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本质，是财产制度还是浪漫关系？

封面图 |《分手的决心》剧照

86版《西游记》二郎神的扮演者林志谦曾有一句名言：「好好一个人，干嘛要拿去结婚？没意思！」但也是他，说完这话没多久，就利用剧组春节放假40天突击结了婚，理由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还行，「我妈妈喜欢她，反正她陪着妈妈，妈妈喜欢她，我就可以了。反正也要结婚，不如就结了，免得她老人家不高兴。」

不管是1980年代还是现在，爱情是走向婚姻的一种理由，但绝不是唯一一种理由。每个人都对婚姻有自己的认知，浪漫的、功利的、互助式的……不一而足。我们总能看到不同形态的婚姻，但很少站在历史和统计学的角度来思考它。获企业管理出版社授权，我们从《单数社会》中节选一段关于婚姻本质和未来可能性的讨论分享给大家，看完之后，相信你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书名：《单数社会》

作者：波波夫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式夫妻关系，经济功能大于精神伴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在 2018年通过调查中国 29个省份 12471个家庭的 30591个人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这项调查发现，当前中国夫妻或家庭更多的是一个生产单位：除自我照料之外，经济活动和家庭生产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中国夫妻共处时间较少，娱乐休闲以看电视和休息为主，夫妻之间的互动性比较差。夫妻单独相处时得到的快乐低于夫妻二人与他人共处时得到的快乐。这项研究印证了「老来伴」的说法：中国夫妻只有老了以后才有大量的时间互相陪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婚姻关系的现状是经济功能甚于精神伴侣。

关于婚姻，这里先提两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婚姻在我们已知的社会中普遍存在？

许多人把成年、结婚、生子当作人生的理所当然。但在经济学家看来，结婚首先是一种「成本—收益」博弈后的选择。首先，婚姻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比如两个人共用一套住房可以节省购房支出，同时做两个人的饭菜比两个人分别单做要省时省料；其次，婚姻还促成了根据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比如「男耕女织」可以提高一个家庭的总收入，男主女辅，各司其职，会提高家庭的劳动效率。

然而这些经济效能均可诉诸其他形式（比如通过商业合伙）来实现，并且多数情况下其收益难以补偿人们为婚姻付出的各种代价，尤其是在迫使一个人改变兴趣和计划去适应另一个人的兴趣和计划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是爱情的延续吗？

1973年，在经历 4次婚姻之后， 55岁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拍出了电视剧《婚姻生活》。在这部电视剧里，伯格曼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婚姻故事：律师玛丽安与精神学讲师约翰结婚十余载，育有二女，玛丽安发现自己怀孕，没承想约翰竟倾向于打胎。有一天约翰突然向玛丽安提出自己爱上了一名叫宝拉的女子，二人痛苦分居。在协议离婚的过程中，二人的愤懑不满纷纷爆发，直到多年后，玛丽安与约翰才终于体会到爱情是什么。

《婚姻生活》播出之后，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伯格曼又将这部时长 5个小时的电视剧剪成 2个多小时的电影，并排演了话剧。《婚姻生活》对人类婚姻内在危机的揭示——爱情转瞬即逝、婚姻又无比绵长，这注定了这两样事物的痛苦平衡和艰难调和——使它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芝加哥太阳报》资深影评人罗杰·埃伯特称赞它为「有史以来最真实、最夺目的爱情故事之一」。

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当代婚姻制度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短暂的习俗。在唯物主义大师恩格斯看来，婚姻家庭的历史变化与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是相对应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了几乎 3/5的篇幅研究了人类婚姻形式的演变及其与早期人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婚姻形式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从历史发展长期过程来看，婚姻家庭经历了三种形式的发展，分别是群婚、对偶婚和专偶婚。其中，血缘家庭是群婚的一种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则是群婚的高级发展阶段。随着婚姻规则的增多，群婚制被对偶婚所代替，出现了对偶婚家庭。专偶婚制的出现意味着男性家长取得了统治权，并且子女拥有确定的财产继承权。

恩格斯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并且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把爱情作为婚姻存续的理由和基础，这样的观念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才成为一种准则。

在古印度，结婚之前相爱被视为一种颠覆的、几乎是反社会的行为。希腊人认为相思病是精神病的一种，这个观点也被中世纪欧洲的评论家们采纳。在中世纪，法国人将爱情定义为一种「精神错乱」，可以通过性交得到治疗——无论是和相爱的人还是和另一个对象。正如 19世纪英国作家、艺术家奥斯卡 ·王尔德曾指出的那样，这种疗法假定克服渴望和诱惑最快捷的路径，就是即刻屈服于它，并尽快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坠入爱河，有时甚至爱上自己的亲属。但婚姻从根本上说与爱情无关。作为一项经济和政治制度，婚姻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仅仅以爱情这种不理智的东西为基础。」

