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回在哈尔滨尚志大街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
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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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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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萦回在哈尔滨尚志大街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
一
哈尔滨尚志大街，位于道里区，北起友谊路，南至霁虹街，长1480米，宽32米，1927年时即已开通有轨电车，乃是哈尔滨有名的商业大街，1900年建成，原名新城大街，1946年改名尚志大街，用以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写到这里，感觉有些可笑，好像我是从未来过此地的老外似的。事实上，从1985年上初中起，直到2004年左右迷上旧书之前，每逢休息日，我总会坐着公交车来到这条街，先是前往石头道街的道里区新华书店，再转向西十二道街的哈尔滨古籍书店（直到她突然被害），由此拐进中央大街的教育书店（直到她终于被杀），或者后来在中央大街出现但只红火了几年的中央书店，然后走到兆麟公园附近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
开始购买旧书以后，很少再来道里区，对于那些街道的记忆却从来没有消失过。除了书店，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尚志大街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尤其在1987年及之后的几年间，因为那时我还有余暇，可以学习书法与篆刻。虽然南岗区的文博斋和道里区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都是选购文房四宝和篆刻石料的好去处，但永安文化用品商店另外还经营各种文化用具甚至美术书籍，对我自然更有吸引力。有一年，永安文化用品商店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小房子，里面专门售卖花鸟鱼。从此，每到冬天就去那个小房子里买几个水仙头，养到春节就可以开花，但花期一过，水仙就渐渐死去，所以后来就再也没心情去养了。
永安文化用品商店的对面，就是“哈一百”，哈尔滨的骄傲之一，当时还没有卖给外人。哈一百的后面，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房子。1997年，那些破房子统统被拆，露出了一座在其中隐藏多年的老建筑，后来的事就不必多说了，因为那座老建筑有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字：索菲亚教堂。
这些年来，虽然几乎没有重来过道里区的各家书店，我却不怎么想念它们，反正其中也没有值得购买的好书。美丽的索菲亚教堂，倒是时常让我牵挂着，总想找机会再来看一看。
今年1月11日是星期六，照例去道外区的道台府逛了旧书摊，又照例去南头道街的古玩城看了看，然后本打算回家（当时的雾霾实在够严重），却忍不住去了松花江边，意外地瞧见了大片的雾凇，就顺着江边一直走到兆麟公园，又由此来到索菲亚教堂跟前，再一次把它的美丽刻入记忆。
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还不想马上回家，就故意绕到索菲亚教堂一侧，顺着哈尔滨话剧院门前的小路走，又往右拐到田地街113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跟前，准备由此走过马路，坐车回家。可是，望着那座雄姿不减当年的中国工商银行大楼，我忽然想到，除了索菲亚教堂，刚才看到的哈尔滨话剧院、中国银行等等，也都是保存至今的民国建筑，那么这座中国工商银行大楼，应该也是如此。往银行的墙上一看，好家伙，那上面竟然挂了七个牌子，其中的两个说，此地是东北银行总行1948年创建的吉林财经大学旧址，另外的几个牌子说，此楼建于1935年，两年后被日寇抢占，设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哈尔滨支行。
由此横穿尚志大街，就是西十六道街。从哈尔滨的市内交通图看，尚志大街及其辅街的名称与设置，与靖宇街及其辅街的情况类似但没那么齐整，即尚志大街是一条直线，西边是西十六道街（之后是经纬街）、西十五道街直至西五道街（西四至西头道街，位于尚志大街之外），东边是东八道街（之后是田地街）、东七道街、东六道街（按理说应该还有东五乃至东头道街，我在地图上却看不到），之前是森林街，从森林街往前一直走，就可以来到兆麟公园。
二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想到察看市内交通图，只是从西十六道街与尚志大街的交叉处信步往前走，所以首先注意到的是尚志大街100号。这是一座四层楼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两根贯穿上面三层楼的爱奥尼式绿柱，柱头又扁又长，与道外区的同等柱式大不一样。墙上的牌子说，此楼建于1920年，原为阜合昶五洲货店。
继续前进，瞧见了一座淡绿色的三层楼，同样带有柱头扁长的爱奥尼柱子，但柱身不是圆形，而是长方的，上面用一道道的横线相隔，屋顶带有矩形山花，其中的装饰似乎是麦穗（我经常见到，却从来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图案）。墙上的街牌写着“尚志大街108号”，旁边的第一块牌子说，此楼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砖木结构，仿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其下的第二块牌子却把“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说法推翻了，开头就说“建于1932年”，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呢？网上有人说，此楼是1917年建成的，却不知他有什么根据。
根据第二块牌子，这座三层楼是乐天照相馆旧址，“孙乐天以照相馆为掩护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砖木结构，仿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看了这短短的两行字，首先想起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游击队员吉斯，他不是也曾“以照相馆为掩护”吗？但吉斯不过是虚构的电影人物，孙乐天却是实有其人。
孙乐天（1901～1980），生于山东省寿光县，1914年来到黑河，向在此开照相馆的于松涛学习摄影，1926年去哈尔滨道里八道街开设乐天照相馆，1931年结识韩乐然，又经韩乐然介绍，认识了苏子元，彼此为友。
韩乐然（1898～1947），朝鲜族，初名光宇，吉林省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22年结识蔡和森，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乃是党内最早的朝鲜族党员，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之一。他从小酷爱绘画，192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人称“中国的毕加索”。1924年，被派往奉天（沈阳）筹建东北党组织。在奉天期间，创办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聘请同学鲁少飞、欧阳予倩为教员。1925年8月，他来到哈尔滨，任普育中学（即如今的哈尔滨第三中学）美术教员，与在同年被李大钊派往哈尔滨的楚图南，还有赵尚志、韩乐然后来都在同一个党支部。1925年底，他与楚图南在普育中学等地组织读书会。1928年底，他去了齐齐哈尔，后来又去法国、英国、瑞士等地绘画，1937年回国。1940年在陕西被捕，1943年出狱，在西安举行画展。在此期间，他结识青年黄胄，向其传授绘画知识，成为黄胄的启蒙老师。1946年起，他去新疆考察佛洞壁画，曾经在克孜尔石窟临摹了30余幅油画，被叶浅予誉为“第一个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中国画家”。1947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苏子元（1904～1994），辽宁省辽中县人，1924年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文书时，认识了韩乐然。在韩乐然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著名的国际特工。据萧军好友方未艾之子方朔的《特工苏子元九死一生终不悔》（刊于2017年第3期《文史月刊》），1927年，苏子元被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派往苏联，在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成为共产国际的军事情报员，曾与博古（秦邦宪）、萧三等交往。1931年，苏子元转为联共党员，受苏联驻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派遣，回东北建立情报网。1936年，苏联派他去华北。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中，苏联要求他回去。1938年，刚刚来到莫斯科，他就被苏联人逮捕，判处死刑，上诉后改判15年，但直到18年后，即1956年才回国，1994年逝世。
