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
原题《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
程 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
李嘉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
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
程猛 李嘉怡
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高等学校博士生抑郁风险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论题，也关乎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通过对正在或曾在读博期间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进行深度访谈，借助网络搜集博士生读博期间抑郁体验的记录，深描这一群体的抑郁体验，探索抑郁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制度性和文化根源。象牙塔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道德系统，内隐着博士生应遵守的“读博时钟”和道德承诺。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遭遇了学术生涯中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沉没成本有着复杂的、极其个人化的道德感知，被学业失败的恐惧和危机所折磨，难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道德生活。他们寻求疗愈的过程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线性到复杂时间观的转向，高度依赖重要他人的理解和支持。道德秩序的破碎与重建是理解博士生抑郁体验发生及疗愈机制的关键。对博士生抑郁风险的关注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突破不利于潜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数量的培养和评价制度，重塑健康的学术文化，为博士生的学术创新提供宽松和支持性的学术土壤。
博士生; 抑郁体验; 叙事; 道德秩序; 学术文化;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有研究表明，我国高等学校博士生正面临高抑郁风险。[1]博士生抑郁问题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论题，它真实地存在于高等学校的博士生群体之中，也是博士生、导师和高等学校管理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的身心健康既关乎其能否充分发挥学术潜能，也关乎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亟待探寻博士生抑郁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制度性和文化根源，以期为推进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学术文化和精神健康干预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国外多所知名大学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抑郁风险激增。[2]埃文斯（Evans,T.）等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生遭遇抑郁和焦虑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3]《自然》杂志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36%的博士生反馈因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比2017年增长了3倍。[4]20世纪末，我国高等学校实施的扩张政策推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展，从1999年的17 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 762人[5]，到2020年已达到116 047人[6]。《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69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是36%。[7]2016年，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学40人被确证抑郁，硕士、博士患病趋多。[8]在问答网站“知乎”，问题“如何缓解读博中反复抑郁的症状？”共有267人回答，最高票答案有5 156人点赞。[9]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引发了普遍关注和讨论。[10]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孩子今天很脆弱”，“教育要重回学生的健康”，包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健康。[11]尽管博士生抑郁相关话题时常引发人们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谈之色变”。公众对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因抑郁选择结束生命的新闻报道，习惯于将他们抑郁的原因归结为“想不开”、“压力大”，甚至导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责。这类粗糙、静态的理解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简化了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忽略了疾痛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医学领域存在这样的假设，即对本科生有效缓解抑郁症的方法也适用于博士生。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博士生的许多经历与其他学生相比有着独特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12]一些涉及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相关分析或者归因于“毕业要求过高”[13]、“科研工作涉及很复杂和高深的工作”[14]等浅层的外部因素，或者归于“求胜心强”[8]、“完美主义”[16]等人格特质。对博士生与其他群体抑郁问题发生机制的差异人们还知之甚少，但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对博士生抑郁进行独立研究的重要性，并逐步转向对博士生抑郁成因的结构性解释。[2]目前，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教育学理论也较少观照精神疾痛在青少年成长中的意义。