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四个月工作，很多人还是零offer

接到面试通知短信时，余歆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手机响了：“你有一场单向面试即将截止”。她感到欣喜，终于有公司联络她了。短信说，她务必在当日完成那场面试，并附上了一条链接。余歆点了一下，链接跳转到了面试界面，毫无防备地，界面要她打开摄像头，并告知全程录像。面试开始了。

这是武汉大学2023届生物医学硕士余歆不久前经历的一幕。她感到，自己的求职终于真正开始了。

不同于余歆原本理解的“面试”，在那场视频面试里，全程没有真人出现，而所谓的“面试官”，只是视频里的一个虚拟女性形象。AI形象告诉她考试规则，又用机械的声音念出考试题目，30秒的思考时间之后，录像开始了，余歆要把脑袋放在屏幕上圈定的框里，环境光线不能太明，也不能太暗，头不能抬得过高，也不能低于某一水平线，“整个人就呆在那里，对着一个机器自说自话，说完它也没回应。”

回想起那场面试，余歆挤出几个字，“震惊、难受、支支吾吾的”。

屏幕里的正装AI形象，总会问她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机械朗读音一结束，屏幕上就出现了倒计时。

“你最成功的一次经历是什么？”“你最失败的一次经历是什么？”“请讲述一下你最艰难的一次经历，你是怎么度过的？”“请讲述一次跟别人发生口角然后说服对方的经历。”

余歆觉得纳闷，“它到底想考察我什么？在日常生活里，谁会平白无故问这些问题？”但这是面试，她不得不把自己“掰开了、揉碎了”，甚至把记忆渗透到小学，去挖掘、提取能够跟这些题目产生关联的答案，“就像在剖析自己的人性”。每一次的自我剖析，都让余歆觉得无比难受，“根本没法回答，一场巨大的情绪消耗”。但她还是要硬着头皮，想方设法凑够5分钟 。好几次，她找不到答案，只能拼命说，还没说完，倒计时结束了。

后来，在社交平台上，她才知道，这种AI面试，几乎每一个参加秋招的人都经历过，“面经”上说，参加AI面试，“候选人要化妆，要换衣服，要找一个干净的背景”。对学校还在封控期的余歆来说，“找一个干净的背景还挺难的”。好在她的宿舍里另外两位同学不在求职季，每次面试前，她都要跟同学打招呼，请她们暂时离开宿舍，为自己留一块干净的背景。

上海男生徐逸也在今年的求职季里经历了80多场AI面试，有时一天能面四五场，每场45分钟。一开始，他也像余歆一样，极具真情实感地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后来，他发现AI想考察的并不是这些。他从网上的“面经”里得知，这个人工智能考官能从他的面部表情、动作与声线里，去分析面试者的性格、情绪、动机等心理状态，更离谱的，“还能分析出跳槽概率”。

经历得多了，他总结出其中的规律，“问题问得都差不多”，索性上网搜了一下别人碰到过的考题，做成自己的题库，然后按照校招经典“宝洁八大问”的STAR原则模板，（Situation情景、Task任务、Action行动和Result结果），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套用进去，写成了自己的参考答案，足足有2万字。每场AI面试之前，他都要把这份“题库”迅速过一遍，80多场面下来，“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会背了”。他相信，这样的题库，每一个正在经历2022年求职季的应届生“手里都有”。

这可能是史上最难的一次求职。2022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76万，预计2023届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眼下，2022届工作没有着落的毕业生与2023届即将毕业的在校生都在求职，与此相对，岗位却少了很多。原本，相比于其他求职窗口，秋招规模最大、机会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有招聘计划的企业会在这个窗口期里，释放出全年80%以上的招聘需求，但中山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发现，今年秋招，来宣讲的企业明显少了，“截至11月7日，只有112家，比去年同期下降20%”。

这个秋天，求职的毕业生面对着激烈的竞争。8月2日，互联网公司网易有道刚开放校招网申通道，第二天，这家公司的HR朱敏就发现，简历库里涌进来的简历数量已经超过往年网申数量的总数。最为热门的是数据分析岗，“仅仅开放了8天就收到近千份简历，实际上我们只招个位数”，不得已，朱敏提前把这个岗位的报名通道关闭了。

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校招负责人崔超则发现，秋招刚过去半季，自家的简历库里，已经躺了8万份简历，而往前一年，针对于2022届应届生的校园招聘，秋招与春招两季加在一起，收到的简历不过5万份。8万人挤在同一条通道里的结果是，每一个岗位后面，都站着至少100多位候选人，竞争最激烈的岗位，达到500：1。