据方未艾（1906～2003）晚年口述的《乐天照相馆的秘密》（方朔整理，刊于2017年第8期《党史纵横》），1931年11月，方未艾被派往哈尔滨。1932年2月5日，日寇侵占哈尔滨不久，辛未艾被哈尔滨《东三省商报》聘为文艺副刊编辑，而萧军当时也在哈尔滨，负责为《国际协报》（报社位于道外区靖宇街，具体请参看我的《萧红在哈尔滨的希望之地》）帮助编辑组稿。当年5月，孙乐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九道街新开了一家照相馆，方未艾就去照相，因而认识了孙乐天。
1932年秋，哈尔滨暴发洪水。当年10月（一说是9月），辛未艾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国际协报》聘为副刊助理编辑（一说是副刊主编）。有一次，辛未艾在孙乐天家看到一幅画，上面画的是火车在松花江大桥奔驰的情景，就问这是谁的作品，孙乐天说，那是他的朋友韩乐然（方未艾另外口述过一篇《特工画家韩乐然》，由方朔整理）的作品。另一次，辛未艾在孙乐天那里遇到了老同学苏子元。以前辛未艾还曾经怀疑孙乐天是替日寇做事的，这回终于明白，因为受到韩乐然和苏子元的影响，孙乐天从1932年2月起就把他的照相馆当成了苏联红军远东情报部门的情报站。当时的苏子元是直接向苏联远东特别局司令部汇报工作的，任务和经费都由苏军负责，而苏军不许他与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这就是辛未艾以前对苏子元和孙乐天等人的真实情况并不知晓的缘故。
1933年中秋节前夕，组织派辛未艾去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送他去火车站的就是孙乐天。1935年秋，辛未艾毕业回哈，与孙乐天失去联系。解放后，辛未艾见到苏子元，知道苏子元和孙乐天在1937年来到北平，在天成照相馆组建了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北平情报站。因叛徒告密，孙乐天身份泄露，只好在当年10月与妻子回哈，后来去了佳木斯，与国际情报站中断联系。1940年，孙乐天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工作，后被派往保定。1942年8月，孙乐天在保定被捕，敌人因查不到情况而将其释放。1945年，孙乐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营管科长，1954年转业去北京，1980年5月31日去世，葬于八宝山。
萦回在哈尔滨尚志大街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
一
哈尔滨尚志大街，位于道里区，北起友谊路，南至霁虹街，长1480米，宽32米，1927年时即已开通有轨电车，乃是哈尔滨有名的商业大街，1900年建成，原名新城大街，1946年改名尚志大街，用以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写到这里，感觉有些可笑，好像我是从未来过此地的老外似的。事实上，从1985年上初中起，直到2004年左右迷上旧书之前，每逢休息日，我总会坐着公交车来到这条街，先是前往石头道街的道里区新华书店，再转向西十二道街的哈尔滨古籍书店（直到她突然被害），由此拐进中央大街的教育书店（直到她终于被杀），或者后来在中央大街出现但只红火了几年的中央书店，然后走到兆麟公园附近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
开始购买旧书以后，很少再来道里区，对于那些街道的记忆却从来没有消失过。除了书店，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尚志大街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尤其在1987年及之后的几年间，因为那时我还有余暇，可以学习书法与篆刻。虽然南岗区的文博斋和道里区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都是选购文房四宝和篆刻石料的好去处，但永安文化用品商店另外还经营各种文化用具甚至美术书籍，对我自然更有吸引力。有一年，永安文化用品商店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小房子，里面专门售卖花鸟鱼。从此，每到冬天就去那个小房子里买几个水仙头，养到春节就可以开花，但花期一过，水仙就渐渐死去，所以后来就再也没心情去养了。
永安文化用品商店的对面，就是“哈一百”，哈尔滨的骄傲之一，当时还没有卖给外人。哈一百的后面，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房子。1997年，那些破房子统统被拆，露出了一座在其中隐藏多年的老建筑，后来的事就不必多说了，因为那座老建筑有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字：索菲亚教堂。
这些年来，虽然几乎没有重来过道里区的各家书店，我却不怎么想念它们，反正其中也没有值得购买的好书。美丽的索菲亚教堂，倒是时常让我牵挂着，总想找机会再来看一看。
今年1月11日是星期六，照例去道外区的道台府逛了旧书摊，又照例去南头道街的古玩城看了看，然后本打算回家（当时的雾霾实在够严重），却忍不住去了松花江边，意外地瞧见了大片的雾凇，就顺着江边一直走到兆麟公园，又由此来到索菲亚教堂跟前，再一次把它的美丽刻入记忆。
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还不想马上回家，就故意绕到索菲亚教堂一侧，顺着哈尔滨话剧院门前的小路走，又往右拐到田地街113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跟前，准备由此走过马路，坐车回家。可是，望着那座雄姿不减当年的中国工商银行大楼，我忽然想到，除了索菲亚教堂，刚才看到的哈尔滨话剧院、中国银行等等，也都是保存至今的民国建筑，那么这座中国工商银行大楼，应该也是如此。往银行的墙上一看，好家伙，那上面竟然挂了七个牌子，其中的两个说，此地是东北银行总行1948年创建的吉林财经大学旧址，另外的几个牌子说，此楼建于1935年，两年后被日寇抢占，设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哈尔滨支行。
由此横穿尚志大街，就是西十六道街。从哈尔滨的市内交通图看，尚志大街及其辅街的名称与设置，与靖宇街及其辅街的情况类似但没那么齐整，即尚志大街是一条直线，西边是西十六道街（之后是经纬街）、西十五道街直至西五道街（西四至西头道街，位于尚志大街之外），东边是东八道街（之后是田地街）、东七道街、东六道街（按理说应该还有东五乃至东头道街，我在地图上却看不到），之前是森林街，从森林街往前一直走，就可以来到兆麟公园。
二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想到察看市内交通图，只是从西十六道街与尚志大街的交叉处信步往前走，所以首先注意到的是尚志大街100号。这是一座四层楼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两根贯穿上面三层楼的爱奥尼式绿柱，柱头又扁又长，与道外区的同等柱式大不一样。墙上的牌子说，此楼建于1920年，原为阜合昶五洲货店。
继续前进，瞧见了一座淡绿色的三层楼，同样带有柱头扁长的爱奥尼柱子，但柱身不是圆形，而是长方的，上面用一道道的横线相隔，屋顶带有矩形山花，其中的装饰似乎是麦穗（我经常见到，却从来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图案）。墙上的街牌写着“尚志大街108号”，旁边的第一块牌子说，此楼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砖木结构，仿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其下的第二块牌子却把“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说法推翻了，开头就说“建于1932年”，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呢？网上有人说，此楼是1917年建成的，却不知他有什么根据。
根据第二块牌子，这座三层楼是乐天照相馆旧址，“孙乐天以照相馆为掩护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砖木结构，仿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看了这短短的两行字，首先想起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游击队员吉斯，他不是也曾“以照相馆为掩护”吗？但吉斯不过是虚构的电影人物，孙乐天却是实有其人。
孙乐天（1901～1980），生于山东省寿光县，1914年来到黑河，向在此开照相馆的于松涛学习摄影，1926年去哈尔滨道里八道街开设乐天照相馆，1931年结识韩乐然，又经韩乐然介绍，认识了苏子元，彼此为友。
