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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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解老”，为自己建立法家体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但秦的短命证明他那套是水蝎子——不怎么着（蜇）。更主要的是，韩非解读的素材就不怎么着，再聪明的大长今也不能让狗翔变成黄豆酱。

圣人，刍狗，士

今天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概念，叫客观规律。这个词近代才传了进来，但它的根本意思在汉语中早就有，就是“道”。

客观规律从没告诉你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权，它只告诉你大到星系，小到细菌，都是弱肉强食的；告诉你猴有猴王，狮有狮王，连蜜蜂都有蜂王，蚂蚁都有蚁王，所以人法自然就必然要有人王，即圣人。

自然界中的猴王，狮王，蜂王，蚁王之下的动物们都无条件服从它们的王，那么“法自然”的人当然没有理由不服从他们的圣人王。

狮、蜂、蚁，都是天生的集体主义者，为了集体的利益都本能地勇于牺牲自己，也都本能地服从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智少。而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所以《道德经》告诉“圣人”们，让他们“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把一国人弄成贪生怕死、弱志强骨、虚心实腹的臭傻掰，然后就能或”上善若水“，或”执而杀之“的无为无不为了。

《道德经》说的这个道，叫圣人之道，跟你一个平头百姓没什么关系，灭你跟灭一只蟑螂的区别，有条件的仅仅可能多一个骨灰盒罢了。

除了圣人之道，还有一种刍狗之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敢全抛一片心；画成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刍狗之道。

为什么几名日军几把刺刀就能把成千上万的人逼进长江淹死？就是因为没人敢当出头椽子，就是因为历代圣人们把百姓驯成了太合格的刍狗。

把百姓驯服成刍狗，似乎是一件挺牛掰的事。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国必是愚昧之国，必是野蛮之国，必是束缚自由思想之国，因此也必是科技落后之国。在决战时刻，这样的国家必然一败涂地。

除了圣人道和刍狗道之外，还曾经存在过另一种道，就是士人道。士人之道，就是文天祥、方孝孺、陈天华、林觉民们为之死难的道。

什么是士人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句话能看懂吗？能做到吗？看不懂就对了，做不到更正常，因为士这个阶层早被消灭殆尽了。消灭了士的社会，就只剩下随心所欲烹小鲜的圣人之治，和各人自扫门前雪岁月静好的刍狗了。

无为

道家老庄并提，其实老子和庄子旨趣完全不同。

庄子取的是老子的自然哲学部分，发挥出自己的任性自然、保命全生的人生哲学，滋养了后世的诗书乐画，也为禅宗和阳明学提供了跨界嫁接的活体。

庄子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为仕进的人打造了一个避难所，待其失意之后得以苟存身心。“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句诗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写照。

所以当今多数道家粉喜欢的是庄子，他们管这种人生态度叫潇洒达观，其实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对现实的无奈和投机。

庄子只是老学的分支之一，以老学为根基的还有申韩、鬼谷诸子，即法家、纵横家、兵家等这些刑名之学、权谋之术、捭阖之道的“智慧”。

所谓传统中国智慧是什么？就是“外示儒家之伪善，内用黄老之阴鸷”。这种人就像道貌岸然衣冠楚楚的小强，几乎无往而不胜，但他们创造的绝不会是人道的、博爱的文明，而是伪善之下的野蛮。

《道德经》说域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王大”。道和天地都是哑巴，替天行道的任务只能落在“王”身上。因此，道家哲学一旦落到实处，就必然成为人治。

许多人认为儒家是最有害的学说，其实儒家固然不堪，但它只是工具的角色，自它诞生之初，就是训练奴才，培养奴才的工具。

不过儒家至少还有一些吉光片羽的民本主义思想，比如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等等。这就像是菲佣，可以为一切家庭充当好的用人，儒家也能为一切制度充当不太坏的民众。

道家则不同，因为道家有自以为是的自然哲学，也有相应而生的社会哲学，形成了一套冥顽不化，不择手段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们“天地不仁”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对民生、对民权“圣人不仁”的社会哲学。

老马同归

老子说的道和马子说的“客观规律”同出而异名，都是自有永有自存永存，不以人的感情意志为转移。

道对世界的作用，靠的是阴阳生克；客观规律对世界的作用，靠的是矛盾运动。同出而异名。

二者最大的不同，是老子的理想社会要由“圣人之治”来实现，对民众要“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而马子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民众高度文明。

老子认为道（客观规律）不具备人类的爱恨情感（不仁），它只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生老病死的万事万物只是道的规律的反映物（刍狗）。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也必须遵从“道”的规律，这叫人法天、法地、法道，只有这样才是人做为自然之子的本分。

道又不会说话，人怎么才能法道呢？老子给出了办法，他说宇宙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就是“圣人之治”的圣人。王是和道同一序列的，他有道的解释权和执行权，人类遵从王，就是遵从道。

