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孤立地主、稳定中农、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
8月下旬，黎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东局土地会议讨论的情况，包括陈毅的意见，起草了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简称“九一指示”。接着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若干土改工作团，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据《党山东地方史》记载：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余亩，加上原有土地，人均2.15亩，在土改比较彻底的地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当时国民党军正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敌情严重，新解放区党的基础不够巩固，农民的斗争觉悟还有待提高。在老解放区，存在着对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照顾过多及干部多分田现象。
为此，山东各地党组织从1947年春天开始，在土改开展不够好的地区及广大新解放区，又开展了土地还家和土改复查。
1947年初，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任华东局书记，他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指责山东的土改“右”了，有“富农路线倾向”，说黎玉根据“五四指示”起草的“九一指示”错了。并在2月21日以华东局名义发出的土改复查和春耕生产指示中，把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
4月底和5月初，华东局又连发两个有关土改复查的文件，虽然促进了土改复查的开展，同时也使“左”的倾向发展起来。
6月下旬，华东局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以推行“富农路线”等罪名，对黎玉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新指示》，简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说“九一指示”有三个原则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
这个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七七指示”发出后，使许多地方土改中已经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城镇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日益严重。
这年7月至9月，DZY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对于土改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中规定的平分土地的方法，很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同时对于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与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而对前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
康生是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的五个常委之一，当时他是DZY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在朱德、lsq、董必武之后位居第四），还是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此前他在晋绥搞土改时大搞极左，原来晋绥根据剥削行为定了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康生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在他驻点的村子乱打乱杀，还搞挖祖坟、追底财，弄得怨声载道。这种极左风潮波及到晋绥的许多地方，在中央土地会议上也有一定影响。华东局和山东各地区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数十人，有的人受康生、饶漱石极左思想影响，把山东土改中的问题说得很严重。（未完待续）

46、把杀人权下放到县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决定借传达土地会议精神，首先向渤海区开刀。
当时，山东解放区分三大片，即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中南（即鲁中、鲁南、滨海，以后合并为鲁中南区）。饶漱石从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反给黎玉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并把长期与黎玉一起工作，分别主持渤海区、胶东区工作的景晓村、林浩看成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拿渤海开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下半年，因为渤海区可能成为华东战略区的后方，华东局先派刘格平、王力（就是后来“**”初期闻名全国的两位左派）去渤海了解情况。
他们先到了禹城，这里距敌占区济南很近，是解放不久的新区。他们听县干部反映这一带敌人活动猖狂，杀了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
王力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杀？”县干部说上面有规定，杀人要报批。刘格平和王力当即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又杀了40多人。
到渤海区党委后，王力根据禹城、商河这些新区的情况以偏概全，写了一份指责渤海区锄奸反特不力的报告，叫景晓村发给饶漱石。景晓村看了感到其中反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劝他查实了再发。王力竟违反纪律，找了一个熟人，通过新华社渤海分社的电台发了出去。
饶漱石把刘格平、王力和景晓村召到桓台县，专门听取王力的汇报，景晓村说明了一些情况，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
不久，华东局派人到渤海区党委，宣布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给公安局长李震个人警告处分。同时决定把杀人权下放到县。
从此，乱杀错杀之风逐渐在渤海区蔓延开来。王力因而得到饶漱石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的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王力自己说的，有人回忆，他并无总团长头衔，此前他不过是个科长）。
1947年10月8日到1948年2月25日，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
会议开幕时景晓村还以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出席会议。
没有几天，景晓村等就靠边站了，会议由华东局**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实际上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
特别是康生于11月6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场内外笼罩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因为康生是带着成见专门来整人的。
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于10月24日由中工委阜平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因渤海正在开会，……我接电后当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者也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
康生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
康生在电报中关于景晓村、李人凤、李震是这样写的：“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
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到党内来，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
他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地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能彻底进行土改的”。
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委档案馆中。不必更多地引用他在各种场合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仅从这份电报和报告就足见其颠倒黑白、恶意诬陷，企图彻底否定和推翻渤海区党组织的狰狞嘴脸。（未完待续）

47、撤掉一批好干部
景晓村在山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比康生出身的大地主家庭小得多了），如按划分阶级的标准，景晓村家应是富农。景晓村的父亲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当小学教员时就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抗战时期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并且在1942年春加入了中国党。
景晓村出生于1917年，1933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这个学校出了大批党员，被称为山东党的战斗堡垒。1935年景晓村18岁加入中国党，1937年春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担任党山东省委秘书长，这年他才20岁。1938年1月1日参与发动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委，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那年还不满27周岁的景晓村，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1945年，景晓村与司令员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沿线之敌展开进攻，连克25座县城，歼敌26000余人，解放了渤海区全部县城。
杨国夫是长征前就任团长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和比他小12岁的景晓村共事五六年，两人关系很好。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曾对我说过，他在东北听说景晓村在渤海被撤职，感到很不理解，对景晓村的遭遇非常同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罗荣桓传》时，看过景晓村抗战时期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因为他详细地记录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学 指示的体会及工作日记，足有数十万字。就是这样一位好学上进、勤奋正直、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被康生用“景（地主）”三个字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
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康生曾声色俱厉地指着景晓村说：“景晓村你一村不晓，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
景晓村被撤职后，历经30多年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他当上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时已是年逾花甲。
康生说李人凤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李人凤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武装，首创在胶济铁路迎击日军的战绩。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团长，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曾在前线作战时负伤。他担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作出很多贡献。1947年，华东局、华东军区迁至渤海区后，40万部队和机关人员等，云集在这一并不富裕的地区。李人凤作为行署主任，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任务极其繁重。1947年6月18日，华东局在致“晓村并区党委诸同志”的信中，还说过：“对你们各方面工作之进展与成绩，表示欣慰。目前渤海担任着极端繁重的任务，对于整个华东战局的支持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康生参加渤海土地会议的第一天，《渤海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李人凤以行署主任名义发布的有关支前工作的一个训令。可是康生一到渤海，就给李人凤加上“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罪名。
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渤海行署秘书长的马千里，愤愤不平地质问康生：“你说加重了群众负担，40万人在这里，不加重群众负担，吃什么，穿什么！”康生哪里听得进去。李人凤不仅在会上挨斗，而且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由康生拍板定案，1947年12月28日《渤海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自任职以来，不但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一再加重人民负担，庇护地主，维持封建势力，纵容匪特，镇压群众运动，……着即将该主任明令撤职。”《渤海日报》还专为李人凤撤职发了社论。
李人凤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挨整，在1966年“**”中又遭迫害。他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我曾去看望他，不久他便含冤去世。
渤海区公安局局长李震是最早挨整的，已受了警告处分，然而康生并未善罢甘休。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李震是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被俘的，之后恰有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我根据地内，飞行员被我军俘获。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敌人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我们联系，要用李震和被捕的临淄县长李铁峰换回那个飞行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的身世，觉得一个换两个对我们有利，经渤海区党委讨论同意，把李震二人换了回来。
他们回来后，经过山东分局严格审查，认为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发文件予以表扬。
李震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著名的博兴暴动中担任博兴县后备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曾任东北军51军我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1941年从山东分局调到清河区党委任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离休前任铁道部副部长。
他曾向我讲了他亲眼目睹的这样一件事：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人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
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我们的干部。侵犯中农利益和没收工商业现象也很严重。如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其中不少是劳动人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