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侠郭靖为何不是大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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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押沙龙老师最近一篇作品《侠客成了奴才，武侠时代自然该落幕了》，讨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即，金庸小说中的“重头戏”为何主要发生在宋朝？押老师的结论是，随着宋以后皇权不断扩张，“庙堂吞没了江湖，而皇权又吞没了庙堂”。于是，清朝的武侠世界里哪怕是绝顶高手，“精神世界里也有一股难掩的局促气息”，“哪怕在想象的世界里，清朝也长不出（萧峰，杨过）这样的巨人”。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押总恐怕是想得太复杂了。

很难说清朝背景下就想象不了精神巨人的大侠。比如押总也提到的《书剑恩仇录》，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又有何“局促”可言？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里的人物也绝不“局促”。押总举了“绝顶高手”但“局促”的例子：归辛树、陈近南、九难。只是，至少在碧血剑里，归辛树和九难谈不上“绝顶高手”（他们的师傅穆人清/木桑或师弟袁承志才是）。他们也非主要人物，要论述“局促”与否，需要讨论的也该是袁承志。

甚至不能说这几本书不算“重头”。天八、射雕三部曲在华人世界影响更大，但这是读者的反应而不能简单等同作者本人的想法。

如果说金庸几部重要小说背景在宋朝的原因是越往后越“皇权淹没江湖”，那么真正的侠客该在唐朝，南北朝或者再以前出现才合理——毕竟押总也说了，其实皇权一统正是从宋朝开端。宋比唐要Z制得多，毕竟宋朝制度设计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吸取唐帝国大权旁落亡于藩镇割据的教训。

大侠们的出现相对集中于宋，我的理解，原因非常简单：这些小说都围绕“民族主义”话题而展开，或者直接阐发民族主义情感（抗金抗元），或者展现人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张力（萧峰）。因此，小说大环境必须是一个涉及了民族存亡问题的乱世——宋朝大约是最合适的。毕竟宋饱受外辱而最终灭亡。更重要的，宋有大批被后人传诵的脸谱化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也有各自对应的反面奸臣与无能皇帝——这一点上超过包括明朝的任何其他朝代。非常适合借力虚构给人印象深刻（但也容易脸谱化）的其他人物和场面。

作者确实非常努力的让他书中的大侠和这些已知的英雄搭上关系。整个《射雕》就围绕着寻找“武穆遗书”展开，郭靖的爹爹也要被姓完颜的害死，连丐帮帮主的权力之争也有是否退往江南不给大金在北方添麻烦的政治背景。至于《神雕》，当然整个就是守襄阳的故事——以杨过不合历史地在城下击毙蒙古大汗告终。

至于金庸为何要写一批阐发民族主义的武侠小说？当年的作者和读者都在自己的青少年经历过抗战洗礼，因此这很自然。商业上看也容易成功并打开销路，有过这样经历的读者对这类故事非常容易共情。

宋代这些人物的形象大多来自明代的再塑造，历史真相则比英雄传说复杂和微妙许多。比如历史学家姚大力教授考证得出，文天祥并不是宁死不为元王朝服务。他的要求只是本人不在新朝做官，但如果允许他布衣回乡，则可以以平民身份进行顾问。同时，他的子孙可做官无妨——这是当年对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操守的规定。至于“崖山之后无中国”更是荒唐：明末满清征服遇到的反抗远比南宋灭亡时要强烈——这很大程度正来自于明代对宋代历史再塑造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押总文中从金庸小说朝代问题引申出去，对宋朝皇权进行了一些赞美，认为其克制、尊重大臣等等。对于明清，则认为皇权不仅强大，而且恐怖。确实，一直有关于宋朝尊重文人的说法，虽然这更可能体现宋对武将的压抑，不过押总对宋好感高过明清非常合理。

但把这点和金庸的写作联系起来就有些问题。

比如，难道郭靖黄蓉进出皇宫如履平地是因为作者认为宋朝皇权的宽容允许了他这样想象？这恐怕就搞反了。金庸在《射雕》和《神雕》两本书中，对宋皇帝没一句好话，指斥他们骄奢淫逸，任用奸臣，残害忠良，是江山失守的罪魁祸首。其实所残害的忠良正是岳飞这样的武将，任用的奸臣则是秦桧这样的文臣，这正是大宋防止重蹈唐朝覆辙之基本国策的体现，和押总所说的“尊重大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郭黄洪周四位高手确实潜入了皇宫御厨大饱口福，但读一读射雕二十三章就知道，作者写这个情节实是因为他认定宋代皇帝倒行逆施，就该让大侠们去捉弄一番。至于“尊重大臣”乃至于很多人常说的宋代尊重知识分子之事，这一章里也有表现——非常负面的表现。

比如郭黄二人在酒店里看到高宗皇帝亲笔改订的文人俞国宝所书《风入松》一词时：

黄蓉道：“词倒是好词。”郭靖求她将词中之意解释了一遍，越听越觉不是味儿，说道：“这是大宋京师之地，这些做官的人整日价只是喝酒赏花，难道光复中原之事，就再也不理会了吗？”黄蓉道：“正是。这些人可说是全无心肝。”

所以，大臣们——“毫无心肝”。再然后：

两人沿湖信步而行，但见石上树上、亭间壁间到处题满了诗词，若非游春之辞，就是赠妓之甚。郭靖虽然看不懂，但见都是些“风花雪月”的字眼，叹道：“咱俩就是有一千双拳头，也是打不完呢。蓉儿，你花功夫学这些劳什子来干么？”黄蓉笑道：“诗词中也有好的。”郭靖摇头道：“我瞧还是拳脚有用些。”

看见没，大侠们不但不感激这个让他们吃上了鸳鸯五珍烩的宽容年代，还要对几乎所有文化人饱以老拳，只恨自己拳头生太少。

最后二人终于看到一首好诗：岳飞所做，韩世忠所书的“池州翠微亭”。但正好听见杨康说到：

“岳飞与韩世忠虽说是英雄，但皇帝要他死，要夺他的兵权，韩岳二人也只好听命，可见帝皇之威，是任何英雄违抗不来的。”

金庸先生本人在写这段时，大概没揣着宋皇帝有多宽容的念头。

至于满清，金庸的评价则颇高。比如他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写到：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

《鹿鼎记》中，陈近南说：“眼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鞑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兴复大业越来越渺茫”。我不知道押总是不是觉得这代表了皇权将大侠变成了奴才，但至少金老写这段不是这个用意，而是他真的赞同这句话。

大侠陈近南没进鞑子小皇帝的御厨房，不是因为皇权限制了他的想象力，而是因为康熙是个好皇帝，不该这么对待。

鹿鼎记里确实没有了大侠，只有一群局促的小人物甚至奴才。但究其原因，更像是作者本人对人性有了更复杂的认识。也可能单纯因为写厌了大侠，甚至写厌了武侠，终于决定在封笔之作中不再考虑读者喜好写一个真正表达自己的，不那么商业的作品？照这么说《鹿鼎记》才是真正的金庸小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让大侠在清朝退休，不是因为清朝太差所以侠士没了活路，而是因为他觉得清朝够好所以不必再有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