一旦青少年面临抑郁等问题，就被划入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领地。作为一门“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18]，抑或以人的“心灵健康发展”[19]作为其本质，教育学不应缺席。当下，关于抑郁的“敏感”和“污名”依然存在，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抑郁给博士生带来的“个人困扰”上升到“社会论题”[20]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深描博士生在面对抑郁、与抑郁相处以及寻求疗愈过程中的内心体验，分析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探索博士生抑郁问题的发生机制和缓释之道。抑郁的概念背后内隐着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研究，有必要探究“抑郁”概念的起源和纷争，寻找到适切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而深描这一群体的抑郁体验及其发生机制。关于抑郁症的起源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正如比克（Beak,A.T.）和奥尔福德（Alford,B.A.）在《抑郁：原因和治疗（Depression:Causes and Treatment）》中发出的诘问：“抑郁是一个被完美定义、有着明确病因以及可预测的发作、过程和结果的临床实体，还是一个包揽多种紊乱的废纸篓？”[21]哈佛大学凯博文（Kleinman,A.）教授是促使抑郁（depression）在中国逐步替代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的主要研究者。[22]在对20世纪80年代湖南医学院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病人的研究中，他发现可以把病人的神经衰弱重新阐释为“重性抑郁障碍”。[23]进入21世纪后，神经衰弱的诊断开始式微，抑郁症日益成为精神医学界的主流诊断。2002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将抑郁症确定为重点防治的疾病。政府强有力的推进和广泛宣传促使抑郁症成为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疾病。[24]基于对抑郁本质的不同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研究范式。第一，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精神医学（biological psychiatry），认为客观存在着一个被人称为“抑郁症”的疾病实体。[25]第二，反精神医学范式（anti-psychiatry），或者如戈夫曼（Goffman,E.）所认为的“每个人也都可能表现出任何一种基本的精神症状”[26]，或者像福柯（Foucault,M.）所认为的疯狂是“非理性的体验”，却在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被转化为“疾病”[27]，或者像萨斯（Szasz,T.）所认为的“精神病学是政治权力的工具”[28]。商业力量也会渗透精神医学界，使得“精神疾病诊断越来越受制药公司操纵”[29]。第三，跨文化情境的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认为抑郁反映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且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23]“抑郁”连接着身体、自我与社会，也植根于地方性的文化脉络。如若希望突破人们对博士生抑郁的日常理解，就必须深入考察“抑郁体验”的社会建构过程。“危机和无常是生活固有的一面”[31]，疾病亦如此。正如桑塔格（Sontag,S.）所言，“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32]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许多社会问题被日益医学化的潮流，“遏制和治理医学化意识形态的泛滥”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对社会医学化的反思不绝于耳。生物性精神医学的普及使得大部分精神医学的研究都被窄化到生物与基因面向，朝向一种无心灵的生物医学（mindless biological psychiatry)[25]。有研究认为，医学化进程的实质是将某些社会成员的身心状态（此类身心状态通常具有社会越轨特征）予以西医式“凝视”，从而为生物医学手段介入铺平道路。[34]在《精神病院（Asylums）》中，戈夫曼向我们清晰展现了精神医学诊断存在的问题。当一个即将成为病人的人接受第一次的入院会谈时，负责收治的医生便会应用医疗模式。不管病人的社会处境如何，不管他的“疾病”具有怎样的特性，只要运用单一的技术——精神医学观点，就可以把该病人的问题当成是可以“探讨”（假如不是“处理”）的问题。病人的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状态、宗教信仰或社会阶级都有所不同这件事实，只不过是一个会被纳入考量、被校正的项目，这样一来，就能够应用普遍的精神医学理论，也能够察觉社会生活中浅薄的外在差异背后的那些放诸四海皆准的主题。[26]戈夫曼指出的问题恰如一句谚语所言：“如果你只有一个锤子，那么满眼望去都是你的钉子”1。医学领域对精神疾病的专业化过程很容易“把我们引导到某个既肤浅又无人情味的个体模式，在处理人的精神问题的专业化过程中否定人的道德意义”[31]。依照凯博文对疾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的区分，“抑郁”在本文中指向疾痛而非“疾病”。疾痛问题不只是疾病本身，也指涉了“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37]。相比于疾病，疾痛指向了个体整体性、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是患者对疾病引发的身体异常或不适的切身感受和一系列社会性经验。凯博文所倡导的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能够帮助我们接近患者的疾痛体验，诠释疾痛的社会性，理解疾痛背后的文化和道德意涵，体现了“现象学的研究视角”[38]。抑郁既是个体遭遇的人生磨难，也是布尔迪厄（Bourdieu,P.）所说的“反映社会秩序的苦难”[39]或威尔金森（Wilkinson,I.）所说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40]的一部分。作为社会性的情感障碍，抑郁不仅指向博士生个体，也指向了博士生所生活的文化和制度情境，甚至指向我们这个时代某些共通的病症。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对抑郁经历中内心体验和社会行动的记录、对造成抑郁的社会根源的批判和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致力于通过疾痛叙事探索博士生的“抑郁问题”（depression issue）。这里所说的“抑郁问题”，不仅包括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症2，也涵盖了未经医院确诊，但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状，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破坏个体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绪”。