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出的信号在欧洲引起了不安及巨大的恐惧。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几乎还没来得及消灭国内的敌人，就要从建立之初被迫用武力对抗外部敌人。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秩序，法国不得不从1792年到1794年进行革命战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在多次战役中，法国先是打败了奥普军，后来又击退了其他国家增援的武力干预军队。但是，枪炮声暂时停下来，只是为了不久之后又再次怒吼。法国的革命战争直接导致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国。最终，这场战争从1795年到1807年打了十二年。
《自由引导人民》，欧仁·德拉克洛瓦 绘
早在1793年初，一个庞大的反法同盟就已经形成。当时，欧洲许多封建贵族或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极其敏锐地预感到：法国革命思想会直接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统治范围。美因茨共和国的建立似乎证明了，这种担心是多么可怕地变成了现实。法国革命军显示出强烈的抵抗意志和出人意料的军事技能。人们本以为在第一轮交锋时就能彻底打败法军，但是最终干预部队却在瓦尔米被法军狠狠地教训了一顿。1月21日，路易十六以“路易·卡佩”的身份被送上断头台。这成了主要的导火索。此后不久，七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普奥同盟：英国、荷兰、西班牙、撒丁岛、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德意志帝国。英国随即成为这第一个反法同盟的领导国，因为英国将法国视为其在欧洲争夺政治霸权的主要竞争对手。军事冲突仍在继续。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5-1797）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同盟各国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矛盾。普鲁士因参与入侵法国和吞并波兰而处于财政、军事和道义的破产边缘，因此退出了反法同盟。普鲁士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于1795年4月5日单独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了《巴塞尔和约》。根据这个和约的官方协议内容，承认普鲁士所属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归法国所有，并确定了德意志帝国北部各国保持中立地位。在一项秘密条约中规定了以下内容：如果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情况下，普鲁士最终将莱茵河左岸地区移交给法国，同时从莱茵河右岸地区获得补偿。荷兰、西班牙和托斯卡纳也退出了同盟，葡萄牙则作为新成员加入同盟。
1792年，法国军队与普奥联军作战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战役中，各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上莱茵河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法国人继续向德国南部推进，未能成功。而法军在意大利的作战营由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指挥，成功占领了伦巴第，在曼图亚包围了奥地利军队，并准备进攻维也纳。1797年4月中旬，两个战区都停火休战。10月17日，奥地利和法国在坎坡福尔米奥（Campo Formio）缔结了和平协议。奥地利失去了其在比利时的领地，并且不得不将其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土割让给拿破仑建立的奇萨尔皮尼共和国（die Cisalpinische Republik）。法国特使与旧德意志帝国外交官在拉施塔特（Rastatt）大会上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和平谈判，最终无果而终。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并没有停止战斗。战争的运气越来越有利于法国人。法国在征服罗马之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在进占瑞士之后，法军掠夺了伯尔尼的国库，并建立了由法国人保护的赫尔维特共和国（die Helvetische Republik）。法军在波拿巴的指挥下远征埃及，也大获全胜。直到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Seeschlacht bei Abukir）中被英军摧毁，英国重新占据了上风。最终，英国成功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法同盟，奥地利、俄罗斯、那不勒斯、葡萄牙和土耳其加入了该同盟。
