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时尚巨头背后的贫民窟制衣女工 | 人间

我有幸进入了孟加拉国大千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贫民窟。

我住的酒店坐落在一座湖畔，而与简洁明快、散发着现代气息的酒店大楼隔湖相望的，便是著名的科瑞尔贫民窟，据当地人说，这个大型贫民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在那之前10年，这片土地被孟加拉国家电信运营商收购。

一眼望去，科瑞尔颇像一个现代的，甚至带有一丝末世色彩的公司小镇。我穿过一条迷宫般的土路，又一次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宇宙。这里的街道窄到车辆都无法通行，但路旁仍然挤满了各种小摊，有的叫卖酸橙、生姜、芒果和土豆，有的销售服装和其他家庭用品。这里还有一间理发店，当然也有很多人。

虽然这里位于达卡市中心，但它似乎自成一体。贫民窟的背面是一个堆满垃圾的湖泊，将它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开。过去，大火曾多次在这片区域肆虐。就在我这次探访几个月后，一场大火烧毁了附近的另一个贫民窟，导致1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大部分是制衣工人。

带领我进行此次探访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也是我的翻译，他帮助我在这一大块区域内穿行。在这里，我颇为显眼，因为我是唯一的白人。我曾问我的美国外交官朋友是否愿意加入，但他出于安全考虑婉言谢绝了。

我们走了大约10分钟，然后拐进了一条更小的小巷，一片整洁安静的住宅区。我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回答困扰我已久的问题：人类机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探访对象丽玛含笑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她是一位36岁的服装工人，通过大学的安排接受我的采访。

为什么我不跟我参观工厂的制衣工人谈谈？那是因为带领我参观的是工厂的管理人员，我非常清楚不会有机会和工人进行坦诚的对话。并且，在探访现场要求一名工人透露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可能使他们受到伤害，甚至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丽玛将我们迎入她的家中，她的表情温柔端庄，举止落落大方，而她的家只有一间屋子，大概10英尺见方，由刷成明亮青绿色的瓦楞铁皮制成。这样的铁皮房12间一组，构成了贫民窟的“联排房”，每个房间内居住着2到4人。整个“联排房”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淋浴间。

她毫不犹豫地请我坐到了她的单人床上，那是在这间整洁得无可挑剔却又小得惊人的房间里唯一可以坐人的地方，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半壁江山”。床铺很明显被折叠起一半，以便供我们这样的客人就座。环顾房间，我不禁想起我在纽约的浴室——我的浴室和这间屋子差不多大小，即使以纽约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一间小浴室，连一个浴缸都装不下。但这个小小的空间内却生活着四个人：丽玛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丽玛凭借可以和任何HGTV收纳专家相媲美的技巧，把每一寸可用空间都塞满了东西，同时又使房间看起来井井有条。这也是由于他们拥有的东西本来就很少：床的正上方挂着毛巾和一个装满个人物品的塑料盒；紧靠着床放着一组抽屉，直接抵到了房间另一侧的墙。床对面的墙边摆着一个小柜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床脚处摆着一个冰箱，她告诉我这是她们最近刚买的家当，这令全家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存放预先做好的食品了。

尽管只摆了这几样有限的物品，房间里也只余下一个人站立的空间——请注意，我是指双腿并拢，手臂紧贴在身体两侧的那种站立。环顾四周，我十分好奇丽玛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怎么生活的。她和她丈夫的个人隐私怎么维护？他们在哪里吃饭？孩子们在哪里学习或玩耍？他们在哪里换衣服？他们在如此逼仄的环境中如何忍受彼此？他们在这个瓦楞铁皮房子里怎么能睡得着？尤其是这里的夜晚经常阴雨连绵。

显然，像这样的一间屋子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打动人心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筹款视频。事实上，这种视频经常以孟加拉国的贫民窟为主题：请认识这位善良的女士，她正在肮脏的贫民窟里勉力求生。只需每天50美分，就能让她养活自己和她的孩子。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那些视频，虽然它们确实帮助筹集了急需的资金，但他们也把所有人都贴上了一个标签：受害者。

