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长的日本遗孤

我有一颗中国心
作者：饭岛治起（何始起）
我是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那个年代开始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生活了50多年的日本人，我1998年归国，现在日本国群马县居住。据我了解，与我有大体相同经历的日本人在呼伦贝尔就曾经有110人。我们这些曾经在新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日本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从不同侧面，从另一个角度，回顾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68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发动侵华战争，先后投入兵力达100多万人，最多时达40个师团，妄图吞并中国，称雄东亚。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建立伪满洲国，在中国国土烧、杀、抢、掠，中国人民遭受蹂躏，2000多万人死于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浴血奋战，进行长达6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抗日军民强大攻势下，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力配合下，日本战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那段历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谁也篡改不了。终战至今，60年过去了，时间推移了，但那段历史改变不了。现在日本国内一些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那段历史，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不反思悔过，不能不令人愤慨。
我们这些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那个历史年代受蒙骗，被挟持去中国后，终战时未能归国而成了残留中国的日本人的。这些人中，有在那个战乱年代被日本政府抛弃，走投无路，残留中国的日本妇女；有当年被抛弃，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孤儿。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多数是日本“开拓团”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当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局势已大乱，无法回国，陷入了绝境。在我们走投无路，濒临死亡的时候，是中国人民，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搭救了我们，收养了我们，我们才得以生存下来，从而也就成为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由此可见，日本的中国残留妇女，中国残留孤儿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是日本侵略者的牺牲品，也是日本侵华历史的活着的见证人。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以我们的亲身经历，所受苦难，控诉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场战争不仅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曾把日本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以我的经历来说，我父母受日本反动政府蒙骗，举家从日本到中国内蒙古阿荣旗境内当年的日本大阪“开拓团”。当时我们是七口人之家。父母，大姐，二姐，弟弟妹妹和我。去中国前二姐留在日本我的伯父家。我们去了中国后，父亲不适应中国北方的寒冷和“开拓团”务农的艰苦条件，患了病。由于开拓团医疗条件很差，延误医治，病情加重，在打算回日本，已携家起程走到扎兰屯时，父亲病情恶化，于1945年2月死于扎兰屯车马店里。
父亲死后，母亲，一个没有多大能耐的妇女，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束手无策，领我们又返回了开拓团，想等待机会再回国。然而，事难预料，日本投降了，开拓团乱成一团，回国成了泡影。当时，开拓团男的大都被征兵走了，剩下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恐慌万状，不知所措。听说开拓团的到旗（县）府所集合，准备回国。我们随大邦，跟着开拓团的人被集中安置在大校堂里，连门窗都没有。因条件恶劣，饥病交加，每天死很多人。人死了，往外一拖扔到大坑里，尸体成堆，把大坑都填满了，无力掩埋。就在那次逃难中，我弟弟暴病身亡，妹妹送中国人让她逃命去了。我母亲在病魔缠身、生死难卜、回国无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携我和姐姐嫁给了中国农村贫苦人家。从那以后，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在中国偏僻的小山村里残留下来了，过上和中国许许多多穷苦百姓一样的生活，日子虽清贫，但过得太平了。我们好象是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的小船，幸遇避风港，躲进风平浪静地带，避免了翻船身亡一样，死里逃生，开始了我们的新的生活。我们在中国一过就过了50多年。
回顾那段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们漂泊海外，背景离乡，家破人亡，致我们于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引火烧身，日本本土东京等地大城市遭受美军狂轰乱炸，广岛、长崎遭原子弹空袭，许多大城市被炸成废墟，六十多万百姓死于战灾。战争也曾使日本人民遭受深重灾难。
60年前的8月，是不寻常的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战败了，投降了，日本人民从此也摆脱了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也是日本人民反战的胜利。
在呼伦贝尔地区像我一样在那个历史时期残留下来的日本人不少。据了解，经1953年一部分人回国后，仍有110多人留居中国。日中邦交正常化后这些人才慢慢得知有了去日本寻亲、探亲和回日定居的机会。而回国定居最早是在1983年。从终战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间隔了35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这些人又经受了思恋故乡，思念亲人的内心痛苦。到现在为止，有70多人陆续归国，有近20人未能实现归国夙愿因年老体衰而抱憾去世。还有10多人现在仍留居呼伦贝尔。其原因多是因为终战时年龄幼小，毫无记忆，后来虽然得知自己是日本残留孤儿，然而找不出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是日本人，不被日本政府承认而尚不能回国。由此也可看出，战争的“后遗症”还存在。所遗留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悲剧仍在继续。
我们这些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日本孤儿，在那战乱岁月挣扎在生死线的时候，得到了善良的中国人民的援救，在中国的生活中，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家庭中，过上了同中国人一样的生活，享受了解放后社会主义新中国给人民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待遇，享受了同中国人民一样的受教育、劳动、工作、生活等权利。几十年来，这些人在中国呼伦贝尔大地与中国各族人民结下了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些人都与中国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繁衍生息。据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段时期，在呼伦贝尔的日本人后代有400多人，他们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人群，即日华后裔。二、三代后裔们不少已随日本人长辈来了日本，但也有不少人仍在中国各地居住。残留中国的日本人及其他们的后裔，不管他是已回日本的还是仍在中国的，与中国与日本都有种种分不开、切不断的亲缘关系，为日中两国在“日中友好”、“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增添了新的内涵。
我们在中国残留下来的母子（女）三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分别回国。我是在中国退休后于1998年回国的。我在中国的56年里，由日本孩变成61岁的中国退休职工，由能说日语的日本儿童变成全然不懂日语的日本人。我12岁时赶上了中国偏僻山村解放、土改、建校、上学的好机会，享受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喜悦和儿童上学念书的快乐。我和许许多多中国的儿童一样，经历了上小学、入少先队、入青年团、考取中专，毕业国家分配，走上工作岗位这样的成长过程。我和中国人一样，当上国家技术干部，在工作岗位上被提拔重用，被评上先进、劳模等等。
