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
柳暗花明了2012
1楼
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3周年，我将在总理诞辰120周年时写的《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的纪念文章转发，一起记忆缅怀
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
201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共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以及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周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他多次忍辱负重。他的人格魅力令“高山行止，景行行止”，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总理没有儿女，却有我们无数的子孙,和十里长街寒风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万人侍立哭英灵的人民群众；总理的骨灰洒向祖国的山川大河，整个中国大地就是他的墓碑！
我的父亲一生追随总理，“红岩”话题是我们家永远的中心主题。所以，2003年元月父亲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撰写挽联并悬挂在父亲遗体告别室前：“寻求真理出生入死风雨坎坷铮铮铁骨不愧红岩人；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桃李芬芳拳拳赤心堪为后世师！挽联内容是对父亲一生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人品的真实写照！
2003年清明，我们兄妹五人和父亲生前的战友、部下、学生们，站在遵义乌江的大桥边，按照父亲生前要效仿总理抛撒骨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落在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处——红军强渡乌江口。在这崇山峻岭中，望着伴着鲜花的骨灰随着水流湍急的乌江流向远方时，思绪万千：又一个“红岩人”追随总理而去，这是父亲的“红岩情结”！
在南方局四川地下党工作的日子
我的父亲张光昭，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现遵义市播州区尚稽镇）人，1935年秋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红军待遇的离休干部。建国前，一直在周总理领导下的，南方局和四川地下党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亲人中有两人为革命牺牲，其中一人被敌人活埋致死。
父亲曾担任过四川地下党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代理）；三台和苍溪县委书记（据媒体报道，父亲任苍溪县委书记时，苍溪县委当时是中共南方局所属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县委）；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据苍溪党史资料记载，阆苍南中心县委当时有300多党员）。
1941年，因隐蔽斗争需要，经南方局决定，母亲黎盛莲从贵州到四川三台县，组成地下党“家庭掩护机关”交通站。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父亲就将父母寄给他（她）们的钱，大部分捐献给交通站，让同志们到交通站时有一口米饭吃，自己却吃红薯叶、泡菜等充饥。李维（曾任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王叙五（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等同志回忆录均有记载。
我的大哥张荣凯（乳名：蜀澄），二姐张荣霞（乳名：蜀蓉）都出生在该地下党交通站。
父亲，在妻儿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为人质的情况下，也从未有过叛变行为。
“红岩”授命，返乡抗日
1944年底，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南下入侵贵州，占领独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 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陪都重庆告急，形势十分严峻。
民族危亡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对日寇进行反击，爱国军人（国民党29军91师）也奋力反抗。他们利用贵州大山地形复杂的优势，和日寇进行勇敢顽强的战斗，炸毁独山“孙河桥”等，阻断日军继续前行的道路，使日军被迫从独山撤退。
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至‘孙河桥’”之说，他是日军的”滑铁卢“，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此后至无条件投降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再无反攻之力！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据《中共贵州历史大事记》记载：根据中共中央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贵州籍的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30多人返乡开辟抗日游击区。
此时，父亲正根据川康特委安排，将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一职交给王叙五同志，到重庆南方局”红岩”学习。
