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

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刚刚死在儿童医院。

对于这座医疗条件有限、医生水平不高的小城，这并不算什么医疗事故。

只有一位年轻医生感觉不太对劲。

他私下将同样症状患者的血液，送到莫斯科大医院化验。

这一送，就牵出更多病人。

先是第一批四个孩子，而后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人确诊。

这引起了高层重视。

这种美国的传染病
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 《零号病人》，亿万同人字幕组，下同

传染病专家、少校特工、资深记者，先后来到这所儿童医院进行调查。

可查到最后，掌握了事实的他们却全都默契地上报谎言。

豆瓣8.7，最新出炉的俄剧。

生猛，悲情，无奈。

记录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名为疾病的战争。

零号病人

Нулевой пациент

01

疾病的诞生

1988年，苏联。

在埃利斯塔的一所儿童医院，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去世了。

基尔桑医生很自责。

但更多是困惑。

明明自己整个手术过程零失误，“他怎么就这样死了”。

紧接着，基尔桑发现化脓性脓毒症患者越来越多。

由于读过外国医学杂志，了解一些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疯狂滋生——

这些免疫力异常低下的孩子，可能得了艾滋病。

他把猜测说给院里的资深医生听，后者直接笑出声。

-这是感染了HIV病毒的症状

-什么？

艾滋病？

别逗了，2.5亿苏联人不会得这种“美国病”。

小城市的人这么想，大城市呢？

莫斯科，中央流行病学科研所。

身为所里唯一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大冈在一名外国患者身上发现了HIV病毒抗体。

警觉的他一连问了许多问题：

吸不吸毒？只有一个性伴侣吗？有没有高危性行为？

对方被他冒犯的猜测激怒了。

一一给出否定答案后。

扬言要去大使馆投诉。

鉴于艾滋病有传染性，大冈决定报警。

可女同事“体贴”地阻止了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2.5亿苏联人都不会得这种“美国病”。

听上去像玩笑对吧。

但这就是历史真实的一貌。

据官方数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共有1500万艾滋病患者。

而在苏联。

记录在案的病例全是外国人。

难道苏联真是被上帝眷顾的净土？

上至卫生部部长，下至普通民众，确实这么想。

这种疾病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产物

艾滋病啊，是吸毒、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副产品。

是堕落的证明。

而苏联公民又是何等正直、正确、遵纪守法。

所以——

艾滋病在苏联根本没有出现的可能性

甚至。

在卫生部部长看——

艾滋病极有可能诞生于五角大楼实验室。

不排除是美国发起的生物战。

相信科学的大冈当然听不进这种鬼扯。

“白痴”，扭头就走。

科学告诉他——

我们没有艾滋病患者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有

02

疾病的掩埋

尽管不被理解，大冈仍然在坚持研究艾滋病。

这天。

转机来了。

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医生，说她那有个病人，怎么治都治不好，症状很像你说的那种病。

这是一个伤势严重的退伍老兵。

他先是发烧、失眠，接着腹泻、皮疹，再后来淋巴细胞是正常的两倍，直到被确诊卡波西式肉瘤。

更可怕是。

老兵年轻时是个风流人物。

泰国工作时，就跟不少当地人发生过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在纪律严明的苏联军营，也有（性伴侣）。

整整24个。

大冈顺藤摸瓜，找到军营，可当请求看档案，军官暴怒。

我们这里有男同、基佬、变态吗？

注意对面一些士兵的表情。

——无法掩饰的心虚。

但心虚归心虚，没人站出来。

好在大冈聪明。

以“老战友”身份打入内部后，终于得到那份档案。

一挖不得了。

如今他们大多退役，足迹遍布天南海北。

大冈和团队忙活很久，电话、登门、问诊，验血、排查各种潜在传染目标后，结果出来，最最乐观估计——

艾滋病患者，一百例左右。

大冈这边如此。

“小城镇”基尔桑那边就更严重了。

先是4名孩子确诊，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大人。

这些患者中，有同性恋、婚外恋、嫖客……

一边，是铁证如山的科学事实。

一边，是信誓旦旦的理想主义。

流浪汉 瘾君子 妓女 同性恋会感染

我们苏联没有这些人

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会滋生这些资本主义恶习

两位医生在这时终于懂了。

他们要面对的不止一场关于疾病的战争。

他们真正的对手，是谎言。

03

疾病的隐喻

“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这是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的名言。