阿布基尔海战：法国"东方"号战列舰爆炸，Arnald George 绘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9-1802）之初，各同盟国都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沃洛夫（Suworow）的战略天才。但是，1800年前后，由于拿破仑的军事独裁统治，同盟军队在瑞士、德国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遭到重创。1800年6月在马伦哥（Marengo）附近以及12月在霍恩林登（Hohenlinden）附近的两次败仗最终迫使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退出同盟战争。1801年2月9日，奥地利被迫与法国签订吕内维尔（Lunéville）和约。德意志帝国和皇帝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所有失去领土的封爵都将在莱茵河右岸的德国获得补偿（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重组，有利于王位的世袭）。另外，战败者还必须承认巴达维亚共和国（die Batavische Republik）、利古里亚共和国（die Ligurische Republik）、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以及赫尔维特共和国。1802年3月，英国、土耳其与法国签署了亚眠（Amiens）和约。根据该条约，英国必须将它所征服的地盘归还给法国，并将马耳他归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在埃及退到山口以北。因此，对于反法同盟的各国来说，第二次同盟战争并没有以特别光彩的方式结束。就德国的命运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巴塞尔、坎坡福尔米奥和吕内维尔和约中的内容付诸政治实践。这些和约中的许多条款都表述不清、意义不明，而且很多都是临时或为拖延战事而制定的内容。为此，来自德国各个王室的使节（代表）聚集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组成帝国和平代表团（由帝国国会任命，但由法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来发起和控制）。代表团于1801年11月开始工作，主要负责解决的问题是对德意志各个小国的彻底重组。既然莱茵河左岸已经最终落入法国之手，德意志帝国的一些主权国家就应该为他们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土损失得到“补偿”。于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开始了一场看似闹剧、有失体面的肮脏交易，这让一些同时代的观察人士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最终，法国人进行了干预，并在俄罗斯的同意下，向代表团成员提出了一份包含所有变化的计划。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讨论，该计划作为“帝国代表团总决议”于1803年2月25日获得了法律的规范效力。这项决议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政治和地区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混杂着进步和倒退、收益和损失等对立矛盾。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历史对抗未能消除，甚至还有所升级。奥地利损失惨重，在雷根斯堡谈判中处于弱势，其帝国权力的地位被削弱，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濒于瓦解。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一些中等国家即将成为法国的安全盟友，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权益（巴登获得了其莱茵河左岸损失的八倍补偿，普鲁士五倍，符腾堡四倍）。不少于112个曾经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帝国阶层被废除，这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教会公国以及全部50个帝国直辖市中的44个。通过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早就应该进行的剧烈治疗方法而直到现在才半遮半掩地开始），可以消除德国分裂的最严重弊端，但是并不能阻止德国分裂及其负面后果：普鲁士的权力在增强，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各国对拿破仑的依赖从实质上大大加剧了帝国分裂。原有的冲突还未被完全消除，新的冲突又持续产生。可以预见，这种和平状态不会持续太久，雷根斯堡的临时紧急解决方案可能会在内部或外部都不堪一击。亚眠和约也没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过了一年的期限之后就不再被双方遵守。英、法这两大竞争对手之间的敌对和冲突再次升级。双方有充分的理由相互怀疑。英国大资产阶级极其不信任地关注着拿破仑如何越来越巩固和扩大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霸权，意欲阻止拿破仑继续维持之前的法国殖民地并获得新的殖民地。英国要求法国军队撤出巴达维亚共和国、瑞士以及彼尔蒙地区。拿破仑根本无意屈服于这些要求，并寻找到新的反英盟友，毫不掩饰地准备对英国进行系统的军事攻击。他毫无顾忌地占领了汉诺威（Hannover）选帝侯的领地（与英国为君合国），尽其所能地粗暴对待英国外交官，并在布洛涅（Boulogne）地区正对着英国南部海岸的英吉利海峡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近一年来，英、法这一对宿敌在这个新阵地相互围攻，双方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击。英国人应该很容易看明白处在他们自家门口的巨大危险，他们决定从背后攻击法军，并从东面对法军形成威胁，以此来挫败拿破仑的进攻计划。英国人不吝财力、不遗余力地建立第三次反法同盟。大量的英国黄金英镑最终发挥了令人信服的作用：在最初的犹豫之后，俄国、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都加入了同盟。一场军事较量再次展开。
