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认同

42岁的苏纳克（Rishi Sunak）成了英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首相。

按照某些所谓“常理”来说，曾经的被殖民者，面对昔日的殖民者，应怀有哪怕时过境迁几百年也解不开的历史仇恨；曾经的殖民者，面对昔日的被殖民者，也应怀有哪怕时过境迁几百年也消散不了的历史歧视。但英国似乎没有这种“常理”，英国人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一名印度裔首相。我想，这背后大概是文明认同在起作用，文明认同是比民族认同（或谓种族认同）更高的东西。

苏纳克的家族履历很有意思。他的祖父生于英属印度的旁遮普省，1935 年，为了躲避印度教与穆斯林教的冲突，移居到英属东非殖民地的首府内罗毕，因为那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1960年代，英属东非殖民地独立，内罗毕成了肯尼亚的首都，苏纳克的祖父干脆携家人移民至英国本土，加入了英国国籍。1980年，苏纳克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南安普顿——整个迁徙过程里，有个不变的东西，即苏纳克家族始终保持着对英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在印度的反抗者身上——比如甘地与尼赫鲁——也可以见到。

甘地于1888年，也就是19岁的时候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取得英国律师资格。1893年前往英属南非殖民地工作，见到印度移民在南非没有公民自由，没有基本政治权利；自己搭乘火车时，也因肤色原因被排斥在头等车厢之外。甘地觉得这些现象，与他在英国接受的现代文明教育背道而驰，于是建立印度人大會，组织反种族歧视、反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回到印度本土后，他又将这种抗争发展成具有世界影响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的抗争基于民族主义，目标是取消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让印度人获得自治的权利，让印度获得独立的国家地位。为了达成目的，甘地提倡过很多手段。有些手段比较温和，比如呼吁印度人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职、不购买英货。有些手段非常激烈，甚至带有反智的倾向。比如他认为“统治印度的并非英国人民，而是现代文明——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一切被誉为文明产物的发明创造”，故此，印度要想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就必须“放弃它在最近50年里所学的一切：铁路、电报、医院和医生……”，也就是全面抛弃英国的现代技术文明，抛弃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回归到纺车的时代自给自足。用甘地自己的话说就是：“假如我们不曾引进外国的产品，那么今天，印度将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

其实，甘地呼吁抵制英国的现代技术文明，只是一种权宜之策。他并不是要将英国的现代文明拒于印度国门之外。相反，甘地自始至终都是英国现代文明的忠实拥趸。印度作家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的经典著作《甘地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住在比勒陀利亚的时候，他（甘地）写作并出版了一本题为《伦敦指南》（Guide to London）的小册子，他并不是针对旅行社，而是想为本国的年轻人提供有用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以低廉的费用在伦敦生活。当时他热切地相信，每个能负担开支的印度人都应该到英国去接受高等教育。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依然相信英国负有文明开化的使命。”正因如此，甘地才会既经常攻击英国政府，又经常声明他尊重英国人与英国文化。

乔治·奥威尔也体察到了甘地的这种思想底色。他在《甘地沉思录》里说，一般人谈起甘地，总会联想到家庭纺织布，联想到素食主义，联想到绝食。但其实，对英国而言，甘地是“自己人”。他之所以能够在印度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因为支持这项运动的政治理念，来自甘地在英国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容忍这项运动持续存在的政治理念，也来自英国的现代文明。奥威尔还说：“他（甘地）深信‘唤醒世界’，但只有当世界有机会看到你在做什么、听到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世界才有可能被唤醒。很难想象，在一个消息无法顺畅流通的国家里，甘地的方法要如何得到应用，如何得到传播。”言下之意，甘地的抗争之所以能有效果，是因为他的抗争与英国现代文明是一体的。

尼赫鲁的情况也差不多。他1905年进入英国的哈罗公学，1907年进入英国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10年完成学业后移居伦敦，1912年在伦敦内殿法学会取得律师资格，加入英国律师界。可以说，是英国现代文明构筑起了尼赫鲁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尼赫鲁成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时，之所以要效仿英国体制来建立司法、议会、政府与教育系统，便是因为他仍服膺于这套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体系。

简言之，甘地也好，尼赫鲁也好，都是在用英国最先进的矛（现代文明），来攻击英国已落后的盾（殖民统治）。是英国自己的教育系统，为印度培养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领袖人物。

二、克里米亚大桥

克里米亚大桥，横跨刻赤海峡，连接着塔曼半岛和刻赤半岛。塔曼半岛属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刻赤半岛则属于俄乌冲突的焦点地区克里米亚。

俄国在刻赤海峡上造桥的计划，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俄国于1903-1906年启动了对刻赤海峡造桥可行性的首次考察，之后又有多次勘测。当时的期望是以铁路桥将克里米亚半岛与塔曼半岛连接起来。但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后俄国内部又爆发革命，尼古拉二世与他的家人在1918年被新政权集体处决。

第一座连接塔曼半岛与刻赤半岛的桥梁出现在1940年代。

当时，纳粹德国试图突破高加索地区进军至伊朗，欲修筑一条横跨刻赤海峡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来向位于塔曼半岛的库班桥头堡输送军用物资。苏军在1943年夏获悉德军的造桥计划，实施了骚扰进攻。1943年秋，苏德战场东线态势恶化，希特勒不得不放弃突破高加索的原定计划。9月份，德军开始着手撤离库班桥头堡，希特勒要求德军在撤退时执行全面摧毁，“留给敌人的，只能是无法居住且有地雷不断爆炸的荒野”。德军摧毁了缆车设施和部分已完工的桥梁结构，但将大量建筑材料遗弃在了当地。苏军控制海峡后修复了缆车，又决定充分利用德国留下的材料，继续修筑跨海铁路桥。