我在中国生活56年，其中工作40年，全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全在农垦。现在我身在日本，可心在中国，在呼伦贝尔，连做梦都是在中国的那段事。我的思想、文化、理念全是中国的。我有一颗中国心，呼伦贝尔心、农垦人的心。我热爱中国，热爱呼伦贝尔——我的第二故乡和各族人民，热爱农垦，关心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写此一文，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的特殊身世向社会公开宣扬，让两国的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事实真相，告诉人们在日本、在中国 还有这样一群曾经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人们。回顾历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年的侵华罪行，把亲身经历的那段战争历史和战争给日中两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告诉人们。牢记惨痛历史教训，反对战争，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遗孤：我身上的一切都已经中国了
席静波 70岁 现居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我对死亡并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多活了十几年，我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妈妈就哭着说，一定要让我活下去。”
“我身上的一切一切，都已经中国了，我已经70岁了，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当年母亲对孩子的依恋，对生活了几十年故土的依恋，我完全懂了……”
70岁的席静波至今仍然保持着“内向、胆小”的性格特点，席静波说这与自己是一个日本遗孤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关联。
从一个被遗弃的日本遗孤，到被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收养，再到先后辗转两个中国养父母的家庭……回首往昔，席静波感慨：相比于亲生父母给予的困顿的生命，中国父母在自己濒于死亡的时刻从没放弃拯救，才让自己一直安然地活到现在。
被抗联战士捡到收养
在上百具日本人尸体中，有一个小孩趴在妈妈身上哭，这个孩子就是席静波。
9月7日，席静波坐在记者面前：“虽然我是日本遗孤，但我在日本找不到任何亲人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亲生父母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相比较来说，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在我两次快要死掉的时候，是中国人又把我救了回来。”
席静波的生日是5月15日，他告诉记者：“这是养父母给我定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5这个数字音同捂，中国养父母其实是想把我捂住。”
这样的美好意愿在另一个日本遗孤张传东身上也得以体现。张传东被其养父母定下的生日是5月25日。
曾经对日本遗孤做过大量研究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张志坤介绍，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东北的日本人就开始了撤退，截至1945年的统计，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共有开拓团是1000余个，开拓团民共有321873人，如果连带其他技术移民、工业移民和政治移民加在一起，东北的移民总数是166万余人。
如此数量对一个已经是战败国又经受了两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来说，显然无力承担，所以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日本人未能撤退。
张志坤说：“当苏联红军进入中国的时候，日本关东军顷刻间瓦解。”握有武器的军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时，那些妇孺更不可能掌控自己的未来。
逃亡成了彼时日本人在中国最后的梦想，据张志坤调查了解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逃亡队伍被恐惧和绝望所笼罩，回到家乡日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从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徒步行进，不敢沿着铁道线走，只能是迂回地走山路，或者沿着河边，松花江边走，行走非常慢。很多逃亡队伍就采取了自杀的行为。”
席静波就是在一支集体自杀的逃亡队伍中惟一存活下来的，而他为何得以逃离死亡，至今无解。
当时，一支抗联队伍在行军过程中，走过一个大沟时发现上百具日本人尸体，其中有一个小孩趴在妈妈身上哭，后来抗联战士就把他抱起，收养到军队里面。
“这个被抗联救活的孩子就是席静波。”张志坤说。抗联的全称是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的敌人18万。
这支旨在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并没有伤害席静波，反而是带上了这个孩子。在行军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姓张的百姓，老百姓认为，军队带着孩子既不方便也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自己愿意收养这个日本孩子。就这样，席静波来到了第一个养父母家。
养父母的坚持让他死里逃生
“在我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妈妈就哭着说，一定要让我活下去。”
张家与席家十分要好，张家看到席家只有一个女儿，而且无法再生孩子了，就把刚刚收养了一年的孩子转给了席家。这一年，席静波4岁，养父母的女儿6岁。
“那时候真穷，”席静波回忆着儿时，“虽然是两个家庭共同负担我，但仍然贫穷，那时候都是一样的穷。”他还记得，自己不大的时候，就跟随姐姐上山捡柴火，长大后就跟着家人种地。“从未有过‘要是在日本的话，就不会这么苦’的想法，那时候，很多日本孩子连被收养的机会都没有，就死掉了，而我能被收养，而且一直在关爱中长大，挺知足的。”很多年后的今天，席静波依然庆幸着自己的幸运。
1957年，席静波进了县城里的中学，由于离家比较远，只能住校。一场大病突如其来。“都忘了是什么病，就知道在县城的医院里躺了10天，除了最开始几天还能喝点水，什么都吃不进去。我记得医生告诉我的父母，说这孩子没什么希望了。我当时就想，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就让父母把我接回家了。”席静波说。
但是，席静波的养母并没有放弃，而是四处找寻治疗的方子，“有时候能看到母亲眼睛红红刚刚哭过的样子十分心疼。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日本的孩子，但我知道父母十分忌讳这个话题，从来没提过。在我生病很严重的时候，我对死亡并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多活了十几年，我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妈妈就哭着说，一定要让我活下去。”
席静波的眼角有些湿润，这种感觉对席静波似乎有些熟悉，就像在十几年前成为集体自杀中，惟一存活下来的孤儿，再次陷入生命的沼泽之中。相同的是，这一次，仍然是中国让他幸免于难。
当时一位名医被下放到席静波所在的村里，在名医的治疗下，席静波痊愈了。
“如果说抗联战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养父母则给了我第三次生命。”让席静波感戴的是，在席静波上了师专之后，尽管有助学金，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仍无法填饱肚子，而养父母则把房子卖掉，继续供他读书。

"我到底是哪国人？"
日本遗孤，冷落背后的归国窘状
"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即使我在日本，而她在中国。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这是日本遗孤田山昭子（孙艳平）的内心独白。在长春生活41年后，她回到日本，曾把养母曾秀兰接去长住过2年。2003年，大女儿张凌在日本读完博士后返回长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姥姥。
实际上，这种浓重的中国情结，在日本遗孤群体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习惯讲中国话，做中国菜，看央视4套的节目，对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几乎都是心存感激。但岁月的流逝，人情的芜杂，使他们对中国养父母的孝心表达冷热不均，而更多的是双方渐行渐远。
长春的禹桂荣大娘，曾跟回来探亲的养子试探性提出："娘跟你去！"养子却不哼声。只有一个女儿的禹桂荣认为，在中国是男孩子养老送终，她没人养，就应该跟儿子去日本一块生活，儿子一走，就等于挖了她的心，抠了她的肉。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77岁的房桂荣大娘则"黑下就哭"，"两年了，（养子）怎么都不来个电话呢？"2004年，她在思念中去世。
一些还在世的养父母表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接到日本那方面的电话了，"就是在电话里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是高兴的啊，我们并不要他（她）给我钱啥的。"
