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CEO

2011年，美国风险投资人Ben Horowitz写过一篇文章，要想在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活下来，取决于公司能否在CEO的带领下，从“和平时期”切换到“战时状态”。

和平时期，是指在核心市场中有比对手更大的优势，并且市场正在增长，公司可以专注于扩大市场，此过程中公司实力自然而然的增强。而在战争时期，公司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尤其更强大的对手正在对自己实施围剿。

现在的世界毫无疑问就是“战争时期”，疫情、中美竞争、地缘战争，严重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很多人在焦虑。

Horowitz列举了很多“和平”和“战时”的不同。

和平时期的经典案例是Google，当年Google是搜索市场的领头羊，只要互联网的速度变得更快，它就能从中受益，这会让更多的用户进行更大量的搜索，基于自身明确的领导地位，它更专注于扩大市场，而不是打败对手。

相比之下，经典的“战时任务”是格鲁夫在1980年代，面对日本半导体的巨大威胁，不得不退出了当时的存储业务，这个业务占有当时80%的员工，格鲁夫不得不断臂求生，英特尔伤筋动骨。

“和平CEO”和“战时CEO”所要求的能力相当不同。钱伯斯在担任思科和平CEO时表现卓越，但在与惠普、华为等对手“打仗”时则迟疑拖沓。

大多数管理经验主张，绝不应在公开场合让员工尴尬，但格鲁夫却在一个挤满人的房间里训斥一个迟到的员工：“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只有时间，而你却浪费了我的时间。”

乔布斯也是典型的“战时风格”，他在“和平时期”离开公司，1997年返回时，苹果距离破产只有数周时间，这是典型的“战争时期”，他需要每个人都精确执行自己下达的确切计划，在核心任务之外没有个人创造力的余地。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基于Google在搜索市场的统治地位，允许每位员工将20%的时间用于自己的新项目，以此来促进“和平时期”的创新。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战时CEO沿用和平时期的方法去指挥，那就会断送掉整个组织。

Horowitz虽然举了很多例子，却没有用一句话简单直接的指出两种CEO最根本的不同。

我认为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和平CEO有试错的机会，一次错了，下次改过来，还有机会。但战时CEO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次走错，万劫不复，必须一击即中。这个不同决定了其他所有的不同。

和平CEO可以对下属保持宽容，允许他们去试错，允许赛马，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培养人才的目的。但战时CEO必须在关键时刻下达“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如果等到所有人都理解了，时机也就错过了。

和平CEO会努力让自己的行为不越界，不干预前线，不做微观控制，但战时CEO为达目的有时会做一些“很过分”的事。

和平CEO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冲突，战时CEO只要对公司有利，有时却会加剧矛盾。和平CEO努力争取广泛的支持，战时CEO很难容忍分歧。

和平CEO可以做一个白脸，雍容大图，和和气气，“不折腾”，但战时CEO常常不能不做一个黑脸，他必须确保结果一定要达成，“拿不下山头，提头来见。”

和平CEO花时间定义公司文化，战时CEO让战争来定义公司文化。和平CEO希望利用自己无形的优势去打败对手，战时CEO则不得不与对手贴身肉搏。

由此，能够做战时CEO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并且在这些经验中已经积累起威信的人。否则，他不具备让下属“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力量。

如果把一个没有丰富斗争经验，并且还不具有威信的人推上战时CEO的位置，毫无疑问会断送这个人，也会断送这个组织，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幼稚的做法。

想起来两个案例。

1929年，革命处于低潮，一支红军辗转流落到福建古田，在这个地方开了历史上的古田会议，会议上一人一票，选出陈毅作为书记，老毛落选。陈毅回上海汇报，老周问，你跟老毛比如何？陈老实回答，我不如他。老周就担忧，这样的选举结果，就是出了问题。陈拿着总部的信，步行一个月回到古田，给大家做工作，又一次选举，才把老毛选成了书记。

1935年，处于国军围剿中的红军在苟坝这个地方开了一次会议，林彪提议攻打打鼓新城，论述了丰富的理由，很多人同意，只有老毛激烈反对，相持不下，大家投票，结果20票赞成，反对票只有老毛一人。

老毛彻夜不眠，察觉到这将是一次危机，主力可能覆灭，老毛连夜找到老周，痛陈利害，同时，最新的侦查发现国军几支军队同时奔赴打鼓新城，准备瓮中捉鳖，于是取消了这次行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

自此以后，管理层明白，在极端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战场上，不可能在管理层达成完全一致之后再做出行动，必须凝聚指挥权到核心人身上，自此才成立了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小组”。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得出三点经验。

第一条，如果在和平时期，那些并不代表最高水平的二号、三号人物，担任CEO并无大碍，因为有试错的机会。而只有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之下，二号、三号人物完全可能自动辞去CEO的职位，只因为生死存亡，容不下半点私念。

第二条，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结果，只能代表平均水平，而真理常常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关键时刻，在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如果用平均水平做出决策，大概率是惨败，由最高水平来决策才有可能胜出。

而战争中的强势一方则不然，他们即使用平均水平做出决策，在一次两次失败之后，仍然可能有回击的能力。

第三条，在战争危亡时刻，那些拥有丰富斗争经验，并且已经建立威信的灵魂人物，一定会勇敢站出来，承担不可回避的责任，并不惧怕所谓的“人言可畏”，这是勇气与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