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走进警局后失踪，一名警察为此作证后“自杀”，嫌犯身份令人震惊
2001年，意大利女高中生赛莱娜·莫利科奈（Serena Mollicone，Sara是Serena的昵称，下文称为萨拉）失踪两天后死亡。
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中，警方先后逮捕过受害女孩的父亲，和一位后来被证实无辜的目击证人。有一名警察作证，受害人曾在案发当天走进过警局，但这名警察在做完笔录后又突然自杀。
直到2020年，本案才开庭审理，而庭审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字数13,171）
失踪
萨拉于1982年11月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只有 6000 多名人口的山区小城亚彻（Arce）。
父亲古莫（Gulielmo Mollicone）是小学教师，为人正直、温厚、和善，业余经营一家小书店。母亲在萨拉 6岁时患重病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大她10岁的姐姐苏洛。姐姐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小学任教，通常只在年节时回家看望父亲和妹妹。
萨拉成长于单亲家庭，从小懂事稳重、性格开朗，非常喜欢音乐，升入高中后一直是校乐队的主力小号手。不过，她并未因此耽误学习，一直成绩优异，在老师和同学眼中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1年，萨拉正在读高三。1月1日，她按计划前往邻市利里（距亚彻10公里）的一家牙科医院拍口腔X光片。
早晨 8:00，萨拉跟父亲打过招呼，从家中出发。她步行到公交站，中途转了一次车，8:50萨拉到达医院，9:30结束看诊。
晚上20:00，父亲古莫左等右等不见萨拉回家，也没有等到她打电话回来。在这之前女儿无论去哪里，总会通知家里人。
古莫打电话给萨拉的男朋友迈克，迈克也很焦急。他说萨拉之前已经和他约好，下午14:00要在亚彻市中心的翁贝托一世广场见一面，之后她还要回学校图书馆，修改学期末的小论文。但萨拉失约了，自己也一直联系不上她。
古莫越想越忐忑，1月2日凌晨00:30，他前去市警察局报案。
接警的两位值班警察库莫和图兹（Santino Tuzi，请记住这个名字，他稍后还会出现，是案件重要关联人物之一）依据程序做好记录，并向局长佛朗哥（Franco Mottola）做了汇报。
亚彻是人口不多的小城，治安较好，失踪在当地属于重大案件，通常会实时汇报给局长。之后，两人立即将报案信息录入中央警务数据库，并打印好一摞纸质寻人启事，搜索工作随即展开。
1月3日中午12:15，与亚彻相距8公里的卡帕市市郊的山地里，一位护林员在距山脚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具尸体，依据衣着判断，应该是女性。他们昨天巡山也途经此处，但那时一切如常，护林员立刻报警。
由于衣着、随身物品和遗体面部没有受到严重破坏，经初步比对，可以确定女尸正是两天前行踪不明的萨拉，案件也由亚彻市警局接手。
萨拉依然和出门时一样，身穿棕色横条纹中长外套、玫红色碎花套头上衣、深色长裤、一双黑色厚底皮鞋。
她原本要修改的小论文，外加几本书也杂乱地散在周围枯草地上。不远处，还有一把剪刀和一卷红色胶皮金属丝。
但是现场及周边始终没有找到萨拉出门时携带的手机和家门钥匙。
勘察记录显示，尸体的上半身被一个大金属垃圾桶遮住，杂草、枯叶、树枝凌乱地堆埋，掩住上肢。
头部裹了三层的白色塑料袋，口鼻被几圈印有英文ghost字样的宽胶带紧紧缠绕，嘴里塞满碎布条。