这些一生穷苦的老人，对日本养子女的心态很矛盾，既盼望孩子们能多回来看他们，又担心因此耽误了孩子们工作，"在日本赚钱不容易哪！"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层次、回国后生活较宽裕的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来往要频繁很多。而实际上，回国遗孤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以及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日本的境遇远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
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每月四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的补助度日，在高消费水平的日本，这些钱只能维持最低日常开支。今年59岁的归国遗孤田中丽子说，自己平时只能买最便宜的东西，连回中国给养父母扫墓的路费都没有。
关秀兰告诉记者，她的日本养女每次回长春，包括来回机票、买东西、给自己生活费等等，要花到近万元，别的遗孤也差不多。
据调查，在不满60岁的归国人员中，仅有32%的人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多是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2/3.超过6 5%的归国者只能申请"生活保护".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申请者往往因此感到屈辱。
根据日本有关规定，这些遗孤归国后，必须居住在其亲属或者保证人所在的地方。由于这些遗孤多出身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好住在农村或者山区，而且住房条件也比较紧张，50平方米左右房子里住着六七口人的现象在日本遗孤中相当普遍。
"日本遗孤返回祖国，大多是为了孩子能有个较好的前程。"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说。
但现实的贫困生活，却给遗孤后代的教育造成了一定困难。据《环球时报》报道，这些归国人员的子女能够上到高中的比率只有50%.一些归国者的子女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忧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另外，这个行为方式完全中国化了的群体，有时还会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受歧视。"我到底是哪国人？"这种迷茫而悲怆的情绪在很多归国者中弥漫。
据统计，归国者中对生活的满意率不到1/5，还有1/5的人对返回日本十分后悔，但是他们发现很难回到中国了。
这些已经加入日本籍的遗孤，在中国已经被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没有社保和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要重新加入中国籍，只会比当初加入日本籍更为艰难。
而且，很多归国者悲哀地发现，哪怕只是去中国探望养父母，也是非常的不顺心。因为他们要离开日本的话，日本国政府就会相应地扣去他们本就菲薄的经济补助，离开时间越长，就扣得越多。
在这种政策下，绝大多数归国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养父母去世。
从2001年12月起，有近2000名归国遗孤向日本12家地方法院先后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这个数字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在认识到存在遗留孤儿的情况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置之不管。回国后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援助，使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
但这些案件至今仍未进入实质审理阶段。
"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战争后的'弃民'政策，就没有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中国养父母的孤独和失落，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长春市外宣办副主任刘国君感慨道。

蒲公英飞走了
从收养到送走，仿佛一场梦——孤独的养父母们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拉洋车的老赵从长春火车站前的垃圾推里，捡到一个日本流浪小女孩往孤儿院送，恰巧工作人员不在。老赵跟李淑贤夫妇俩说，如果没人收留，这孩子就会饿死。
"那孩子约摸3岁，浑身黝黑，穿一身紫色带花的小和服，饿得都哭不出来了，一双眼睛呆呆地瞅着我们。我再也受不了，一把抱过搂在了怀里。"
李淑贤给孩子取名徐桂兰，小名"带小"，渴盼能给自己"带来"亲生的孩子。此前2年，李淑贤一直没有生育，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正是日本兵。
1943年，李淑贤随丈夫徐凤山闯关东，从山东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府新京（今吉林长春）。一次，她拖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到日侨聚居区卖鸡蛋，遭一日本兵驱赶，还在她肚子上狠狠踩了一脚。李淑贤不但流产，而且落下病根，此后再也没有怀孕过。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当年日本兵踢了我一脚，我肚子里的孩子被踢掉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可是你竟然又收养了日本的孩子……"
"当时心情是矛盾的，简直不可理解。可是，当我一看见日本孤儿的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这也许就是咱中国女人的心地吧。"
"带小"并没有给李淑贤带来奇迹，但李淑贤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不仅供她读完了高中，帮她在一家化工厂谋到了职业，还在她23岁时全力操办婚事。李淑贤跟女婿提出，自己就这么一个孩子，拿她又当闺女又当儿子，希望他能过来，和自己一块生活。女婿先是答应了，后来又说单位有房子，还是住那里好。
李淑贤夫妇俩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给女儿打了两个柜，买了两床被、两床褥子，并在女儿出嫁那天，把家里的煤、大米、白面、土豆、炉钩子，甚至点火用的火柴也送去了。
徐桂兰婚后生下2个孩子，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李淑贤又把大孙女接来，一直抚养到她成家。
李淑贤夫妇为抚养这个曾经敌对国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承受煎熬。一天，居委会来人逼问："你们为什么要收留日本儿童，你们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吓得夫妻俩躲到亲戚家，直到风头过去才敢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从1981年起，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大规模兴起。徐桂兰和日本的亲人几经辗转联系上后，于1990年带着丈夫孩子返回了祖国。几年后，李淑贤的老伴念叨着女儿的名字去世。
徐桂兰走后，李淑贤的妹妹和妹夫搬来照顾她。此前，相差13岁的姐妹俩很少来往，在老伴去世后，李淑贤更显得孤冷寂寞。她很少和同居一屋的妹妹、妹夫提起收养日本孩子的往事，而且也不许他们不经自己同意就翻看女儿从日本寄来的相片。
李淑贤去过2次日本探望女儿，从小带大的大外孙女也几乎每年回长春看望外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被大海相隔。半夜里，老人会突然爬起来找她们的相片，这一看，下半宿就再也睡不着了。李淑贤说："睡着了做梦也梦着我的孩子啊！"
去年夏天，徐桂兰回长春看望了病榻上的养母，但只呆了11天。
吉林省民俗学家曹保明这样描写老人的感受：我像一个老蒲棒，春夏我吸足了雨水和养分，我养育了蒲公英。到了秋天，到了成熟的季节，小蒲公英乘风飞走了，飞向遥远的远方。李淑贤说：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和李淑贤住在一个楼里的高秀英老人，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有89岁了。实际上，她已经离开有4年了。她和李淑贤一样，收养的日本孩子山川文武也回国了。除了死前几个月请了个保姆在身边照料，高秀英一直孤零零过着。
山川文武刚从娘肚子里出来没几天，就被父母用军大衣包裹着，遗弃在长春的街上。他被高秀英抱进家门时，双眼紧闭，脐带还缠在肚子上。高秀英给他取名于华春，小名"小狗儿"，因为"狗儿"好养活。此后，高秀英再也没有生育。
于华春读完高中后，当上了工人，娶上了媳妇。1985年，他带着一家人回日本定居了，唯独把养父母留了下来。第二年，养父去世。高秀英就靠老伴每月65元的养老金单独生活。
长春一所高校的学生和居委会的人有时过来帮她打扫、做饭，高秀英清冷的小屋才显得有些生气。
住她对门的关秀兰老人记得，这位大自己2岁的高姐生活很是节俭，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留着冲厕所用；看电视，一定要把屋子里的灯拉灭，这样可以省电。平日里都是粗茶淡饭。儿子只在偶尔回来时给点钱用，而日本，那个她日夜牵挂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去过，虽然她曾对邻居说过，她"很想去日本，死在儿子身边也行".