韩乐然（1898～1947），朝鲜族，初名光宇，吉林省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22年结识蔡和森，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乃是党内最早的朝鲜族党员，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之一。他从小酷爱绘画，192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人称“中国的毕加索”。1924年，被派往奉天（沈阳）筹建东北党组织。在奉天期间，创办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聘请同学鲁少飞、欧阳予倩为教员。1925年8月，他来到哈尔滨，任普育中学（即如今的哈尔滨第三中学）美术教员，与在同年被李大钊派往哈尔滨的楚图南，还有赵尚志、韩乐然后来都在同一个党支部。1925年底，他与楚图南在普育中学等地组织读书会。1928年底，他去了齐齐哈尔，后来又去法国、英国、瑞士等地绘画，1937年回国。1940年在陕西被捕，1943年出狱，在西安举行画展。在此期间，他结识青年黄胄，向其传授绘画知识，成为黄胄的启蒙老师。1946年起，他去新疆考察佛洞壁画，曾经在克孜尔石窟临摹了30余幅油画，被叶浅予誉为“第一个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中国画家”。1947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苏子元（1904～1994），辽宁省辽中县人，1924年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文书时，认识了韩乐然。在韩乐然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著名的国际特工。据萧军好友方未艾之子方朔的《特工苏子元九死一生终不悔》（刊于2017年第3期《文史月刊》），1927年，苏子元被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派往苏联，在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成为共产国际的军事情报员，曾与博古（秦邦宪）、萧三等交往。1931年，苏子元转为联共党员，受苏联驻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派遣，回东北建立情报网。1936年，苏联派他去华北。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中，苏联要求他回去。1938年，刚刚来到莫斯科，他就被苏联人逮捕，判处死刑，上诉后改判15年，但直到18年后，即1956年才回国，1994年逝世。
据方未艾（1906～2003）晚年口述的《乐天照相馆的秘密》（方朔整理，刊于2017年第8期《党史纵横》），1931年11月，方未艾被派往哈尔滨。1932年2月5日，日寇侵占哈尔滨不久，辛未艾被哈尔滨《东三省商报》聘为文艺副刊编辑，而萧军当时也在哈尔滨，负责为《国际协报》（报社位于道外区靖宇街，具体请参看我的《萧红在哈尔滨的希望之地》）帮助编辑组稿。当年5月，孙乐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九道街新开了一家照相馆，方未艾就去照相，因而认识了孙乐天。
1932年秋，哈尔滨暴发洪水。当年10月（一说是9月），辛未艾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国际协报》聘为副刊助理编辑（一说是副刊主编）。有一次，辛未艾在孙乐天家看到一幅画，上面画的是火车在松花江大桥奔驰的情景，就问这是谁的作品，孙乐天说，那是他的朋友韩乐然（方未艾另外口述过一篇《特工画家韩乐然》，由方朔整理）的作品。另一次，辛未艾在孙乐天那里遇到了老同学苏子元。以前辛未艾还曾经怀疑孙乐天是替日寇做事的，这回终于明白，因为受到韩乐然和苏子元的影响，孙乐天从1932年2月起就把他的照相馆当成了苏联红军远东情报部门的情报站。当时的苏子元是直接向苏联远东特别局司令部汇报工作的，任务和经费都由苏军负责，而苏军不许他与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这就是辛未艾以前对苏子元和孙乐天等人的真实情况并不知晓的缘故。
1933年中秋节前夕，组织派辛未艾去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送他去火车站的就是孙乐天。1935年秋，辛未艾毕业回哈，与孙乐天失去联系。解放后，辛未艾见到苏子元，知道苏子元和孙乐天在1937年来到北平，在天成照相馆组建了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北平情报站。因叛徒告密，孙乐天身份泄露，只好在当年10月与妻子回哈，后来去了佳木斯，与国际情报站中断联系。1940年，孙乐天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工作，后被派往保定。1942年8月，孙乐天在保定被捕，敌人因查不到情况而将其释放。1945年，孙乐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营管科长，1954年转业去北京，1980年5月31日去世，葬于八宝山。
肖毛
3楼
图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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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4楼
中篇
三
梳理出孙乐天、韩乐然与苏子元的大致经历以后，不由得对这三位英雄肃然起敬，尤其令我钦佩的是韩乐然，因为他的一生既是战斗的，又是艺术的。我在网上找到一些他的油画与水彩，感觉他的画颇有印象派的意味，同时又有中国古典画作的韵致，跟毕加索的画风倒不怎么相似。不过当时我可没有这些发现，只是匆匆给乐天照相馆旧址拍了张照片，就顺着那座楼的侧面，拐进了西十四道街。
刚刚进入这条小街，我就仿佛回到了1987年，因为街边的建筑跟记忆中毫无二致，还是那样的破旧，还是那样的寂静，仿佛小街两头的现代文明之风都不愿往这里吹送似的。楼下的店铺招牌看起来倒不算旧，而这些恐怕是唯一的变化。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二层的红砖楼，上面另接了第三层，粉刷得比较新，其中的西十四道街11号是“手擀麻辣面尚志分店”，右边的西十四道街9号是“玖号川菜馆”，后者的墙上有个牌子，说这座楼是“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却没提是哪一年的。
紧挨着红砖楼的，是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二层，米黄色，顶部有三角形山花，其中的西十四道街7号是乐天照相馆遗址，西十四道街5号是广锯林木机械有限公司。这个乐天照相馆遗址，可能是孙乐天照相馆的一个分店吧，墙上的牌子说：“1926年，进步青年孙乐天在哈尔滨开始乐天照相馆，并为中共党员苏子元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做掩护。1932年5月，孙乐天正式参加国际情报站工作，在照相馆建立国际情报联络中心，搜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政治军事情报。哈尔滨市革命遗址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2013年12月”。
前面又是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三层，米黄色，顶部山花是矩形与三角形的组合，其中有三个圆形图案，画的是花果之类，具体看不清，因为整栋楼都被2012年12月3日的大火烧得黑糊糊的，与道外区的某些中华巴洛克建筑一样。这座楼的墙上也装饰着不少太阳和三条平行线的组合图案，但有一处竟然是带有四条平行线的。其中的西十四道街14号是“秋林里道斯”，西十四道街16号是一家武馆，门洞上的牌子说：“德坤武术馆 始建于1920年”。据说这是哈尔滨最古老的武术馆，由曹德坤创办于1915年。
据哈尔滨长功螳螂拳武馆网站文章，曹德坤（1896～1959）是螳螂拳第七代传人，梅花螳螂拳第三代传人，生于山东烟台，自幼拜郝恒禄为师，深得太极梅花螳螂拳之精髓，1915年来设立德坤国术馆，门徒众多，著名武术家刘长功（1926～2011）就是他的高徒。1944年，为教训扬言要打遍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石野川雄，刘长功有意去哈尔滨特别市公园（现兆麟公园）练功，引来石野川雄挑衅，刘长功与之交手几个回合，即以一招“翻天覆地反阳掌”将其打伤，遭受日本人通缉，只好出去躲避，到抗战胜利才返回。