面部左侧颧骨和左眼间有一道明显的伤痕，像是骨折，推测为受钝器撞击所致。
背部有竖向25cm长的淤伤，双手被胶带捆绑在身后，双腿多处淤青，脚踝上方除白色胶带外还束有两圈金属丝。
萨拉的直接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推测死亡时间介于1月1日15:00-19:00之间。遗体未检验出性犯罪痕迹，私密部位没有异常，没有男性精液和他人的生物信息。
警方推断，遗体发现地并非第一现场，那里没有受害人留下的挣扎痕迹，行凶场所应该是一个封闭空间，能够让凶手从容作案、策划抛尸。
证人证词
萨拉失踪的消息在小城传开后，有两名证人向警察报告，他们曾在亚彻市市中心的翁贝托一世广场见到过萨拉。
翁贝托一世广场有一家名叫山谷（Della Valle）的酒吧。山谷酒吧的店员比安齐说，她是萨拉的中学校友，之前就认识她。她在1月1日上午，看到萨拉在店门口的大街上。
大约是10点多钟，她正在吧台理货，从店里远远看到，大街上，萨拉被一个浅发色的年轻男人叫住，两人说着什么，话题似乎并不愉快，说着说着几乎要吵起来。
比安齐之前没见过那个男人，不过，倒是记住了当天他开着一辆边赤Y10白色轿车（Autobianchi Y10，比亚迪旗下的一款车）。
酒吧对面一家面包房的店员也记得萨拉，1月1日10：15左右，萨拉进店买了4块披萨和4个羊角包。
由此看来，萨拉当天返回了亚彻，并到达了和男友迈克约定的见面地点翁贝托一世广场，她买的4块披萨和4个羊角包，很可能是作为她和男朋友两人的午餐。
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萨拉。
1月4日，萨拉看牙科的利里市，有人向媒体爆料，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提过：1月3日，这位医生接诊的两个年轻人无意中说起亚彻那个被杀的女高中生，凶手是警察局长佛朗哥的儿子马可（Marco Mottola）。
其中一个病人也曾主动联络警察提供线索，但不知为何他的笔录后来被完全抹除了，未进入卷宗。
（这两个年轻人应该是萨拉高中的学生，知道萨拉和马可发生过多次争吵。）
警察局长的儿子
四年前的1997年，佛朗哥被任命为亚彻的警察局长，一家人随他搬来小城，当年他16岁的儿子马可随即转入市立吉欧贝蒂中学读高一。
萨拉比马可小两岁，两年后，她升入这所高中时，马可在高三毕业班。
两人有过交集：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在同一个校乐队；另外，从马可高二开始，佛朗哥请来萨拉的父亲古莫，专门给马可补习法语，马可经常去萨拉家中上课。
虽然马可和萨拉彼此熟悉，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性格却大相径庭。
马可读书很差，说话做事轻佻嬉皮，像街头混混，结交的也尽是不务正业的人。当地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听过，马可带着他的混混团伙抽大麻，有时在废弃的仓库，有时甚至就在警局小楼的二楼家中。
（亚彻市警察局是一幢面积不大的砖红色二层建筑，一层作为办公场所，二层是佛朗哥一家的住处。他调职而来，职务福利中包含提供住宿。局长佛朗哥外出公干或不在家的时候，儿子马可会召集他的小团伙，聚在家里开毒趴。）
马可也常在迪厅酒吧之类的地方贩卖毒品、兴奋剂。因为有他爸当靠山，报警没有用，所以即便有人看不过眼都不敢多说什么。
虽然警方短时内还未厘清目标疑犯，但考虑到尸检和必要物证的收集已经完成，出于尊重受害人家属的信仰（罗马天主教），他们同意将遗体尽快交还家属，办理丧葬事宜。
萨拉的葬礼于1月9日举行，几乎整个小城的人都来和这个不幸女孩告别。