但她去世时，这个唯一的儿子并不在身边，直到办丧事时，儿子才从日本赶来。
高秀英生前曾对人说："我老头由于想儿子想死了，我也整日想他，我会一直想到死。"
高秀英是整栋楼里最孤单也是心事最重的老人。每次老人们在楼前的院子里唠嗑，她都是坐一旁沉默着，很少说话。
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回忆说，头年高老太还能到院子里走动，看着没毛病，第二年秋天就病倒在床上了，"骨瘦如柴"，冬天就去世了。
很多邻居认为，高秀英的儿子如果尽到了孝道，母亲不会这样仓促离去。
"把母亲带在身边"

一个极少数的例子
90岁的于世芬住在长春城西一座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她的背驮得很厉害，耳朵也早就聋了。她不能下楼，每天就在居室木地板上慢慢挪动着小脚。如果没有日本养女盐原初美（杜冬梅）和中国女婿林荣的陪伴，老人的余生将格外凄凉。
1991年7月，50岁的杜冬梅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回归日本。第二年10月，她就把养父母接到了东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2004年3月，夫妻俩又在长春购置一套80多平米的新房，终日陪伴养母（养父已逝），好让她叶落归根。
杜冬梅说："我走到哪，都要把我妈带在身边。"她喊养母，一直不带"养"字。
和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大洋彼岸的养子养女不同，于世芬和养女离别的日子只有1年零3个月。但这段时间对她们来说，犹如漫长世纪。
杜冬梅是瞒着养父母返回日本的，因为怕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半个月后，于世芬和老伴就知道了消息。2个月后，杜冬梅收到了养父的亲笔信，大意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我们也不缺吃不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
这是养父第一次给人写信，没怎么上过学的他硬是用繁体字写了5行，其中一半是错别字。捧着这封信，杜冬梅全家都哭了。
那个时候，他们和其他19户归国遗孤家庭正集中在东京一所学校学习，全靠日本政府救济度日。为了把养父母早日接来，杜冬梅夫妇立即中断学习开始找工作，清扫工、垃圾分类……每天都要忙活10多个小时，林荣在一次骑自行车过程中摔伤，从此瘸了一条腿。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找日本有关官员，可是根据日本法律，与归国遗孤无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直接办理永住手续。他们又急又慌，找政府希望能体谅他们的特殊困难，有时因此还与官员发生言语冲突。
长春这边，受杜冬梅委托的老同事、老同学前来看望于世芬夫妇时，老人每次都要拉着他们的手痛哭一场，"我父亲是从不掉泪的汉子啊，"杜冬梅说。
杜冬梅的努力，终于打动了办事官员。他们答应持续性给她的养父母办理赴日探亲手续。
把养父母接来后，杜冬梅立志"父母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这个东西怎么贵".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养父母做两次清水煮大虾，养母爱吃桃子，她就从桃子上市起，一直买到桃子罢市。
1994年养父的突然去世，给杜冬梅带来无尽的遗憾，因为她没能让养父按照中国传统那样叶落归根。眼看着养母也一天天衰老，杜冬梅夫妇俩在退休后，告别孩子，陪养母一起回到长春，买了一套大房子。他们将等到养母百年之后，再返回日本。
杜冬梅含泪说："要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没有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就是在亲生父母身边也不会有。"
杜冬梅被于世芬抱进家门的时候，非常瘦小，脖子下流着脓水。旁人都劝：还不如养个小猪，养头猪到过年还能杀了，养这个病孩子，可能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
于世芬只是说：这孩子太可怜了。第二天，她就抱孩子去医院，做了多次手术才把脖子上的伤口封好。
杜冬梅"永不能忘记"的事情是，一天她嚷着要吃油条，养母没办法，走遍了半个长春，最后用半个戒指换了根麻花。为了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给她吃，一家人包括祖母都吃用酒糟和豆饼掺一起的窝窝头，最后吃得拉血不止。
于世芬供养女读到了大学，做了主治医生，成了家。老人一生再无生育。
可是在日本的亲生父亲那里，杜冬梅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温暖。她是在写下"今后不得继承父亲财产"的保证书后才准许回国的。她只在首次回国探亲时，在父亲家住了20天，此后基本不再来往。
所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之前，杜冬梅都要告诉对方：你一定要采访我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感情。
杜冬梅既骄傲中国养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也骄傲自己对养父母的一片孝心。
中国养母关秀兰和家人都认为，他们知道的回国遗孤里，没有谁能做到像杜冬梅那样对待养父母。
在王春英的印象里，也"极少有杜冬梅这样把养父母接到日本长期居住的日本遗孤，更别说回中国长期照料养父母的了".王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负责日本遗孤事务的官员。

我的中国妈妈！
我的生父生母都是日本人，但是我有一个善良仁爱的中国妈妈，几十年来，我们母女之间的亲情，见证着中日友好。时至今日，我的心中仍保留着对中国妈妈的最爱。
１９５０年春，我在秦皇岛的偏坡村上了新中国的小学。我上小学第一天发生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有个男孩子叫我“小日本”，我当时虽然不太明白，但知道是坏话，气哭了，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领着我到学校找那男生，妈妈十分气愤，打了他一巴掌。我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没有告诉我什么。从这时开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与其他小朋友是不一样的。
１０多岁时，同学中不仅有人叫我“小日本”，还有人把报纸卷成喇叭状，拍着桌子朝我吼着：“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多亏老师对我好。１９６０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戴河太和寨师范学校读书，还没毕业，学校就停办了，我回到偏坡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１９６３年，秦皇岛市公安局找到我爸爸，公安局已知道我是日本人，询问父亲是让我保留日本国籍还是加入中国国籍。最后公安局认为我已自然加入了中国国籍。就在那时，爸爸对我讲了我的身世。
１９４２年９月３日，我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市。生父叫若山義隆，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东北，阜新露天煤矿已被日本人控制。生父是那里的顾问。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打过中国矿工。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入阜新。生父若山義隆被带到西伯利亚，生母带着几个孩子进了收容所。一些好心的中国人在收容所看到孩子们很可怜就收养了他们。阜新露天煤矿矿工刘松山和赵玉芝的儿子刚死不久，他们很痛苦。有人劝他们也去领养一个日本孩子。听说若山先生对中国人不错，于是决定领养他的孩子。问过我生母若山房江：“把女儿给别人你同意吗？”为了让我活命，生母答应了。于是我就成了中国妈妈赵玉芝的女儿。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３个多月我就恢复了健康。
１９４６年６月，听说日本人都要回国。别人给我妈妈出主意：“你把孩子养得这么好，人家要回去咋办，还不赶紧走。”就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秦皇岛老家。