第三次同盟战争（从1805年夏末到当年年底）发展成为拿破仑的全面军事胜利。拿破仑并没有像现在的法国皇帝最初想象的那样以进占伦敦和掠夺英格兰银行来结束战争，而是在摩拉维亚（Mähren）南部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附近发动了决定性的“三皇之战”，并以此宣告战争胜利结束。但这场战争之后欧洲政治版图的重塑——除了还未被征服的阿尔比恩——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法国的想法进行的。在1805年12月26日缔结的普莱斯堡（Preßburg）和约中，奥地利失去了其最后的意大利属地（威尼斯）、蒂罗尔（Tirol）以及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实力被致命性地削弱。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同时升格为主权王国，致使德意志帝国继续解体。只有俄国、英国和瑞典不准备签订和平条约，他们继续保持战争状态。但是在欧洲大陆，拿破仑已经能够独自做主，按照他的想象重塑欧洲大陆。
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和南部，政治格局在几个月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不勒斯，执政的波旁王朝被废黜和驱逐，拿破仑的长兄约瑟夫·波拿巴即位。短命的意大利共和国变成了法国宗主权下的意大利王国。法国与西班牙、普鲁士建立了新的独立同盟。在德国，拿破仑现在也在大力推行王朝的家庭政策：他封他的姐夫穆拉特（Murat）为贝格（Berg）和克莱夫（Kleve）大公，封他的贝尔蒂埃（Berthier）元帅为纳沙泰尔（Neuenburg）亲王，封他的兄弟路易为荷兰国王。然而，最重要的是，拿破仑（于1806年7月12日在巴黎）创立了莱茵邦联，一共有16名德国封爵加入，拿破仑自封为邦联各国的保护者。这些邦联成员国随即宣布退出德意志帝国联盟，这也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终结。1806年8月6日，已经在1804年当了奥地利皇帝的弗朗茨二世在法国人的压力下正式辞去德皇的身份。1806/1807年的战争（法国和莱茵联邦对普鲁士和俄罗斯）使整个德国屈服于拿破仑的外国统治。
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战火纷纭，几乎未曾停息。在同时代人看来，这本历史之书近乎是用血与铁写成的，里面充斥着无数的死者、无数的苦难。但是，所有这些争斗又有什么客观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结果呢？法国利用其在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优势，击败了旧的封建势力，持久维护了资产阶级秩序，并牢牢地统治着大多数邻国，有的是通过专政强迫建立联盟，有的是直接吞并，还有的是间接占领（王朝君合国，王位在位者的家庭关联）。只有在对抗英国和俄国时，没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在臣服于法国统治的那些国家中，法国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国都逐渐与资产阶级秩序尽可能相适应。这样，法国的革命事件、与之直接相关的革命战争以及随后的反法同盟战争最终宣告了早有预兆的欧洲封建制度的消亡。现在，正如荷尔德林诗意地表述的那样，“国王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升起。从新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这个历史时刻直接引发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在德国关于和平的庄严讨论。
德国这次关于和平的讨论从形式上和数量上（与同时期的其他类似讨论相比）都显得尤为特别，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次讨论延续了整整十年，热度持续不减，几乎从未降低：直接始于热月政变之后，贯穿三次反法同盟战争的整个过程，期间经历了法国的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后的时期，也就是法国从督政府时期（1795-1799）发展到后来由拿破仑执政的执政府时期（1799-1804）。不少于75位作家决定直接参与讨论，有的多次参与，也以书面形式和发表文章的形式表达意见。他们当中既有重要的也有不重要的作家，既有知名的也有毫无名气的作家，甚至还有十几位匿名或化名的讨论者。总之，大家以少有的密集程度和爆炸性的意见争论掀起了一场生动的讨论热潮。如果算上同时期各种书籍或期刊中关于这场讨论的粗略内容，总计参与讨论的作家应该远远超过一百人。从内容上和质量上看，这次讨论有其特殊性以及世纪意义。德国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学术权威都加入到了讨论中，并推动讨论继续进行。那个时代的所有重要文学家都参与了讨论。就连世界智慧的各种局外人以及当时新闻场景中溃散的边缘人物也大都参与了讨论。当时，在德国的各个地区，各个年龄段的几代人都发出了参与讨论的发言请求，或多或少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与各种不同的文学哲学思潮、流派或学派的联系。讨论的整体内容展现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几年近乎完整的精神地理概貌地图。这幅地图驳斥了一位瑞士观察家在1788年所说的尖刻妙语，即：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帝国现在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不富裕，至少在发挥它惊人的、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方面是这样的。唯一只有那些专业的法律历史学家和国际法学者在这首和弦大合唱中的表现非常差。