“抑郁问题”不仅指向抑郁症状，而且涵盖了抑郁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社会性体验。考虑到选择正在经历中度或重度抑郁的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访谈对象主要选择了曾经受抑郁困扰或者正经历轻度抑郁困扰的博士生。抑郁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这为研究资料的收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自然》有一篇报道甚至写道：“坦白地说，谈论某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死亡要比谈论一个带着抑郁生活的人简单得多。”[41]中国社会文化中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倾向使得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抑郁症患者即便意识到了自己身患抑郁的可能，也可能由于担心被另眼相待而向他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掩饰和压抑他们的抑郁感受。考虑到抑郁经历的复杂性和隐私性，借由行动者主体的叙事来接近这种复杂的人类经验，对于研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两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深度访谈可以随时调整问题，帮助研究者“解释性地理解被访者的意义世界”[42]。通过网络邀请、私人关系等方式，我们对11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和3位读博期间有过抑郁经历的博士后进行了深度访谈3。在14位访谈对象中，有5位经过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9位自陈正在或曾受抑郁困扰。（见表1)研究试图深描这些与“抑郁”遭遇的博士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如何叙述抑郁的体验，又怎样理解抑郁的原因、过程以及抑郁带给他们的影响。在访谈时，我们尊重研究对象的意愿，不过度访谈。在一些情况下采用速记方式，尊重被访者不录音的要求。同时，对访谈记录保密并做匿名处理，充分保护被访者的隐私。在社会学领域，自传社会学是最具“人文主义精神”的方法，试图“把人从结构中解救出来”。[43]托马斯（Thomas,W.I.）与兹纳涅茨基（Znaniecki,F.）在1918—1920年出版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利用了收集到的数百封波兰移民的书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记、回忆录，被公认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传记研究著作。[44]2018至2022年，研究团队陆续收集了24位有过抑郁体验的博士生在网络平台（知乎21位、豆瓣2位、小木虫1位）对抑郁经历的记录，将这种个人记录视为具有自传性质的文本。对博士生传记性质的抑郁经历的筛选有以下两条标准：第一，明确透露已经过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以及自陈有明显破坏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绪”；第二，记录较为详细、丰富。依照这两条标准，收集的抑郁体验记录近6万字。4作为来源于网络的文本记录，虽然有难以确认其叙述真实性的局限（一些网友是通过网站匿名功能叙述的），但其优势也恰恰在此。绝大多数记录来自知乎匿名网友，叙述者能够放心地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较少考虑对已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整体上是较为真实、可信的。这些个人记录是一种记忆的回溯，而“回溯”是“对压抑的超越”[45]。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对较为敏感和隐私的个体经验的研究，可以作为深度访谈之外的一种补充。此外，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高等学校目前的博士生培养以及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研究团队还对3位博士生导师、5位辅导员（包括兼职班主任）进行了访谈。抑郁的体验在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那里已有感性的刻画。丘吉尔（Churchill,W.）曾称抑郁症称为“黑狗”（black dog）。[46]所罗门（Solomon,A.）这样描述重度忧郁症：“苦闷的内心遮住了你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目光，欲哭无泪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47]尽管抑郁体验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不同群体的抑郁经历是在具体的社会土壤中发生的，是情境性的，必然也因其所置身生活场景的文化和制度框架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国内与抑郁症有关的话语体系中，心理学和医学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患者话语都是被遮蔽隐去的，患者未能成为抑郁症话语建构的主体。”[48]走近博士生的抑郁感受，需要从他们的叙述中窥见痛苦流淌过的印记。抑郁的体验与压力的体验紧紧缠绕。尽管压力是造成抑郁的普遍性因素，但博士生的压力体验有其独特性，与博士生的求学经历、身处的学术环境、同辈压力、年龄焦虑、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访谈中，有博士生提到自本科起就陷入周期性的轻度抑郁。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比较大嘛，因为在那个（地方）竞争压力特别激烈。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以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就是想要保研。该放松的时候没有放松下来，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是太大了。长期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就是那种情绪的积淀在那里……不想上课，不想起床……到了两周的时候，爸妈就坐不住了，就带我去医院看，做了检查之后就确诊了。（X-F-14)博士阶段承受的压力更是多重的。第一重压力是读博本身自带的创新压力。博士阶段与其他学业阶段不同，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希望能够做出来别人没有做出来的工作，最起码为学科稍微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在接受无数的打压后，想着，爱咋地咋地，我要毕业！