Sir原来不太理解。

但现在，越来越有体会。

《零号病人》改编自真实历史。

该剧背景设定于1988年，苏美冷战期。

这漫画我们都熟悉。

当时，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掰手腕。

卫生领域，自然也是筹码之一。

一个新的重疾诞生，如何阐释、如何治疗、政策是否有效、人民是否满意，每一点，都是“子弹”。

“就如梅毒被视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结核病（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被解读为一种偏执；艾滋病，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

众所周知，艾滋病最先在美国爆发。

1981年，纽约和洛杉矶先后报告一些年轻的同性恋者去世。

随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刊登了多例病人的病例报告，他们多患有卡波西式肉瘤、带状疱疹和淤血斑。

在去世时，这些人免疫力都远远低于正常人。

经由多国传染病专家研究，这种由免疫缺损所带来的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被命名为“艾滋病”。

苏联察觉到，这是个反击美国的好机会。

在克格勃无孔不入的宣传策略下，艾滋病被赋予了疾病之外的意义。

之所以问世，是因为美国五角大楼阴暗的生物实验。

之所以大规模流行，与美国抛弃道德观念、无视社会文明的堕落文化息息相关。

谎言重复一千次、一万次，就成了真理。

这种疾病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产物

当然。

不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洗脑，相当一部分民众，是主动拥抱谎言。

相信苏联不可能有这种病。

那只要嫖客加钱，一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马上就安全了。

相信艾滋病就像鼠疫、黑死病，得了只能等死。

那放弃艾滋病人，也就回避了良心和道德本该面对的谴责。

这种看似愚蠢至极的脑回路，其实很好用——

道德上，将患者矮化。

逻辑上，把错误归咎给患者。

更重要是。

把艾滋病患者踢出正常的人类队伍。

那我们“正常人”当下没有出路的痛苦，才可能得到暂时的安息。

一切就像《让子弹飞》那句流传颇广的台词。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在《让子弹飞》，“麻子”和“牧之”是文字游戏。

“不愿意”“更愿意”和“特别愿意”三者之间，是人们对所怀偏见从浅到深的执念。

△ 《让子弹飞》，左 马邦德（葛优 饰），右 张牧之（姜文 饰）

求真曲折而痛苦。

所以。

求真反人性。

而承认自己错误，更是反人性。

放在病上。

“麻子”，本是一个事儿，指向一种疾病在人身上留下来的痕迹（或者天生就有）。

可它却逐渐成为人的指代。

姓张就是张麻子，姓王就是王麻子。

△ 《让子弹飞》，假张麻子（胡军 饰）

所以人们在恐惧什么？

很大程度上不是恐惧疾病本身，而是恐惧疾病的隐喻，恐惧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印象。