徐逸直观地感受到今年竞争的激烈，是在自己拼尽全力投递了60多份简历，依然没有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的时候。今年9月，他刚拿到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毕业证，开始在国内求职。在去读硕士之前，他曾有过一年的工作经历，并曾以本科生的身份参加了2020年的校招，“投了两家，中了两家。都是不错的企业，就感觉找工作太容易了。”等他读完一年制硕士回来，“怎么行情就变了？”

我们接触的所有受访者都说，今年的求职季显得无比漫长，似乎每个步骤都被拉长了，而这漫长的过程，他们都是面对屏幕完成的。

求职的最初，是把简历投进HR的邮箱，而后，需要登录求职公司的官网，把个人的信息一点一点输入人才库，还要根据网上学来的STAR模型，把自己的每一条履历都转化成有因有果的逻辑框架，填入不同公司的不同系统，“每一个公司的表格，都要填上一个小时”，一通折腾下来，“累死了”， 余歆说。

她想去世界顶级药企或者头部医疗咨询公司，简历接连投了30多家，面对过很多公司官网的小格子。她的同学里，有人投了200多家，在官网填信息也成了体力活。

填完信息之后，余歆发现，大部分公司，只要简历投递进去，就会触发“发题机制”。这些考题涵盖材料阅读、数学推理运算、逻辑判断、选词填空、图形推理等各个方面，和公务员的行测考题非常近似。进入做题界面，网页会把整个屏幕填满，退出屏幕将被算作考试作弊，超过三次，考试失效。为防止求职者用手机搜索答案，用电脑做题的时候，手机也要扫码占屏。

余歆感觉自己没日没夜地做题，有些笔试不用打开摄像头，大家就在线下“互相帮忙”，“能做到夜里两三点”。最多的一天，“做了四套笔试，两套AI面试，做麻了，高考、考研都没有这么累。”

与笔试题同时发送的，还有心理测评，同样也是初筛的一部分。一些题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比如一道是非题，“我曾经觉得自己不存在或者已经死了”。“没有标准答案，给四五个选项，总有几个看起来都对，或者都不对，做完就挂，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徐逸说。

后来，为了提高通过的比率，他开始迎合不同的岗位，揣度不同的答案，“销售岗就专门去选那些能够体现性格激进的（选项），工业类的岗位就选能体现性格严谨严密的”。做得多了，徐逸发现，心理测试题重合几率很高，几乎所有的心理测试都是来自同一套题库，求职后期，他几乎都要训成肌肉记忆，看到那些试题，快速勾选答案，“快会背了”。

只是，做了这么多题，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是什么，分数线是多少。大多数题目，他们花一两个小时时间做完，提交，就没有了下文。

余歆觉得自己就像泡在池子里，脚不着地，随时等着一家公司把自己打捞上岸。能被“打捞”的前提是，自己得先“游进去”。做无尽的测试题像是她在奋力游动，每次试题提交上去，她“继续回池子里泡着”。

做题提交之后，有的公司要到一个月后才会给消息，一部分人进入AI面试，此后，也许要再过一个月，一部分求职者会被“捞到”更上游一点的池子，进入群面。候选人会被分成8~10人的小组，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官从旁观摩——我们接触到的受访者，所有群面都在线上进行。

徐逸用“群魔乱舞”来形容群面。一些学历名词开始变得清晰。双9（本科与硕士都是985），G5，藤校，top 2，清北交复，清北复人，每个人都想在这场面试中突出自己的来处。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在努力凸显自己的实习经历。在一家快消公司的群面里，徐逸见过有人连续甩出5份市场营销岗位的对口实习，有人实习履历涵盖摩根大通、微软、谷歌、亚马逊；有人大谈自己作为网红的经历；还有海外留学生全场中英混杂，“含英量达到49%”，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英文能力。

面试官给出考题后，就关闭了自己的摄像头。徐逸形容，“表演开始了”。一个小时的讨论时间，稀释在每个人身上，只有6—8分钟，每个人都在极力争取，“抢话，就挤，总有几个人想跳出来做leader，但又给不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只得提高声量”，闹哄哄地争抢了20多分钟，终于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应该回到XX问题上来”，但话没落地，就被人打断，“让我先说完，好吗？”

徐逸看到过一位来自帝国理工的男生几次张口，提示同伴，“最好还是先整理下逻辑，我觉得现在很乱”，并尝试投屏思维导图，但并没有获得关注，属于他的小屏幕上，能看到他逐渐窝进椅背，干脆放弃了发言，最后，连麦也关闭了，低头玩起手机。

争论还在进行。不时有人甩出各种经济学、传播学理论，“言必提‘蓄水’、‘引爆’”，试图拉长自己的发言时间。每听到这样的发言，徐逸就知道，“又是一个被培训过的来了”。有一回，他实在没忍住翻了个白眼，面试官黑暗的摄像头后，他听到有人“噗嗤”没忍住笑出了声。