如果不是那场罪恶的战争，我不会出生在中国的阜新，更不会遇上中国妈妈。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是战争把我遗留在了这个伟大文明的国度。今天想起来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得到了中国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妈妈从没打骂过我，妈妈对我的言传身教太多太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很穷，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得很白很胖。白是遗传，胖是健康，是妈妈对我爱的结果。除在上学时被有些不懂事的男生叫作“小日本”、让我“滚出中国去”之外，再也没有受到欺侮和不公正的待遇，就连“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都没受到任何冲击。
我长大了，我的中学老师陈洪勋让我结识了他小时候的磕头弟兄孙铁铮，他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建筑单位工作。１９６４年我们结了婚，我被调到六机部下属的４０７厂子弟小学教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那里我工作了１４年。
洛阳还有４个和我一样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其中有一位叫内田荣子的，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田中角荣访华后，她就回了日本。我托她找我的生父生母，她在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西日本》两大报纸上登出启事。生母若山房江看了寻人启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了刘松山，
听生母说，１９５３年，大哥若山武夫访华时，曾提到寻找我的事，但没有音讯，日本就把我的户口注销了。如今知道我还活着，生父生母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我和爱人带着３个孩子回到了日本。
我今年６５岁了，现在是日本东海大学第二外语教育中心兼职汉语教师，在民间还做着其他兼职。多年来我的中国话一直没有变，那是因为我的中国妈妈，我和妈妈有一样的语言，我喜欢中国故乡的乡音，我的乡音永远都不会改。
在大学讲课我常常会给学生们讲到中国。因为中国有我的妈妈，有好多好多像妈妈一样的好人。现在日本的孩子不知道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中学的教科书也没有说明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只是浮皮潦草地说了中日战争。
当生父生母和中国爸爸去世后，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的中国妈妈了。１９８２年５月，我把妈妈接到日本住了半年。１９８５年后妈妈两次随日本政府邀请的代表团来日本。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底，我给妈妈在日本办了常住，政府给妈妈提供了相应的生活保障。妈妈在日本住到１９９３年７月，后回到中国。虽然妈妈这些年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我还是常给妈妈寄生活费。我很想让妈妈和我在一起，每年暑假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
妈妈老了今年８８岁了，我一直牵挂着她。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当我得知妈妈因病住院后，立即请假从日本赶到妈妈身边。今年１月２２日，我的善良、宽厚的中国妈妈走了。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原谅不孝的女儿。安息吧，我亲爱的中国妈妈！(若山孝子(日本)口述 周秉信整理)

永不消逝的爱
住在哈尔滨南岗区闽江路拉林村小区的郜凤琴今年已经70岁了，和许许多多的中国老人一样，郜老太太每天跳跳舞、看看电视，周末的时候与儿孙团聚一下，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那段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让这位看似普通的老太太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日本遗孤。
虽然已经过去整整65年，但郜凤琴依然忘不了日本母亲把她丢在中国的那一幕：“妈妈走的时候，我就抱着她大腿哭，不让她走。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要我，只记得她一下子就把我推一边，我一个跟头就坐在那了，再以后养母就抱着我上她家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政府放弃保护日侨的义务，缺少军队保护的日侨们被迫紧急撤退，从而出现了百万逃难大军。由于日本军队规定每人只能携带一件行李上路，大批日本病妇和儿童被抛弃在火车站、街道边，甚至倒塌的房子里。
郜凤琴和她的亲生母亲小林昭子就是在那时候被迫留下来的，当时她只有5岁，日本名字叫做领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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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岁的小领娣对亲生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军人，带领全家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去世了，领娣的名字是母亲为她起的。
日本战败后，小林昭子请求一户中国人抚养领娣。不料这户人家也很困难，收养领娣一年后也无力抚养了。小林昭子最终嫁给一个山东人，因为怕丈夫嫌弃，她把领娣送给郜广忠、王玉华夫妇收养，还给了养父母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的日本名字“领娣”。小领娣终于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还学习了舞蹈。
“养母是非常和善的一个老太太，我父亲也是。”郜凤琴回忆说。
郜凤琴翻看着小时候和养母的照片，一脸幸福。照片上，郜凤琴只有五六岁，紧紧搂着她的那个女人就是养母：解放头、深色棉袄，老实厚道的中国妇女。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亲生母亲不要自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件事，这成为郜凤琴一生的痛苦。跟许多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一样，她也想到过寻亲，并为此做过努力，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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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是6月的一天，郜凤琴接到一个电话，正是亲生母亲小林昭子打过来的，时隔30多年，40多岁的郜凤琴和小林昭子在哈尔滨的国际旅社见面了。但这次短暂的相认给郜凤琴留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小林昭子回到日本后又杳无音信，至今再没跟郜凤琴联系过。
如今的郜凤琴宁愿把记忆锁进箱子封存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本想去日本的想法也渐渐淡了。经历过两次婚姻的郜凤琴有7个孩子，子子孙孙一大家子。她说，她最感激的是养父母，最心疼的是她这7个孩子。
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至1946年，跟郜凤琴一样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孩子有2800余名。那时，他们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出生几天。失去了亲生父母的他们，在中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亲人——“中国妈妈”。