在众多参加葬礼的吊唁人中，酒吧店员比安齐意外地认出，马可就是当天同萨拉在街头发生争执的那个男子。她自认为面容五官都对的上，只是他的发色由浅黄色加部分银白色挑染变为淡棕褐色。
马可1999年高中毕业以后从没找过正式工作，平时要么游手好闲，要么带着几个跟班小弟到处玩乐，日常正是开一辆白色边赤Y10进进出出。
在比安齐的证词下，警方对马可的这辆车进行鲁米诺测试，查验是否有血迹遗留，结果呈阴性。
当办案警员提出，稳妥起见，还需要检测1月1日他穿着的衣物时，马可突然变得情绪激动，非常抗拒。碍于证据不足，申请不到搜查令，而当事人有权拒绝取证，警方只得作罢。
警察局长的迷惑行为
作为萨拉案的全权负责人，佛朗哥的一些举动，让人怀疑他是否在为儿子脱罪。
葬礼的前几日，他带着两名警员在翁贝托一世广场山谷酒吧周围走访调查，试图寻找1月1日上午看见过萨拉的人。
佛朗哥特地交代下属，重点找一辆红色汽车，外形接近蓝旗亚Y（Lancia Y）系列。他强调，根据目击证人比安齐的证词，受害人最后的行动轨迹和这辆车有重叠。
然而，比安齐明明指认的是一辆白色边赤Y10。
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局长不等葬礼结束，就下令逮捕刚刚失去女儿的古莫，理由是怀疑他涉嫌藏匿萨拉的手机，而这也许同她的死亡有某种关联。
萨拉的手机和家门钥匙在案发后就不知所踪。
移动运营商调取她的sim卡定位信息后得知，萨拉离开医院不久，通讯信号塔已经检索不到她的手机位置，具体原因不明。
也有证言指出她的手机在事发前2个月就已经发生故障，经常会没信号。
1月3日下午，警方进入萨拉家中取证，家里每个角落都被巨细靡遗的搜查，意料之中，家中并没有萨拉的手机和钥匙。
然而1月9日葬礼当日的清晨，古莫却发现萨拉的手机莫名出现在萨拉卧室储物柜第一层的抽屉里，他感到既惊诧又害怕。
因为自从女儿遇害后，他便更换了家里的门锁，所以凶手、或者拿走萨拉钥匙的人很难入室。古莫发现手机后，马上联系负责探员，如实讲述了情况并请求调查。
不料就在当天、萨拉葬礼还未结束，他就遭到了逮捕。
手机上没有检出指纹和其它生物信息，通讯录被清空，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的记录也被删除，显示屏上只有诡异的数字666（天主教文化中被视为魔鬼和罪恶的象征）。
手机被警方判定是凶手用来干扰搜查方向的工具，意图把萨拉遇害和某些隐秘邪教联系起来。办案人员综合评估已有信息，排除了作案动机涉及宗教的可能性。
之后，专案警探又再次上门搜证。这次，他们在萨拉卧室的床头柜上发现了此前没有发现的微量大麻，遗失的钥匙还是没找到。
古莫丧女之痛还未平复就遭逮捕，面对盘问无奈又无助。得知家里检出大麻后，他坚称女儿品性正派，根本不碰毒品，家里查到的大麻不知来自何处。
同时，古莫也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马可在他家上课期间，偶尔言语骚扰萨拉。他也听说过马可售卖毒品、大麻，他甚至猜测，女儿难保不是毒品犯罪的牺牲品。
警方审讯古莫没有任何实质收获，他于一周之后被释放回家。
萨拉男友迈克的处境好一些，警方经过查证，认定他没有涉案嫌疑。
另外，迈克在证供中说女友善良耿直，是非分明，厌恶毒品，而马可可能就是凶手。因为案发前几天，两人聊天时萨拉说到，她早晚要去举报马可贩毒，聚众吸大麻。
萨拉在去年（2000年）夏天还因此找过佛朗哥，请他公正处理不要徇私，但局长只叫她别多事，然后不耐烦的打发她走。
案发前两周，有人看见萨拉和局长在警局外的马路拐角处争论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在说马可贩毒的事。
由于所有证人证言全部停留在缺乏物证支撑的阶段，案件进展缓慢，2001年下半年一度陷入僵局。
蒙冤的目击证人