前面还有几座楼，但我被小街对面的哈尔滨市尚志小学校所吸引，就走过去细看。那是一座黄色的四层楼，下面有四根大柱子，楼顶写着“1925”，可见是1925年的建筑。这所学校位于西十四道街17号，墙上的牌子说，这里是《东北早报》社遗址，“1925年8月，《东北早报》创刊。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公开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在东北报业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党通过该报进行反日、反军阀宣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生活报网贴出的《<东北早报>仅存四个月却意义非凡》，《东北早报》创刊于1925年8月15日，是由在私立广益学校（现哈一中）任教的李铁钧申请向哈市当局立案的，主笔张昭德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北京俄专的同学，1920年在哈尔滨华俄工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和东华学校任教。1925年，任国祯（鲁迅的学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哈尔滨，当年9月开始参与《东北早报》的编辑工作。1925年末，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任国祯被捕，《东北早报》被迫停刊，前后仅存在了四个月。
然后走到西十四道街与尚志大街的交汇处，看见一座黄色二层楼，地址是西十四道街1号，装饰朴素，山花三角形，建于1930年，曾经是哈尔滨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如今则挂着人民同泰药店的牌子。
回到尚志大街，往前走不多远，在尚志大街和西十三道街交界处看到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1930年建成，三层，黄色，带有爱奥尼柱子，位于尚志大街120号，其中临尚志大街部分是英国麦加利银行旧址，另一侧的临西十三道街部分是巴拉斯旅馆旧址，曾在2014年惨遭违法施工，内部结构受到破坏。虽然属于同一座楼，麦加利银行与巴拉斯旅馆旧址的外观却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则表现在墙体的爱奥尼柱式上。巴拉斯旅馆的爱奥尼柱式，与尚志大街108号乐天照相馆的类似，也是柱头扁长，柱身方形。但乐天照相馆的爱奥尼柱身上刻着一道道的横线，巴拉斯旅馆的爱奥尼柱身上却是镶嵌着一带带的白石膏之类，好像铺在人行道上的立体斑马线。麦加利银行的爱奥尼柱式，柱身虽然也是方形，却是一直延伸的，其上没有任何条纹或石膏带的阻拦。此外，麦加利银行的爱奥尼柱头也不一样，扁长的柱头两边，各有一个松果般的装饰物，仿佛戴了珍珠耳环的青春少女，比起耳下空空如也的老大妈，自是更有韵致。至于麦加利银行，其实就是渣打银行，因为该行185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首家分行时，其首任总经理叫约翰·麦加利，所以大陆将这家英国银行称为麦加利银行，香港则按照粤语，将其音译为渣打银行。
四
从尚志大街拐进西十三道街，只发现两处民国建筑。一是淡黄色的三层楼，其上的爱奥尼柱式与巴拉斯旅馆的相同，楼顶山花图案都被白色涂没了，位于西十三道街14号，现在是哈东祥金店，曾经是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遗址，但不知道建于哪一年，墙上的牌子说：“1927年10月24日，在中共党员陈为人主持下，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十三道街48号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哈尔滨、吉林、大连、奉天、长春等地代表14人参加会议。会上成立了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共满洲临时省委。”
二是白色的三层楼，二楼和三楼之间镶嵌着金龙图案，一楼开着三个门，门洞上方装饰着中国古典式屋檐，位于西十三道街21～25号，其下的牌子是“老都一处”。每个哈尔滨人都知道老都一处，侯宝林、赵忠祥等都曾来此解馋，因为这里的饺子是哈尔滨最高档最好吃的。
如今的老都一处所在的三层楼，据说最早是葛万那烟庄（即老巴夺烟厂前身）的厂房，但葛万那烟庄后来迁出了西十三道街（当时叫宽街）。1902年，陈铭九等在海参崴创建福泰楼，主要经营红烧熊掌、红烧海参、梅花鱼翅、喜鹊登梅等鲁菜、京菜和北国山珍。1923年，福泰楼迁至哈尔滨道里区西十一道街。1931年，福泰楼迁至西十三道街的这座三层楼内。
至于老都一处，原先只在福泰楼的对面。直到1993年5月，经市体改委、市商委及哈尔滨饭店联营集团批准，老都一处兼并了福泰楼，这才搬进现在的地方。至于老都一处的创建者与创建时间，有人说是河北景县的杨保增1923年或1929年在中国十三道街54号创办的，有人说是河北枣强县的杨氏五兄弟1929年来哈尔滨创办的，也不知道哪个说法准确。此外，哈尔滨的历史上还有过杨保祥等在道里中国八道街开办的“老独一处”和在道外纯化街开办的“老独一处”等等，但不清楚它们与老都一处是否有关。
不管怎样，至少老都一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老都一处的红门上为什么贴着白纸，上面写着“停业”二字呢？再往门的两边看，各贴一张红彤彤的通告，说是“经政府相关部门鉴定，老都一处饭店现经营用房属于危房，不能继续使用，必须停业修缮加固。为此，自即日起饭店停业维修，维修时间大约为六个月左右。”其下的落款是“哈尔滨老都一处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时间是“2019年4月12日”。可是现在都2010年了，六个月的时间早已过去，老都一处也没有重开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幸好老都一处还有分店，分别在道外区靖宇街和南岗区东风街，估计那两个店应该还在营业。
从西十三道街返回尚志大街，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狭长的绿色小楼，那就是我多年前常去的道里区花鸟鱼市场，现在则是什么“芭米莉咖啡烘培工坊”，已经不是普通人的去处了，因为现在连白水都快喝不起了，况cafe乎？再往前走，就是哈尔滨尚志大街128号，即曾经带给我无数美好回忆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那是一座绿色的俄罗斯木屋，屋顶有个绿色的洋葱头，墙体黄色，门窗及檐下雕花皆作深碧，看起来既美丽又素朴。
这座木屋占地面积不大，却曾是哈尔滨的中国茶叶贸易中心。1900年，俄国人在秋林公司开设茶叶部，此为哈尔滨的茶叶经营之始。1903年，俄国茶叶商伊利亚·费奥多罗维奇·契斯恰科夫在哈尔滨开设茶叶商行，具体地点应该就在如今的尚志大街的俄罗斯木屋（但木屋墙上的牌子说此屋“建于1920年。原为契斯恰科夫茶庄。”）契斯恰科夫还有一家茶庄，就在如今的南岗区红军街124号，建于1912年，由俄罗斯著名设计师日丹诺夫设计，现为汇丰照相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发展为东北北部茶叶集散中心，向俄罗斯出口过许多中国茶叶。日寇抢占哈尔滨以后，哈尔滨的茶叶购销量骤降。到1945年初，茶叶已经变成了稀有商品。
1950年，李校宣在契斯恰科夫的茶叶总店经营“永安文化店”，1956年公私合营，更名永安文化用品商店，曾于1968年至1979年改名尚志科技文化用品商店，1980年左右恢复永安文化用品商店之名。2002年，永安文化用品商店不再国有，改为股份制企业。2009年，该店员工全部离开。如今呢？往门上一看，上面竟然写着“流氓先生”……抱歉，打错了，应该是“榴芒先生”。面对陌生之极的“榴芒先生”，我能说些什么呢？很抱歉，亏待了你们——我的眼睛，我的记忆。
在这雾霾天气里，怀着雾霾的情绪，顺着尚志大街继续走，穿过马路，来到西十二道街，曾经带给我更多美好记忆的哈尔滨古籍书店，原来就在这条街上。我知道，虽然是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的唯一，哈尔滨古籍书店也已被扼杀多年，但去瞧瞧她的遗址也好。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从这边一直走到那边，竟然辨认不出哈尔滨古籍书店的遗址，因为那些商店的店门布置早已变了样子，唯一模样不变的是把头的那家面向中央大街的商场——它的侧面依然有烧烤，但门前摆设换成了几个小红人，个个眯着眼，抿着嘴，猫着腰，腆着肚，看起来怪滑稽的。回家以后，从网上查，竟然查不到有关哈尔滨古籍书店的文章和任何照片，只是查到了它的昔日地址：西十二道街39号。而从网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如今在这个地址营业的是“八超老人鞋”，这倒与哈尔滨古籍书店有一点点联系，因为两者都体现着一个“老”字。当时我却没有想到上网去查，只是遗憾地顺着原路退回，拐进尚志大街，继续往前走。
三
梳理出孙乐天、韩乐然与苏子元的大致经历以后，不由得对这三位英雄肃然起敬，尤其令我钦佩的是韩乐然，因为他的一生既是战斗的，又是艺术的。我在网上找到一些他的油画与水彩，感觉他的画颇有印象派的意味，同时又有中国古典画作的韵致，跟毕加索的画风倒不怎么相似。不过当时我可没有这些发现，只是匆匆给乐天照相馆旧址拍了张照片，就顺着那座楼的侧面，拐进了西十四道街。
刚刚进入这条小街，我就仿佛回到了1987年，因为街边的建筑跟记忆中毫无二致，还是那样的破旧，还是那样的寂静，仿佛小街两头的现代文明之风都不愿往这里吹送似的。楼下的店铺招牌看起来倒不算旧，而这些恐怕是唯一的变化。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二层的红砖楼，上面另接了第三层，粉刷得比较新，其中的西十四道街11号是“手擀麻辣面尚志分店”，右边的西十四道街9号是“玖号川菜馆”，后者的墙上有个牌子，说这座楼是“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却没提是哪一年的。