漫长的等待里，一部分毕业生觉得，自己“被养鱼了”。

8月底，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如歌通过第三方网站投递了简历，一位头部大厂的HR主动联系她，表示9月初会安排笔试。9月中旬，她迟迟没有收到笔试的通知。HR告诉她，留学生的流程不太一样。她想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对方却说“可能要看公司的安排”。从那之后，不管她怎么问，HR的回复一直是“没有进展”。到了10月底，对方干脆不再回复消息。

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硕士程凯也觉得求职过程非常漫长。8月，他求职的一家公司安排了一轮群面，要求能去线下的人全部到场。当天晚上通知他群面通过，同时到来的还有一份测评，他花费一个多小时做完，接着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的进度条一直显示“在评估”。9月底，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岗位已经有人参与了线下薪酬恳谈，便去问HR自己的进度，得到的回复是“再等等”。直到11月，他才收到公司的拒信。“非常生气。每一次都突破疫情过去，甚至错过了其他企业的招聘时间。如果他们早已找到候选人，为什么不早些告知（结果）？”

徐逸曾经被企业HR拉进面试群。大多数时候，群里一言不发，但他常常莫名发现，群在某一天突然被解散了。候选人们私下打探结果，“大家都没有拿到offer，也没解释原因，就像受到了欺骗”。

各种猜测开始在应届生中传播。有人说，这些公司是把校招当作品牌宣传的阵地，“只释放一两个HC，不管招不招人，都要把秋招项目做得声势浩大”。也有人说，邀请来面试的人越多，越能够给HR增加KPI，很多面试，无非是HR拉高自己KPI的走过场而已。崔超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社交媒体上，关于面试公司“养鱼”的抱怨，是求职者中最普遍的不满。

一家公司本来已经在线上完成了对徐逸的“终面”，但几天前，这家公司通知他，还要来公司现场，“再聊一次”，算是加试。他驱车40公里赶到，“5个不同业务线的面试总监，分成两拨，2对3或3对3，又聊了两轮”。每一轮，他被问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徐逸不明白，“为啥要一定分两场，把同样的话再问一遍？”更令他惊讶的是，明明终面已经结束，“线下加试怎么还来了100多人？”还有一部分候选人在线上参会，面试官一会儿问对面的他们，一会儿又把目光投向电脑屏幕，“特别分裂”。而这家公司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只有几个”。

徐逸感到疲倦，但又有一点开心——这场面试，他“终于能见到真人了”。

这是所有求职者的感受：坐在家里电脑前找工作。如歌的求职持续了三个月，只见过一次真人HR。徐逸也是，绝大部分面试，他都在家里的椅子上完成，而几乎所有的线上面试，他都最终没有拿到offer。

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对求职过程“没见过真人”的不适。余歆觉得，自己做AI面试的时候，“就像被扒光”，但面得多了，“后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保护层”，“你觉得你做的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问一个没有参加过秋招的人，他会真情实感地去想，会真的去剖析自己的人性。但参加过秋招的人就会说，好，我给你按照STAR原则，说一说我某一年在什么情况下，克服了什么困难，达到了什么效果，就是这样，给你一个案例，而不是真的用心地去回答，我觉得哪里很成功，哪里很失败。”

崔超知道有些公司为了提高面试效率节省人力，会先用AI面试初筛掉一部分人，但认真思考后，他决定放弃这种手段，他觉得这种筛选办法并不能帮他识别出真正的人才，“它可能会要求你的行为举止，考察你的普通话，但这只适用于对知识背景要求不高的岗位，比如客服、快递员或者外卖员。但真正要识别出我想要的人才，还是要来到线下，至少是视频连线面对面聊一下才能判断。”

直到零星有上海本地的企业，想线下见见候选人，徐逸的求职之路才终于顺畅，他发现，“几乎能线下见人的面试，都能拿到offer”。

程凯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自我评价是线下面试选手，面对面的谈话更能让他脱颖而出。“应聘者到面前才看得出来会不会耍些花样，也能立体地看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他收到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面试机会，为此专门去了一趟深圳，把项目的经历做成清晰直观的图表，用IPAD展示给负责技术终面的技术主管，和他有来有回地进行提问与回答。这样的问答，在线上也能用譬如“共享屏幕”的方式实现，但在程凯看来，交谈的舒适度远远比不上面对面。

最后，他拿下了这个offer。

做了多年校招工作，朱敏发现，往年，那批最优秀的学生会在整个秋招季至少拿到“十个八个offer”，但今年，“能接到5个就不错了。”在我们接触的毕业生里，更多人一个offer都没有拿到。

