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不是屠龙之技，而是关乎生死存亡
苏祖祥
1楼
诗歌不是屠龙之技，而是关乎生死存亡
苏祖祥
大约在5-8万年前，可能是本能因素（平克观点），可能是基因突变（乔姆斯基观点），也可能是渐进演变（埃弗里特观点），人类有了比较成熟的语言，于是以交流表达求得生存机会、以艺术创造求得繁衍生息的能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进而让人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
从最开始讨论部落计划，决定哪些男人留下照顾女人孩子，哪些男人出发采集、狩猎、觅食，到分享附近动物出没信息、辨别动物气味和脚印；从“呜呜喔喔”、“杭育杭育”，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从“约翰看见玛丽”、“这是毒蛇，那是山羊”，到“此人见过万物，足迹遍及天边；他通晓一切，尝尽苦辣甜酸”（《吉尔伽美什》）、“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圣经·雅歌》）……这些语言活动显然不是结绳记事所能胜任的，必须要由那些具有言语天分的人进行总结，并用诗歌形式固定下来，才有可能被部落的年幼者记住，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诸后世。人类千万年的文化积累，五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文明成果，就是这样通过矿石、陶土、纸莎草、木牍、竹帛、纸张、羊皮卷、金属、塑料、云空间等载体的传承，以算术级数、几何级数、指数级数的量级发扬光大，于是一个生理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却可能拥有五千多年记忆的文明年龄。语言、记忆、分享、合作、艺术、探索——这就是现代智人在六七万年前离开东非大裂谷的时候，虽然只有一万人的规模，却能繁衍出今天77亿人的原因之所在。
认知优势、语言天分，会使一个个体在群体中脱颖而出：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猎手、群体领袖、发明创造者。他们记得某处的果实甜美好吃，某处的泉水清亮甘冽，某处的动物经常聚集，某处的石头很好打磨，某条道路适合迁徙；他们能够把群体记忆与切身体会总结成谣、谚、歌、诗，用来抒情达意、记事说理、合乐起舞、言志叙事。因为具有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句式整齐、好记好背的优点，于是在文字发明之前，那些诗歌才能代代相传，那些后代踵事增华，于是有了“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闻一多语）。人口不断繁殖，力量不断强大，群体不断壮大，那些有着复杂句式、优美韵律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不断得到传播。
动物追求美丽与人类痴迷艺术，看上去似乎不分轩轾，甚至很多时候后者自愧弗如，但其实区别很大：孔雀的美艳色彩，百灵鸟的婉转歌喉，天鹅的优雅舞姿，大松鸡的力与美之舞，凤头䴙䴘的水上芭蕾，它们以本能性的美来追求单一的目的，那就是获得交配权，以期不断复制DNA；人类痴迷艺术，除了博得异性青睐并获得繁衍后代的机会外，还有对真善美的终极性追求。真善美正是提升人性、摆脱动物性的引导力量。
诗歌不仅仅是语言艺术的一种体裁，也是人类对生存-生活-存在进行探索的载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没有艺术性可言，归纳出来的生存经验就难以被部落的后代记住；“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如果不能对部族繁衍生息起到作用，那就只是屠龙之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如果不能起到联想、观察、合群、宣泄怨恨的作用，那就只是一种语言游戏。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能不少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其实，诗歌从来就是语言艺术的荦荦大者，是所有艺术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诗学》），是礼乐教化的重要部分，是形而上精神的创造者，是自我意识的体现者。无论是在文明昌盛、承平繁荣的时代，还是在烽火连天、人命危浅的时期，文章-诗歌-艺术往往在传达时代的声音，形塑民族的性格，凝聚想象共同体，彰显思想的尊严，表现人性的复杂。于是，人们用史诗来探讨久远时间和广阔空间范围内的终极性命题，储存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演绎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虔诚与庄敬、苦难与窳败、沉沦与衰朽。
苏祖祥
大约在5-8万年前，可能是本能因素（平克观点），可能是基因突变（乔姆斯基观点），也可能是渐进演变（埃弗里特观点），人类有了比较成熟的语言，于是以交流表达求得生存机会、以艺术创造求得繁衍生息的能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进而让人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
从最开始讨论部落计划，决定哪些男人留下照顾女人孩子，哪些男人出发采集、狩猎、觅食，到分享附近动物出没信息、辨别动物气味和脚印；从“呜呜喔喔”、“杭育杭育”，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从“约翰看见玛丽”、“这是毒蛇，那是山羊”，到“此人见过万物，足迹遍及天边；他通晓一切，尝尽苦辣甜酸”（《吉尔伽美什》）、“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圣经·雅歌》）……这些语言活动显然不是结绳记事所能胜任的，必须要由那些具有言语天分的人进行总结，并用诗歌形式固定下来，才有可能被部落的年幼者记住，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诸后世。人类千万年的文化积累，五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文明成果，就是这样通过矿石、陶土、纸莎草、木牍、竹帛、纸张、羊皮卷、金属、塑料、云空间等载体的传承，以算术级数、几何级数、指数级数的量级发扬光大，于是一个生理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却可能拥有五千多年记忆的文明年龄。语言、记忆、分享、合作、艺术、探索——这就是现代智人在六七万年前离开东非大裂谷的时候，虽然只有一万人的规模，却能繁衍出今天77亿人的原因之所在。
认知优势、语言天分，会使一个个体在群体中脱颖而出：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猎手、群体领袖、发明创造者。他们记得某处的果实甜美好吃，某处的泉水清亮甘冽，某处的动物经常聚集，某处的石头很好打磨，某条道路适合迁徙；他们能够把群体记忆与切身体会总结成谣、谚、歌、诗，用来抒情达意、记事说理、合乐起舞、言志叙事。因为具有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句式整齐、好记好背的优点，于是在文字发明之前，那些诗歌才能代代相传，那些后代踵事增华，于是有了“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闻一多语）。人口不断繁殖，力量不断强大，群体不断壮大，那些有着复杂句式、优美韵律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不断得到传播。
动物追求美丽与人类痴迷艺术，看上去似乎不分轩轾，甚至很多时候后者自愧弗如，但其实区别很大：孔雀的美艳色彩，百灵鸟的婉转歌喉，天鹅的优雅舞姿，大松鸡的力与美之舞，凤头䴙䴘的水上芭蕾，它们以本能性的美来追求单一的目的，那就是获得交配权，以期不断复制DNA；人类痴迷艺术，除了博得异性青睐并获得繁衍后代的机会外，还有对真善美的终极性追求。真善美正是提升人性、摆脱动物性的引导力量。
诗歌不仅仅是语言艺术的一种体裁，也是人类对生存-生活-存在进行探索的载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没有艺术性可言，归纳出来的生存经验就难以被部落的后代记住；“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如果不能对部族繁衍生息起到作用，那就只是屠龙之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如果不能起到联想、观察、合群、宣泄怨恨的作用，那就只是一种语言游戏。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能不少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其实，诗歌从来就是语言艺术的荦荦大者，是所有艺术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诗学》），是礼乐教化的重要部分，是形而上精神的创造者，是自我意识的体现者。无论是在文明昌盛、承平繁荣的时代，还是在烽火连天、人命危浅的时期，文章-诗歌-艺术往往在传达时代的声音，形塑民族的性格，凝聚想象共同体，彰显思想的尊严，表现人性的复杂。于是，人们用史诗来探讨久远时间和广阔空间范围内的终极性命题，储存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演绎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虔诚与庄敬、苦难与窳败、沉沦与衰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