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12月，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曾任国家体委主任，顾委秘书长等职），和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敏（即刘绍文，开国中将）陪同父亲一块面见王若飞同志，当场宣布选调父亲到贵州；告知接头人赖卫民（又名：赖映棠，文革中含冤去世）；接头暗号为“高棠”。 王若飞同志多次强调返乡抗日，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重要性。
此前（1942年前后），贵州地下党工委遭破坏，贵州党和南方局失去联系，南方局时任西南委书记兼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钱瑛同志就已经派赖卫民、李晨（又名：李振民，抗战时搬迁到遵义的浙大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到贵州恢复党的组织（主要是浙大），建立南方局“贵州遵义尚稽大同中学”据点。因为，遵义尚稽镇有群众基础，长征时，彭德怀等领导率领的红三军团冲破乌江茶山关渡口占领该镇后，驻扎较长时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当年，红军刊物《红星报》以“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为题作了报道。
父亲用“高棠”暗号和以大同中学教员（后接任校长）身份作掩护的赖卫民同志接上头后，他们和李晨同志联合浙大其他党员（吕东明、卞婶等）、进步师生，加上培养的遵义马正富（曾任重庆市体委副主任）等大批当地进步青年，根据南方局指示开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建敌后游击队等工作。
马正富在《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一文中，是这样描写再现当年战争岁月的：
“共产党员赖卫民、李晨、张光昭在南方局大同中学据点，领导开展了遵义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筹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赖经组织调动离开尚稽大同中学，张老接任大同中学校长”
“张老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动员父亲变卖尚稽家里的田产，筹备建立敌后武装。张老及其家庭亲友对南方局派来的大批同志，做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使地下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吴山（曾任《光明日报》秘书长等职），卞婶、吕东明等大批浙大学生到大同中学任教，带领我们上街抗日宣传，唱歌，演活报剧等，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有许多浙大学生在大同中学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党史资料记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有的人打入国民党设在遵义台军乡的子弹分库，做争取士兵和控制子弹库的工作；有的安排在当地学校任教师，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有的组织少数可靠的同学，秘密复制黔北地区的地图，供打游击时使用’。我们就曾经在张老等同志的带领下，和浙大同学一块儿到山上侦察地形，绘制地图等。”
“解放后，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看望了李晨同志，回忆起抗日烽火中在尚稽的战斗岁月，都感慨万千”。
“抗战胜利后，南方局的这部分力量，成为解放贵州，清匪反霸，政权建设，抗美援朝，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信念坚定，意志坚强
解放初期，贵州党的力量薄弱，缺乏干部，所以，父亲不顾西南局于江震（曾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和陈野萍（曾任中组部部长等职）等领导同志的挽留，执意返贵州增强党的力量和参加家乡建设。
组织上将父亲的关系由南方局转到贵州遵义，随杨勇同志（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一块回贵州。
父亲曾担任遵义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当时的行政体制是地市县合一）；教育系统党支部书记（解放初期，党员人数少，遵义市四个中学，一个师范学校，合成一个支部）。虽为降格使用，但他并不计较，一心扑在遵义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大批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爱憎分明，敢为人先的有用人才。
由于党内某些领导“左”的思想和对隐蔽战线工作的偏见，父亲的老战友纷纷遭受不公正，张文澄（平反后曾任西政党委书记、重庆市人大主任等职）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张黎群被打成“反党分子“。父亲是个性情耿直之人，说了几句真话，也被打成“右派”。 但他从未认可右派结论，拒绝在结论书上签字，等待22年（1976）平反昭雪，铮铮铁骨传为佳话。
据马正富在“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一文里披露，文革中，父亲和他的老战友、同是右派的张文澄等几位南方局受迫害的同志，在马正富重庆的家中聚会时，他们为南方局的钱瑛(1964——1965年，钱瑛同志在短暂的任贵州省第二书记时，对父亲“右派”问题的平反，给予了最大关心)、许明、赖卫民、油凤岐、田家英（和张文澄是前连襟）等同志受迫害致死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但对参加革命毫无悔意，他们互相鼓励：“红岩人”要经得起考验，坚信党早晚会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还革命者公正！