我要混个论文赶紧了事！天使和魔鬼不断撕扯着我的精神，最终在这样的纠结中土崩瓦解。（X-F-4)第二重压力来自同辈群体的比较和竞争。博士生虽然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但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学术成果方面的竞争和比较是难免的。同学之间在开题、发表等方面节奏的快慢差异很容易增加额外的压力。我的同学们有一些已经在11月的时候开题了。但是当时因为我的项目进展不顺利，所以老师觉得我现在开题不成熟，就稍微往后挪了一些……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我有时间可以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些不太对，非常的不对劲。我好像之前因为有deadline一直逼着我，但是现在稍微有了时间喘息但压力没有消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了事情。（X-F-3)女博士生则常常面临另一重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力，特别是伴随年龄增长和婚育而来的焦虑。女生的话，因为你读博一般都是四五年，出来之后也都快三十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跟男朋友定下来，没有办法结婚，也没有办法确定将来去哪个城市工作，这个压力，比男生更大。（X-F-5)压力一旦积累到个体难以承受的程度，就可能会显著降低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去年10月份之后，导师交代我任务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很难形容那种状态。就是你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就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晚上大概就是浑浑噩噩地过去，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就是哭。（X-F-2)博士生抑郁的体验常常伴随着丧失——失去以往高效率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无法达成自我和他人的期望，打乱其原有的生活秩序。丧失是一个恶性循环，在某一方面能力的受损很容易影响个体的身心状态，从而引发更多的挫败。睡眠长期不好，整晚整晚地做梦，早上起来感觉整个人跟没睡一样，就是整个脑袋非常的晕。第二天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集中注意力。这样子到晚上，又会觉得自己效率不高，然后整个人就会有点郁闷，然后又会影响睡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X-F-5)我觉得我真的生病了，是我无法控制的那种生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人都很麻木很绝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X-M-7)原来那么活泼的人，就变成那么沉默寡言的人。我妈就说我，以前都是欢乐的小鸟，怎么现在这样。（X-F-8)当一个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失去体验和享受生活的兴趣，学术也就几乎成了生命的负累，过寻常生活的能力也被剥夺了。丧失的恶性循环既表现在学业压力的不断累积，也表现在个人自信的持续受挫。就像是一个不断被加压的气球，终有一天到达崩溃的临界点，直至失去对自我的信心和重建生活的勇气。抑郁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失眠、焦虑使得博士生无法维持平时的工作效率，学业压力长期得不到减轻，甚至每一天这种压力都在增大，如同溺水一般。长期受挫会使得个体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内在、普遍且不可更改的缺陷，对自我的认知产生非理性的偏差。[49]学业进展的不顺利导致对自我学术能力的怀疑，进而会延展到对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怀疑。（读博）那会儿我会想过退学。那个时候我无法释怀，无法在那个环境中再待下去了。你想我的很多同学，很多直博的同学，人家都已经当上大学老师了呀，人家发展都很顺，师妹们都快起来了，而我毕业还很难。就那种有形的、无形的、自己的、外界的太多压力了。我骨子里太多的脆弱了……那些你难以承受，你想到外面人对你评价的眼光和你内心对自己的否定。（X-F-12)学业困境使得他们内心时时刻刻压着一座大山。就如同森田正马（Shoma,M.）在分析“神经衰弱”时所说的那样：“将注意力经常集中在某种特定的感觉。注意越是深入，感觉越是敏锐，感受越是强烈，注意力便又更加集中于此。”[50]抑郁的状态使得个体从向外的积极探索转向和自我的搏斗，形成了难以挣脱的内心困境，破坏了博士生自我驱动和整合资源的努力，持续伤害自尊和自信。他们会忽视自己已取得的成就，难以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处于抑郁中的博士生会格外在意他人对自己言行的反应，变得尤为敏感，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即便是他们自己，也常常会惊讶于自己情绪的激烈爆发。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在一起，老师那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导致我那天晚上就有点抑郁发作了，就是情绪崩溃。然后我妈稍微说了一点点话，你怎么能这么说？然后我就开始发脾气，要不是发脾气，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痛苦。我那天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哭了一两个小时停不住，我还离家出走了，然后把我妈妈吓坏了。（X-F-2)我经常冬天光着腿在楼道里（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吵起来，怕楼道里影响别人休息，就跑到外面。外面零下十几度的冷风刺骨，加上愤怒的我，情绪失控的我……我疯狂的尖叫。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E-Z-22)因为情绪的异常，处于抑郁之中的博士生不仅受到疾痛本身的困扰，还可能会遭受人际关系的损害，在和重要他人的相处中面临深深的挫败和无力感。当一个人处于身心的虚弱状态，浸湮于弥散的不安全感之中，就很难平衡自己的内心情绪。敏感不是个性特征，而是一种内心投射，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自我保护。学业压力和家人的不理解也会加重患者本人的负面心理体验，源源不断的外在压力不断内化，转换为对自我的苛责和攻击。抑郁不仅是个体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还会带来躯体化的感受和症状。一旦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持续受挫而又不得不去完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就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反应，出现失眠、头疼等常见的不适症状。