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直觉的交锋——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

2022-10-22 22:10

转自：湘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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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强强，男，陕西清涧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实践治理、认识论。

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摘要：在对时间的理解方面，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存在本质分歧。分歧主要体现为：柏格森认为存在基于直觉的哲学时间，爱因斯坦则认为并不存在此种时间。以1922年4月6日爱因斯坦在巴黎做学术报告为契机，柏格森与爱因斯坦展开了影响深远的“时间之争”。这场争论在柏格森方面吸引了包括梅洛-庞蒂和德勒兹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在爱因斯坦方面吸引了包括卡西尔和罗素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双方围绕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延续、深化了这次争论。进一步来看，“时间之争”引发的问题中最为根本的乃是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时间之争”不仅是哲学与物理学的时间观之争，也是理性与直觉这两种根本的认知方式之争，甚至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争。

关键词：爱因斯坦；柏格森；时间；理性；直觉

哲学和物理学对时间的理解往往存在本质差异，通过哲学家与物理学家的争论得到鲜明体现。1922年4月6日，声名日隆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巴黎与哲学巨擘柏格森（Henri Bergson）相遇了。两位思想巨人的相遇并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轻松，而是在对时间的理解方面各执一端，随即展开了争论。自此次争论开始，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关于时间的争论在哲学领域及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延续、渗透开来。二者的争论不仅将物理学与哲学在时间观念方面的差异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且深深地促使人们对两种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理性与直觉———进行不断反思；这次争论也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摆了出来，激发了一批最具才华的学者参与争论，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已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国内却鲜见探讨者。笔者不揣谫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爱因斯坦和柏格森的争论及其涉及的问题加以评述、拓展，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个重要论题的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一、争论的发生

对时间的追问几乎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仅近代以来，就有几位大哲学家形成了关于时间的哲学学说。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探索后来居上，先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后有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由此，至少从牛顿开始，对时间的思考在哲学和物理学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平行地进行着。然而，在此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个颇为敏感但并未凸显（或者说未被“揭示”）的根本问题：哲学和物理学对时间的理解哪个才是正确的？由此来看，1922年4月6日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间的争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哲学和物理学关于时间的迥异理解迟早要引起激烈的争论。

1922年4月6日晚，爱因斯坦受法国哲学学会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学术报告，柏格森和许多法国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在阐述爱因斯坦和柏格森的争论之前，很有必要补充一些爱因斯坦在法国哲学学会做学术报告的情况，以此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晚争论的发生氛围。

在当晚出席者中，至少有一个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着较为透彻的理解，并对相对论给予支持，他就是“法国最早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P55）和邀请爱因斯坦来巴黎做此次学术报告的科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在当晚的学术报告中，朗之万用不短的篇幅向大家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相对论首先是一种物理理论；它从已知的事实出发，对新的事实进行预测；它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它产生于电磁理论与力学之间的矛盾，它是唯一能解释已知事实并使人们能够预见其他事实的理论。”由此，朗之万对相对论的“定性”已经预示了后来的争论。出席会议的也有一些对相对论知之甚少的人文学者。

其中就包括在当时颇为知名的法国哲学家莱昂·布瑞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会议期间，布瑞斯维克希望爱因斯坦谈谈康德科学观与相对论的联系(P19）。对此，爱因斯坦并未做正面回答，而是强调，“我相信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康德，我无法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因为你给出的为数不多的提示不足以让我知道你是如何理解康德的。”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并不想过多地从哲学的层面解释相对论。也正因此，促使在场哲学家们参与了后续的争论。继布瑞斯维克发言的是柏格森的学生勒罗伊（Le Roy），是他引出了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关于时间的争论。在陈述了哲学家理解的时间与物理学家理解的时间差异后，勒罗伊指出：“我特别认为，爱因斯坦先生和柏格森先生的时间问题是不一样的。”他希望柏格森能够谈谈自己的看法。

