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子《春秋传序》
严思
1楼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乎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
阳明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13条）
文中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中说》）
程子认为，不能以史视《春秋》，《春秋》不止是非褒贬、进退扬抑。程子割裂经史，于褒善贬恶之外，别寻一个经世大法，似未得《春秋》笔削之微旨。
关键是如何看待“经史”与“褒贬”，正如格物功夫也有深浅。子路临事而惧，是格物，孟子养浩然之气，集义所生，也是格物。
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是非褒贬根于皇极，犹方圆出于规矩，人伦本于天理，此褒贬义深，乃天理之流行发用。阳明先生谓“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是此意。至于程子云“褒贬当世之事，则史家之所为，非圣人之事焉”，却把“褒贬”看得浅了。
宋人阮逸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在《春秋》体现为“权衡”，在《尚书》则为“皇极”。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视《春秋》为史，未尝不可，但《春秋》为后世著史奠定了规范。孔子上合天心而作《春秋》，后世非醇儒不可著史。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体会孔子此言，正阳明先生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阳明先生解“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心外无物，格物与正心，只是一事。研读《春秋》，于臧否人物、褒贬世事中，反求圣人之心，则《春秋》是史也是经。
程子在《春秋传序》中指出：“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程子此论，阳明先生是不能赞同的，有《传习录》128条为证。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朱子注此章引程子之言：“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乎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
阳明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13条）
文中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中说》）
程子认为，不能以史视《春秋》，《春秋》不止是非褒贬、进退扬抑。程子割裂经史，于褒善贬恶之外，别寻一个经世大法，似未得《春秋》笔削之微旨。
关键是如何看待“经史”与“褒贬”，正如格物功夫也有深浅。子路临事而惧，是格物，孟子养浩然之气，集义所生，也是格物。
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是非褒贬根于皇极，犹方圆出于规矩，人伦本于天理，此褒贬义深，乃天理之流行发用。阳明先生谓“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是此意。至于程子云“褒贬当世之事，则史家之所为，非圣人之事焉”，却把“褒贬”看得浅了。
宋人阮逸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在《春秋》体现为“权衡”，在《尚书》则为“皇极”。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视《春秋》为史，未尝不可，但《春秋》为后世著史奠定了规范。孔子上合天心而作《春秋》，后世非醇儒不可著史。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体会孔子此言，正阳明先生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阳明先生解“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心外无物，格物与正心，只是一事。研读《春秋》，于臧否人物、褒贬世事中，反求圣人之心，则《春秋》是史也是经。
程子在《春秋传序》中指出：“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程子此论，阳明先生是不能赞同的，有《传习录》128条为证。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朱子注此章引程子之言：“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