吃不下饭，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世界都是灰蒙蒙的，很累很疲惫，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在机位上就脑子疼，但是又睡不好或者睡不着。（X-F-6)抑郁的躯体化可以理解为“个体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即“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23]。有研究者在对我国香港地区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认为，尽管病人意识到他们情感上的扰乱，但是他们依然倾向于在寻求帮助时用“躯体化”的症状来表达。[52]X-M-7一开始以为自己有胃病，后来才在医生的建议下看心理医生并确诊了中度抑郁。凯博文指出：“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23]躯体化的症状为精神上的痛苦寻求到了一种可被文化认可的话语。即使对受过长期高等教育的博士生而言，准确判断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是困难的，他们往往会首先因为生理上的不适而寻求帮助。总的来说，在博士生的抑郁体验中，他们被压力击溃，被丧失之感包裹，生活中弥散着对自己的负面认知，对人际关系尤为敏感，甚至产生种种躯体化的症状。这些症状既是生活在象牙塔之中的博士生个体内心痛苦的外显，也映射出当下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中存在的诸多隐忧。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M.）在《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中对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阐释：“‘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它本身就拥有支配人们或使之采取行动的权利。这种形象有其形态，还有外部的界限、边缘及内部结构。它的纲领具有一种奖励顺从和击退攻击的能力。”[54]博士生所生活的象牙塔中的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也共同组构了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道德系统，同样有这样一些可见与不可见的“界限、边缘和内部结构”，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分类体系，即划定时间的应有秩序、言语和行为的边界以及确立行动者应遵守的道德承诺。这样一套制度化的分类体系构成了博士生抑郁体验生长的土壤。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博士生个体的抑郁体验，考察他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学术文化。“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已成为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55]读博生涯，也是与焦虑同行的旅程。[56]伴随近些年追求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审计文化的盛行，[57]博士生的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士生成果发表的硬性规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紧箍咒”。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58]多数高等学校都明确规定必须发表若干篇相应层次的论文才能申请毕业答辩。在X-F-12所在的T大G学院，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要求：“在学期间应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正式刊出在《T大学G学院博士生发表论文重要学术期刊目录》收录的期刊上，另1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C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集刊上；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有关学位论文工作的学术论文（含录用函）。以上期刊、集刊的增刊不计。”而在X-M-9所在的大学，需按照要求发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部分学院要求其中一篇是学院规定的权威刊物。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与期刊承载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学术论文刊发难的现实情况以及延期毕业现象的泛滥，导致发表资格论文要求的可行性较低。[59]没有合乎规定的发表就不能按时毕业，也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寻求到一方安心立命之所。我患抑郁症的原因是在读博那段时间论文一直中不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那段时间，的确很痛苦，在退学和继续读博之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没有价值。（E-Z-18)博士期间的压力既是持续性的，又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常常既需要统筹自己的小论文和大论文的关系，也需要协调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导师课题的关系。学术成果的生产和反馈周期都比较长。对于初入学术门庭的博士生来说，更需要长期在混沌中摸索。X-F-5坦言，“读博压力最大的一点就是没有及时的正向反馈……倒不是说读博有经济上的这种压力，主要是没有一种‘你付出了，然后有所得’的感觉。”在大多数动物中，不可控且饱含压力的事件会导致“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6。博士生一旦长期缺少正面反馈，很容易因重重压力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困境。当然，需要注意到，每位博士生的现实处境不同，能够承受的压力极限也不同。即便是同样一种压力，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也会对个体产生具有差异性的影响。社会时钟（social clock）指的是依据年龄而定义的重要的人生转变。如果个体在既定的年龄做既定的事情，新的角色符合社会规范，就会被认为是合宜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合宜的。[60]我们可以将读博看作一段节奏紧张的人生旅程，那么，自然也会有读博时钟（doctoral clock）。即一种被视为“正当”的特定时间观，在恰当的时间范围和节点达成相应的目标。在X-M-12读博时所在的S大学，三年是“标准”的毕业时间。