接下来，一位名叫贝利（Carmine Belli）的35岁本地汽车修理工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贝利和妻子常住切普（Ceprano）镇，距亚彻5公里，他工作的修车店和主要业务范围在亚彻市，因此对市镇两地都很熟悉，认识不少街坊。大家对他的评价十分中肯：一个心地不错的老实人。
贝利早在1月2日一看到萨拉的寻人启事，就和同事皮埃尔去过警局。
贝利说，1月1日他和皮埃尔在利里市买车用喷漆，回程时，记得是10：00前后路过亚彻市中心，在山谷酒吧门前见过萨拉。
他记得，她正站在路边上跟一个浅色金发小伙子吵吵嚷嚷。后来参加葬礼，贝利偶然看见马可后，也想起来他就是那个金发男人。
因为和萨拉父女都认识，知道她家住处，贝利想着正好可以顺路载她回家。只是，还没等他上前 ，萨拉就上了一辆公交车，他也就跟同事径直开车回店里了。
他的证词和比安齐的证词基本一致。
1月6日，佛朗哥要求贝利再来局里详细说明目击经过，并由他亲自审问。侦讯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
贝利后来接受采访称，局长那天表现地强势，咄咄逼人，很多问题重复、雷同。他没经历过这些，不懂如何应对，不知是佛朗哥有意针对他，还是自己表述不清，引人误解。
后续，由于马可那条线索搁浅，警方视贝利为第一嫌疑人。
警察搜查他的办公室，在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一张残破的牙科挂号单，虽然患者名部分已破损无法识别，但清楚显示了预约时间、科室名称和接诊医生姓名，同萨拉失踪当天的就诊记录完全一致。
而为何单据在他办公室，贝利给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只不断重复那不是他的，他没看过牙医。
还有，贝利办公室窗台有一卷带有英文ghost 字样的胶带，与捆绑萨拉手脚的胶带型号、颜色，一模一样。
贝利的同事皮埃尔则在关键时刻改口，称1月1日当天上午没有和贝利一同外出，不清楚他案发当日做过什么。
贝利的妻子仅能证实丈夫一早出门上班，傍晚回家。至于是否真的去工作，她也不知道。贝利当即变为物证“确凿”，且案发时间活动轨迹存疑的第一嫌疑人。
2003年2月26日，警方以谋杀和藏匿尸体的罪名正式逮捕贝利。
鉴于关键物证挂号单上未检出贝利的指纹、DNA等身份识别信息；根据从亚彻到卡帕（萨拉遗体发现地城市）的路段监控，案发和推测抛尸时段都查不到贝利的车经过；无论是他自己日常开的车，还是那段时间经他手维修的客户车辆，都检不出任何涉案的蛛丝马迹。
本案开庭后，贝利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在被收押17个月后（2004年9月）最终被释放回家。
走出监狱大门后，贝利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居然是亚彻警局的警察图兹。图兹在监狱门口等他，为他平白受冤道歉，并满怀愧疚的拥抱、鼓励他。
贝利很感激这份有点陌生的善意，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警察图兹的“自杀”
贝利之后，警方看似侦查力度不减，可一直未能再次锁定新疑犯。2006年下半年， 亚彻市局向上级申请终止萨拉案的调查，获得批准。
悬案令受害者家属、小城居民及不少参与案件的探员难以释怀。部分媒体直指警察办案效率低下、能力不足，无法保障公众安全。
2007年中期，佛朗哥卸任亚彻市局局长。因为新的局长还未上任，新任警务监察（一个监督性质岗位，职级略低于局长）伊万（Gaetano Evangelista）代履行局长一职。
伊万开始查阅警局近几年的工作记录和多个案件卷宗，本意是尽快熟悉当地状况，避免工作中出现不必要的疏漏。
