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衰落毫无生气？治吏之严令后人大跌眼镜

咸丰二年十二月，在长沙城下受挫的太平军挥师北上，顺流直逼武昌。沿途大批穷苦百姓纷纷加入，其中有失地农民、渔夫、矿工，还有底层失意文人。他们不一定有升官发财的理想，可是一定是心怀战斗的激情。伤亡惨重，损失了一名大将萧朝贵的太平军，实力反而大增，队伍扩大到十万人。次年一月，太平军里的矿工采取坑道作业，埋设炸药，轰开武昌文昌门附近城墙二十多丈，涌进城中。太平军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攻陷了一个省会大都市，也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武汉三镇。从此以后，武汉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战略支撑点，几次易手，血流成河。纵观双方征战的十四年，重大战役都是围绕长江中游展开，可谓得武汉者得天下。
第一次武汉失守，清廷湖广领导层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死亡者包括：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总兵王锦绣、常禄，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道员王寿同，王东槐，林思熙，知府明善，董振铎，同知周祖衔，知县绣麟 。随后的南京保卫战里，两江总督陆建瀛，原广西巡抚邹鹤鸣、江南提督珠福洪阿、江苏布政使祁宿藻、江宁将军样厚、都统霍隆武，整个领导层高官也是有的战死，有的战败自杀。在与太平军多年的征战史里，清朝前线可谓官不聊生。虽然八旗兵、绿营兵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可是领队指挥的文官、武将宁死不做逃兵，要么抵抗到巷战而死，要么坐家仰药而亡。

记得以前课本里有一则故事，马车重载陷在泥坑里，马车夫的皮鞭专抽架辕的好马，甚至往死里打，而旁边附拉的马却一鞭都不打。车辆拉出泥坑后，车夫对疑问者解释说，危难之时，架辕好马的表现非常重要，其努力的程度起到示范作用。放过好马而去鞭打弱马，那是舍本求末，难以解决问题。看来，清朝领导层是深知其中的道理。出了重大问题，深究地方高层领导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当然了，有时清朝也想特别的情况特别对待。翁同稣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城破没有殉节。西太后看在其父翁心存是同治帝老师的份上，没有追究。企图给个警告、记过、诫训等等，来个蒙哄过关。哪知曾国潘却不肯放过，死咬不放，指使手笔如刀的门徒李鸿章上奏，硬把翁同书弄了个流放边疆恶地，喝西北风去了，这才罢休。
写到此，难免感慨。两江总督、巡抚、学政，总兵，可都是镇守一省和数省的地方高官，他们都是大清多年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国之栋梁。有些灾难不是人为可以扭转的，比如武汉第一次失守，城内只有五千士兵，其他都是临时凑集的渔夫、农夫，街头闲散人员，总数不过一万五千人，能抵抗太平军十万大军？他们为什么必须死在职守上？来个免职，换个地方立功赎罪，岂不更好?可惜如此通融，人心就散了。西太后死后，清廷很快就灭亡了，与放弃对高官的严要求有很大的关系。载沣的能力比西太后差远了。

没有严厉的追责，就没有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