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本与读者及性描写的尺度［书香闻过录］

作家、文本与读者及性描写的尺度［书香闻过录］
保罗·奥斯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现居澳大利亚的J.M.库切更是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的小说大师。在两人的通信集《此时此地》一书中，库切曾转交给奥斯特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认为库切在小说《慢人》里，以对故事进展毫无帮助的贬损方式提到“犹太人”，愤怒批评他“像你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居然堕落到使用反犹太人的言辞，且毫无缘由，我感到失望，并视之为一种耻辱。”
库切事先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想先看看同行奥斯特怎么对待。
奥斯特的回复非常直接，让库切别理会那封愚蠢的来信，也别再去多想它。要不然，如果发现自己深受困扰，就写封信告诉她，“你写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有关道德操守的小册子，那番针对犹太人的话语，还不要说彻底的反犹太主义了，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仅只是因为笔下的人物说了她所说的那番话，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赞同她的观点。这是‘如何阅读小说’第一堂课的内容啊。难道凶杀案故事的作者就赞同凶杀？作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如果你小说中的人物吃了汉堡包，难道就暴露了自己是个伪君子？”
确实，奥斯特说得很有道理，读者绝不能简单将文本中描写的人物思想情感，或者故事情节，等同于作家的思想情感与经历，这应该是文学欣赏“通识课”学习到的基础常识。但是，文本必然承载着作家的情感与思想，并且还常更隐晦地表现了个人经历，难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面性，比如托马斯·曼创作的《死于威尼斯》，就在小说中暗喻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除此之外，也还存在许多因不同道德、宗教与政治等等原因造成的“误读”，甚至查禁与迫害，而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写作史上，堪称比比皆是，这就是有学者研究的“隐匿写作”的可能性问题。
无疑，这位读者的“误读”是阅读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有高低与正误之别。在作家、文本、读者的三者交互关系中，“误读”是最可能产生的一种奇异现象，也是最具魅力之处。说回库切对读者来信的想法，他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是这封信的“指控”，严重伤害了作家与读者的友善关系，“这种友善关系一旦消失，阅读就失去了乐趣，写作也将会成为一种不情不愿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形发生之后，该怎么办呢？当一个人的文字是被人挑来拣去找出隐藏的蔑视和异端邪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这简直就像是回到了清教徒时代。”由此申说，不难看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多么幽深的坑。
世界文学史上诸多“性描写”的争端，思路与上面约有相似之处。伟大的作家与作品，比如《金瓶梅》、《尤利西斯》、《洛丽塔》等，绝不可能依靠色情描写就能成为世界文学的顶尖之作，文本中出现的相应文字绝对是从艺术审美与思想上考虑的。另一方面，只有那些三流作家才会以低级的色情描写来哗众取宠，而之所以处理不好性描写，一是限于才气，确实写不好，二是想别出心裁，以求吸引眼球。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尺度，不取决于宗教、道德与政治的限度，它的最高原则只能来源于艺术审美的完整度和必要性。这是文学乃至艺术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就只能沦落为宗教狂热、道德说教与政治宣传的工具，不再有独特存在的审美愉悦和启智开脑价值。文学乃至艺术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反抗上面三个方面的思想诱惑中，加深认知自我独立的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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