伊万意外地发现，卷宗中萨拉案中的部分证人提及马可的证词遗失了，例如纸质档案中贝利对马可外貌描述的那一页不见了。
而几个最初检举马可贩毒的证人，在证词呈报检方复核时，均改口否认，声称自己道听途说，实际不知情。
佛朗哥在亚彻的任期其实2004年时已经结束，上级曾安排他调往别处，再高升一级。可他拒绝了这个升迁机会，坚持留守，理由是该案未破，他对这里还有责任。
更关键的一点是，对马可的调查并不符合程序。佛朗哥与他是父子关系，直系亲属涉案或可能涉案，虽未有明文规定，但避嫌是全意大利警队不成文的铁则（局长的行为不合规但也不违法）。
伊万认为围绕马可的疑点颇多，萨拉案中他的影子若隐若现，有必要查清他是否牵涉其中。基于此，新监察重启案件调查。
2008年3月28日，最初接警萨拉失踪的警员图兹在重新做笔录时，补充了一个惊人细节：
2001年1月1日，上午他一人在局里值早班（按常规是两人一组值班，据图兹说当天是警务部队的节日武装节，部分同事外出参加庆祝活动）。
中午11:00，他听见有人按了门禁语音，接着一个男声应答开门，然后，他看见萨拉通过一层走廊前往二层局长一家的住处。图兹相信那个应门的男人就是马可。
萨拉进门没多久，图兹就听见二层有打耳光的声音，犹豫着也许是年轻人吵嘴打闹，不至于太出格，多事插手也不好。
可一直到他下午14:30下早班，都没再见女孩走出警察局。
图兹的证言无疑是案件的重要转折，他作为人证直接证实萨拉生前最后接触的人极可能就是马可。
而这位让一切看似柳暗花明的关键人物，却在做完笔录的两周后突然死亡。
4月11日，图兹独自开车到市郊树林，他坐在驾驶席上，用警务配枪朝自己胸口射击。他的上衣上有一大片浸透的鲜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图兹去世当天，他的女友丽塔整个上午都在家。大约11:00，她察觉大门外有人踱步，开门却又看不到谁。她正要转身回屋，瞥见门前右侧地上有一束红玫瑰，花束里插一张红色卡片，上面写着：“这束花代表我永远爱你，再见了丽塔”，门边还有一个雪茄烟蒂。
官方短暂调查后，匆忙以图兹患抑郁症自杀结案：他与女友丽塔是婚外恋关系，丽塔另有家庭，他不堪苦恼，崩溃自杀。
但是图兹惯用右手，而尸检报告认定他左手持枪，朝自己胸部射击。常理来说，很少有人会在死前特地改变行为习惯。
另外，丽塔收到的告别花束和卡片未做指纹和笔迹鉴定，烟蒂没有做DNA鉴定（具体原因不明），均无法确认来自图兹。
由于之前图兹的证词指出马可应门让萨拉进入警局，警方在之前萨拉案的取证中也监听了马可母亲安娜（Anna Maria Mottola）的手机。
安娜在打给亲戚的一个电话里曾亲口说了这些话：“已经处理好了，都放进他车里了，我自己放的不会有错。卡片也写好了，我忘了碰没碰过手刹，算了，不重要。”
安娜在图兹死后提到了车和卡片，这种惹人联想的表述却未得到警方重视，他们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觉得这只是一次普通拉家常。
图兹的女儿玛利亚和女友丽塔完全不认可自杀的说法，图兹10天前刚刚做了外祖父，他是真心高兴，没有一点消极悲观。她们怀疑所谓“自杀”，与他作证萨拉案有关。
另外，丽塔认为，图兹生前好像对萨拉一直有愧，除非不得已，图兹从不走萨拉遗体发现的那片山地，只要路过，总觉得阴森，不自觉冒冷汗。
而图兹还告诉过她，自己在结束第一次笔录后，因为终于能把藏了7年多的心事（指他看到萨拉进入警局但未走出）公开讲出来而感到如释重负。
但五天以后，图兹被安排由老友兼副局长维琴佐（Vicenzo Quatrale）做第二次笔录。这次回来，他整个人变得忧心忡忡、敏感警觉，语焉不详地说过“他们要抓我”。丽塔细问原因，他却说“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图兹曾对女友说过，他认识维琴佐有26年了，一直关系很好，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当年萨拉一出事，他只敢找维琴佐商量。可他们聊完没多久，图兹明显感受到局长不再信任他，私下交往也不再热络，不知两件事有无关联。
