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见证历史，在一波又一波的震荡中，身心不免疲惫。当世间纷纷扰扰，回归经典，总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今天的文章，让我们一起跟着人文经典领读者杨照的脚步，通过《列子》和《人物志》扎入魏晋时代。魏晋南北朝常被视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帝国瓦解崩坏、政治纷争战乱不断，但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力，却因为个人主义精神的勃兴，以及世家门第对于文化和人格教养的重视，诞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所以也有人将魏晋时期称作中国历史上最“风流”的时代，名仕讲究风流与风骨，也因此成就一个重新审视“人”的时代。古人们，会怎么应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追求？讲述 | 杨照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
《风流与风骨：十部经典里的三国魏晋时代》
《佛教与外族如何改变中国：魏晋南北朝》
曹魏时代，刘劭写了一本《人物志》，这本书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不是那么常被提起，也不是那么受重视，然而在了解魏晋的特殊社会文化精神方面，这本书可以提供给我们无可取代的帮助。在《人物志》中，“识人”重在对人进行分类，而不是为了去讨论或进行如何用人的选择。如果不是为了“用人”，为了择别人才，那干嘛还要“识人”呢？最接近的答案或许是：因为“识人”是一件有趣的事，可以在智识上得到高度满足，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在这一点上，“识人”的活动和“谈玄”并无二致，因为“谈玄”也没有明确的用处，纯粹出自于智识上的乐趣，因而吸引了魏晋的名士们。另外，“识人”是一种“品”的活动，《人物志》提供的是“识人”的方法，名士们借由这些方法，可以更细密地来“品”人，察觉、体会、讨论人的差异和人的特殊性。“品”与“用”脱离了联系，不仅“品”独立于“用”，而且很明显“品”高于“用”。这种态度更进一步影响了对人的评价，“用”的标准相对不重要了，一个人身上具备可以做官，可以掌握权力的素质，这在过去很受重视，然而到了这时候，这种素质逐渐失去了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人值得“品鉴”，值得被观察、被讨论、乃至被赞扬呢？随着标准变化，这种趋势越来越倾向于“无用者高”。这里出现了一种艺术性的“人学”态度。意思是，在魏晋时期，人们积极地品评人，热衷于对人的高下衡量，尤其是在《人物志》之后，“品鉴”“识人”的活动与“用人”的功能分开了，具体而现实的标准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接近艺术欣赏般的态度。“识人”不在于找到可以用的人，而是要找到值得欣赏的人。一个人之所以值得欣赏，往往正因为他身上具备毫无实用性的特色。魏晋时期欣赏人物，大致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个是“神采风姿”，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第二个是后天所获“识见”，也就是他的看法、见解、体会、思考，更重要的还有表达看法、见解、思考的方式和风格。这种艺术态度的“人学”，或说“品人”的方式，首先讲究“清逸之气”。“清”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一部分从汉代承袭而来。汉末士人重视“清浊之分”，不过他们概念中的“清”和“浊”指的是道德上的纯真与虚伪之别。到了魏晋时，“清”的意义就转为“清逸”，多加了“逸”字，也就是要脱逸于既有的规矩、框架之外。汉末之人想象的“清官”是在自己的职位上认真、正直，不偷懒、不贪污，把这样的人放到魏晋来看，反而变成了“浊官”，就意味着他们没有个性、缺乏自我风格，只知道依循既有的规范，缺乏能与世俗拉开距离的“清逸之气”，那么相对地也就没那么值得肯定了。六朝官场对官员最重要的区分在于有做事的和不做事的官。前者按照官职的需求行事，随时处于固定规范的约束之下，那是“浊官”。等级高的“清官”则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地位正是来自不理会、无须理会官职的要求。建立和维持这样的“清浊”标准，当然就必须要凭借“门第”，也就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结构，于是到后来，“清浊”之分也就不可能真的是个人层次上的。只有出身贵族门第的人，才有余裕当那种不做事、不用做事的“清官”，而寒门出身的人就只能乖乖地当“浊官”了。表现出“清逸之气”的“清逸之士”必然和别人很不一样。魏晋人物突显价值的第二种方式是追求“风流”。回到“风流”二字的基本意义，它是指“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立故常，自在适性。”