因此，柏格森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特别声明：“我来只是为了听，本不打算发言。但是，哲学学会盛情难却。”柏格森的言下之意：自己是被动发言。柏格森的发言篇幅颇长，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高度评价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并表示“我既不反对你对同时性的定义，也不反对广义相对论。”这意味着柏格森赞成相对论所理解的时间。第二，柏格森认为，“一旦相对论被接受为物理理论，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它所引入的概念的哲学意义还有待确定。它放弃直觉的程度，以及它对直觉的依赖程度，还有待考察。”对这个观点，爱因斯坦的回答较短，概括起来就是：并无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有的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心理意义上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是：哲学家的时间和物理学家的时间一样吗？……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得出结论说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它们只是心理结构，是逻辑存在（êtreslogiques）。所以没有哲学家的时间；只有不同于物理学家的心理时间。”在柏格森看来，即使相对论的时间观念正确及存在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也必须考虑直觉（哲学）意义上的时间。然而，明显可以看出，爱因斯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时间。因此，争论的核心就是：是否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时间。

实际上，在爱因斯坦与柏格森未发生此次争论之前，他们两人已对彼此的学说有一定的了解，且持有不同的态度。在1914年给好友海因里希·桑格（Heinrich Zangger）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认为柏格森的哲学“软弱无力”(P27），对于自己提高法语语言能力而言，甚至不值一读(P10）；柏格森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却颇为痴迷，甚至认为，“相对论和自己关于时间和空时（spatial time）的看法一致。”(P10）“他希望找出绵延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爱因斯坦的时间观相容。”(P29）由此推测，在听了爱因斯坦于1922年4月6日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后，柏格森的心情应是带有几分失落的。柏格森在那次学术报告中至少明白自己误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说，这种“误解”还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即使如此，柏格森并不认为自己对时间的理解是错误的(P27）。

在此次学术报告后不久，柏格森就修订了《绵延与同时性：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这本书对爱因斯坦的时间观做了全面回应，也可以说是对1922年4月6日晚他与爱因斯坦争论的延续与升级。在爱因斯坦方面，1922年4月6日晚与柏格森的那次争论也并未在他的心间快速消逝，而是不时地成为他余生思考的问题之一(PVIII）。事实上，就两人在理解时间方面的本质差异来看，柏格森与爱因斯坦之间深层的思想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次相遇为持续的争论拉开了帷幕。为了认识这次争论的影响与意义，有必要进一步剖析以柏格森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理解时间方面的根本差异及这种差异在当代思想界的表现。

二、争论的延续

历史地看，柏格森与爱因斯坦的“时间之争”绝非个人之争，也非“偶然”之争，而是人类思维方式之争、世纪之争。柏格森与爱因斯坦当晚发生“时间之争”后，两人都有后续反应，也都有一批拥虿。

（一）柏格森的后续反应

先就前后顺序梳理柏格森在1922年4月6日晚与爱因斯坦发生争论之后的系列反应。柏格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修订《绵延与同时性：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从这本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的用意。我们知道，柏格森对时间的理解与绵延（duration）概念密切关联在一起。在《绵延与同时性：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柏格森如此定义时间和绵延：“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时间首先与我们内在生命的连续性相同。这种连续性是什么？一种流动或流逝，且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流动或流逝，这种流动并非表明是一种事物在流动，而且这种流逝并不意味着我们经历的状态；事物和状态仅仅是被人为地捕捉到的转换的快照；这种所有自然经历的转换，就是绵延本身。”(P205）从中可知，柏格森所谓的时间是人自身的内在体验的连续性，更直白地说，就是绵延：一种不可分的时间观念。而绵延又是“直觉的绵延”，这点构成了柏格森“学说的核心”(P26）。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说，就是“直觉以绵延为前提预设，直觉依据绵延得以思考”。由此也解释了柏格森对时间的理解为何是直觉的。与此同时，柏格森认为“直觉是哲学的方法”，一种“意味着我们进入物体。……既不依赖于观点，又不依赖于符号，……能够达到绝对”的方法，且直觉的方法与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由此来看，在柏格森的理解中，时间并非可参照外在事物和状态得以理解，须通过直觉这种建基于绵延之上的方式，且“同时性”也由直觉产生，这样就将理解时间的不同方式与“时间之争”对应了起来。柏格森意欲用直觉理解时间，而爱因斯坦偏爱理性方式。此外，在与爱因斯坦发生争论之后，柏格森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相信，一种将绵延认为是真实的、甚至是富有生气的哲学可以很容易地承认闵可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空-时（space-time）。”(P217）由此来看，在与爱因斯坦发生争论的初期，柏格森还是想将自己与爱因斯坦对时间的理解协调起来。