丽玛在孟加拉国南部的巴里萨尔长大，大约20年前，在她的家人因洪水失去农田后，她来到了达卡。

丽玛断断续续地在服装厂工作多年。她有一个19岁的女儿和一个12岁的儿子。她在两个孩子刚出生时不得不停止工作来照顾他们，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帮她照顾孩子。而且她告诉我，考虑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拥挤不堪，经常发生火灾，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这种情况很普遍，从而也解释了为什么工厂的哺乳室里只有那么少的几位女性。

她最近的一份工作已经干了8年，是当缝纫机操作工，生产男女衬衫。她最初在另一家工厂当帮工，那里的一位操作工教会了她缝纫。凭被借这项技能，当换到这家工厂工作时，她找到了一份操作工的工作。

这家工厂在达卡和加济布尔有两处分厂，共有大约1400名员工。丽玛在达卡的工厂工作，那里只有500名工人，分为两条生产线。仍然位于市区的老厂往往规模比较小，她工作的这家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随着谈话的深入，丽玛用一种令人惊讶的平和轻快的声音描述了她的日常生活，这种语气让我们忘记了周围的环境以及她分享的细节。

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家人做早餐和午餐（米饭和蔬菜）。然后，她步行45分钟到工厂，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不间断地生产衬衫，中间只休息1个小时，即在下午1点吃午饭。在超过一半的日子里，她还会加班，直到晚上8点或10点才下班。

尽管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但在加班的日子，她只有一次额外的10分钟休息，在此期间吃一片面包和一根香蕉。每天工作9至14个小时后，她步行回家，并准备晚餐，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重复前一天所做的一切。这样的日子一周重复6天。

算下来，丽玛每周工作大约62个小时。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这大约是孟加拉国制衣工人的平均水平。丽玛每月能挣到8000塔卡，合不到100美元。即使加上最高的加班工资，她的总收入也只能勉强达到孟加拉国的最低月工资水平。

对于丽玛，还有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其他工人来说，加班是他们能够接近或达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唯一途径，而加班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同时不要忘记，家里人还指望她做无报酬的家务——这又是另一个全新的故事了，或者说可以再写一本书。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在孟加拉国，64%的制衣工人拿不到法定的最低小时工资，而丽玛显然是其中之一。更糟糕的是，来自清洁成衣运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还不到所谓生活工资的一半。即使每天辛苦工作，丽玛和她的丈夫仍然无力负担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房租、食物和孩子的学费。她并不是个例。一项研究发现，孟加拉国制衣工人的营养不良现象十分严重。1/4的制衣工人体重不足，在女性制衣工人中，77%的人患有贫血。

丽玛全心全意地为她的孩子们而活。当我问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期望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自己没有什么梦想，我全部的梦想都寄托在我的儿女身上。我希望他们成为好人，有一天他们可以照顾我和我的丈夫。”

在那些梦想中，她的女儿将成为一名护士，她的儿子将成为一名工程师，这与仅受过中学教育的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我问我的翻译，丽玛的梦想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他表情凝重地说，“也许吧。”

理论上讲，如果她的女儿进入护理学校，那里的学费不算高，丽玛可以贷款支付学费。但在我的翻译看来，丽玛梦想儿子成为工程师的希望更为渺茫。他说，按照他们夫妻俩的工资计算，“我非常怀疑他们是否能获得贷款来支付相关的费用”。

我问丽玛，她能否告诉我当缝纫工有什么感觉。她酝酿作答时，整个房间的气氛为之一变。我甚至能感觉到缝纫车间的那种紧张气氛开始在她的铁皮房子里蔓延，就好像一朵乌云飘过，在绿色的墙壁和丽玛橘蓝相间的莎丽上投下了阴影。

“工作很紧张，”她开始了叙说，双目低垂，声音更加柔和。

她的生产线每天要生产大约1000件服装。如果她落后于生产目标，她的生产线经理就会出现在她身边，大声要求她加快工作速度，并威胁不再让她加班。曾有一项研究对来自达卡三个不同贫民窟的制衣女工进行了调查，这项研究发现，67%的妇女报告说，她们在工作中受到过身体攻击。