“风流”一方面和自然有关，意思是人表现出一种不造作、不勉强，如同自然、亲近自然的特质。而“风流”的另一方面指向个别性、特殊性，不落入既有的、固定的行为和言谈模式中，不勉强自己去配合、适应模式，而是在模式之外表现出属于自己的特殊情性。从《人物志》开始，魏晋之人的基本态度是对圣人存而不论，完美的圣人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玩味的，而值得欣赏的是非常、非故、突出、特异之士，是“旷达无所成”的人。“旷达”表示这个人对于一般世俗的规定、标准不放在心上，随性自在，具备自然“风流”。这种人因而也就不会有世俗的成就，“非不能也，不为也”，他们主观选择做一个“清逸之士”，不接受世俗的各种束缚。曹雪芹曾经如此形容《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这是一个缺乏一般处事能力，又不耐烦领会正常文章的人。富贵时，他没有能力营生维持；一旦沦落贫贱，他就更没有本事可以度过困窘了。这叫“四不着边”，光听如此描述，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但读《红楼梦》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贾宝玉一方面果然符合这样的“四不着边”，可是他在小说中却再迷人不过。牟宗三先生在谈魏晋思想的《才性与玄理》书中，便借用贾宝玉的“四不着边”来形容魏晋时代品鉴出来的“名士”。“名士”是“天地之弃才”，具备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极端材质的“偏材”，而且是无用的“偏材”。但这无用的“偏材”却同时不入流俗，这类人有“风流逸气”，那种无所用、不知所用的人，格外带着特殊的魅力。当然，如此抬举“名士”，任随那么多“天地之弃才”不为所用，单纯只是供人欣赏，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贾宝玉的“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前提条件毕竟是得先富贵过。因为魏晋门第的形成，中古中国出现了贵族社会，这就使得世族子弟可以既拥有发挥才能的机会，也有充分条件放弃这样的机会。要成为“天地之弃才”，一方面要有“才”，但另一方面也要有背景，让他可以不需要被“用”，可以自我放弃而去发挥“无用之才”。贵族社会支撑了这样的“人论”，这样的“人论”创造了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见过的一种品鉴人物的潮流，这是一种带有高度艺术性的态度，无实用价值，以欣赏本身为目的。如此态度品鉴出来的“清逸之士”和“风流之士”，与“名教”之间当然有一定的距离、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关系。它的内在价值是要摆脱“用”所带来的束缚。换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在那样的社会里，要得到别人的欣赏、尊重、抬举，必须表现出“无用”的特性。于是，无可避免地，他们的生命态度会倾向于虚无，也就是不讲究甚至反对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便带有工具性，工具性会伤害一个人的自在、风流、清逸。正是认识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生命虚无的态度，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佛教为什么能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可观的影响力。佛理中所持的生命态度，强调偶然，强调因果凑泊，反对既有规范，也是带有虚无特征的。对人物价值的翻转、虚无化，进一步铺下了接纳佛教，对佛理进行“格义”吸收的道路，最终使得佛教开始中国化，成为中国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新鲜因素。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列子》。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是一本魏晋时期的编撰之书，应作为魏晋人的态度和思想资料处理更为合适。《列子》的行文方式非常接近于《庄子》，也有一部分与佛经相类似。它的编撰和诠释也反映出魏晋时代的一些基本价值和内容。