整个讨论过程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序章、总辩论和尾声。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很自然，论据和结论保持了整体上的连续性，始终紧扣主题关联。讨论在矛盾的统一中继续进行；同时，因为矛盾的统一，使得讨论的后续发展不受任何束缚，风起云涌。大讨论的序章始于1794年，由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发起。他在《新德意志信使》上发表了宏伟的、经过深思熟虑且充满自信的文章《论战争与和平》，试图对当前的历史时刻尽可能进行准确的定义，以便从这个定义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维兰德发问：人们到底真正需要什么，是以武力与法国人会战还是向他们提出和平的建议？维兰德将革命战争理解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冲突。他对“战争本身”进行辩论，客观强调法兰西民族的合法利益，同时他也懂得如何客观地去证明民族主义德国的指责和抱怨根本就是毫无根据。最终的结论与超强音的时代固定旋律相反。维兰德提出的建议是：双方做出妥协，并在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尽早缔结和平条约。与此同时，在德国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有人用更直白的措辞发出“对德国的呼吁”，充满仇恨、白沫四溅。这种呼吁当然是以上帝的名义，要求德国立即进行反法战争。德国的反法战争不仅要拯救整个德国，而且要拯救整个欧洲。呼声大胆，直指法国的威胁、野蛮以及不人道，辱骂所有的革命力量和党派，斥责“雅各宾派”“否认上帝的存在、弑杀国君、扼杀人民”，只知道凶残地烧杀掠夺、抢劫财产、摧毁教堂。甚至还有言论认为法德之间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世袭的敌意；对于那些得以诱导法兰西人民进行反抗的人，是时候采取武力手段去制止他们了。
针对这种“对德国的呼吁”，也有完全不同的反对立场，那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再次呼吁”：用平民领袖那种过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语言暴力号召“德国人民”，试图说服他们尽快结束“这场反对法国自由和人权的不公正战争”——因为“法兰克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法兰克民族”是为“所有民族的自由”而战；封侯和国王、暴君和独裁者是所有民族的真正敌人，也是德国人民的真正敌人。那么，被压迫者还要受虐待多久呢？他们还要惨遭屠宰多久呢？“人民的幸福”还要被放弃多久呢？对此的结论是威胁性的：要么是暴君最终自己想要和平，否则就是人民站起来争取和平！这应该清楚地意味着：不仅没有皇室和君主的统治，而且还要反对这些皇室和君主。这两种不同的立场都是匿名发出的呼吁，我们不清楚究竟出自哪位作者，但这两种立场强化了阶级的对立。由贝尔图赫（Friedrich Justin Bertuch）和克劳斯（Georg Melchior Kraus）主编的《魏玛奢侈时尚杂志》认为，不应该对读者隐瞒这股反革命浪潮。而另一方的革命传单（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印刷本还是手抄本），仅从字句上我们根本就无法确定这些传单是不是出自《幸福》杂志（最初在莱比锡、后来在法兰克福匿名发行的杂志），目的是让读者引以为鉴，不要陷入极度的道德败坏之中。但是这家极端反动和反启蒙的杂志编辑们却不敢在文章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把传单称为“德国雅各宾派的记录文件”——客观上一点没错，尽管主观上带有贬义——，并且添加了大量评论脚注，旨在纠正和揭露事实。这样的传单能否起作用，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竟然在无意中为这份臭名昭著的“记录文件”进行了意想不到的宣传，因为《幸福》杂志的发行量至少为三万份。
总辩论从1795年持续到1802年。康德开始加入到总辩论中，他那强有力的、确信的、启发性的、令人鼓舞的辩论精神改变了一切，一锤定音。他开启了讨论的实质性主题，认为真正应该思考和讨论的是关于“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这才是对传统进行有意识的、渐进的接受，并在全新的条件下，极度深入地对起初的问题进行扩大化讨论。因为从现在开始，大家不再只是热衷于在日常的政治混战中形成共识：如何阻止这一场或另一场出征、如何结束这一场或另一场战争、如何促成这一场或另一场休战，而是应该讨论如何促成和平条约。康德提出要彻底地、永远地废除战争。他强烈要求他的同时代人进行跨时代的思考，尽管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仍然要弄清楚到底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证人们持久地和平共处。从这一刻起（紧随许多法国先驱），关于社会理论和国际法、伦理和道德、人类哲学和人类学等基本问题都必将成为和平讨论的主题。康德将这一主题从根本上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关乎到人类生活及努力的意义。
康德（Immanuel Kan，1724-1804）一时之间，许多高智商的德国作家参与到讨论中。在小国林立的条件下，每天都面临着政治和战争命运的风云突变，但是关于永久和平的讨论主题非同一般，因此，总辩论一直呈现出激烈而复杂的气氛。参与讨论的各方观点纷呈，讨论过程或相互关联或相互矛盾，整体上热闹非凡，犹如百花齐放。大家都自觉从社会理论，特别是从社会政治方面进行精确陈述，这样也就形成了某种内在秩序，（或隐藏或公开表示的）不同立场各自站队分组。每个参与讨论的人都要尽可能清楚地说明理由，究竟是谁（哪些社会和政治力量）有能力建立和巩固永久的和平。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讨论的人所发表的大量观点可以客观地分成三种基本立场。各位参与讨论的作者主观上对这些观点如何接受或拥护，他们的态度常常是变化的或者有所偏离，这是另一个次要话题，尽管也很重要，却不容易讲清楚。首先是资产阶级共和的基本立场。康德本人和他的一些学生（弗里斯[Fries]、施陶德林[Stäudlin]或拥护者（克鲁格[Krug]、雅各布[Jakob]）都持有这种立场。