日本遗孤的悲喜人生
养父母给予她超乎寻常的爱
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一对李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养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会有很多讨债的人追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能让娘儿俩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3点就起床去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但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后来养母为了让我高兴，她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在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先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呆就是10年。在那里，她和一个在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中日建交以后，徐明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回国寻亲 不料一波三折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决定从1981年开始，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时间到了1980年的一天，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意外的转机，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是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的，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10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我特别兴奋。”
可是这时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而养父却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3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3个月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了，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变脸的老人开始撵她出门，但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中国。
签证到期的压力让徐明备受煎熬，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3个孩子来到了东京，最终免于流落街头。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了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了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偶遇亲姐 终于找到家人
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5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随后，她给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虽然费尽辛苦取得了国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却是今村明子所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不会日语，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又在日本举目无亲，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她的求生之路充满了艰辛。
后来，她找到了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律所试用。在这期间，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感动了所有人，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正式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
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数十年的家人何从找起？爸爸、妈妈又在哪里？生活稳定后，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给一批归国遗孤做完入籍演讲后到一家咖啡馆休息，一个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说起自己有个妹妹也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牡丹江。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和老太太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图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最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证明了她们就是亲生姐妹。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52岁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变回了“池田澄江”。
赴华谢恩 代表2000名遗孤
2009年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们是在战争中和亲人离别的战争遗孤，是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池田澄江说，“虽然回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国的亲人朋友，更想念中国的养父母。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故乡。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就是为感谢这份恩情。”
11日，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这群特殊的日本人。

图为东大阪市一个四代残留遗孤家庭，一排左三为一代残留遗孤栗原富士子；一排右二为二代残留遗孤潘淑云；一排左二为三代残留遗孤任艳茁；二排左一为三代残留遗孤任艳艳。中新社发孙冉摄
连日来，46名中国人作为日本战后遗孤在大阪集体领取低保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并引发种种质疑。
据大阪府归国者联合会会长吕兴来所说，第一代日本残留遗孤有2800人，如今日本关西地区聚集了三四万残留遗孤后人。大阪府东大阪市就有着1800位从东北来的残留遗孤的后代，几乎构成了一个遗孤社区。
近日，本社记者走访了位于东大阪市一个四代残留遗孤家庭，深入了解了他们来日后的生活。他们本是被历史遗忘的人群，而在当下却又不得不生活于中日两国的民间夹缝中。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生活，更有身份感的迷失。
第一代遗孤：感谢毛
93岁的张秀英总是反复念叨，感谢毛 ，让我活到今天。其实她是个日本人，叫栗原富士子。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共计组织了20万人移住中国东北。
1941年，24岁的栗原富士子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作为“开拓团”的一员来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不到4年时间，随着日本战败，日本侨民和军队一样，开始漫山遍野的逃窜。