父亲和他的红岩战友们虽历经磨难，但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彼此实事求是的证明各战友在各时期的真实情况。我们亲眼目睹全国各地来遵义“外调”的造反派们，非要父亲“证明”这个是“特务”，那个是“叛徒”，父亲顶做压力，威逼（红卫兵曾动武）、利诱毫不动摇，挺着高大清瘦的身躯，义正词严的将造反派的荒唐恶毒要求“顶”了回去，客观公正的介绍领导、战友的情况，为部分领导、战友得到“解放”尽了微博之力！
拨乱反正，冤案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张文澄，张黎群等伯伯问题解决，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在陈野萍（时任中组部部长）等领导的关心下平反昭雪：恢复党籍；重返领导岗位；享受红军待遇，拨专款修建红军院等。
受父亲牵连的大批同事、下级、学生的问题得到纠正，大多成为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父亲的学生们每年在他过生日时，都从省内外专程赶来祝贺。有一年，曾有400多师生在遵义师院聚会，祝贺父亲80岁生日和参加革命60周年。他们视父亲为“楷模”。
父亲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但对犯错误的同志却很豁达:
我曾在遵义地委老干部局和统战部工商联工作，并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多年，许多当年整治过父亲的老同志都成为我服务的对象，父亲怕我慢待他们，一次次告诫我，要不计前嫌，诚恳的为他们服务，他们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
1985年元月，已调到外省工作的，原遵义地委书记李书波同志，返遵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时，亲自到病床前看望因病不能参加纪念活动的父亲，李书波同志对当年错划父亲“右派”致歉。两人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1999年初夏，李书波同志患重病来北京治疗，父亲多次给我来电话，讯问李老的病情，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老爷子，说，这是你驻京办副主任的工作职责。李老很感动，临上飞机还拉着我的手，无比歉意的重复着：让你们一家受苦了……。不久，李老在郑州去世。他的儿子辗转送我一本李老的诗集，留作永久纪念。
总理关怀，永生难忘
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从北京到地方，大批老干部受迫害被打成“黑帮”，关“牛棚”。
父亲被关“牛棚”，母亲因受“右派”丈夫牵连，被打成“地主分子”，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家惶惶不可终日。
父亲决定到北京找总理救救我们家。
但父亲当年关在“牛棚”行动不自由，所以，决定由正在念大学的大哥张荣凯去北京找总理。
我们从小就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讲总理及总理领导下的“红岩”的故事。对江姐等革命志士无比崇拜。所以，对总理、红岩一点不陌生。大哥比我们年长，又是大学生，自然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这对他到北京找总理奠定了基础。
1966年10月中旬，我大哥趁全国串联之机到了北京，原打算找父亲当年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转信给总理，但他（她）们几乎都被打倒或正在审查中，使不上劲。
1966年10月19日，几经周折，孔原伯伯（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在中南海西门亲切接待了我大哥。
据大哥在《难忘的接见——怀念孔原伯伯》一文中记载，慈爱的孔原伯伯和他聊了半个小时，并承诺一定把信转交周总理，“办得到，请放心”。又催促我大哥赶快回贵州等消息。
当年交通不象现在这么方便，大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刚回贵州，总理重要批示也到了贵州。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贾启允，和遵义市委书记（遵义市革委会主任）金风，按照总理批示，在自身也即将被“打倒”的处境下，雷厉风行的责成有关部门纠正了我母亲的冤案，恢复了工作和职务；父亲也从“牛棚”暂时出来待处理；子女们的生活也基本正常。
2016年清明时节，我随“追寻总理足迹，红岩儿女‘淮沪宁’行”到上海，并参加了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的“人民心中的丰碑—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暨诞辰118周年”大型座谈会。京沪两地的500多位父辈曾经与周总理共同战斗、工作过，或在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人员后代共聚一堂，以父辈或亲身经历追随共产党，和总理建立出生入死的革命友情来缅怀总理。
阎明光（阎宝航之女）、郑大里（郑君里之子）等部分同志还怀着特殊感情，如泣如诉讲述总理在解放后各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中，自己处境都非常困难而不顾个人安危，敢担当，运用智慧，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让他（她）们及他（她）们的家庭在不同的困难时期渡过了难关。应该说，在还人公正，解救若干家庭的同时，也给党和政府挽回了不良影响。
看来，有不幸遭遇而受到总理保护的还不止我们一家。
真是，恩来如山重啊！
张抗美2018、3、5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