但也有一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比如扎哈里埃（Zachariä）也持有同样的立场。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物中，维兰德、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赫尔德和让·保尔（Jean Paul）肯定是持有上述立场，而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和希佩尔（Hippel）则略有保留或对上述立场持保留意见。魏玛的歌德席勒一派，还有克内贝尔（Knebel）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们并不完全持有上述立场，但是观点相近；无论如何，这一派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讨论中表现得非常谨慎。然后是保守教会的基本立场。持这种立场的人既有新教代表也有天主教代表，他们崇尚等级制的思维方式，不愿放弃君主制原则。他们认为，如果真有永久和平的话，他们只在下述条件下表示支持，那就是永久和平的实现能够使基督教普世教会以及高贵的君主联盟重新发挥作用。以这样的设想为前提条件，各类代表人物都参与到讨论中，比如像根茨这样的大人物以及安茨隆（Ancillon）这样的小人物。将近世纪之交时，保守教会的基本立场由诺瓦利斯（Novalis）带入到一个相对进步的高潮阶段。之后，这一立场又重被提及并继续讨论（例如谢林或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不过，他们的观点已经倾向于以“神圣联盟”的风格退回到社会保守主义的秩序原则。最后是雅各宾派民主的基本立场。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发表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值得人们尊敬，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亨宁斯（Hennings）的许多简短言论，另外还有为“下层以及受压迫阶级”发声的海尼希（Heynig），他也贡献了一次紧凑的、有说服力的原则性言论。年轻的戈尔雷斯（Görres）、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以及年轻的费希特（Fichte）都持有这一立场，有的是已经明确表态，也有的是正在考虑表态。荷尔德林是持这种立场的杰出诗人，索伊默（Seume）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赞同雅各宾派民主的基本立场。许多匿名人士纷纷赞同这一立场。克尼格（Knigge）和舒茨（Schütz）两人虽然对上述立场的观点做了相当大的修改，但仍然可以在他们的言论中找到相关痕迹（与共济会的思想财富有相似之处，希望仅通过宣扬道德来建立一个没有革命的道德社会）。关于永久和平的总辩论即将接近尾声，但是在不同的基本立场之间并没有达成调解，更不用说形成更深层次的共识。1802年，围绕着康德1795年写的《永久和平论》，荷尔德林、黑格尔以及扎哈里埃都发表了最重要的陈述，他们三人组成了和谐优美的三和弦，并以此作为最后的和弦为总辩论画上了句号。在此之后所发生的与辩论相关的事情都是一种回响，是尾声，并且从1803年一直延续到1807年。在尾声阶段，讨论的内容越来越少，思想水平越来越低，明显缺乏论证能力和创新活力。
康德的学生弗里斯基本上是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言辞中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安茨隆（根茨的表兄弟，极其保守的政治家，后来成为梅特涅体系的反动追随者）甚至将康德的建议斥为本意不错却无实际用途的“水汽泡影”，并在这种错误判断之后用费解的言辞为战争进行了辩解。年轻的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后来以普鲁士历史学家的身份出名，称为“霍亨斯陶芬-劳默”）撰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罪孽与和平之爱的对话，却无法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最后只能将虚构的对话双方置于困惑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说他自己。根茨再一次就欧洲政治平衡的话题费尽心思，最终提出“对当今法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全面修正”，但是他并未说明是通过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方式进行“修正”。这场大讨论开始时充满希望、志向高远，最终却毫无希望、令人沮丧地就这样结束了。永久的和平作为理性的要求，易懂难行，从此姑且不再谈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永久和平这个引起震惊、激动人心的哲学论断“消失”了，与之相关的新理念也一同“消失”。现在出现的论调听起来不那么悦耳了，更谈不上充满快乐。听天由命的情绪四处弥漫，言谈中到处都充斥着失望、悲伤和绝望。席勒在世纪之交时写的诗《献给***》中，呼吁回归内心深处，回到“心中神圣的安宁之处”，因为只能在梦之国里找到自由、在艺术中找到美。美和自由在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在现实中也无处觅寻。索伊默在他的《伪经》(“Apokryphen”)中对和平充满怀疑，认为在当今的现有条件下战争跟和平一样可怕、一样让人难以忍受，希望能有一位斯巴达克斯作为“理性之师”；和平的概念令人感到绝望，和平其实就是“死前嗜睡症”。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在1807年创作了一首浪漫短诗《表面上的和平》。这首诗是一场盛大讨论的挽歌绝唱，用明快的大调起头：在荒凉空旷的世界里，这么多的压迫和威胁，只能“误以为”存在和平。
