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的”的寒门学子

张健康：低收入家庭下一代向上流动问题，最近几年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发表的相关文章相比，从立意、选题和写作方式上，你决定写作本书时，有哪些独特的考虑？就是出于共情，想记录下一群人的真实情况，还是希望总结、反思一些什么？

艾苓：我平时没有太关注图书市场的动态，只知道2011年诗人王小妮出版过一本《上课记》，后来又出版了《上课记2》，和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2020年出版过一本《我的二本学生》，两本书里面都涉及到相关问题。两本书的作者都是以高校教师的身份来写学生的故事，书写视角是老师的视角，记录的故事主要是学生课堂上下的故事。与王小妮和黄灯两位的书最大的不同是，《我教过的苦孩子》中的故事全部是关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而且我刻意隐去了我作为他们老师的角色，以纯粹旁观者的立场，记录他们学校之外的故事。

2016年我曾出版过一本从高校教师的视角记录学生课堂上下的故事的书，书名叫《咱们学生》。当时我的写作主要依靠的是我的日记本，还有我的教学笔记。我的日记本记录了我对课堂上下同学们表现的观察以及同他们进行校内外交流所产生的随感。但书稿写完，准备交付出版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书稿缺少一块内容。问题是我爱人提出来的，他和我都毕业于绥化学院，我们是同学。读书的时候，大多数家庭都不富裕，而他的家境比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家境又要贫寒一些，这使得自卑心理伴随了他很多年。他告诉我，如果要写绥化学院的学生，就不能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缺席，因为绥化学院的一大特点就是这样的学生占比较高。他的话给了我一个提示，必须补上这块内容。我当时了解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零零星星的，缺乏面上的数据，而我当时又忙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本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做社会调查。我爱人建议我利用社交平台做一个小型的社会调查。我认为可行，但收集上来的各种信息很复杂，远远超出预期。当时我就确定了下一本书的写作对象，而且只记录和梳理，不去做总结和反思——记录和梳理学生们成长的故事，总结和反思的事情就交给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政府部门去做。

张健康：你为什么会选择一群二本大学的寒门学子生作为观察对象？

艾苓：我曾经想过扩大调查范围，至少扩大到黑龙江全省，多选择几组样本，比如省会城市的“985”、“211”、一本、二本、三本大学各选择一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大学选择几组，经济比较落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城市的大学选择几组。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量太大，远非我个人力量所能及；二是我发现我们学校就是很好的样本库。我们绥化学院是中国边疆省份农业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2004年由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升为二本院校以后，终于可以面向全国招生了，但外省的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每当新生开学季，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虽然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大致可以确认，我们学校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占比是远远高出内地省份的。我从2005年回母校担任写作老师，从教17年以来，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而他们中至少有1/3生活困难。因此，我教过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样本足够多样化、数量足够庞大的样本库。我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样本库，而要去舍近求远筛选别的样本库呢？

于是，我通过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QQ、微博——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我最初还担心能不能得到反馈，会有多少人做出反馈，但结果表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不仅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纷纷转发我的《调查说明》，他们还帮我找到了他们的同学、学生。最终我得到了一个由好几百人组成的数据库。我选择了200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作为采访对象，因为从2000年起，高校毕业生完全不再包分配；同时又优先选择了留在黑龙江工作的毕业生进行面对面采访。对黑龙江省外的毕业生的采访，多数是利用出差、陪老娘参加省外活动的间隙进行的，少数是通过线上完成的。从2017年暑假开始，我陆陆续续采访了200多名毕业生。

张健康：根据你的采访和观察，你认为同重点大学中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相比，二三本院校的中，同样成长环境的孩子们身上存在哪些问题？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艾苓：和那些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相比，后者身上是存在明显的短板的。因为前者很容易被当作“寒门骄子”，受到社会和当地政府的关注，上大学前就可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资助，包括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但是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如果只考上二本、三本院校，没有名校的光环加持，几乎得不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更不要说经济上和心理上的资助。

还有，重点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业，因为有母校的名头背书，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二本、三本院校学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母校认可度不高，可选择的空间相对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重点大学一般位于省会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甚至全国性中心城市，加上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要明显强于二本、三本院校，因此重点大学的学生读书期间接受的信息比地处偏远城市、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相对薄弱的二本、三本院校的学生要丰富得多，接触的事物要前沿得多，处理的事务要复杂得多，他们的眼界自然会宽得多，格局会大得多。

从我对我们绥化学院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长期观察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上大学前几乎没有得到过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更不用说资助，毕业后如果选择创业，同样没有得到过关照。如果选择就业，他们遇到的第一堵玻璃墙就是，用人单位没听说过他们毕业的院校。我们的一些学生去面试时，经常会被问到诸如“你们学校在哪里”、“是二本还是三本”此类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就需要花很多时间给对方解释说明。比如我有一个从河南偏远农村考进来的学生，毕业后去了江苏昆山，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应聘。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他毕业的是哪个学校。他估计面试官不知道“绥化”的“绥”怎么读，便告诉对方是绥化学院。面试官直截了当地说：“上一回大学，怎么不读一个像样的大学？”类似的情况不止他一个人遇到，我们的很多毕业生都遇到过。

我现在每次应邀去校外参加活动，我总会自我介绍说我是黑龙江绥化学院的写作老师。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会特意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以后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少花时间去向用人单位介绍他们的母校。比别人不了解、不接纳更严重的是，学生们的眼界和格局严重限制了他们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能想到的就业去向，除了考公务员，就是考事业编。一些学生去了南方才发现，还有很多比公务员和事业编更好的职业可以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