此外，柏格森不仅为自己对时间的理解进行辩护，而且还“召集盟友”。柏格森首选的盟友就是洛伦兹（Hendrik Lorentz）。在1924年10月9日给洛伦兹的信中，柏格森写道：“总的来说，相对论物理学家误解了我。顺便说句，除非通过传闻，不精确甚至完全虚假的叙述，他们常常对我的观点不甚了解。如果他们有关爱因斯坦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许就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情况。”(1)柏格森之所以向洛伦兹“喊冤”，不仅是因为洛伦兹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和为相对论做出重要贡献者，还因为他认为在如何理解时间方面洛伦兹与自己有相似之处(P88）。洛伦兹明确指出，“对我来说，真正的时间仍然由绝对时间这个古老的经典概念来表示，它独立于对任何特殊坐标系的参照。对我，只有这个真实的时间才存在。”然而，尽管洛伦兹认为只有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时间才真实存在，但他并不怀疑相对论，如吉米娜·卡纳莱斯（Jimina Canales）所说：“爱因斯坦设想的相对论可以被接受，但不一定必须被接受。”(P88）由此来看，洛伦兹对时间的理解虽然与爱因斯坦存在差异，即坚持牛顿物理学的绝对时间观，但并非彻底倒向了柏格森，只是在一个方面和柏格森类似，即强调并非只能在相对论之内理解时间。

（二）爱因斯坦的后续反应

在1922年4月6日晚与柏格森争论前后，爱因斯坦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先看他早年的反应。在1923年5月20日他给莫里斯·索罗文（Maurice Solovine）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柏格森在他关于相对论的书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some serious blunders），愿上帝宽恕他。”(2)1924年7月25日，在日内瓦举办的会议上，哲学家艾萨克·本鲁比（Isaac Benrubi）请爱因斯坦谈谈对《绵延与同时性：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一书的看法，爱因斯坦的看法与给莫里斯·索罗文的信中的看法几无差异，同样认为柏格森没能理解相对论，且犯了错误(P125）。到了晚年，爱因斯坦的观点又如何呢？从爱因斯坦晚年与好友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的系列通信内容来看，爱因斯坦并未改变当初的主张，依然认为不存在哲学家所谓的时间(P338）。

总体来看，柏格森对争论的反应略显孤独而疲软，因为无论就爱因斯坦在当晚所做学术报告时对柏格森的回应来看，还是就爱因斯坦事后的回应来看，爱因斯坦皆“无心恋战”。就像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那样：“柏格森曾仔细研究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就此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但爱因斯坦对柏格森的论点只发表了几句轻蔑的评论（dismissive comments）。”说直白些就是，身为自然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同哲学家的这场时间之争有些“徒劳”，根本上不可能说服对方。但争论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三）柏格森的主要支持者及其理由

事实上，柏格森与爱因斯坦的“时间之争”并非他们二人在“孤军作战”，而是激起了更为广泛的论战，各自都有实力雄厚的支持者。在支持柏格森的学者中，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德勒兹颇具代表意义，他们对柏格森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最具影响力，他们的学说也常同柏格森一起被贴上“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标签，以强调三者旨趣上的连贯性。正如朱迪斯·万巴克（Judith Wamback）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梅洛-庞蒂和德勒兹）都把自己的哲学置于柏格森理论的路线之上。德勒兹最基本的概念和思想———如‘实质’（virtuality）、‘多重性’和实质的时间本性（temporal nature of the virtual）———都来自柏格森。梅洛-庞蒂的知觉理论具有明显的柏格森框架。”