图兹出事前一天，维琴佐和另一位同事约他出去喝一杯。
在丽塔看来，警方有必要调查，维琴佐对图兹做过什么，是否需要为他的死负责。
图兹的女儿玛利亚态度更为坚决，她一直都说父亲和萨拉的死背后有同一个凶手。
接着，在图兹死后，多人表示他在萨拉一案中的证词不实。
2001年1月1日晚间到2日凌晨，和图兹搭档值班并接受萨拉父亲报警的库莫，作为重要关系人，站出来指证说，图兹在那段时间里从未对他说过看见萨拉走进警局，而且1月1日白天也不是图兹的执勤日。
受到图兹女友丽塔强烈怀疑的维琴佐则又是另外一番说辞。他自称，1月1日白天11:00-13:30期间，他跟图兹一起外出巡逻，两人下午才回到局里，图兹人在外边，不可能看见局里有谁进出。
但这两人的说法没有其它旁证支持，亚彻市局从来没有公开2001年的原始排班表，原因未披露。
清洁工的证词
图兹留下的谜团，不仅让萨拉之死的阴影更加厚重，也把马可的母亲安娜暴露在外界目光之下。
警局清洁工罗莎（Rosa Mirarchi）2001年的口述证词里，涉及局长妻子安娜的部分细节充实、有迹可循。
罗莎在1995-2005年期间在市局做保洁工作，也负责二层局长一家的清洁卫生。她不是本地人，婚后才和丈夫定居亚彻。因为和安娜年龄相仿，又都是外迁到小城，共同话题比较多，私交很好。
每周一、三、五为罗莎的固定工作日，2001年1月1日刚好是星期五。
那一天，她不记得在局里见过佛朗哥，按照日程，局长预定要去省会城市参加武装节庆祝活动。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正在一层打扫，做地板保洁，听到门禁电话响了3次，不知道有没有人应答。
（警局7*24有专职警力轮岗值班，公众报警为寻求帮助，任何事都可能进入法律程序，通常不会由清洁工应答。）。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听到一声闷响，像人摔倒的声音，从二层局长家住处传来。罗莎直觉是佛朗哥家里有谁走路没留神绊了一下，也就没特别注意。
傍晚，安娜交代她把连接一、二层的楼梯，二层走廊和一个空置的浴室（二层有两间浴室，局长一家只用一间）用强效清洁剂清理一下，再扔掉一个家里不要的床单。即便圣诞节那种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安娜过去都没要求她如此仔细地打扫二层。
罗莎做事勤力细致，全部照办。她用含次氯酸的清洁剂仔细洗刷楼梯、走廊、浴室。久不使用的浴室内污渍很厚，除尘擦洗费了罗莎挺大劲。但很快，二层变得一尘不染，焕然一新。
但她注意到，在二层楼梯口进入走廊的木门上半截，有手掌大的撞击痕迹，木板表面凹陷，她前次打扫时不记得有。罗莎询问安娜后得到的回答是：佛朗哥父子吵架时情绪失控，这是他们动手没轻没重撞坏的，不用在意。
萨拉出事以后，当地风言风语传得很快，很多人议论可能是马可做的。罗莎回想起1月1日当天那些事：门禁声、撞击声和大扫除心中有些怀疑，局长一家会不会真的要遮掩些什么。
纠结归纠结，她还是作为人证在2001年的例行笔录中，把知情内容合盘托出。在7年后重启调查的过程中，罗莎的这份笔录也浮出了水面。
马可的证词
萨拉案几经周折，每一次都会绕到马可身上，伊万这次明确要求，必须彻查和马可关联的所有线索，以及，佛朗哥是否利用职权徇私包庇，同一屋檐下的安娜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
大卫在2001年时的第一个笔录版本的确配合马可，承认他们那时一起在市中心游荡，从没分开过。