紧挨着红砖楼的，是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二层，米黄色，顶部有三角形山花，其中的西十四道街7号是乐天照相馆遗址，西十四道街5号是广锯林木机械有限公司。这个乐天照相馆遗址，可能是孙乐天照相馆的一个分店吧，墙上的牌子说：“1926年，进步青年孙乐天在哈尔滨开始乐天照相馆，并为中共党员苏子元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做掩护。1932年5月，孙乐天正式参加国际情报站工作，在照相馆建立国际情报联络中心，搜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政治军事情报。哈尔滨市革命遗址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2013年12月”。
前面又是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三层，米黄色，顶部山花是矩形与三角形的组合，其中有三个圆形图案，画的是花果之类，具体看不清，因为整栋楼都被2012年12月3日的大火烧得黑糊糊的，与道外区的某些中华巴洛克建筑一样。这座楼的墙上也装饰着不少太阳和三条平行线的组合图案，但有一处竟然是带有四条平行线的。其中的西十四道街14号是“秋林里道斯”，西十四道街16号是一家武馆，门洞上的牌子说：“德坤武术馆 始建于1920年”。据说这是哈尔滨最古老的武术馆，由曹德坤创办于1915年。
据哈尔滨长功螳螂拳武馆网站文章，曹德坤（1896～1959）是螳螂拳第七代传人，梅花螳螂拳第三代传人，生于山东烟台，自幼拜郝恒禄为师，深得太极梅花螳螂拳之精髓，1915年来设立德坤国术馆，门徒众多，著名武术家刘长功（1926～2011）就是他的高徒。1944年，为教训扬言要打遍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石野川雄，刘长功有意去哈尔滨特别市公园（现兆麟公园）练功，引来石野川雄挑衅，刘长功与之交手几个回合，即以一招“翻天覆地反阳掌”将其打伤，遭受日本人通缉，只好出去躲避，到抗战胜利才返回。
前面还有几座楼，但我被小街对面的哈尔滨市尚志小学校所吸引，就走过去细看。那是一座黄色的四层楼，下面有四根大柱子，楼顶写着“1925”，可见是1925年的建筑。这所学校位于西十四道街17号，墙上的牌子说，这里是《东北早报》社遗址，“1925年8月，《东北早报》创刊。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公开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在东北报业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党通过该报进行反日、反军阀宣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生活报网贴出的《<东北早报>仅存四个月却意义非凡》，《东北早报》创刊于1925年8月15日，是由在私立广益学校（现哈一中）任教的李铁钧申请向哈市当局立案的，主笔张昭德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北京俄专的同学，1920年在哈尔滨华俄工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和东华学校任教。1925年，任国祯（鲁迅的学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哈尔滨，当年9月开始参与《东北早报》的编辑工作。1925年末，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任国祯被捕，《东北早报》被迫停刊，前后仅存在了四个月。
然后走到西十四道街与尚志大街的交汇处，看见一座黄色二层楼，地址是西十四道街1号，装饰朴素，山花三角形，建于1930年，曾经是哈尔滨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如今则挂着人民同泰药店的牌子。
回到尚志大街，往前走不多远，在尚志大街和西十三道街交界处看到一座中华巴洛克建筑，1930年建成，三层，黄色，带有爱奥尼柱子，位于尚志大街120号，其中临尚志大街部分是英国麦加利银行旧址，另一侧的临西十三道街部分是巴拉斯旅馆旧址，曾在2014年惨遭违法施工，内部结构受到破坏。虽然属于同一座楼，麦加利银行与巴拉斯旅馆旧址的外观却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则表现在墙体的爱奥尼柱式上。巴拉斯旅馆的爱奥尼柱式，与尚志大街108号乐天照相馆的类似，也是柱头扁长，柱身方形。但乐天照相馆的爱奥尼柱身上刻着一道道的横线，巴拉斯旅馆的爱奥尼柱身上却是镶嵌着一带带的白石膏之类，好像铺在人行道上的立体斑马线。麦加利银行的爱奥尼柱式，柱身虽然也是方形，却是一直延伸的，其上没有任何条纹或石膏带的阻拦。此外，麦加利银行的爱奥尼柱头也不一样，扁长的柱头两边，各有一个松果般的装饰物，仿佛戴了珍珠耳环的青春少女，比起耳下空空如也的老大妈，自是更有韵致。至于麦加利银行，其实就是渣打银行，因为该行185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首家分行时，其首任总经理叫约翰·麦加利，所以大陆将这家英国银行称为麦加利银行，香港则按照粤语，将其音译为渣打银行。
四
从尚志大街拐进西十三道街，只发现两处民国建筑。一是淡黄色的三层楼，其上的爱奥尼柱式与巴拉斯旅馆的相同，楼顶山花图案都被白色涂没了，位于西十三道街14号，现在是哈东祥金店，曾经是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遗址，但不知道建于哪一年，墙上的牌子说：“1927年10月24日，在中共党员陈为人主持下，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十三道街48号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哈尔滨、吉林、大连、奉天、长春等地代表14人参加会议。会上成立了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共满洲临时省委。”
二是白色的三层楼，二楼和三楼之间镶嵌着金龙图案，一楼开着三个门，门洞上方装饰着中国古典式屋檐，位于西十三道街21～25号，其下的牌子是“老都一处”。每个哈尔滨人都知道老都一处，侯宝林、赵忠祥等都曾来此解馋，因为这里的饺子是哈尔滨最高档最好吃的。
如今的老都一处所在的三层楼，据说最早是葛万那烟庄（即老巴夺烟厂前身）的厂房，但葛万那烟庄后来迁出了西十三道街（当时叫宽街）。1902年，陈铭九等在海参崴创建福泰楼，主要经营红烧熊掌、红烧海参、梅花鱼翅、喜鹊登梅等鲁菜、京菜和北国山珍。1923年，福泰楼迁至哈尔滨道里区西十一道街。1931年，福泰楼迁至西十三道街的这座三层楼内。
至于老都一处，原先只在福泰楼的对面。直到1993年5月，经市体改委、市商委及哈尔滨饭店联营集团批准，老都一处兼并了福泰楼，这才搬进现在的地方。至于老都一处的创建者与创建时间，有人说是河北景县的杨保增1923年或1929年在中国十三道街54号创办的，有人说是河北枣强县的杨氏五兄弟1929年来哈尔滨创办的，也不知道哪个说法准确。此外，哈尔滨的历史上还有过杨保祥等在道里中国八道街开办的“老独一处”和在道外纯化街开办的“老独一处”等等，但不清楚它们与老都一处是否有关。
不管怎样，至少老都一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老都一处的红门上为什么贴着白纸，上面写着“停业”二字呢？再往门的两边看，各贴一张红彤彤的通告，说是“经政府相关部门鉴定，老都一处饭店现经营用房属于危房，不能继续使用，必须停业修缮加固。为此，自即日起饭店停业维修，维修时间大约为六个月左右。”其下的落款是“哈尔滨老都一处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时间是“2019年4月12日”。可是现在都2010年了，六个月的时间早已过去，老都一处也没有重开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幸好老都一处还有分店，分别在道外区靖宇街和南岗区东风街，估计那两个店应该还在营业。
从西十三道街返回尚志大街，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狭长的绿色小楼，那就是我多年前常去的道里区花鸟鱼市场，现在则是什么“芭米莉咖啡烘培工坊”，已经不是普通人的去处了，因为现在连白水都快喝不起了，况cafe乎？再往前走，就是哈尔滨尚志大街128号，即曾经带给我无数美好回忆的永安文化用品商店。那是一座绿色的俄罗斯木屋，屋顶有个绿色的洋葱头，墙体黄色，门窗及檐下雕花皆作深碧，看起来既美丽又素朴。
这座木屋占地面积不大，却曾是哈尔滨的中国茶叶贸易中心。1900年，俄国人在秋林公司开设茶叶部，此为哈尔滨的茶叶经营之始。1903年，俄国茶叶商伊利亚·费奥多罗维奇·契斯恰科夫在哈尔滨开设茶叶商行，具体地点应该就在如今的尚志大街的俄罗斯木屋（但木屋墙上的牌子说此屋“建于1920年。原为契斯恰科夫茶庄。”）契斯恰科夫还有一家茶庄，就在如今的南岗区红军街124号，建于1912年，由俄罗斯著名设计师日丹诺夫设计，现为汇丰照相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发展为东北北部茶叶集散中心，向俄罗斯出口过许多中国茶叶。日寇抢占哈尔滨以后，哈尔滨的茶叶购销量骤降。到1945年初，茶叶已经变成了稀有商品。