最好的时间节奏是第一年修满课程学分，第二年的上学期开题，同时考虑到国内日益激烈的学术岗位，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半年到一年的联合培养会增加自己的求职优势。在这种时钟下，博士生很容易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进行严苛的时间管理，生怕自己成了临期或过期的博士，唯有高度自律，才可能在规定时间达成预期目标。出了一个环节的差错，可能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坎儿是很多的。你有一个过不去的话，之前的工作就都被否定了。（X-F-3)三年级，按道理我不是该毕业了嘛。结果还没有开题……我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四年级最爆发那一次，我有3个月不敢出寝室的门，不是不敢出，是不想出，我害怕见光。（X-F-8)目前，在国内大多数高等学校，学术型博士学习年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最多可延至六年。“延期”不仅意味着难以按时获得学位，还意味着至少在延期的半年、一年甚至几年之内丧失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进而还可能影响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等重大人生选择。相比于具有弹性的“质的时间”和“柔软”的时间，[61]博士生所处的制度化时间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量的时间”7和“硬的时间”。博士生既要做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又需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市场中不断面对发论文和毕业的压力。为了将自己纳入这样一张紧凑的时间表，他们需要不停地奔跑，争分夺秒，努力规避风险，为不确定的未来不间断地积累筹码。我老担心毕业的问题，就是博士花了三年四年。正常的四年的时间，你毕不了业，四年的努力都浪费。（X-M-1)这种“冲卡闯关”式的读博生涯中，每一个关卡都充满了艰辛、不确定和风险。一旦在某个环节耽误时间，机会成本可能会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时间观之下，博士生很容易被“读博时钟”牢牢束缚住，几乎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达到这一预期，正常的放松和享受生活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是“浪费”时间，甚至产生浓重的负罪感。长此以往，时间的严苛意味着心灵的严苛，自我已被制度内隐着的一套道德规范完全占据。博士生抑郁体验中的道德意味提醒我们进一步关注博士生的社会角色以及读博本身内隐的道德意涵。对于许多博士生来说，已经很难保持纯粹的学生角色，可能需要同时承担学术研究者甚至家庭供养者等多重角色，肩负相应的道德责任，承受着远远超出学术本身的压力。一旦博士生无法依循“读博时钟”按时完成发论文、开题、预答辩、盲审、答辩等一系列工作，就很难按期毕业，还要在同辈群体的比较中承受巨大压力。读博的顺利与否不仅关乎自己多年的付出、家人的期望、自己的未来，还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全部支点。一旦这个支点被动摇，整个生活世界都会摇摇欲坠。对于处于挣扎中的博士生而言，是继续努力还是就此放弃，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对读博的沉没成本有着复杂的、极其个人化的道德感知。白天嘛，心情难受得要死，担心毕不了业。我这硕博连读的学生只有本科毕业证，担心毕不了业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望，总之各种复杂的心情就和恶鬼缠身一样，时时刻刻粘着你。好容易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脑袋里仍然是塞满各种对未来的绝望，困的时候就像有人拽着你的眼皮，让你困倦但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不出3个小时又醒了。（E-Z-16)X-F-4也说道：“（如果读博）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那我的青春跟人生，都没有了什么意义。”E-Z-10写道：“自己为什么拼命了20多年，到头来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都不如。”E-Z-5则在休学的三个月里一直害怕“如果我没读完这个博士，它会是我一辈子的阴影”。退学的成本很高，一旦放弃博士学业，或者只能拿硕士学位，甚至只能拿本科学位找工作，那么过去的几年时光都将成为“沉没成本”。如果想退学后直接工作，“相比于其他博士毕业生，他们没有学位。而相比于其他本科毕业就进入工作市场的人，他们又缺少经验”[62]。对于家境贫寒的博士生而言，读博更被认为是必须要完成的，几乎是能走通的唯一道路。E-Z-10断言：“没有学位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未来。”他们既难以放弃，也难以前行，困在密不透风的内心牢笼之中，“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63]。博士生越是依赖和认可他们所身处的制度环境内隐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就越可能处于一种“制度化生存”的状态。一旦陷入学业的恶性循环，过去的时间已经追不回来，眼前的困境无法得到缓释，自己就成了一个道德上难以完满的人。在遭遇学术生涯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之后，他们便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困境。说到底，抑郁是伴随制度化生存的一种必然风险。无论我们身在哪里，总要处于一个基本的人类生活框架和具体的地方性制度场景之中。在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中，我们看到读博的过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环境、内心期望与外部现实不断碰撞的过程，这其中充盈着丰富的情感以及复杂的期待、责任和愧疚。可以说，抑郁体验的叙事也是一种道德经验的叙事。理解博士生的抑郁机制以及缓释之道，需要仔细考察他们的道德世界。从受抑郁困扰的博士讲述的疗愈过程，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他们努力挣脱出原有的道德牢笼，恢复道德自主性的创造性实践。时间是一个考察创造性实践的窗口。在访谈和自述中，不少博士生提到读博以后，“没有自己的生活”，“超时工作是日常”，甚至“昼夜颠倒”。斯莫勒（Smoller,J）在《正常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Normal）》中这样写道：正常（normal）经常被赋予“标准”（standard），即“本该有的样子”（ought to be）的含义，但正常不等于“正确”。[64]“以‘过劳工作’和‘超时加班’为美德”的科研文化环境却使得超时工作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一点一滴地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在“读博时钟”的压力下，博士生会拼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艰难地平衡学术与生活，“觉得所有不写论文的时间都是在浪费”（E-Z-1）。