但2008年第二次作证时，大卫突然翻供说，自己上次提供的是假证词，那天他在自己家，没外出、没见过马可。
他说，1月1日中午11:34，他接到一个马可用家里的座机（也是警局座机）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给警方提供假证词。
（2000年左右，意大利的电信运营商已经提供来电显示服务）
可能是察觉到大卫不可靠，在2008年调查重启后，马可又去央求前女友劳拉（2001年时16岁）替他作假证。
他希望劳拉证明：2001年的1月1日，他们俩在当天早上的10点整见面，然后一起去了翁贝托一世广场。他们俩一直在一起，马可根本没有和萨拉在酒吧门前吵架。
不过，前女友不仅没答应他，还指控马可逼她说谎：“1月1日我整天在学校，那段时间还没跟他谈恋爱，他拿我当挡箭牌，隐藏他对萨拉做了什么。马可本来对我没意思，是萨拉出事以后，才转头追我，原来是想让我做假证？”
两位证人的证词让马可的嫌疑越来越重，根据他的跟班大卫第二次的证词，他1日上午11：30分前后在警局的家里，与图兹所说听到他应答门禁电话的时间非常接近。
随后，伊万申请搜查令对二层马可一家的住处（2008年时佛朗哥已经卸任亚彻市局局长，他们算暂时借住，还未搬离警局二层）仔细搜查检验。
警察在马可房间里，找到少量大麻。此后，随着调查的深入，与萨拉相关的新物证的出现也令案情愈加明朗。
开馆验尸
囿于2001年时一些技术限制，和佛朗哥可能的暗中阻挠，萨拉的尸检结果精确度有限，部分细节被忽略、遗漏。重新调查的重要一环便是开棺验尸，完善证据链。
幸运的是，萨拉的遗体2001年举行葬礼时，遵循罗马天主教传统未火化，且有防腐处理。
警方请来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病理法医鉴识专家，米兰拉巴诺夫实验室主任卡塔内，进行第二次遗体检验。
卡塔内提出第一次尸检相比规范流程存在明显疏失：
1.未测量尸温（遗体发现时的温度），也未将尸温与环境实时气温对比，无法得出更准确的死亡时间。
2.仅以下体未检出精液为由，否定性侵（未遂）可能性，取证不全面，结论不严谨。况且，只检查了阴道，子宫状况未有记录；也未考虑肛交的可能性。（二次检验时，除骨骼和头发外的人体组织，保存状况均不理想，不再具备检验条件。）
开棺之后，尤其令人错愕的是萨拉的阴道、子宫和肛门被人为切割拿走了。至于事发于何时、何地及经何人手均不能确定。家人只知道葬礼前，警方归还他们的遗体是完整的。
（有媒体分析，葬礼前通常逝者家属会安排遗体入殓理容，之后短暂寄存在殡仪馆，直到葬礼举行，时间空档比较充裕，有心人要找机会下手并不难。如果下葬后再动手，就很难掩人耳目。遗体只有性器官丢失，侧面也说明，萨拉死前很可能经历过性侵。犯人或某些案件关系人，为避免罪行暴露，而销毁证据。）
接着，卡塔内团队利用3D技术，复原萨拉的头骨立体图像。
团队将左侧眉骨和颧骨处的凹痕同警局二层走廊被撞破的木门（罗莎询问安娜并在笔录中提到的那个）进行比对，二者契合度竟然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马可家中木门，图片来源网络）
缠绕萨拉口鼻的胶带内侧，粘有零星漆斑，经检验可以确认来自那个表面凹陷的木门。她的头发和衣裤上，共检出和木门相同材质的木屑微粒139处，还有一处门框包边的胶水及树脂残留。
这些证据直观地证实了，萨拉左脸的骨折很可能由撞击木门所致。
佛朗哥一家聘请的刑侦顾问卡梅罗（Carmelo Lavorino），则以测量数据回击，否认木门是凶器的假设：
门面凹陷是一个8.5cm x 9cm的长方形，距离地面高度150cm-159cm。萨拉身高155cm，她的左眉骨（距地面146cm）和左颧骨（距地面141cm）间的骨折伤痕，5cm长，8.5cm宽，和木门凹陷虽然形状、纹路相似，但离地高度相差几乎10cm。所以，木门破损不可能是萨拉撞击的，而是佛朗哥父子挥拳打架造成的。