1950年，李校宣在契斯恰科夫的茶叶总店经营“永安文化店”，1956年公私合营，更名永安文化用品商店，曾于1968年至1979年改名尚志科技文化用品商店，1980年左右恢复永安文化用品商店之名。2002年，永安文化用品商店不再国有，改为股份制企业。2009年，该店员工全部离开。如今呢？往门上一看，上面竟然写着“流氓先生”……抱歉，打错了，应该是“榴芒先生”。面对陌生之极的“榴芒先生”，我能说些什么呢？很抱歉，亏待了你们——我的眼睛，我的记忆。
在这雾霾天气里，怀着雾霾的情绪，顺着尚志大街继续走，穿过马路，来到西十二道街，曾经带给我更多美好记忆的哈尔滨古籍书店，原来就在这条街上。我知道，虽然是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的唯一，哈尔滨古籍书店也已被扼杀多年，但去瞧瞧她的遗址也好。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从这边一直走到那边，竟然辨认不出哈尔滨古籍书店的遗址，因为那些商店的店门布置早已变了样子，唯一模样不变的是把头的那家面向中央大街的商场——它的侧面依然有烧烤，但门前摆设换成了几个小红人，个个眯着眼，抿着嘴，猫着腰，腆着肚，看起来怪滑稽的。回家以后，从网上查，竟然查不到有关哈尔滨古籍书店的文章和任何照片，只是查到了它的昔日地址：西十二道街39号。而从网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如今在这个地址营业的是“八超老人鞋”，这倒与哈尔滨古籍书店有一点点联系，因为两者都体现着一个“老”字。当时我却没有想到上网去查，只是遗憾地顺着原路退回，拐进尚志大街，继续往前走。
肖毛
5楼
图文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k4NjM1MA==&mid=2247489728&idx=1&sn=9329429c6a66889857a5fe92dfca8a74&chksm=ea7e80c1dd0909d7888ff7b8aa21dde6c1abcf2bee0fa83561bc7cb5f2acfaa5175bd9e167ef&token=148529712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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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6楼
下篇
五
走到尚志大街与西十一道街交汇处，拐进西十一道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十一道街13号，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遗址。墙上的牌子说：“1933年5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确定了东北抗日斗争新的策略和方针，促进了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
西十一道街13号所在的地方是一座高楼，而牌子上的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遗址照片不过是小平房，可见原来的房子早已被拆除。有人说姜椿芳家原在此地，杨靖宇曾来暂住，那么其原址更不会是目前所见的高楼了。忽然想起来，哈尔滨市尚志小学校墙上的牌子里也有个小平房的照片，那自然是《东北早报》社的原貌，既然如此，目前所见的尚志小学校，应该是将《东北早报》社推倒之后建造的，建造时间却不该是1925年，因为那个报社是在1925年末倒闭的，而当时太冷，不可能进行施工。
返回尚志大街，走到它与西十道街的交汇处，望着面前的那座近乎灰色的欧罗巴宾馆，停下脚步——它的地址是西十道街10号。事实上，这才是我不想马上回家的原因。刚才去索菲亚教堂的路上，就远远地瞧见了欧罗巴宾馆，顿时想起那篇散文的开头：
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
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象住在幔帐中一般。
不错，这就是萧红写的散文《欧罗巴旅馆》，文中的“情人”自然是萧军，而萧红提到的“楼梯”，应该就是欧罗巴旅馆里面的。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而这个想法让我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欧罗巴宾馆是五层楼，墙上的牌子介绍说，此处“原为欧罗巴旅馆，1937年间，现代著名女作家曾在此居住。建于1934年，砖混结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短短的两句介绍，却至少有两处错误。第一，萧红在1934年离开哈尔滨后，再也不曾回来过，所以也就不会发生她在“1937年间”住进欧罗巴旅馆的怪事。第二，萧红住过的欧罗巴旅馆，肯定不是这一个，因为它是五层楼，而萧红在散文《欧罗巴旅馆》里面说它“其实只是三层楼”。这家欧罗巴旅馆里面的人却愿意相信，萧红确实在此住过，还在门内立了萧红的半身像，甚至还开了“萧红房”呢。可是我连这个欧罗巴旅馆的门都懒得进，拍了几张照片就走开了。
不管怎样，萧红肯定是住过欧罗巴旅馆的。我在《萧红在哈尔滨的希望之地》一文中说过，1932年，萧红受困于道外区靖宇街与十六道街交叉口的东兴顺旅馆（如今是玛克威商厦的附属建筑），就给《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投了一封求救的通讯。于是舒群和萧军去看萧红，发现她就要临产，还欠了旅馆不少住宿费。当时恰好赶上哈尔滨发洪水，萧军就雇了一艘船，偷偷把萧红接到裴馨园家。同年秋，因脾气暴躁，萧军被裴馨园撵出家门，萧红只能跟着他一起住进欧罗巴旅馆，然后搬到商市街。由此可见，萧红和萧军入住欧罗巴旅馆的时间是1932年秋。
顺便说一句，欧罗巴旅馆对面的西十道街3号，开了一家“驴小猫特色拌面”。这家拌面店所在的大楼没有什么特别，拌面店招牌上的猫咪却是怪可爱的。
在尚志大街上的最后发现，是一座黄白色的三层楼，山花三角形，爱奥尼柱式，柱头扁长，柱身圆形，以若干弧线分割，位于尚志大街与西六道街交汇处，地址是尚志大街176号。旁边有两个牌子，一个说这是“公和利华洋商店旧址。建于1925年”，另一个却说“原为哈尔滨公和利呢绒丝绸百货商店。建于1924年，一、二层为砖混结构，三层为砖木结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因其通体泛白，俗称‘大白楼’。”那么这个“大白楼”的原名到底是什么？究竟建于1924年还是1925年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的一楼现在是喜家德饺子馆。
六
走出尚志大街，再没有看到民国老建筑，但西四道街5号的龙江银行墙壁上钉着牌子，说这里是“一毛钱饭馆遗址”，因为“1932年冬，为开展革命宣传，中共满洲省委联络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在道里区西四道街（原道里中国四道街）5号开办一毛钱饭馆。一毛钱饭馆成为党组织及左翼文化人士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从牌子上的照片看，原来的一毛钱饭馆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与其有关的记忆。
据《生活报》刊出的《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一毛钱饭店”上演“文踪侠影”》，日寇1932年侵入哈尔滨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李实被派来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在李实的安排下，金伯阳联系哈尔滨左翼文人刘昨非、裴馨园、冯咏秋等，在道里中国四道街（今西四道街）路北5号租下一间小平房，办起“明月饭店”，因只花一毛钱就可吃饱，顾客称之为“一毛钱饭店”。饭店牌匾由冯咏秋题写，店内挂着哈尔滨艺术家的作品，店员由那些文人轮流担任，所以当时有人在报纸上评论说，“一毛钱饭店，饭菜便宜，招待热情。招待员手大，会笑不会说话。”进步作家和地下工作者常来此聚会，萧军和方未艾初到哈尔滨时，曾经在此居住。
据赵尚志的外甥李龙讲述，1933年1月，高庆有被派到满洲省委，却无法与金伯阳取得联系，就在《国际协报》刊出带有暗语的寻人启事，约定在“一毛钱饭店”接头。当时赵尚志也在哈尔滨，同样联系不到组织，却看到并破译了那个寻人启事，就按约定时间赶了过去。三个人刚刚会面，几个便衣特务进来了，因为他们也破译了寻人启事。赵尚志假装乞丐，向金伯阳讨饭，准备趁机逃跑，却被特务看出破绽，将他们仨全部塞进小汽车，前往道外区宪兵队。小汽车经过景阳街时，赵尚志跳到车下，却又被抓住，带到宪兵队。但是，赵尚志坚持说他是乞丐，敌人看他穿得太破，最终信以为真，就把他释放了。而金伯阳精通日语，与日寇一阵理论，与高庆有一同被释。所以穿得破旧其实是一件好事，要是还会一门外语，那就更好了。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舒群、萧军、萧红等离开了哈尔滨，“一毛钱饭店”变得生意萧条，又引起了日寇的注意，所以不得不在这一年彻底关门。
那么赵尚志、高庆有和金伯阳后来怎样了呢？赵尚志的情况，多数人都知道，因为他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抗日英雄之一，在1942年2月12日壮烈牺牲，年仅34岁。所以这里详细说一说高庆有和金伯阳。