从古巴比伦的婚姻密谋，到维多利亚时代情侣们的性苦闷，再到当前关于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的争论，历史学家斯蒂芬妮 ·孔茨用真实、丰富的婚姻故事，粉碎了诸多关于婚姻生活的神话。孔茨提供的历史解释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婚姻并不基于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而是一种专门用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制度。

孔茨在她那本著名的《婚姻简史：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一书中写道：「直到 18世纪晚期，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依然把婚姻看作太过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应该完全交给两个相关个人去自由选择，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决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某个像爱情这样盲目冲动、转瞬即逝的东西，那就更是如此。对古代婚姻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和北美所发生的婚姻革命是多么巨大……在 18世纪，人们开始采纳一种激进的新观念，即爱情应该是结婚的根本理由，年轻人应该在爱情的基础上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配偶。」

孔茨的历史考察显示，到了 19世纪，当妻子成了「家庭的天使」而丈夫成了「养家者」的时候，婚姻才成为人们感情生活的重要依托。

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一段短暂的婚姻的「黄金时代」。节育技术的进步和女性争取平等、自主事业的迅速推进，一方面使婚姻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也侵蚀着其稳定性的基础，由于为了生存必须结婚或者不得不结婚的被动状况减少，年轻人中选择自由结合形式的人数增加，晚婚现象出现，结婚率逐渐走低，离婚率日益攀升，婚姻外出生率激增。

到 20世纪 70年代，从前婚前试婚式的同居关系，越来越多地发展为不具有婚姻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一场影响广泛的婚姻革命山雨欲来。

近30 年的时间里，婚姻的变革超过了此前5000 年的沧桑变迁，传统的婚姻法则基本上已经不再适用了。

在探索伴侣结合的方式方面，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故乡瑞典堪称急先锋。

「在瑞典，台面上的认知sambo（同居）和gift（结婚）感觉是差不多的，共同拥有孩子、房子和房子内的所有东西，但你若问《龙文身的女孩》三部曲的作者斯蒂格·拉森的同居女友，她便会告诉你这之间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她与斯蒂格·拉森同居超过30 年，2004 年拉森突然过世，也没留下任何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因此拉森所有书的版权、财产都和与他同居超过30 年的女友无关，直接由他的直系亲属继承。」

旅居瑞典的谢夙霓曾经撰文梳理了瑞典除婚姻和法定同居之外伴侣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至少有10 种。

尽管同居对大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情人以上、婚姻未满」的过渡状态，但在瑞典，同居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关系。在19世纪中期，工业化驱使大量劳工涌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劳工阶级兴起了女性不结婚就生小孩的「斯德哥尔摩式婚姻」。彼时的瑞典法律规定在结婚后，丈夫就拥有妻子所有薪资、私人财产的合法支配权，所以女性就算生了小孩，也会倾向和她的伴侣维持「一起生活养小孩但不登记结婚」的状态。

类似同居这样的轻度婚姻关系，并不仅仅流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现在，从瑞典到法国，从日本到韩国，这样的关系俨然已经成了一股新潜流。

虽然婚姻制度遭遇了危机，但核心家庭的概念并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改变，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价值观上，婚姻都不再是共组家庭的前置条件，许多国家开始冒出形形色色的非婚姻的伴侣组合方式，并直接反映在非婚生子的普遍化上。

欧盟统计局发表的报告称，在欧盟成员国家中，非婚生子现象非常明显。2000 年时，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女比例为15%，而到2016年就达到了43%。报告表示，根据国家排列，法国非婚生子女比例最高，达60%，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次之，为59% ；爱沙尼亚、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荷兰的比例分别为56%、55%、54%、53%和50%。

另外，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17 年法国出生的所有婴儿中，有60% 是非婚生子女，这一比例使法国成为欧盟各国中的「冠军」。

长期以来，非婚生子女现象被认为同社会规范相背离，属于极少数例外，但法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自20 世纪70年代起就急剧上升。2007 年，法国的非婚生子女数量首度多于婚生子女。此后10 年，非婚生子女比例持续升高，2017 年，法国出生的77 万名新生儿中，有60% 的双亲并未结婚。

但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60% 的法国年轻人都伤风败俗。欧盟整体平均非婚生子女的比例约为43%。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分析，非婚生子女的双亲，有的是采用民事结合法（PACS），有的是情侣。此外，法国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也与非婚生子女越来越多有关，有些人可能有了孩子之后才结婚。