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1781—1831）
关于永久和平的广泛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以至于从来就没有人会觉得这场讨论终会枯竭或沉寂。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的思想顶峰：其一是在1796年前后，由个人杰出成就所取得的结果；另一个顶峰是在1800年前后，由德国艺术家和学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这两个思想顶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96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第二版增补版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老者（他已经72岁了）准备以法国为例，探讨那些自1789年以来在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紧迫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那些新问题和新视角。康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即：在时代意识的一般范围内以及在康德哲学体系的特定范围内。他不是第一个将和平理念与启蒙思想相结合的人（经常有人这么毫无根据地声称），而且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哲学可能达到的最前沿，但这并不是他的功劳（在这方面，他多次被参与讨论的雅各宾派代表“从左翼”超越）。但是，康德为进一步的创造性思想奠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他非常了解迄今为止关于和平讨论的所有决定性阶段，特别是以圣皮埃尔和卢梭为出发点，以便在思想上将他们建立在自愿原则下的国家联邦这一假设继续展开。基于这种思路，刚刚强势进入到欧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共和政体就成了康德思考的关键支点。他认为，只有共和制国家才能将国内政策置于外交政策之上，才能建立起不再需要爆发战争的大型国家或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康德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前后矛盾。当他谈到“共和政体”时，他想到的宪政目标很可能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议会民主制。
正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首先发现了康德的这个弱点，并立即将这一弱点作为争论的对象。他最重要的政治论文之一是《试论共和主义的概念》，副标题表明了写作的动机“——缘于康德的文章《永久和平论》”。让施莱格尔觉得反感的是，曾经把摩西·门德尔松称作“万能粉碎机”的那个人，竟然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坚持“原罪”的思想（也就是说：人类“本性”所固有的“恶意”），严格限制了“共和主义宪法”，只给公民立法权，而将行政权完全交给君主。施莱格尔在辩论中提出了其他更深远的建议，拒绝可怕的原罪观念，要求资产阶级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最重要的是：施莱格尔赞同被压迫者有权使用革命暴力。他的这种观点接近雅各宾派对民主的理解。对于康德来说，这样的结论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意愿。因为按照他的想像，他认为所谓国家就是有的人是“君主”，有的人是“臣民”。另外，他试图借助（革命前）旧的那一套方法机制来应对（革命后）的新问题。康德想根据抽象唯心主义原则来对和平进行哲学思考，他称这一原则为“实践理性”。在批判哲学的整个体系中，康德认为“实践理性”表明了 人类行为的全部规律和范畴。更准确地说：这里的“实践”包括三个辩证的步骤，首先是理性认识，然后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范畴划分，最后将范畴理解为人类行为的界限。这一思想链中的三个环节都是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会相辅相成，互为必要条件。如果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将康德的“实践理性”应用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二律背反中，这种既连贯又抽象、略带感伤和博爱的原则只会带来利益与损失的矛盾纠缠。“实践理性”不给听天由命或宿命论任何空间，因为所有真正的和平既不是自然状态，也不是上帝的神赐礼物。和平不会自己产生，也不会从天而降到任何人的怀抱。因此，消极被动地等待和平降临，是没有用的、愚蠢的行为。和平只能靠人类创造，由人类带来，由人类实现，由人类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要求理性主体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实践理性”绝非自欺欺人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人类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不容忽视，历史进程的客观特性不容违背，不能一味强调理性万能。最终，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一切都归结为对“善良意志”近乎盲目的普遍信任，直接突兀地用“善良意志”来考虑整体和实际可能的情况。