在柏格森与爱因斯坦的这场“时间之争”中，柏格森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就是他的法国同胞梅洛-庞蒂：一位以在现象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而闻名的哲学家。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关涉描述，而非解释与分析。胡塞尔为新兴的现象学设定的第一条规则———成为‘描述心理学’或者向‘事物本身’的回归———首先就是对科学的拒绝（disavowal）。”需要明确的是，梅洛-庞蒂对“科学的拒绝”是就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而言的，或者说他所谓的“拒绝”的深层意蕴是对科学这种认识方式的反抗，他要凸显的是科学之外的现象学“描述”方法。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梅洛-庞蒂的时间观。“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坚持个人对时间评估的重要性。”(P50）在重视时间与主体关系方面，梅洛-庞蒂毫不逊色于柏格森。梅洛-庞蒂认为：“时间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抓住（grasp）的绵延，而时间又是我抓住的绵延。”(P184）他在自己非常著名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也认为：“我自己就是时间（I myself am time），正如康德偶尔所说，我是一个‘持久’（perdures）的时间，既不会‘流逝’，也不会‘改变’。”(P445）由此来看，梅洛-庞蒂不仅支持柏格森的时间观，更是发展了柏格森的时间观。彻底贯通了“我”“绵延”“时间”，三者犹似“三位一体”，实质性地统一了起来。与此同时，梅洛-庞蒂认为，爱因斯坦对哲学家的时间观念的否定引发了“理性的危机”。因为，“物理学家的理性虽然有一种哲学尊严，但充满了悖论，也摧毁了自己。举例来说，当这种理性认为我的现在与另一个离我足够遥远的观察者的未来是同时的，这将摧毁未来的意义。”(P197）由此，他认为，“他（物理学家）假定自己是整个世界的观测者。他做的正是哲学家经常被批评的事。他谈论的时间不是任何人的时间，而是个神话。”(P195-196）总之，梅洛-庞蒂一方面支持个人在理解时间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和重要性，这明显是柏格森的传统；另一方面，梅洛-庞蒂批评了相对论所引发的理性危机。当然，梅洛-庞蒂所谓的“理性”是直觉意义上的，也是常识层面的。他认为相对论的时间观会割裂观察者的常识与直觉。

德勒兹是另一位继承了柏格森时间观并对其进行发展的当代重要哲学家。德勒兹对柏格森的时间、绵延、直觉等概念有着十分详尽的阐发。首先，德勒兹赞同柏格森将直觉视作哲学方法，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须在讨论开始之前将直觉看作严格的或精确的方法”(P14）。它是一种“与时间相关（temporalizing）的方法（依据绵延进行思考）”(P35），它“使我们超越经验的状态而走向经验的条件”(P27）。其次，德勒兹将对柏格森的时间和绵延概念的阐发直接与它们同相对论时间概念的对立关联在一起。德勒兹指出：“柏格森绝不会摈弃绵延的观念，这即是说，时间本质上是多样性的。但问题是：哪种多样性？请记住，柏格森对照了（opposed）两种多样性———一种是数量的、非连续的事实上的（actual）多样性，另一种是连续的、定性的、实质的多样性。显然，在柏格森的术语中，爱因斯坦的时间属于第一种。柏格森批评爱因斯坦混淆了这两种多样性和复活了时间与空间的混淆。”(P79-80）在这里，德勒兹想告诉人们的是，柏格森所谓时间的多样性与爱因斯坦的理论存在本质区别。也即是说，“只存在一个时间（一元论），尽管存在无限的事实上的流（fluxes）（广义多元论），但这事实上的流必然参与了同一个实质上的整体（狭义多元论）。柏格森并未放弃事实上的流之间存在差异的观点，也未否认实质（virtuality）中存在膨胀差异和收缩差异的观念。(3)这种实质不仅包括膨胀差异和收缩差异，而且也在它们中成为事实。简言之，不仅实质上的多样性暗示这单一的时间，而且作为实质的多样性的绵延就是这单一的时间本身。”(P82-83）由此可见，德勒兹和柏格森的时间观念极为类似，即认为相对论的时间观念并非是错误的，但不够根本。较之相对论理解的时间，绵延更为根本。因此，对根本时间的认识还需回到直觉和绵延。事实上，德勒兹对柏格森的时间观也有着深入的发挥。在《电影2：时间-形象》中，“为了展现电影如何传达时间的多重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过程，德勒兹让他的工作回到了柏格森和纯粹过去（pure past）。”德勒兹的工作显示出柏格森的时间观和直觉主义顽强的生命力。鉴于德勒兹的深远影响，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人们视为当代柏格森时间观最为重要的支持者和传播者。