剧中，一名少女得了艾滋病，第一反应是怕。

不是怕艾滋，是怕父亲——

“别告诉我的父亲，他会杀了我”。

因为深受疾病的隐喻影响的苏联人，早已把艾滋等同于堕落、放荡。

比起艾滋。

未婚先同房是家族更不可接受的羞耻。

04

疾病的土壤

从这个角度说。

疾病，只是《零号病人》浮出水面的一角。

水面下的冰山，是一个社会病了。

剧中，你其实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反派。

但所有人都难逃其咎。

按今天的认知，那些关于艾滋病的荒唐的定义，完全是不值一驳的笑话。

但还是那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

愚蠢？

当然 。

自私？

也有一部分原因。

但更沉重的现实是——

那些简单可笑的骗局之所以能骗到你，往往在于我们主动上缴了追问、质疑的权利。

把话说得更直白点。

当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沉默时，那留下的声音，一定是谎言。

你敢想吗——

全苏联，有条件检测艾滋病的实验室只有五个。

三个在莫斯科，两个在列宁格勒。

但。

没有人觉得这空荡荡的现实有什么不对。

另一面。

剧集一直在强调大冈和基尔桑这两位医生的为人。

他们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是为数不多对艾滋病有深刻认识，并愿意全心全意为病人付出的好医生。

当他们发现，艾滋病在苏联的爆发，不单由于血液传播、性传播，而很可能是卫生部下发的免疫球蛋白携带了艾滋病病毒时。

他们撞到了真正的铁板。

——那批药迅速被卫生部给下令销毁。

而下令的，正是大冈的父亲老冈（卫生部副部长）。

他不敢再对那批药物进行检测。

他怕死。

更怕被定罪。

许多前辈劝两位医生算了吧。

理由多姿多彩。

但基尔桑表示，这种事我永远明白不了。

大冈则生气到要搧父亲巴掌。

可当我们以为真相即将大白，反转来了——

小医院出身的基尔桑出于现实考虑，还是选择了沉默、消声。

而大冈，西装革履，一脸正经地坐在摄影机前，他那么顺滑、自然地也开始了似曾相识的表演。

他说，此次艾滋病爆发的原因，是埃利斯塔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经常违反规范。

医院工作人员使用未经消毒的注射器
仅更换针头

以他为荣的女友，关了电视转身就走。

像他曾经那样愤怒。

“白痴”！

可大冈真的是白痴？

究竟是现在的大冈不懂事，还是以前的？

此时此刻。

再度回味老冈们对大冈那些耳熟能详的规劝。

如果你想公告全国

我很担心会开始另一种流行病

恐惧的流行病

一种奇妙的轮回就此形成闭环。

从基尔桑到大冈，从大冈到老冈，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恶意，他们就像一个个精妙的齿轮，无情绪地运转着。

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某种更高信念的驱动下，将一个个谎言，充满善意地钉入人民的身体。

如你所见。

《零号病人》不吝于展现疾病的隐喻、政治的复杂、人性的多面。

但更深刻的一点在于——

他毫不留情地演示了真相与谎言的斗争。

真相并不美好。

谎言也不一定长着邪恶的脸。

一切就像现实那个尾巴。

苏联对此次事件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调查，结果——

1989年开始调查
75名儿童和4名成人
在埃利斯塔儿童医院感染艾滋病一事
由于时效期满于2001年停止调查
未公布肇事者的名字

哦。

还没完。

《零号病人》在结尾，还是给了观众一个小彩蛋。

2013年，莫斯科，老去的基尔桑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提到，已经成为院士的大冈，在研究结果中让大众相信，埃利斯塔之所以爆发艾滋病，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而跟免疫球蛋白无关。

基尔桑打断了记者——

深受痛感折磨的他认为。

整个艾滋病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去承担责任。

哪怕是在事后。

而他们这些当事人，只有一个诉求。

相当简单——

在Sir看。

《零号病人》这个结尾相当刻意。

——但Sir也相当喜欢。

它刻意在故事已有定案后，“画蛇添足”地加上当事人的看法；刻意在使用早就落伍的黑白影像，企图混淆历史与当下的边界。

甚至，刻意致敬了《杀人回忆》。

△ 上《杀人回忆》朴探员（宋康昊 饰）

但这正是Sir爱到不行的原因。

朴探员和基尔桑在这里的凝视，像极了一支冷箭。

它穿越屏幕，刺向凶手，也刺向每一个看电影的我们。

你是否听见远方的哭声。

你再仔细听听。

这哭声到底来自远方，还是胸口那颗还在跳，还有温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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