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不成熟、不平衡、不稳定，充满内在矛盾，但是康德的这一“哲学计划”无疑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即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支持也有人拒绝，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以及对此的批判反驳。《永久和平论》一定是知识界的日常话题。我们知道，第一、第二版的单行本图书被人们争相传阅，有的人迫不及待地借过来看或者转赠给他人。我们听说还有人口头讲述这本书，可惜不知道详细内容，更不清楚具体措辞。就连当时熟悉的私人信件中，也能找到一些谈论此书的痕迹，从字里行间就能窥见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关于此次讨论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多，我们估计，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重要信息，因为都已丢失了。职业评论家协会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也做出了极具特色的反应。协会只是像平常一样发了一篇基于读者信息的中立报告，这在当时的评论界也算普通（例如在1796年3月的《哥塔学人报》[Gothaische Gelehrte Zeitungen]）。几乎所有其他的评论都避免使用只做“广告”报道的风格，而是立即参与到快速发展的讨论中，进行各种评判、抨击、辱骂以及批判性发问或予以怀疑。另外，还有两篇国外的评论也是如此论调，一篇是法国的胡贝尔（Ludwig Ferdinand Huber）发表在《总汇通报》（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另一篇是瑞典的霍伊耶尔（Benjamin H. Höijer）发表在《文学报》（Litteratur-Tidning，乌普萨拉）。两篇评论均发表于1796年第一季度。同样，当时也有很多个人撰写的独立作品对康德的论点快速做出反应，也是分为支持和反对的立场。哲学家弗里斯和克鲁格、法学家胡戈（Hugo）和扎哈里埃等、诗人格莱姆（Gleim） 和让·保尔等人明确支持康德的纲领方针并加以发挥。威利迪库斯-霍海姆（Veridicus-Hochheim）、格莱欣（Karl Heinrich von Gleichen）等鲜为人知的杂文作者在支持和反对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第一批反对意见。1797年，姆尔哈尔特（Friedrich Murhard）作为哥廷根大学的讲师想要讲授康德的“和平计划”，但是大学生们高喊着“不要和平！不要和平！要战争，要战争！”老师的讲课声被同学们的喊声所淹没，最终不得不中断讲课。面对这起丑闻，姆尔哈尔特奋笔疾书，与一位不知名的人在费舍尔（Gottlob Nathanael Fischer）的《德意志月刊》上展开了详细的论争，主要是围绕恩布瑟（Valentin Embser）的小册子所涉及的问题：永久和平的计划究竟是否可行？永久和平的计划“带有人性缺陷、包含邪恶倾向”，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马尔滕斯（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国际法理论，他在引言中指出：“伟大的欧洲国家的人民”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了维持永久的和平而统一成为“一个普遍的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政体”。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也不要对此有任何期待”。但是这些还只是初期的小规模争辩以及拖延式的舌战。到了1797/1798年，雅各宾“左派”论争对手先后对康德的理论立场发起了真正的总攻。尽管这些对手们在哲学思考方法以及政治纲领方面存在部分差异，但是海尼希、舒茨和戈尔雷斯等代表人物都一致认为：康德在1795/1796年提出的“永久和平计划”虽然还不错，但是前期准备工作很不充分，现在的关键在于要超越康德的进步思想，挖掘出康德本人从未真正涉及到的问题核心：那些被贬低、被侮辱的人究竟如何才能够一下子消除战争及王侯，从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和平？这些人的讽刺性文章并不总是能够达到康德的形而上学高度，但是他们对社会状况的准确理解和批评远远胜过康德。大约在1800年左右，关于永久和平这个话题的讨论达到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高潮。1799年11月7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在以此为标志的革命历史环境中，短时间内密集出现了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水平极高，备受关注，其中有五篇（两篇哲学文章，三篇文学文章）措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和康德本人一样，费希特也曾多次参与讨论。他在1796年就已经撰文对康德的和平计划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费希特的主要观点是：比康德更加坚定地促使德国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比康德更加果断地考虑到人类社会客观发展中的社会机制问题。费希特就此设想了一种同质化、无冲突的最终存在状态，尽管人类离这种状态还很遥远，但是他认为康德（尤其是在第二篇权威文章中）宣扬的永久和平联邦只是一种过渡阶段，是人类通往最大目标所必经的阶段。几乎与此同时，费希特在讨论自然法的基本问题时，他对进步的国际法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承认自由国家的领土完整，民族自决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现在，到了1800年前后，费希特旧话重提，谈论的依然是此前提及的新主张。在“封闭的贸易国家”中，他主要关注的是发生战争的经济原因。康德虽然在个别地方顺带提到了这个视角，但总体上没有重点关注过。