丽玛只可以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上厕所，并且前提是她达到了生产目标。正如一位行业专家向我解释的那样，每个工厂对工人上厕所的规定都不尽相同，但每位工人基本上每天只能上有限的几次厕所，每条生产线的工人上厕所的时间也可能有限制，并需要由经理来填补空缺。

工厂的大门是锁着的（这属于违法行为，但丽玛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人代表。如果工人们真的进行抗议（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虽然非常罕见），他们会确保由女性来策划组织，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被警察抓走的可能性更低。工人们也屡次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末至2019年初，这次自发罢工导致一名工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死亡，同时近8千人因参与罢工而被无理解雇。

我随后问丽玛，当她在缝纫机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重复那些机器般的动作时，她有什么想法。她用困惑的表情看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什么叫她有什么想法？以我有限的从书本上搬来的经验，加上我读过的那一大堆关于类似低薪工作的论文和回忆录，我本以为丽玛会说她感到极度无聊，大脑会沮丧地发出无声的尖叫，并且会幻想其他事情或地方，以此作为一种精神逃避。

但是丽玛启发了我：在那些时间里，她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生产的压力，没有时间做白日梦，没有时间让她的思绪从衬衫上飘走。不能犯错，接着做下一件，不能犯错，接着做下一件，这是在每个针脚之间唯一能有的想法。

我接着问她，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她回答道：“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感觉我的工厂好像一个牢笼。”她补充说，大多数时候，她感到抑郁和不幸，但有时她也会感到幸福。她在工厂里有几个朋友，她们就住在附近。提起她们，她的表情放松下来，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丽玛的故事并非个例。在时装产业，这种高强度、低工资的剪裁缝纫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这种工作环境已渐渐形成模式，并成为导致当前经济和劳工危机的核心因素。

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认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机械化的劳动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核心，因为除了完全控制劳动力，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生产率。他还引用了管理学者罗伯·库克的论述，后者曾表示：“现在，对此并没有实质性的争议……正是从它（种植园）那里，工业规则得以逐渐发展。”

在斯里兰卡的商业重镇，同时也是该国的首都科伦坡，我曾与当地工人进行过交谈，她们在不同规模的工厂中为多个品牌代工生产服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和业内大多数其他人曾经都认为这些品牌极其道德，但女工们每天的辛苦听起来真的让人揪心。

斯里兰卡大多数制衣工人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们蜂拥到首都寻找工作。农民工是制衣行业重要的劳动力，因为只有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才会接受这种最低的工资。在工厂，她们被轻蔑地称为“缝纫女”（Juki Girls），并因缺少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而备受世人指责，但这实际上是由于她们漫长的工作时间造成的。

她们住在没有电灯、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中，浴室里总是排着长队，每天被拥挤的大巴车运送到工厂，在那里经常会遭受性骚扰，微薄的薪水也常常被盗。

达努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但她柔弱的身躯中蕴藏着巨大的坚韧力量。她告诉我，为了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住在北方的父母，她被迫改为打零工。

科伦坡没有时间灵活的工作可供选择，打零工的人会聚集在出口加工区的大门口，等待工作机会。出口加工区距离科伦坡市中心约40分钟车程，里面有许多服装厂，也有许多制衣工人住在那里。零工招募机构会用小货车把妇女们撮堆拉走，她们会在途中被告知当天将在哪里工作。

我问达努：“这么说，这种安排为你提供了你所需要的灵活性，对吗？”

这时，她的眼睛低垂下来，和翻译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翻译抬起头来，面色苍白地看着我，并转述道，货车里的妇女有时在路上会被告知，当天不会有工厂工作，她们将去一家“按摩院”工作。

我的喉咙哽咽了一下，在不得不问出不可避免的后续问题之前拖延着时间。由于服装业低薪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这些妇女会被迫从事性交易。虽然我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案例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多位消息人士告诉我，许多妇女正是因为打零工，而成为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受害者，这在当今的斯里兰卡服装行业日益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斯里兰卡，在柬埔寨，服装业的女工也不得不从事性交易。