一些试图徒步走回日本的侨民，在走到黑龙江后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1946年春，他们聚集在黑龙江方正县等待命运的审判。此时二战结束，毛泽东发布指示，日本侨民可以被中国人收养的方式留在当地。这些处于死亡边缘的日本侨民由此得以幸存。据悉，留在方正县的日本遗孤人数多达千人。
栗原富士子的日本丈夫在流亡中死去，她和儿子被一个方正县的农民收留。“我娘遇到我爹时，虚弱地连站都站不起来。”栗原富士子的女儿潘淑云对本社记者说。她是中日混血，栗原富士子与中国丈夫的第二个孩子。
栗原富士子一生命运多舛，中国丈夫不久也病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长大。1972年中日建交后，她得以重返日本。
第二代遗孤：特殊群体
潘淑云和丈夫任少学来到日本时已经37岁，他们是以在华残留遗孤亲属的身份来到日本的。那时正值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还是一穷二白。他们因此在日本遭到了严重的歧视。
“那时有个残留遗孤刚来日本，每天没事就在社区里溜达，结果被日本邻居当作小偷报了警。”任少学说，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遗孤的境遇。
而在刚到日本的日子里，因为日语不通，遗孤亲属不但受了许多委屈，就连生存都成问题。起初他们靠申请低保过活，慢慢地才找到一些不需要语言交流的体力活。
这一代人在日本际遇普遍如此，直到2007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时，在日本国会做了“为了友谊与合作”的公开演讲。演讲中，温家宝总理对残留遗孤的境遇做了介绍，这在日本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自此，任少学感觉，日本政府对残留遗孤的各种政策才一下子落实。
潘淑云和任少学所在的东大阪市，逐渐成为政府安置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他们居住在东大阪市提供的政府公房里，逐渐形成一个遗孤社区，而伴随着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破坏环境以及治安问题。
东大阪市后来聘请任少学作为社区的保安。任少学几年保安做下来，逐渐将东大阪市的中国人社区弄得规规矩矩。而他自己也一跃成为年收600多万日元的高薪人员，得以安享晚年。
第三代遗孤：融入日本社会
任艳艳一直被日本同学叫着一个古怪的外号。多年之后，她才知道，那是1/4的意思。任艳艳是潘淑云和任少学的幺女。由于母亲是中日混血，她具有1/4的日本血统。
任艳艳8岁时来日本，她以日本名字就读日本学校，却依然遭到欺负。“因为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讲，没人相信我是日本人。他们更不能理解我家族的过去。”
姐姐任艳茁在学校里也被人欺负。冬天学校扫除，日本同学都在教室里打扫，唯独让她到室外打扫。任艳茁哭着跑回家，嚷嚷着要回中国。
直到姥姥栗原富士子到学校演讲了自己的遭遇，感动了很多人。学校对她们的歧视才逐渐变少。可是那种被当做特殊人的感觉始终没变。
“我们一直说自己是中国人”任艳艳苦笑着说，“可是中国老家的人都把我们当日本人看，而日本人拿我们当怪物。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了。”
虽然在日本读到高中毕业，任艳艳和姐姐任艳茁却依然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终嫁人做了家庭主妇。
任艳艳今年29岁，她像日本女孩一样染着金黄色的头发，喜欢化妆，热衷时髦。可一张嘴却是一口地道的东北腔。手机铃声也是那些脍炙人口的东北情歌。
作为战争遗孤的第三代，生存已不再是问题，而融入日本社会却一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第三代战后遗孤，虽然普遍接受日本教育，但能真正找到像样的工作，融入主流社会的却是凤毛麟角。
任艳艳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自己4岁的儿子身上。儿子出生在日本，从小接受和日本人一样的教育。作为第四代，他们有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些遗孤的命运。
东大阪的遗孤社区
1992年，一位大阪市政府的官员对任少学说，作为残留遗孤要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这样才有话语权。任少学由此和几个同伴成立了大阪府归国者联合会。那时候，在华遗孤归国的比例呈现急速增长。在任少学的记忆里，最多的是1995年。那一年，他一个人就给200人做了担保。
任少学以协会的名义，帮刚到日本的遗孤维权。比如许多遗孤因为语言不好，被日本老板欺负不给加班费和上保险，任少学都帮着一一要了回来。
东大阪市有200个入籍的遗孤具有投票权，这200张选票成了日本政党争取的对象。日本两大政党民主党和自民党都上门来做东大阪遗孤的工作。最后大家感觉民主党对华政策友好，就集体投给了民主党。
残留遗孤里，拿永驻身份的人多，入日本籍的人少。大部分人都还抱着一种想法，一旦入籍，以后再回中国就不方便了。人老了，总要落叶归根，但他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根在哪里。（孙冉）

她叫桂川君子，1943年，她和父母从日本来到中国。在中国，她改名为吕淑君。88岁的她已经在合肥生活了55年，是住在合肥的唯一一名二战日本遗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二战遗侨掀起一阵归国潮时，她第一次回到日本探亲，亲友们都劝她留下，可她只从日本带回了一台电饭锅，她说，她要回来，老伴还在合肥家里等着她做。

为喜迎新年，吕淑君为日本同学和亲戚买的中国贺年卡。
“寄到那边估计要十几天时间，要提前写好。这张两块五，这张四块，一共花了我44块钱……”言谈中，吕淑君已然是满口合肥方言，像大部分老人一样，念叨着这天一笔笔的花销。
尽管已在中国居住多年，可她用汉语书写依旧吃力，她的这些贺卡和信件，全是用日文写成。信封上的落款是她的本名——桂川君子。

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政策和弃民政策，造成数千孤儿留在异国他乡。照片上就是吕淑君6岁时与其姐姐等人的合影。
时间回溯到1943年，那年，18岁的桂川君子在日本刚刚完成完高小八年级的学业，日本政府一纸征召令，让她随父母离开家乡，成为“日本开拓团”的一分子，前往中国东北，在吉林延边一处开拓团农场里定居下来。
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开拓团的日本团民们大都被遣返或四散逃离。在逃亡中，桂川君子与父母失散，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们。1947年，22岁的桂川君子在吉林延边流浪途中，遇到了比她大7岁的解放军干部郝庭贵，在她的印象里，这个人挺和气，看起来是个好人，就决定嫁了。也是在那一年，桂川君子改名为吕淑君，她进入中国学校，学习汉语、汉字。
1958年，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郝庭贵从部队转业至地方，为了支援安徽建设，吕淑君与丈夫来到合肥这座陌生的城市，丈夫在位于双岗的粮食机械厂担任技术厂长，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合肥。

吕淑君老人每天会去菜市场转转。老人说，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平静生活。
初来合肥，一开始以为会不适应南方生活。常年的战争，已让她很久未吃到大米，到了合肥，尽管条件比较艰苦，可碗中的米饭却勾起了她淡淡的思乡之情。
此后，吕淑君成为合肥粮食机械厂一名工人，从最辛苦的电焊工做起，再到仓库管理员，直至1980年退休。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吕淑君才得知自己的国籍依旧被日本政府承认，在那期间，大量像她这样的日本二战遗侨、遗孤，纷纷回到日本，在八十年代掀起了一阵二战遗侨归国潮。可此时的吕淑君已从厂里退休，四个孩子也都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她已无法放下自己的家庭，她只想回到家乡看一看。

第一次踏上阔别多年的故土，吕淑君受到热情的款待，尽管兄弟姐妹们还健在，可失散的父母依旧杳无音讯。她的小学同学，得知她的归来，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她再次穿上和服，留下了一张合影。