在“人的决定”中，费希特将现在的封建国家与未来的“真实”国家相对照，通过建立和维护其内部和平，确保最终在所有“真实”的国家（即共和主义国家）之间实现普遍和平。不久之后，费希特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年），提出以民众领袖的方式发动反对拿破仑外国统治的正义战争（尽管带有一些国家主义的夸大其词）。他的演讲令人信服、打动人心。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1800 年，根茨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他的立场同样值得关注，有些甚至是极其聪明的论断。这位年轻的布雷斯劳尔人与费希特几乎同龄（两人分别出生于1762年和1764年），他的思想生活觉醒于柯尼斯堡，既是康德的学生，又是康德哲学思想的信徒。根茨撰写了《世界公民意图下的通史理念》（1784年）这篇开创性的文章，康德据此发现了根茨的超常才能。于是，康德将根茨带到他传奇式的午餐桌旁，后来又让他一起参与《判断力批判》的审稿工作（1790年）。与此同时，根茨遇到了威廉·冯·洪堡，并且——当然主要是在康德教授的道德哲学格言的影响下——发表了第一篇热烈庆祝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政治文章。自1787年以来，根茨一直在普鲁士国家任公职。大约在1792年，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改变，此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他有意识地、热心地拥护保守的君主主义信念，成为布尔克（Burke）立场的支持者，翻译和评论反革命理论家的作品（尤其是布尔克和杜庞[Mallet du Pan]两人的作品），为欧洲的反革命力量以及反进步势力服务，并迅速获得了声誉，成了一名聪明又无所顾忌的杂志创始人。最迟从1803年开始，根茨收到了来自英国的秘密捐款，成了一名反拿破仑政治的英国间谍。《论永久的和平》是根茨于1800年12月发表在《历史杂志》上的一篇原则性的、内容全面的文章。《历史杂志》由普鲁士政府资助并控制，由根茨担任编者。根茨在文章当中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历史总结：即使在对所有道德和哲学方面进行最仔细的考虑之后，“永久”和平的计划只是深陷幻想之中，无非就是一种消极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计划。根茨的这个论点看起来很激进，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虽然带有一种反动倾向，但绝不是一个头脑狭隘的蒙昧主义者或傻瓜。保守的根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性，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没有任何能力建立真正的、甚至是永久的和平。最终，根茨费了很大努力，才设法提出一种近乎合理的让步式的祈愿。根茨的这篇文章论证有理有据，明显比其他文章更具优势，其原因恰恰在于：他比别人更清楚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并对这种辩证关系予以无情地揭露；而当时参与讨论的其他人只是从政治和世界观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764—1832）当时，荷尔德林与克洛普斯托克之间也出现了像费希特与根茨之争这样的类似情况。显然，关于和平的讨论，已经出现了哲学-伦理和文学-诗意这两股并行的思考脉络。两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讨论双方并不是直接冲突或矛盾对立，而只是间接地相辅相成。荷尔德林借鉴了早期的诗歌《为祖国而战》（1796）、《战斗》（1797），最终写出了《为祖国而死》的颂歌。虽然这首诗与前两首相比措辞没有那么激烈，也就是说表达更加抽象，但毫无疑问，诗人想要给人民的祖国、给人民一个庄严的结局：《战斗》这首诗写的是必须要战斗，为了保卫祖国必须打赢这场战斗，任何牺牲都不算多。这首诗作为革命战争的隐喻，满怀着获胜的信心，宣告了战斗的公正性及缔造和平的作用。因此，这首诗的诗句“充满豪情壮志，韵律自由洒脱”，艺术上堪称“德国的马赛曲”（评语出自皮格诺[Ludwig von Pigenot]）。青年诺瓦利斯写的那篇精湛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读起来很舒缓，显然是为了有意表达一种中间的、调解的立场。这篇文章写于1799年秋天，也就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文章中勾勒出一幅宏大的、纯粹诗意的隐喻图景，描绘了和谐的、不受任何矛盾干扰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保皇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国家理论共生似乎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文章的作者预感并体会到了上个世纪的世界观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他孜孜不倦地在历史中寻找一个有前途的模式，扮演着一个向后看的先知，认为在中世纪才能找到一个巨大的、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和平王国的模式。在这一点上，诺瓦利斯犯了极其巨大、尖锐、悲惨的历史错误。客观地看，诺瓦利斯对和平王国的模式进行了诗意的理想化描写，最终是为了敦促大家被动地耐心等待（当然是基督教色彩的）永久和平的到来。遗憾的是，诺瓦利斯的一切努力只适合用于为世纪之交的反动复辟势力做赤裸裸的辩护。后来，在1826年，诺瓦利斯的这篇文章在他死后又被印刷出版，结果同之前一样。在德国这场伟大的和平讨论中，没有任何一篇其他的论争文章像《基督教或欧罗巴》这样不得不遭受如此可耻的命运，尽管这并非完全不应有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