有人说《道德经》有的版本写的是“人亦大”，因此认为老子是强调人民主权。这是胡说八道。那个时代文章中的人民是用“民”字，而非“人”字。例如《道德经》中“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中的民，才是人民、民众的意思。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从事实到理论，雄辩地证明了“建造天堂的梦想往往建成地狱”，精准预言了马子的破产以及马路的灾难。

哈耶克认为制造乌托邦灾难的人，其实是好心办坏事。但他不知道的是，二千多年前的老子主动地、明确地、理直气壮地那么干。

老子的理想社会，恰恰就是马子们画虎不成的作品。他们本想描画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最后的作品却是“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有犯奇者，执而杀之”的奴隶群体。

有人说，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是否定个人崇拜的意思，其实这也是自作多情。

考之上下文，老子的“圣”有两种，一种是他赞赏的“圣人之治”的圣，一种是他主张的“绝圣弃智”的圣。前一种圣其实是指王，即最高统治者；后一种圣是指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知识分子。

马子的理想民众，是N亿神州尽舜尧，而老子的理想民众，是一人之下尽刍狗。实际表明：马子理论一旦进入实践，根本不可能出现舜尧，而只能是遍地刍狗。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比马子高明太多，他根本不需要从李嘉图到斯密，从黑格尔到达尔文，从法兰西到德意志一通饱读诗书，也根本不用把大英图书馆地毯走出两道沟，更不用长篇大论写神马《资本论》，短短5000字的一篇长微博，就在两千多年前坐等马子及其徒子徒孙们上套了。

内道外儒

儒家貌似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其实它只是道家的工具，道与儒演的是一幕木偶剧，道家是幕后的提线人，而满场翻飞的儒家虽然占据了整个舞台，但实质上只是傀儡。

自古至今，能看出历史是道家在幕后操纵儒家傀儡上演的木偶剧的人，极少极少极少，所以从五四到鲁迅再到文革，都怒打傀儡，而根本看不清其后的操纵者——道家。

喜欢道家的无非三种人。一是不得志而借庄周之道自慰的逍遥派；二是既得志而用老聃之道的当权派；三是不解老亦不懂庄而附庸风雅的糊涂派。

很少有人能看透道家对国人精神根源性的危害，历史上从国政层面的黑暗残酷，到平民生活层面的愚昧诡诈，总根源都是道家思想。

道家是法家的鼻祖，《商君书》的驭五术，《韩非子》的诛“五蠹”，这些都是源于《道德经》的“圣人之治”。

科举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没有考《道德经》的，因为那是木偶操作秘诀，不是给木偶们看的，木偶们仅能攻读和考试儒家经典。

道家思想是国民性真正的根源。上王用老子道搞严刑峻法、冷酷无情、以百姓为刍狗，下民用庄子道玩麻木不仁、精神胜利、逆来顺受、明哲保身，都能从道家找到理论依据。

道家没有公义观念，基督文明和儒家信条中那些关于道德公义的诫命，在道家看来是愚昧迷信愚蠢死心眼。道家只讲成败，他们昨天批孔学名高实秕糠，今天把孔子重奉为圣、考你终生。

《商君书》是历代帝王不传之秘，那么老子的《道德经》则是这个不传之秘的祖宗，是权贵者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秘笈心法。

一般人就不要自作多情替道家说话了，你顶多能学学庄子道明哲保身耍滑头的人生哲学，至于老子道圣人之治的人生哲学，您祖宗八百辈子都不配去碰。因为那是世界视野的大格局的权谋术。

《道德经》中有三种人：圣人，刍狗，为奇者。圣人，就是能够设置你生活，还让你感激涕零喊万岁的人；刍狗，就是每天朋友圈岁月静好坐看云起的你；下面单说“为奇者”。

为奇者。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个词汇，意思是调皮捣蛋、胡思乱想、不守规矩的人。

原文是《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王小波写过一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笔下那头猪不愿服从圣人的安排过岁月静好的日子。这篇文章中，圣人就是生产队长，刍狗就是岁月静好的猪，而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为奇者。

老子对圣人说：老百姓如果到了连死都不怕的地步，再用死吓唬他们就没用了。你应该平时下足功夫，让老百姓怕死，对那些调皮捣蛋（特立独行）、胡思乱想（思想独立）、不守规矩（追求自由）的人，露头就打，从重从快，其他人就不敢了，都乖乖去当岁月静好婊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执而杀之？因为他们的言谈很可能引起刍狗的愤怒，而愤怒的刍狗很容易不怕死。所以必须把这些“为奇者”剪除，才能“使民常畏死”，才能让圣人对刍狗们“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地无为而治。

老子真是高人，2500年前竟然有这样的思想深度，传统智慧真特么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