据报道，那里的妇女在从性产业中“获救”后，又会被迫进入制衣厂工作，而那正是她们从一开始就试图逃离的地方。服装业和色情业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行业提供的报酬都极低，而且从业者主要是女性。一个可怕的现实是，由于没有其他技能可以奉献给这个男权社会，她们唯一能够出卖的就是她们的身体。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达努眼中的羞愧令我极其难过。我找不到合适的词，甚至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告诉翻译我很抱歉，并请她帮我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的心情。我感谢她们花时间和我交谈，并告诉自己：“玛克辛，你不会忘记达努和她的遭遇。你会回到纽约，虽然你会被日常生活所吞噬，但你永远不会忘记她。”

我一直努力履行着对自己的这个承诺。

在科瑞尔，当我坐在丽玛的家中，听到她告诉我，每天她醒来时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个牢笼时，我又想起了达努。我再次感到不知该说些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谢丽玛奉献的时间和热情款待，并再次向自己保证，不要忘记那个贫民窟、那个房间、那张面孔，以及我身上的衣服与这一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充当翻译的教授和我离开了小屋，迂回穿过狭窄的小巷，来到了位于湖畔的贫民窟背面。我再次眺望湖对岸我住的酒店，它与靓丽的天际线融为一体，旁边是以木材和玻璃建造的漂亮公寓。在我们之间，是一片飘满垃圾的水面。我好奇湖对岸有多少人知道这边有一个科瑞尔贫民窟，还有千千万万在这里谋生的人，他们的劳动支撑着孟加拉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不是正在对服装行业进行深入研究，我会想到身处世界另一端、生产出我们所穿服装的工人吗？

面对这种情况，让人深感沮丧的是，我们对此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强词夺理地说，这些可怕的情况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甚至还有人说，嘿，至少这些人不再挨饿了）。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服装工人的收入仅占其所生产服装的零售成本的0.5%-4%。这意味着，如果你买了一条20美元的牛仔裤，工人们总共只能得到10-80美分。所有参与制造这条牛仔裤的30个工人，虽然每天要生产1600条这样的牛仔裤，每条裤子都需要经过50道不同的工序和60台机器，但每位工人只能从每条牛仔裤中赚取不到1美分的收入。

如果丽玛一家不是被迫蜷缩在一间浴室大小的铁皮房子里，那会不会让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贵得离谱？研究显示，答案是响亮的“不”。

如果H&M将一件T恤的成本提高12-25美分，就可以让工人挣到“生活工资”。换言之，要将服装业工人的工资提高到“生活工资”水平，且这一成本完全由服装品牌在其供应链中消化，也只会让它们每件产品的成本增加几美分而已，还不到一件衣服价格的1%。以一件25美元的衬衫为例，这样做只会使其成本增加17美分。这对处于时装业食物链顶端的人们，比如H&M的高管和股东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H&M的董事长是品牌创始人的儿子，身价超过了170亿美元。得益于这家快时装巨头创造的财富，他的三个孩子（其中一位是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和他的妹妹也都是亿万富翁。对Zara的母公司印地纺集团（Inditex）的创始人而言，这一增加的成本影响就更小了。在我撰写本书时，阿曼西奥·奥特加的净资产约为649亿美元。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低调地避开媒体报道，但当他短暂击败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时，他的家族吸引了世人的瞩目。

这些勤勉的个人通过奋斗取得成功，当然可以也理应得到祝福。但是，想到他们致富的代价是使千千万万的工人难以养家糊口（满足他们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我们又怎么能珍视和尊重他们的财富呢？

同时，对那些购买衣服的消费者来说，这种改变也只不过是可以忽略的找零而已。如果购买一件衣服时多付12-25美分就意味着给他人一个机会，使其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牢笼中，你愿意这么做吗？

由于交通堵塞，我们回程花的时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回酒店的路上，我禁不住一直在想，我和丽玛的年龄完全一样。我们都是母亲，都在努力使我们及家人的生活更美好。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政府就已经在国内立法禁止这样对待工人，为什么时至今日，丽玛仍然要忍受这样的待遇呢？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集团《被放大的欲望》，略有删减）

| [美] 玛克辛•贝达特 杨静娴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8月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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