据绥芬河纪检网站所刊《高庆有：一个家庭的革命情结》，高庆有（1907～1934），字雪樵，别名高清友、张玉焕、奇金斯基，生于哈尔滨或者辽宁省营口县高家屯村（因为该文同时给出两种说法），1923年考入哈尔滨甲种商业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绥芬河开展革命活动，在东宁县组建中共东宁特别支部。1927年，他与前面提到的苏子元等五人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去海参崴列宁学校，再去莫斯科步兵学校，与苏子元一样成为国际特工。1931年初，回哈尔滨建立国际情报站，1927年，被派往沈阳建立情报站。与苏子元一样，进入国际情报组织以后，高庆有自动与中共党组织脱钩。尽管如此，他还是多次接济和支援中共哈尔滨的地下组织。1933年，他被调回苏联，却因苏联的肃反运动在同年11月被捕。1934年4月2日，他在伯力市被秘密处决，直到1989年才被苏联伯力边疆区检察院平反昭雪。
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字久光，曾用名金永溪、金赞文、白扬、北阳、北杨、杨朴夫等，生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金家村，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毕业，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去哈尔滨，任北满地委交通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1933年9月，与杨靖宇等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11月15日，在与日寇激战时牺牲，年仅26岁。
据方朔整理、方未艾口述的《我所知道的抗日民族英雄金伯阳》（刊于2017年第11期《文史精华》），1931年底，方未艾在哈尔滨偶遇同学黄吟秋，通过他认识了金伯阳。1932年春节前夕（2月5日），日寇攻打哈尔滨，金伯阳在黎明时“带着一捆油印的传单”，邀请方未艾和萧军去他同去三棵树和极乐寺一带的抗日部队前线，向士兵发送。这天中午，他们眼看着日寇耀武扬威地侵入哈尔滨，怒火满腔，却是赤手空拳。当晚，他们来到黄吟秋家，写出“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等标语，贴到“几条大街的墙上”。
1932年，哈尔滨发洪水，许多灾民都“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金伯阳、黄吟秋、方未艾、萧军等常向灾民散发“共产党和反日会印的《红旗》报和《工人事业》报，进行宣传和慰问”。同年10月1日，方未艾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的介绍人就是金伯阳和黄吟秋。同年秋，金伯阳写了一首诗：“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方未艾将这首诗刊发在他负责编辑的《东三省商报》文艺专栏《孤星》上，署名“北杨”。因诗中有“丹心”和“热血”字眼，有人告诉商报社社长张子干，这可能是共产党人写的。于是张子干告诉方未艾，以后别再刊出这种东西。打那以后，金伯阳把笔名改成了“伯阳”。通过金伯阳，方未艾认识了“河南杨”即杨靖宇，还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李洁”即赵一曼，还曾教她学日语，赵一曼则教他学俄语。
1933年3月，方未艾去《国际协报》编辑副刊，工作繁忙，需要聘请助理编辑。金伯阳知道此事，就介绍刘莉（白朗）过来，白朗应聘以后，又把罗烽介绍进来。一天上午，金伯阳对方未艾说，“有一位由乡下游击队来的同志要和他联系，来了很久没有联系上，需要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在道里九道街松江小饭馆会面。”而方未艾等人“没有考虑周全，登了地点还登了时间，竟被日伪走狗们发觉了。我们在松江小饭馆会面后，我和游击队的同志走开了，脱离了走狗们的跟踪，金伯阳却遭到敌人的逮捕。他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被拷问了一夜。多亏他能说日语，又无任何证据，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释放了。他带着满身的伤痛到报社告诉我要警惕，又到商市街告诉萧军和萧红要警惕。他这样关心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使我们三人深受感动。”
这与赵尚志外甥李龙讲述的高庆有、金伯阳、赵尚志在“一毛钱饭店”见面并被捕之事极其相似，彼此的细节却有许多不同，也不知是否同一件事，只好在此存疑。
据方未艾回忆，金伯阳被释几天后，为他介绍了金剑啸，而金剑啸也是抗日英雄，牺牲于1936年8月15日，年仅26岁。1933年秋，方未艾去苏联学习，以为回国后还能与金伯阳再会，却不知他在方未艾出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
有关尚志大街的近代发展史与抗战史追溯，至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我只是从尚志大街100号一直往前走，没能去拜访尚志大街100号之前的历史建筑，如尚志大街53号的“牵牛坊”等等。尽管如此，这一次的所见却足以震撼我的心灵。
在那些岁月里，为了把日寇彻底赶出哈尔滨乃至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甘将热血洒江山”，就像抗日英雄金伯阳在诗中写的那样。而他们在哈尔滨留下的种种事迹与传奇，早已化为萦回在哈尔滨尚志大街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2000年1月12日至14日
肖毛于哈尔滨看云居
五
走到尚志大街与西十一道街交汇处，拐进西十一道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十一道街13号，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遗址。墙上的牌子说：“1933年5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确定了东北抗日斗争新的策略和方针，促进了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
西十一道街13号所在的地方是一座高楼，而牌子上的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遗址照片不过是小平房，可见原来的房子早已被拆除。有人说姜椿芳家原在此地，杨靖宇曾来暂住，那么其原址更不会是目前所见的高楼了。忽然想起来，哈尔滨市尚志小学校墙上的牌子里也有个小平房的照片，那自然是《东北早报》社的原貌，既然如此，目前所见的尚志小学校，应该是将《东北早报》社推倒之后建造的，建造时间却不该是1925年，因为那个报社是在1925年末倒闭的，而当时太冷，不可能进行施工。
返回尚志大街，走到它与西十道街的交汇处，望着面前的那座近乎灰色的欧罗巴宾馆，停下脚步——它的地址是西十道街10号。事实上，这才是我不想马上回家的原因。刚才去索菲亚教堂的路上，就远远地瞧见了欧罗巴宾馆，顿时想起那篇散文的开头：
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
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象住在幔帐中一般。
不错，这就是萧红写的散文《欧罗巴旅馆》，文中的“情人”自然是萧军，而萧红提到的“楼梯”，应该就是欧罗巴旅馆里面的。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而这个想法让我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欧罗巴宾馆是五层楼，墙上的牌子介绍说，此处“原为欧罗巴旅馆，1937年间，现代著名女作家曾在此居住。建于1934年，砖混结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短短的两句介绍，却至少有两处错误。第一，萧红在1934年离开哈尔滨后，再也不曾回来过，所以也就不会发生她在“1937年间”住进欧罗巴旅馆的怪事。第二，萧红住过的欧罗巴旅馆，肯定不是这一个，因为它是五层楼，而萧红在散文《欧罗巴旅馆》里面说它“其实只是三层楼”。这家欧罗巴旅馆里面的人却愿意相信，萧红确实在此住过，还在门内立了萧红的半身像，甚至还开了“萧红房”呢。可是我连这个欧罗巴旅馆的门都懒得进，拍了几张照片就走开了。
不管怎样，萧红肯定是住过欧罗巴旅馆的。我在《萧红在哈尔滨的希望之地》一文中说过，1932年，萧红受困于道外区靖宇街与十六道街交叉口的东兴顺旅馆（如今是玛克威商厦的附属建筑），就给《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投了一封求救的通讯。于是舒群和萧军去看萧红，发现她就要临产，还欠了旅馆不少住宿费。当时恰好赶上哈尔滨发洪水，萧军就雇了一艘船，偷偷把萧红接到裴馨园家。同年秋，因脾气暴躁，萧军被裴馨园撵出家门，萧红只能跟着他一起住进欧罗巴旅馆，然后搬到商市街。由此可见，萧红和萧军入住欧罗巴旅馆的时间是1932年秋。
顺便说一句，欧罗巴旅馆对面的西十道街3号，开了一家“驴小猫特色拌面”。这家拌面店所在的大楼没有什么特别，拌面店招牌上的猫咪却是怪可爱的。