（四）爱因斯坦的主要支持者及其理由

支持爱因斯坦的人物也不在少数，除多数物理学家外，其中也不乏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尤其是有着浓烈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限于篇幅，笔者仅选择两位具有代表意义者的观点加以述评。

首先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卡西尔是爱因斯坦时间观的忠实支持者，这点在他与爱因斯坦的通信及他的论著中有直接体现。在1920年卡西尔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卡西尔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可以说，我希望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共同面对相对论的问题，并在他们之间达成共识。”但卡西尔又补充道：“由于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有着不同的概念思维模式和语言，即使是最好的意图也不总是足以避免误解。”(P158）与此同时，卡西尔还将自己关于相对论的手稿寄给了爱因斯坦，真诚地听取这位相对论提出者的意见。卡西尔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回应。在1920年给卡西尔的回信中，爱因斯坦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为重要的是，你有把握地（securely）掌握了相对论的本质。……我认为你的论文非常适合阐明哲学家关于相对论物理问题的思想和知识。”(P182）事实上，卡西尔对相对论及其时间观的认同，植根于他对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心智发展（mental development）的最后一步，可以说是人类文化最高的和最具特色的成就。”(P261）他也认为：“所有伟大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伽利略和牛顿、麦克斯韦和亥姆霍兹、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不仅仅是收集事实；这是理论上的，这意味着建设性的工作。这种自发性（spontaneity）和创造性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核心。它是人类最高的力量。”(P278）与对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的赞扬相反，卡西尔认为柏格森的哲学是“‘基于一种接受性模式，而非自发性模式。……他（卡西尔）把接受性与被动、无所作为和悲观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科学工作却体现了卡西尔极为推崇的自发性。”(P137-138）也就是说，卡西尔认为，爱因斯坦的工作是“自发性”的，而柏格森的哲学是“接受性”的。要知道，卡西尔的“自发性”和“接受性”都来自康德，前者与“创造性”相应，后者与“被动性”相应。由此来看，卡西尔是他那个年代最支持相对论时间观的哲学家，也极力推动哲学家对相对论及其时间观的理解，仅就这点而言，着实难能可贵。

其次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素，这位影响力不亚于柏格森的哲学家，对相对论的时间观表现出了强力支持，同时尖锐地批评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时间观。不同于柏格森，罗素对相对论的理解较为透彻，他成功地写出了旨在通俗地阐发相对论的著作《相对论ABC》。曾为2001年版《相对论ABC》写“导言”的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认为，这本书“仍然是对本理论（相对论）的一种精准指导”(PVII）。该书扉页上写有如此评语：“它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介绍。”(PI）与对相对论物理学的推崇相比，罗素对柏格森的哲学持否定态度，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中，他评价柏格森的哲学不仅是“反理智的”（anti-intellectual），而且造成了“恶果”：“这种哲学靠着理智的错误和混乱发展壮大。因此，这种哲学便宁可喜欢坏思考而不喜欢好思考，断言一切暂时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而把一切愚蠢的错误都看作显示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柏格森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数学和科学的暗示（allusions），对于粗心的读者来说，这些暗示似乎大大加强了他的哲学。”在《柏格森的哲学》中，罗素将柏格森哲学描述为：“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世界图景，被认为是一种诗意的努力，基本上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反驳。”(P24）事实上，罗素不仅将柏格森的学说视作富有诗意的想象，而且仔细批评了柏格森的时间和空间学说，他认为，“柏格森关于绵延和时间的整个理论，自始至终都建立在回忆的当前发生与被回忆的过去发生之间的基本混淆之上。”(P21）从“诗意”“想象”及“混淆”这些词的使用也可以看出罗素对柏格森哲学的批判态度。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开拓者，罗素追求基于理性和逻辑之上的哲学分析，这与柏格森带有浓烈形而上学色彩的直觉方式的哲学在根本处就是对立的。再者，罗素扎实的数理基础让他对相对论有着清晰的理解，相比之下，柏格森并不具备类似的知识条件。