探亲离别前，亲友们都劝她留在日本，却被她拒绝了，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她已无法再融入日本社会。回中国前，她从日本带回一台电饭煲，她说，老郝还等着她回去做饭，她要回来和他好好过日子。

日本“遗孤”的中国情
发布时间：2014-05-18 文章来源： 老干部之家网
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大批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逃亡。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所谓日本“开拓团”，在战败逃亡中遗留下了数千名妇女儿童，其中大部分儿童都被当地中国老百姓收养，成为日本遗孤。
而在这些遗孤中，就有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横山三郎。横山三郎与他中国养父王希顺的这段象征着中日友好、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一带已成为一段佳话。
一根扁担、俩箩筐，挑回日本遗孤
操着一口地道博山方言的横山三郎，中国名字叫王毓福。如今已年近古稀的他，其特殊的身世还要追溯到60多年以前。
抗日战争期间，横山三郎的生父曾是日本派往中国的一名军官，当年一家跟随父亲一起来到中国东北。战败后，父亲剖腹自杀，随后爷爷病死、奶奶吊死，母亲后来也因病去世，年仅三岁的横山三郎成了遗孤，无法回到日本。当时，中国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当地老百姓收养日本遗孤，闯关东的山东单身汉子王希顺得到消息后，便打听并收养了横山三郎，取名王毓福。
收养了横山三郎后不久，王希顺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抚养。由于兵荒马乱，王希顺返乡途中吃尽了苦头，但一路上他几乎舍弃了一切，却始终没有舍弃这个可爱的孩子。就这样，王希顺硬是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将横山三郎挑回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
回乡后，王希顺怕村里人对横山三郎的身世说三道四，便在远离村庄的野地里搭建了两间简易的草房，父子相依为命。条件虽苦，当爹又当妈的王希顺对横山三郎却疼爱有加，怕孩子受委屈，便一辈子没再结婚。开明的王希顺还用靠挑货郎担赶集串乡、搭席棚卖烧饼挣来的血汗钱，供横山三郎读书直至初师毕业，这在当时即使是条件好的山区农村家庭里也不多见。从小就懂事的横山三郎对父亲榨干了血汗来关爱自己的付出，一直铭记在心，并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敬老父亲。
艰苦的环境也磨练出横山三郎坚忍不拔、奋发进取的性格，凭着努力初师毕业后他先是在当地的山区小学教书，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出色被调进城，担任了博山区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区政协委员并当选了淄博市的人大代表。
但当横山先生事业有成时，父亲却日渐老去。孝顺的他疼在心里却无法改变父亲一头的白发，他便加倍地孝顺父亲。在生活上他对父亲百依百顺，为了不让老人孤单，进城工作十几年里，他始终不在城里定居，每天往返几十里山路赶班，为的就是让老父亲每天都能见到儿子。
一封寻亲信，两头牵挂亲
娶妻生子后的横山三郎，本以为终于可以一家人陪着老父亲平淡而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上世纪80年代，一封来自远方的寻亲信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原来，当年他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除二哥夭亡外，大姐、大哥也同时被领养，当时自己并不记事，而哥哥姐姐都记得他。如今都已子孙满堂的哥哥姐姐，希望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找到他，一家人团聚，于是他们便通过当初的登记资料，几经周折才最终寻到了他的下落。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还有亲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在父亲那里得到证实之后，横山先生悲喜交加，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是一个日本人。横山先生也在心里埋怨过老父亲，但静下心来一想，他又为自己的想法惭愧：淳朴善良的父亲为了他，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在他身上寄托了所有的希望。现在年老体衰，自己是他唯一的依靠。这样一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父亲又怎么舍得呢？这不是老人的自私，是人之常情啊。
回想起父亲一辈子的艰辛，望着父亲满头的白发和饱含慈爱的目光，横山先生扑通一下跪倒在父亲面前：我永远都是您的儿子，在您有生之年，我哪都不去，就在您身边孝敬您。父亲感动的老泪纵横。这样一过又是十几年。十几年里，横山先生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提及自己的身世，而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照顾老人、报答老人，让老人在幸福和温馨中活到90岁高龄，无疾而终。
送走了老父亲，横山先生也已是60多岁的人了，这时的大哥已经过世，姐姐已经回到了日本。年事已高的姐姐不断打电话和他絮叨：大哥已经没了，回到姐姐身边吧，让咱姐弟俩一起度过这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吧。每次姐弟俩都是在电话里哭作一团。现在安心“回家”应该说没有什么牵挂了，但中国毕竟是自己生长了几十年的地方，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但姐姐也确实老了，失去了大半辈子的亲情再不珍惜也要来不及了，还能陪姐姐多久呢？
在家人的支持下，横山三郎最终带着老伴、带着对中国的依恋，在1999年底回到祖籍日本大阪定居。临行前，他一再叮嘱留在国内的儿子王岳阳：“我不在国内，你一定要像以前一样，经常到你爷爷的坟前祭拜。”遵照父亲的嘱托，王岳阳每逢节日都会携妻带子祭拜祖父。而横山先生自己每次回国后第一件事情也是去拜祭老父亲。
一颗感恩心，永世中国情
横山先生说，自己虽然是日本遗孤，但毕竟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是中国的水土养育了他，是中国人给了他爱。他觉得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才能找到他一辈子的回忆。他也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个中国人，他的根在中国，所以他更喜欢大家叫他王毓福而不是横山三郎。
回到日本的这几年，横山三郎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中国故乡。在日本看电视，他最关注的就是那些报道中国消息的频道。同时也在尽己所能为家乡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06年，横山先生用省吃俭用、积攒大半生的15万元人民币，给他的母校——裕禄中学，购置了25台电脑及桌椅等，配备了一间微机室；并在学校里竖起一块镌刻有“和平万岁”的石碑，栽植了两株樱花树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横山先生闻讯后，又立即拿出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请当年的老同事代为捐赠。横山先生在日本仅是一个靠退休补助金度日的工薪族，高昂的物价消费，令他跟老伴根本攒不下多少钱，但是他每次都竭尽所能。
今年3月，横山三郎再次回到博山，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家人、拎着酒水饭菜和父亲最爱吃的点心来到父亲坟前。在父亲坟前，他絮叨着：“父亲，儿子又回来看您了。儿子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不能像以前经常地回来了。但您放心吧，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尽量多回来的。如果有下辈子，我会投胎和你做真正的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