在尚志大街上的最后发现，是一座黄白色的三层楼，山花三角形，爱奥尼柱式，柱头扁长，柱身圆形，以若干弧线分割，位于尚志大街与西六道街交汇处，地址是尚志大街176号。旁边有两个牌子，一个说这是“公和利华洋商店旧址。建于1925年”，另一个却说“原为哈尔滨公和利呢绒丝绸百货商店。建于1924年，一、二层为砖混结构，三层为砖木结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因其通体泛白，俗称‘大白楼’。”那么这个“大白楼”的原名到底是什么？究竟建于1924年还是1925年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的一楼现在是喜家德饺子馆。
六
走出尚志大街，再没有看到民国老建筑，但西四道街5号的龙江银行墙壁上钉着牌子，说这里是“一毛钱饭馆遗址”，因为“1932年冬，为开展革命宣传，中共满洲省委联络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在道里区西四道街（原道里中国四道街）5号开办一毛钱饭馆。一毛钱饭馆成为党组织及左翼文化人士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从牌子上的照片看，原来的一毛钱饭馆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与其有关的记忆。
据《生活报》刊出的《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一毛钱饭店”上演“文踪侠影”》，日寇1932年侵入哈尔滨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李实被派来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在李实的安排下，金伯阳联系哈尔滨左翼文人刘昨非、裴馨园、冯咏秋等，在道里中国四道街（今西四道街）路北5号租下一间小平房，办起“明月饭店”，因只花一毛钱就可吃饱，顾客称之为“一毛钱饭店”。饭店牌匾由冯咏秋题写，店内挂着哈尔滨艺术家的作品，店员由那些文人轮流担任，所以当时有人在报纸上评论说，“一毛钱饭店，饭菜便宜，招待热情。招待员手大，会笑不会说话。”进步作家和地下工作者常来此聚会，萧军和方未艾初到哈尔滨时，曾经在此居住。
据赵尚志的外甥李龙讲述，1933年1月，高庆有被派到满洲省委，却无法与金伯阳取得联系，就在《国际协报》刊出带有暗语的寻人启事，约定在“一毛钱饭店”接头。当时赵尚志也在哈尔滨，同样联系不到组织，却看到并破译了那个寻人启事，就按约定时间赶了过去。三个人刚刚会面，几个便衣特务进来了，因为他们也破译了寻人启事。赵尚志假装乞丐，向金伯阳讨饭，准备趁机逃跑，却被特务看出破绽，将他们仨全部塞进小汽车，前往道外区宪兵队。小汽车经过景阳街时，赵尚志跳到车下，却又被抓住，带到宪兵队。但是，赵尚志坚持说他是乞丐，敌人看他穿得太破，最终信以为真，就把他释放了。而金伯阳精通日语，与日寇一阵理论，与高庆有一同被释。所以穿得破旧其实是一件好事，要是还会一门外语，那就更好了。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舒群、萧军、萧红等离开了哈尔滨，“一毛钱饭店”变得生意萧条，又引起了日寇的注意，所以不得不在这一年彻底关门。
那么赵尚志、高庆有和金伯阳后来怎样了呢？赵尚志的情况，多数人都知道，因为他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抗日英雄之一，在1942年2月12日壮烈牺牲，年仅34岁。所以这里详细说一说高庆有和金伯阳。
据绥芬河纪检网站所刊《高庆有：一个家庭的革命情结》，高庆有（1907～1934），字雪樵，别名高清友、张玉焕、奇金斯基，生于哈尔滨或者辽宁省营口县高家屯村（因为该文同时给出两种说法），1923年考入哈尔滨甲种商业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绥芬河开展革命活动，在东宁县组建中共东宁特别支部。1927年，他与前面提到的苏子元等五人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去海参崴列宁学校，再去莫斯科步兵学校，与苏子元一样成为国际特工。1931年初，回哈尔滨建立国际情报站，1927年，被派往沈阳建立情报站。与苏子元一样，进入国际情报组织以后，高庆有自动与中共党组织脱钩。尽管如此，他还是多次接济和支援中共哈尔滨的地下组织。1933年，他被调回苏联，却因苏联的肃反运动在同年11月被捕。1934年4月2日，他在伯力市被秘密处决，直到1989年才被苏联伯力边疆区检察院平反昭雪。
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字久光，曾用名金永溪、金赞文、白扬、北阳、北杨、杨朴夫等，生于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金家村，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毕业，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去哈尔滨，任北满地委交通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1933年9月，与杨靖宇等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11月15日，在与日寇激战时牺牲，年仅26岁。
据方朔整理、方未艾口述的《我所知道的抗日民族英雄金伯阳》（刊于2017年第11期《文史精华》），1931年底，方未艾在哈尔滨偶遇同学黄吟秋，通过他认识了金伯阳。1932年春节前夕（2月5日），日寇攻打哈尔滨，金伯阳在黎明时“带着一捆油印的传单”，邀请方未艾和萧军去他同去三棵树和极乐寺一带的抗日部队前线，向士兵发送。这天中午，他们眼看着日寇耀武扬威地侵入哈尔滨，怒火满腔，却是赤手空拳。当晚，他们来到黄吟秋家，写出“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等标语，贴到“几条大街的墙上”。
1932年，哈尔滨发洪水，许多灾民都“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金伯阳、黄吟秋、方未艾、萧军等常向灾民散发“共产党和反日会印的《红旗》报和《工人事业》报，进行宣传和慰问”。同年10月1日，方未艾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的介绍人就是金伯阳和黄吟秋。同年秋，金伯阳写了一首诗：“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方未艾将这首诗刊发在他负责编辑的《东三省商报》文艺专栏《孤星》上，署名“北杨”。因诗中有“丹心”和“热血”字眼，有人告诉商报社社长张子干，这可能是共产党人写的。于是张子干告诉方未艾，以后别再刊出这种东西。打那以后，金伯阳把笔名改成了“伯阳”。通过金伯阳，方未艾认识了“河南杨”即杨靖宇，还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李洁”即赵一曼，还曾教她学日语，赵一曼则教他学俄语。
1933年3月，方未艾去《国际协报》编辑副刊，工作繁忙，需要聘请助理编辑。金伯阳知道此事，就介绍刘莉（白朗）过来，白朗应聘以后，又把罗烽介绍进来。一天上午，金伯阳对方未艾说，“有一位由乡下游击队来的同志要和他联系，来了很久没有联系上，需要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在道里九道街松江小饭馆会面。”而方未艾等人“没有考虑周全，登了地点还登了时间，竟被日伪走狗们发觉了。我们在松江小饭馆会面后，我和游击队的同志走开了，脱离了走狗们的跟踪，金伯阳却遭到敌人的逮捕。他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被拷问了一夜。多亏他能说日语，又无任何证据，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释放了。他带着满身的伤痛到报社告诉我要警惕，又到商市街告诉萧军和萧红要警惕。他这样关心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使我们三人深受感动。”
这与赵尚志外甥李龙讲述的高庆有、金伯阳、赵尚志在“一毛钱饭店”见面并被捕之事极其相似，彼此的细节却有许多不同，也不知是否同一件事，只好在此存疑。
据方未艾回忆，金伯阳被释几天后，为他介绍了金剑啸，而金剑啸也是抗日英雄，牺牲于1936年8月15日，年仅26岁。1933年秋，方未艾去苏联学习，以为回国后还能与金伯阳再会，却不知他在方未艾出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
有关尚志大街的近代发展史与抗战史追溯，至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我只是从尚志大街100号一直往前走，没能去拜访尚志大街100号之前的历史建筑，如尚志大街53号的“牵牛坊”等等。尽管如此，这一次的所见却足以震撼我的心灵。
在那些岁月里，为了把日寇彻底赶出哈尔滨乃至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甘将热血洒江山”，就像抗日英雄金伯阳在诗中写的那样。而他们在哈尔滨留下的种种事迹与传奇，早已化为萦回在哈尔滨尚志大街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2000年1月12日至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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