因为学术研究进展不顺利，博士生更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惩罚，推迟或者放弃正常的交际、运动和日常享受。这种单一目标的时间观既来源于博士生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不少受访者在抑郁之后开始审视自己学术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转向一种更多元目标的时间观。香薰、养猫、搬出来自己住、持续的锻炼，对情绪有些好处。唯一能让自己不焦虑的就是学新东西，能一定时间内看到成效的，学架子鼓、拳击、学国画，认识不一样的人。（X-F-4)在挖掘自己在做好科研之外的人生价值、重建信心和意义感之外，从线性时间观向复杂时间观的转向也是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重要面向。线性时间观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过了河的卒子一样，只能向前。线性时间观容不得挫折和不顺，也很难在受打击后恢复对自我的信心，只会让博士生处于难以逃离的压力与日益拉扯的道德冲突之中，丧失从时间的牢笼中修整自我，进而突破藩篱的能力。在这样的时间观笼罩之下，沉浸在抑郁困扰之中的博士生会将论文、学位、工作和未来进行强绑定。而复杂的时间观相信人生不是一帆风顺，难免有起有落。在奋力寻求疗愈的过程中，他们心中这些坚硬的逻辑传导链条逐渐松动，开始重建自己的认知，认为许多事情没必要“看那么重”（X-F-2），“不是所有事情只要努力都能做到”（E-Z-22）。时间是一切人与事件的背景板。时间秩序的改变也并不只是涉及对待时间的态度，也关乎主体如何理解学术与生活的界限、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所应承担道德责任的边界。如果将抑郁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障碍，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在情绪上体验的痛苦就必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痛苦，也是一种道德性质的痛苦。X-F-12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曾经两次站在学校最高的那栋楼的楼顶。在访谈中，她这样反思造成自己当时低谷状态的原因。为什么我那段时间不想活了？我让家里人失望，让老师失望，让同学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多了，我难以承受。与此相似的是，X-F-2也曾深陷这样一种道德痛苦之中。作为一个理工科博士，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乖乖女。“老师说什么我一定要努力做到，我是一定要去努力达到老师的期望，成为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好学生。”但她却在读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经常“打压”和贬低学生的老师，始终难以让导师满意，“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他的期望”。另一方面，“作为大师姐又背负着帮助同组师弟、师妹的责任”。这里无论是“努力达到老师的期望”还是“作为大师姐”的责任都表明X-F-2的抑郁体验连带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负担感。当他们承担不起这些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道德负重，道德性的自我便开始出现裂痕，直至陷入坍塌。在霍尼（Horney,K.）看来，“绝望是冲突造成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不被分裂的希望。”[65]在生物医疗模式下，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性因素导致的抑郁，都可以根据症状开出药方。药物虽然能够缓解症状，但真正解决心灵里纠缠着的道德冲突依然要依靠自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来自周遭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尤为重要。X-F-2曾在抑郁之后鼓起勇气去见导师一面，但导师见面后直接否定了她对自己抑郁的判断——“你根本没有抑郁症，读博都是这样的。”不同的导师对抑郁的态度有很大差别。X-F-4在告诉导师之后，导师却给予了理解和关心，“感觉像是对待小孩一样，让师兄对我好点”。当X-F-12深陷抑郁边缘时，她反思自己能够走出来是“庆幸有一些力量，包括我的两位导师和师兄，他们愿意帮助我”。而X-F-3则谈到自己不敢把抑郁的事情告诉导师，害怕被导师当作“一个脆弱、不堪一击的人”，从而失去导师的信任和学术资源。如果博士生因为害怕得不到理解或失去学术信任而隐藏自己的抑郁情况，就可能会因为无法完成正常的学术任务而被导师认为不够努力或者不认真，进而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反过来又会加重自己的学业压力。不过不少博士生导师缺乏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也缺乏适切的心理准备，不知该如何应对。在访谈某知名院校一位博士生导师D-F-1时，这位老师坦承自己曾经有过抑郁的学生，得知学生抑郁后就会“说话特别小心”，也感到莫名的不安，不知如何与学生相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学生，只能尽量减少对学生的学术要求。在访谈北京一所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C-F-3时，她坦承做学生工作最怕遇到抑郁的学生，直言“如果班上有一个抑郁的学生，那你就完了”。高等学校精神健康知识普及的匮乏和对抑郁的敏感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所承受的心理负担，无法开口求助也就很难激活博士生周遭的人际支持资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希金斯（Higgins,E.T.）就提出，个人的信仰、标准和实践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差异会增加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66]凯博文也曾指出，“精神健康的最基本事实是道德性的：有精神疾病的个体生存于最恶劣的道德处境之下。”[67]那么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究竟处于何种道德处境之中呢？面对完成博士学业所需符合的硬性衡量标准，缺乏发表、没有卡上读博各种关卡的时间节点等“意外”情况都会给博士生带来巨大的内心压力。一旦叠加外部支持的匮乏，就很容易滋生抑郁情绪。延期毕业有时会难以承受、中途退学更是无比艰难且沉重的选择，是与一个“称职”和“好”的博士生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相背离的。当博士自身的道德实践难以符合已经内化于心的“读博时钟”和周遭的道德期待，就会面临“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31]。