跨海大桥的正式重启是在1943年4月上旬，大量苏军士兵、平民与战俘参与其中。每月在场劳作的工人数量，少则四五千人，多则超过一万四千人。苏联政府原本计划在1944年7月15日完工。但这只是政治官僚拍脑袋拍出来的计划，从未经过专业论证。施工过程中，苏联桥梁专家遭遇了许多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技术难题。为了提高进度，很多技术难题被跳过搁置了起来。1944年11月，苏联官方宣布胜利，称桥梁第一阶段的建设基本完成，举行了通车仪式，约200名桥梁建设者获得表彰。

政治官僚拍脑袋的恶果，很快就出现了。史上第一座克里米亚大桥在建成的同年冬天，便迎来了灾难性的结局。威胁来自亚速海，海上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形成冰丘，不断对桥体施加压力与冲击。1945年2月，跨海大桥开始倒塌，仅一天之内便倒掉了24个支座，有26个横跨面掉入海中。为保住桥体，苏军对冰丘使用了炮击，飞机轰炸、破冰船等多种办法，都没有效果。三月初，被毁支座达到了46个，塌掉的横跨面达到53个，整个桥体已趋于崩坏，无法继续使用。苏联官方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后来总结说：桥梁垮塌的直接原因，是没有找到应付冬季海面冰冻的有效措施，且桥体的设计本身也存在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专业的技术问题必须服从政治官僚的拍脑袋决策。

最后，苏联政府选择彻底拆毁已受损桥梁。

但斯大林建造克里米亚大桥的欲望并未熄灭。于是，再造新桥的计划被提出，国防委员会责令铁路部门，必须在1945年8月之前提交两份新桥的设计方案。但亚速海不讲政治，不会因主张修桥者是斯大林就消弭掉技术难题。于是，克里米亚大桥的建设工作，此后便长期停留在“出设计方案-可行性遭到置疑-再出设计方案-再遭受置疑”的状态之中。其中最接近开工的一次是在1949年——该年3月，苏联铁道部部长向斯大林汇报说，纸上作业的技术工作将在11月份完成，大桥可以在1949年底开始东宫建造，估计成本约为8.5亿卢布。同年，克里米亚跨海大桥被评定为苏联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但面对顽固不化的亚速海，苏联政府最终还是在1950年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建造跨海大桥，改为在塔曼半岛与刻赤半岛两地建造渡口。

换言之，对当代俄罗斯的执政者而言，克里米亚大桥不仅仅是一座桥梁，它还是一个梦，一个沙皇和斯大林都做过、但没能实现的梦。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语境里，它具有“复兴”的历史意义。当代俄罗斯的执政者，之所以无视欧美各国的抵制，强行修筑起这座大桥，实怀有“完成沙皇与斯大林未能完成之事”的用心。

三、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来后，都会有中文自媒体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称中国作家（比如残雪与余华）又获得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今年也不例外。

这些都是扯淡。瑞典学院官网不但公布有诺贝尔文学奖产生的详细流程，还明确说了，提名名单和提名意见有50年的保密期。也就是说，要再过50年，我们才能知道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将提名中是否有中国作家。当下所有声称中国作家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说法，都只是望天脑补。那些传播已久的老典故——“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也都是误读或者脑补。关于鲁迅，我写过《“鲁迅拒绝诺贝尔奖”的真相》一文；关于老舍，201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应日本时事通信社的请求，公布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已超过了50年的保密期。档案里有被提名者、短名单（the short list）和选拔过程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显示，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总数是83人。无论是候选总人数还是最终候选名单，当中都没有老舍。

真正因去世而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作家，或许只有沈从文。2011年，诺奖评委马悦然在接受《羊城晚报》时说过一段话：“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我已经破例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我这有点违反了诺奖守密的原则了。但我的同事们完全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说出来。”

按马悦然2000年在《明报月刊》上所刊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之所以违背瑞典学院的规定泄密此时，是因为他个人非常尊敬和钦佩沈从文，也深信沈从文如果没有去世，必能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马悦然还说：“他去世几天之後，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

据常去看望沈从文的林斤澜披露，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独自木然地看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也无所欲。某日，他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四、开会

孙中山先生最该被纪念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是《民权初步》。因为那是一本教人怎样以民主精神开会的书。

孙先生想教导国人怎样开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先生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且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欧美国家“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口头答应，却没当回事。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了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

1916年，孙先生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同类作品（该作品是写给美国普通女性阅读的，很通俗）作为译写底稿，又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多种资料。1917年春，该书出版，初定名为《会议通则》，后更改为《民权初步》。为扩大传播，孙先生在报上发表声明放弃版权。

孙先生一直坚信：民权要想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必须先学会开会。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民众讲你们应该拥有民权，应该去争取民权，但没人说得清民权该怎样落地，该这样操作。故孙先生决定用五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先生说，自己不厌其烦写了五万余字，是因为自己写的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兵家之操典”，不是用来朗读，而是用来对照着练习。只有按“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开会，才可能讨论真问题，才可能得出真结论，才可能真正将民权落到实处。遗憾的是，蒋梦麟与廖仲恺当年皆未意识到这一点。

孙先生在世之日，真正将《民权初步》五万字读完者似乎寥寥无几——这可以从该书没有多少舆论反响中推测。不过，胡适先生显然是孙先生的知音。胡先生说，自己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主政治，体会到了怎样去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胡先生还说，他看过孙先生的《民权初步》，且认为在孙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本小册子最为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