投了60多份简历，进行了40多场笔试，却只收到了两个面试通知，其中一个还是AI面试，如歌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面试者就像躺在那里的一堆白菜，公司（HR）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挑选。”

一些求职机构会告诫这届毕业生，“如果你的学历在211以下，干脆不要参加秋招。”这并不是句空话，在这个市场里，留给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地处西安，妮卡就读的那所双非一本院校里，前来招人的公司并不多。她是学金融的，学校在陕西省内“认可度挺高”，往年，她的师兄师姐毕了业，“大多直接能进本土银行系统”，但今年，这些银行高高在上，“会在群面里毫不避讳地直接问我们的家庭条件，父母的单位和职级”。有公司的招聘要求包括，“限应届生，需有2年工作经验”。

她的同班同学基本都来自陕西省内，来到西安上学后，很多同学想留在西安，在拿不到offer之后，开始真切地考虑生计问题，焦虑“马上我就要没地方住了”。他们的要求，从银行逐步放低到“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哪怕是服务业”。妮卡的室友，甚至开始认真地考虑一家连锁蛋糕门店。就业指导的老师也劝他们，“不要局限于一个行业，保险和地产也都去投一投”，但是他们发现，“今年连房产销售都不招人了”。

一种更深层的焦虑是，大学即将毕业，他们“没办法再问家里要钱”，来自更低线的城市，他们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为读了大学，好的工作接着就来了。但现在，几乎没人拿到offer，家里人更多是责怪，“说为什么不考研，考上研就好了”。但事实上，学校里80%以上的人都在考研，但近两年的考上率不足5%。

而硕士或博士毕业生也会发现，自己的学历好像突然“贬值了”。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生杨硕昆在互联网大厂的面试里，发现了自己的“学历劣势”，“全是清北复交和全球QS前50”，以至于后面整场面试，“都不敢开口说话”。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的余歆也发现，“那些本来本科能进去的公司，现在连简历初筛都过不了。”

她陷入自我否定，“毕竟我也只是个二流985对吧，985每年毕业几千人，他们凭什么要我？”她本科毕业于武汉的另一所985，学习成绩、校园活动和实习经历，都比较突出，“之前一直都觉得自己挺棒的”，但现在，“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专业，怀疑自己研究课题的应用价值，还责怪自己的认知，是不是准备面试准备得太晚了？”

余歆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过往的22年求学生涯就像是“长久待在舒适区”，而这次求职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就像你背着包，从家出发去一个地方，走得很累很累，一直都不能休息，还一直不能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能走去哪里，终点什么时候到，她都不知道。

“一开始觉得好新，AI面试好新，笔试好新，群面好新，跟领导面试也好新，每一轮都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你要去学习不同的人的语言，以及公司在这个阶段他想考察你什么，然后再从自身去挖掘这些点，一直在舒适区外，去做那些没有做过的尝试”。但越往前走，疲惫感越深。“好折磨，很难受。你就会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特别，你有的大家都有，会有一点打击到自己。”

她开始长痘，生理期也变得不太正常，晚上躺在床上，脑袋里“平添了好多事儿”。“总在想，我哪家公司的面试在几号来着？生怕自己错过。”

她会向父母和男友倾诉，“你总得从一些人身上得到肯定，才能重新信任自己。就像是一种心理补偿。”而获得安抚更有效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你去倾听别人的痛苦，然后你会觉得大家都这样，尤其是那种也很优秀的同学，甚至是博士的同学，他们也很难受，而且他们的沉没成本是更高的。”她看到一些博士同学，去海外读了很多年，毕业回来，对就业没有提前很久就开始规划，被今年的秋招情况震惊了——至今还是0offer。还有一些博士，念完才发现，自己“硕士毕业就能进去的单位，也进不去了”。

群体的困顿让余歆有了很多困惑，在电话的另一头，她问我，“你们有没有做过调研，今年为什么会是这样？”又问，“对你们这种工作了很久的人来说，会有危机感吗？”我的答案并没有安慰到她，她又问了一句，“那明年、后年，会好吗？”

从8月开始投简历，到如今的11月，求职三个月后，余歆终于被“捞起来了”，是一家国企，那是她此前“瞧不上眼”的单位，但现在，她觉得好在有了保底。

她说自己不会降低预期，又规划了几条路径，“去读个二硕，或者读博，还要参加国考，总得去试试公务员”，她数着各种可能性，但是，此刻求职的压力，加上毕业论文的压力，她觉得喘不上气，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公务员要复习，出国要学语言，还要留出时间去参加后面的面试，“都准备的话好像也不现实。”

更多的人在等待春招，但春招，局势真的会好么？他们都没有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皆为化名；实习生张岳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