（五）未竟的争论

尽管争论一直在延续，但争论的双方并未在时间的理解方面达成共识。在索卡尔（Alan Sokal）和让·布里克蒙特（Jean Bricmont）看来，那场爆发于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可回溯至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二者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并且他们认为，“由于相对论的证据可以用自动计算机获得，因此柏格森是错的。”(P353）也就是说，这说明对时间的理解无需主体的参与。但果真如此吗？柏格森的支持者认为，即使自动计算机可以获得相对论的证据，但要赋予证据意义的话，我们必须假定：“最终要有人见证它们”(P353）。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出版的柏格森全集《Oeuvres》中，编者并未收录《绵延与同时性：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柏格森自己的意愿，因为“柏格森从来没有收回他写过的或说过的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任何一个字”(P61）。然而，不得不承认，当代自然科学家们一般都会在相对论视域中理解时间，而不会认真对待哲学家理解的时间。正如霍金在《大设计》中声称的那样：“按照传统，这些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已死。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在我们探索知识的旅程中，科学家已成为高擎火炬者。”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曾坦言：“我不认为有任何关于时间的哲学问题；只有确定我们所居住的四维连续体的确切物理几何的物理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柏格森及其支持者的时间观在当代已无甚影响。笔者认为，这场争论牵涉的问题和具有的意义不仅局限在有关时间的理解上，更在于它引申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课题。此外，即使哲学家的时间观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但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引发的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问题依然在很多方面会引导现今和未来的哲学思考。

三、结论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按照当代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说法，在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大问题上，哲学已死，或者说哲学已终结。由此，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全面地考察了这场世纪之争的吉米娜·卡纳莱斯看来：“这一事件（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爱因斯坦和柏格森争论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本质和同时性。他们辩论的关键是哲学相对于物理学的地位。关乎谁能为自然代言，以及两门学科中哪一门将拥有最终的话语权。”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在20世纪，随着社会等级结构的重大转变，关于谈论时间的权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影响了科学家，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在分为专家和门外汉的大众传媒文化中的相对地位。对与科学理性和专业知识相关的时间的特殊理解获得了突出地位。科学大获全胜，凌驾于批判性的人文学科之上，并把艺术性的尝试（artistic experimentation）推的越来越远。”(P348）由此来看，无论是C·P·斯诺（C.P.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29]，还是影响深远的“科学大战”，甚至中华民国时期的“科玄论战”，在根本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它们的发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一种物理学理论，相对论关注的是时间的测量问题，而非时间本身。相对论并未触及时间概念，它只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证实了自然科学中时间概念的性质，……即它的同质性，可定量观测性。”海德格尔的言外之意是，在探究时间这样的“大问题”方面，哲学似乎更为根本。但不得不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势必会遭遇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困境：“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科学家处理哲学、政治和艺术的经典方式：‘你所说的可能是美好和有趣的，但它没有宇宙学相关性（cosmological relevance），因为它只涉及主观因素，生活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笔者的理解是，与其说海德格尔是在反对相对论的时间观，还不如说他是在为人文主义争夺时间观的领地。换言之，相对论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基于“定量观测”的间接理解，哲学基于主体体验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直接理解。事实上，无论哲学家对时间的理解与认识是否真的合理，自然科学家都很少给予真切关注。诚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坦言的那样，他这样的科学家“在专业的哲学里找不到丝毫帮助。对此我并不孤独。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在战后积极参与物理学的发展者的研究得到了哲学家工作的显著帮助”。这反映的正是哲学与物理学在20世纪日益分叉的情势。

可以说，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犹似一首“序曲”，它的奏响奠定了整个20世纪甚至其后很长时间内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冲突与分裂的主旋律。正因此，这场“时间之争”不仅是哲学与物理学的时间观之争，也是两种根本的认知方式之争，甚至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争。同时，这也解释了这场争论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且一直延续了下来的原因，从而吸引人们不断地对其加以思索。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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