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30年前，国内最火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吗？
打开记忆之门，你会发现——
那些年，你知道的很多歌曲都是因为这个节目被我们熟知的。
比如《十七岁的雨季》，比如《我的1997》。
比如前段时间引起争议的《星星点灯》。
那些年，你知道的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被这个节目曝光的。中国人早上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属东方红和第五套广播体操。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当然，任何一个节目做大做强了之后，必然会伴随着各方面意见的调和，30年后，现在的《东方时空》依旧存在，但早已不是刚开始的样子了。我们今年要聊的这个纪录片，恰是那个草创初期理想主义的证明。《点燃理想的日子》，记录了一群30来岁的体制外年轻人，热血沸腾，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故事。胡维捷第一次见到《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的时候是在电梯间。
那个时候《东方时空》已经全国闻名，被称为电视媒体人的“革命圣地”，于是在电梯间里，胡维捷不免有些忐忑。而那个时候，张元等人刚刚因为“私自参赛”而被严厉批评，按常理来说，央视这样的平台是不会特地采访他的。
是的，空间。这也是Sir对早年《东方时空》的第一印象。
它就像一个无畏的少年，在电视这样的平台上划出了一刀，留下了一道缝隙。
假大空套官，电视承担的任务，大部分时候只是教育与宣传。
但《东方时空》，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石破天惊”。
由四个栏目构成：人物栏目《东方之子》，生活服务栏目《生活空间》，音乐电视《东方时空金曲榜》，社会新闻《焦点时刻》。生活节目《生活空间》第一期，就定了一个这样的选题。夫妻坐在一起，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心平气和地把相处中各自那点花花肠子和小把戏全都抖搂出来。但又不是纯娱乐，而是希望把夫妻相处的小事掰开了揉碎了，开诚布公大大方方认认真真地谈，促进了解。人物访谈类《东方之子》，则采访了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省劳动模范，济钢发展的重要领路人，使济钢从全国同类型企业的中下游水平跃居前列。音乐电视第一期，选了大热歌手杨钰莹的《谁也不知道》。《焦点时刻》则发挥了新闻瞭望塔信号灯的作用，敏锐捕捉了当时社会的动向——当时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下，明星做生意不再是新鲜事儿。
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话：吃方便面，打面的（打出租），看《东方时空》。
当然，《东方时空》会打出这样的“口子”，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背后的人。
当年，创立《东方时空》的七人， 孙玉胜、童宁、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孙克文，平均年龄只有33岁。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做一个替代别人的栏目，而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栏目。
台里的要求很简单，当年CNN24小时不间断播出新闻追踪热点，ABC、CBS从早上6点就开始播放，凭借商业化运作及强大传媒网络，深入美国寻常家庭。这档新创的节目，只要培养观众早上看电视的习惯即可。
但七君子们所想的，却是借由央视这样一个舞台，做一个开创性的事业出来。那是节目开播的前一夜，本来制作人时间说好了要一起开个会，谁知道因为过于兴奋，和人喝酒喝得不亦乐乎，把开会什么的早抛到了脑后。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策划对着制作人破口大骂，完全不顾及面子。记者睡在走廊里，吃泡面，熬夜编片子，办公生活不分家。《焦点时刻》记者陈耀文1994年一年，攒了59张登机牌。制片人之一张海潮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不回家。梁晓涛大部分时间两三点睡，六七点起，确确实实是废寝忘食。“来了就像单身一样，除了钻研节目，天天弄节目天天出差，就没有别的了。”正因如此，所以Sir总觉得这个“七君子”的称号给得很准。你不但可以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看到身为文人的骨气担当。一批满怀理想的青年从五湖四海而来，地方台、部队、事业单位……辞去公职，毅然投奔。
进入栏目前在兰州电视台工作，父母甚至为他安排好了退休后的生活。
和父母坦白这个“痛苦”的想法时，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彼时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鄢蔓已经入职《东方时空》，应陈氓的要求向倪俊递出橄榄枝。但倪俊，在地方台不但待遇好，还被当成金子，日子过得十分滋润。随着节目越来越受欢迎，《东方时空》的队伍不断壮大。1994年，《焦点时刻》栏目分离出另一个调查类的节目，放在晚间播出，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焦点访谈》。
1996年，《东方时空》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谈话类的节目，由崔永元主持，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实话实说》。
其他诸如《面对面》《中国音乐电视》等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节目，都是由《东方时空》演变而来。大量从节目中走出的年轻人，变成了电视行业的生力军。
而纵观《东方时空》取得的成就和口碑，莫不来源于这群年轻人。二者互相成就，留下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强音和蓬勃锐气。以至于今天我们仍在怀念它的新闻专业主义、说真话的精神、前卫的态度、温和的表达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他们仅凭一种理想，就落脚在了这个陌生的临时机构里，成了我的同事和部下，他们的勇气和所付出的代价令我感动。
站在最高处和最前沿，以瞭望之姿，守望着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当然，现在再说起三十年前的这场变革，激动之余，也不免伤感。
从很多年前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些谈话类节目、调查类节目，甚至于一些刚刚兴起没几年的历史类、医疗类、社论类的网络媒体，都一一关闭了。以至于前些天记者节，年轻一点的记者在狂欢，而老一辈的媒体人，总有些往事不能回首的尴尬。
它的确是越做越大了，但如果你问年轻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它永远不会排上号。回望《东方时空》，Sir也常常觉得当年的那些理念看起来很简单，都已经变成了我们失传许久的常识。不是看谁有话题，也不是看谁红，而是把每个人都放到同一纬度上，再决定人选。
它需要主持人够“狠”，以及有足够的应变性，能够随时改变提问策略以得到更深入的答案。
为了和采访对象保持平等的姿态，他们甚至坚决杜绝叫对方“老师”的做法。
所谓理念，当它不能带来金钱的时候，便被人们束之高阁。
于是直到节目开播前一个月，孙玉胜再次上交一份紧急报告。就像水均益说的那样，他们做成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那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场电视革命的事情，所有我们做过的事情都是没有人干过，但是又没人告诉你怎么干。
潮退了，我们才得以走出原地观其全貌，复盘所谓变革的萌芽发生。几乎在《东方时空》第一期播出后的20年，这档完整记录了栏目诞生过程的纪录片上线。这部纪录片获得豆瓣9.0的高分，可看过的仅仅两百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