卡塔内则反驳说155cm是萨拉的净身高，她当天穿的鞋有2-3cm的内增高，鞋底厚度是3cm，萨拉的直立高度在160cm上下，她眉骨与颧骨间创伤的高度和面积跟木门凹陷位置是基本对等重合的。
而且不应忽略当时被害人处于被殴打的状态，人在躲避和反抗的过程很难静止，身体在跃动中，站立高度跟净身高会有偏差。
佛朗哥身高175cm，马可 180cm，如果是他们挥拳相向的话，以多数人的行为习惯来说，出拳的高度在当事人上腹部到肩膀下之间（参考马可父子的身高，其挥拳离地高度大致是距地面120cm-140cm之间），门面破损的位置明显高于这个数值。
卡塔内另外强调萨拉头部的撞击伤并不致命，只造成她的晕厥，如果能够及时送医，是可以完全康复的。但凶手为脱罪自保，残忍地给还活着的受害人口鼻包裹胶带，造成她窒息死亡。
另外，萨拉呼吸道提取的颗粒物样本，和马可家中起居室百叶窗上灰尘的对照结果，成分相同。
萨拉鞋底上检出的一块微小苔藓，和警局内牢房（相当于临时看守所，关押未送检的嫌疑犯）的采样标本吻合。
综上，萨拉死在警察局里，不再是假定推论。涉案嫌疑人，也不止马可，还包括他的父母。没有时任局长佛朗哥协助，萨拉（不确定当时是否死亡）不会和牢房产生交集；而家中的异样，女主人安娜很难完全不知情。
检察官推断比较合理的场景还原或许是：萨拉从牙科医院出来后，遇上开车闲逛的马可，后者邀请她搭顺风车，中途两人因故起了口角，快到市中心附近时萨拉要求下车。
之后马可不甘心又追上去，两人的吵嚷随之被几位证人目击到，此后萨拉独自乘公交车离开。之后，很可能是萨拉想起，自己带的几本书忘在马可车上，她只能再去马可位于警局的家里取回书本，却未曾想两人陷入更激烈的争执。
马可冲动之下，打晕并疑似性侵萨拉。为避免罪行败露，他给晕厥的被害人口鼻裹上胶带，让她窒息死亡。
佛朗哥一面护子心切，一面为了工作升迁不受影响，决定帮儿子捆绑尸体，物色抛尸地点。安娜则交待清洁工大扫除，抹除犯罪痕迹。
再由局长明里暗里左右案件侦破，疑似利用职务便利操控人证（例如部分证人前后说法相反的证词），篡改多位目击者证词以及隐匿物证（如图兹的排班表）。
在调查重启后，比对证人证词时，警方发现比安齐的原始笔录有涂改的痕迹。
2001年萨拉案被媒体广泛报道，警方出来接受采访。众多报道中，关于比安齐看到马可和萨拉争吵的日期都是准确无误的2001年1月1日。
2008年复核比安齐的笔录时，却发现笔录中记录的二人争吵的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12月中旬。
佛朗哥擅长处理职场上下级关系，熟谙人情世故，领导、同事都认可他的工作和人际协调能力。这层保护色，让他更便利地扰乱破案进展，直到他本人也变为调查对象。
佛朗哥的手机在调查搜证在过程中，被发现保存了大量恋童和暴力殴打、虐待女性的图片、视频，他也因此面临持有儿童色情物品罪的另案调查。
于是，即将面临牢狱之灾的佛朗哥，不再是一些萨拉案知情人的威胁。很快，有人告诉警方，安娜2001年1月2日凌晨曾驾车外出，稍晚又独自返回，很可能是去抛尸。
判决
案件的调查耗时日久，再加上各种复杂的行政程序以及各个部门本身的低效工作，此案一拖十来年。
2020年，检方方以谋杀和隐藏尸体起诉佛朗哥、马可和安娜，分别求刑30年（佛朗哥起诉刑期最长是由于他自身的执法者身份，及存在渎职，滥用职权）、24年和21年。以胁迫（图兹）自杀起诉警官维琴佐，求刑15年。
庭审阶段，辩方的反驳主要有以下六点：
法律既然做出了无罪裁决，意味着萨拉之死依然没有答案，也没有人为此惩罚责任。让这个案件流传下去，让公众继续追问真相，不让萨拉被忘记，大概是外界唯一能为萨拉做的。
（亚彻市为萨拉建的纪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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