而疾痛的发展又使得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的努力常常举步维艰，陷入恶性循环，造成“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23]。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和责任，无力满足他人的期待，甚至无法言说自己的情绪，不断被道德失败的巨大危机所折磨，面临难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道德生活”（moral life）的困境。博士生抑郁的社会根源来自个体与地方性场景内隐道德规范的复杂冲突。这些冲突破坏了原有的价值体系，造成原有道德秩序的瓦解，击溃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道德世界。从抑郁内隐的道德冲突中解脱，进而重建道德秩序，这是超脱抑郁困扰的关键。可以说，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生存处境的“去道德化”和“再道德化”是理解他们抑郁体验的发生和疗愈机制的一个基本框架。这样来看，抑郁可以视之为行动者的身心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自然反应，让超出行动者现有承受范围的某种巨大压力得以显现在我们面前。博士生抑郁体验让我们看见博士生个体与所处环境的复杂关系。这一危机时刻不仅充斥着痛苦，也可能是有意义的。X-F-12在访谈中坦承“正是我经历的这些痛苦，我自己的反思，才让我成为坚不可摧的一个人”。抑郁也是博士生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一个契机。在陷入抑郁困扰之后，X-F-2征得父母和男朋友的支持，得到了“即便退学也没关系”的回应。之后她暂时中止了与学业有关的一切事情，选择了休学半年，在自己恢复之后与导师重新建立师生关系的边界，最终顺利完成学业。在帮助朋友方面，不再“勉强自己去做任何事，只有在我真的想，真的愿意，并且很开心的情况下，我才会去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人”。人际关系边界的改变也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自我以及新的道德生活的创造，而这种重建离不开来自重要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博士生的抑郁体验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个体内心世界与外部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一种个体体验，也是一种社会叙事。在访谈以及一次次试图进入这些体验的努力过程，我们深感每一位被访者所经历的痛苦都是复杂而独特的，植根于个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共同的交织之中，寻求超越和解脱的道路也远非文字所能完全描摹。导致博士生抑郁的原因是复杂的，成长过程中的风险性因素对他们读博期间的抑郁困扰也有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本文对这些社会性痛苦的记录和解释性理解同样是“不完整的”，但“学术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70]。在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日常理解中，经常有一种“逆果为因”的倾向，即将抑郁视为解释他们现实困境以及认知和行为改变的初始和万能原因，而不会深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抑郁症状。这种“逆果为因”的思维倾向遮掩了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也简化了抑郁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这项探索性研究可能的意义之一是让正在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看见自己所承受痛苦的社会和制度根源，从而保有“免于自责的可能性”[39]。研究也指出了一条通往消除抑郁症污名化的道路，即将受抑郁困扰的个体置于其所处的道德环境中，以更具社会性的视角理解抑郁的发生机制以及造成抑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取代归因为个体特质的污名化视角，避免将社会和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减轻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博士生抑郁问题对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对博士生精神健康的关注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不应停留于病理学，而要正视博士生的高抑郁风险以及由“正常”的道德经验引发的深重痛苦。“症状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也可能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23]博士生既处在“社会时间加速”[73]的时代，又在讲究绩效主义和功利化的学术场域里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为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博士生抑郁风险的预防和干预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突破不利于潜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数量的培养和评价制度，重塑“质的时间”和健康的学术文化，为博士生的学术创新提供宽松和支持性的学术土壤。此外，博士生的身心健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象牙塔里大学生的“内卷生态”[74]以及高等学校教师日益膨胀的“职业负荷”和“身心健康危机”[75]息息相关。相比于干预，高等学校需要更加注重抑郁风险的预防，不能仅仅停留在“不要出事”8的底线思维逻辑，而应系统性促进有利于博士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文化和资源平台建设，充分应用博士生论文互助小组、博士生情绪工作坊等多种团体性的预防和干预模式，加快建设友好、专业、及时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健康常识的同时，需要注重抑郁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破除对抑郁的污名化想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时勇敢地发出求助的声音，也有能力为处于精神痛苦中的个体提供适切的帮助。唯有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博士生才能更好地承担学术之志业。编辑/审核：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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