法国的PACS，原本是为同性伴侣所设计的，如今作为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也为许多异性恋伴侣所青睐。

PACS 规定，异性或同性伴侣都可以为组织共同生活而登记为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可由登记的协议确定，伴侣双方互负实际的帮助义务，无特别约定时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各占一半份额。双方对为日常生活需要和共同住房产生的债务向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续时间3 年以上的伴侣可以像夫妻一样合并申报所得税，此外同居伴侣还享有住房继续承租权、社会保障、劳动福利等权益。除双方合意解除外，单方决定解除的通知送达对方后3 个月，或者一方结婚或死亡，PACS 关系就自动解除。法律没有规定PACS 伴侣之间忠诚、收养、继承等权利和义务。2017 年，法国进一步简化了PACS 的登记流程，可以选择在市政府或公证处完成，无须再前往地方法院。一旦登记完成，双方的PACS 关系即生效。双方的签证上会显示PACS 关系，3 日后，双方开具的出生证明上也会注明PACS 关系，并会显示对方的身份信息。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类似PACS 这样轻度婚姻的流行，可能只是缘于人们对旧事物的一种排斥，而非从内心真正反对婚姻所主张的实质性内容。

「对『轻度婚姻』的渴望，往往缘于排斥婚姻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基于法律的。除了婚姻，荷兰还向伴侣们提供一种中立的关系制度，它享有同婚姻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却不这么叫。2013 年，逾10% 的荷兰伴侣选择登记这种‘伴侣关系’，而放弃了婚姻，尽管从法律上来看毫无区别。」

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法学教授Anatol Dutta 就认为，婚姻这个概念对许多伴侣来说，其象征意义令人徒增负担。对《婚姻法》意见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伴侣其实对婚姻内的法律法规并不熟悉。瑞士在引入PACS 之前，进行了深入调查，询问伴侣们「《婚姻法》的内容包括什么，有什么地方让您觉得不合理」等问题。

在Anatol Dutta 看来，法国式的PACS 的弊端在许多年后会显现：PACS 关系下家务做得多的一方、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的一方（大多是女性），最后可能空手而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要申请公共救济，而男人们则可以在关系破裂后拿走所有的利益和好处，这并不是立法者愿意看到的。

Anatol Dutta 认为，婚姻确实不应该是共同生活的唯一合法形式，但从司法角度来看，婚姻制度很好。它为伴侣提供最优化、最合法的保护，它的基本规则都是立法者多年来从伴侣关系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利用许多现代化的法律法规，有意识地摆脱了遗留的、如传统的家庭主妇式婚姻的角色模式。

新型的伴侣关系可能会突破人际的边界。

在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所执导的科幻爱情电影《她》中，男主角西奥多购买了操作系统萨曼莎，并与之相恋。后者没有真实的身体，也无具体的性别，是通过西奥多即购买者的初始设定选择才拥有了人类女性的声音，并借此来与对方进行沟通交流，甚至做爱。关于人与人工智能体、人与人造人、人与外来生命体等的伴侣组合也开始出现在科幻作品中。

婚姻可能会融汇到一种更为宽泛的伴侣关系矩阵中，我们不妨打开科幻作品中所描绘的「人机恋」的脑洞。1927 年上映的科幻电影《大都会》，第一次在大荧幕中描摹人机之恋：大都会统治者菲达逊的儿子法迪爱上了机器人玛利亚，不惜站到父亲的对立面，上演了一场「倾城之恋」。

100 年后的我们，似乎也习惯了人工智能的陪伴，而且并不排斥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日本调研机构DIP以日本15～26 岁的5003 名女性、2283 名男性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男性对于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出奇地高，对于与人工智能交往持积极态度的男性的比例达到了58%，超过半数，大幅高于女性占比的35%。对于是否愿意和人工智能成为恋人或朋友这一问题，回答「首先从朋友开始」的男性占比30%，女性占比23% ；回答「希望试着交往一下」的男性占比19%，女性占比10%。

人机恋已突破了伦理学的新边界。

机器作为人类的造物，在一开始就被设定了一种与人类不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诸多科幻作品中，机器人往往又被赋予诸如善良、真诚的美德，比现实中的恋人更加完美，这就为后续的「恋情」埋下了伏笔。只是当下的科技尚未臻于完善，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工智能大都是银行、运营商的智能客服，终有一日，人工智能在智商和情商方面可能超过人类，科幻作品中的预言或将上演。

一如科幻作家艾萨克• 阿西莫夫在《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中所写：「就像从我们身体中呱呱坠地的孩子最终会取代我们一样，机器人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最终也可能会取代我们。」也许就在21 世纪，我们将目睹这一幕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