《列子》的《杨朱》篇比较特别，它一共有十七段，除了三段以外都是托名于杨朱的言论。杨朱是战国时期曾经非常有名的一位思想家，也成立了自己的家派，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为我”，留下来最有名的主张是即使有利于天下，要叫一个人拔一毛都不应该做，这是极端为我主义的一种立场。《列子》这一篇的内容虽然稍有涉及“不以一毫利物”的先秦杨朱的思想，不过却极端地表现出那样一种纵欲厌世的人生观。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可以确定，这应该是魏晋的士人借着杨朱之名，来发挥他们反名教的思想。第一段说，杨朱他游历到了鲁国，住在孟氏的家里。孟氏是鲁国非常重要的大夫，孟氏就问杨朱，说做人做得好好的，何必需要名誉呢？杨朱的回答是“以名者为富”，去追求名誉的人是为了要富有。孟氏就接着问：“既富矣，奚不已焉？”有一些人明明有名，也有财富了，为什么不会停下来，还要继续追求呢？那答案是“为贵”，要有更好的地位。“既贵矣，奚不已焉？”好了，地位也有了，有财富有地位，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求名誉呢？“曰：‘为死。’”“为死”，为什么都已经死了还要追求名声呢？原来是“为子孙”，因为有后世的子孙，要给他们这样的基础，留给他们。然后孟氏就问：“名奚益于子孙？”这到底对子孙有什么好处？名声为什么会是为子孙而追求的呢？所以孟氏的回答是：“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说其实为了要追求名誉，人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好过，你得忍受很多的事情，你得做出很多的努力，不管是在身或者是心上都必须要付出代价，但是你能够创造出让其他人可以分享的利益。如果你有了名誉，有了财富，有了地位，所以你周遭的人可以利用你的名声，他们就可以得到好处，有宗族，有乡党，这些人都可以分得到，更何况是你直接的子孙。孟氏忍不住接下来质疑：“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好像不太对，这里有矛盾，你想要追求名声，你就必须要保持廉洁，可是你保持廉洁，不就带来了贫穷？你想要有好的名声，你就要辞让，辞让也不就是表示你的地位比别人低吗？你就变得低贱了。杨朱回答说：管仲辅政齐国的时候，齐君好色，管仲怎么做？他也表现好色，齐君奢靡，他也表现奢靡。“臣志君合，臣言君行，使治道施行，齐国称霸。”意思说借由这种方式让齐君信任他。接下来其实是倒过来，管仲说什么，齐君就照着做什么，因此使得管仲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得到施行，因而帮助齐国，让齐国可以称霸。管仲死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子孙。他的子孙有因为这样变得地位更高，甚至能够变成国君吗？没有，他的子孙仍然还是大夫。田氏辅佐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方式，这个时候齐君傲慢，他倒过来，刻意地显现谦卑，齐君因为喜欢财货，到处搜刮人民，田氏就倒过来，施舍出去。所以这是前面所说的，为了名誉，所以就廉洁，廉洁的时候你就贫穷了，为了名誉你辞让，辞让的时候你低贱了。可是这是代价，代价为了换来什么？换来了民心。民心都归向他，人民都拥护他，所以田氏后来就篡齐，他就把齐国国君给推翻了，自己变成了齐国的国君。管仲用这种方式谨守臣道，因为要谨守臣道，所以他就跟随着国君的风格，因此管仲在这上面名声非常糟。结果因为他名声糟，虽然他辅佐了国君，用这种方式让齐国有所成就，他自己就没有办法用名声来泽其子孙。倒过来，田氏用这种方式得到了名声，得到了齐国的权力，子孙享有，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孟氏听了有他的体会，他说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真实的名声，你追求真实的名声，结果你就贫穷，但是你如果追求的是虚伪的名声，你就能够富有。杨朱说其实你只要不讲究表面，你有内在，你有真实，你就不会有名声。有名声就没有真实，名声通通都是虚伪的。从前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这个故事多有名，但是追究一下，尧是真心的吗？不是，那就是一个姿态，用这种方式让大家都知道说，尧好谦虚。另外舜他要把天下让给善卷，这是真实的吗？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这样的名声冠在舜的身上？那就是因为不是真的，但尧舜仍然没有失去他们的天下，他们各享了百年的地位。接下来对比对照那个可怜的真实的人，伯夷、叔齐，他们是真正的互相推让，让弟弟能够当孤竹国的国君。他们没有了国家，失去了国家，最后是什么样？悲惨地饿死在首阳山。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伪？然后你们还要有所疑惑，还要有所争辩。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明就是清清楚楚的，你要追求名声，那就是一种虚伪的做法。而你为什么要追求名声？其实最后不是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了子孙。如果回到杨朱为我的这样一种态度，也就告诉我们说，你再认真想想，追求名声对自己真的好吗？用这种虚伪的方式去处事是值得的吗？接下来，第二段的主题在讲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寿命，以及如何运用我们的人生。杨朱说，一个人的最大极限能够享受一百年的寿命，在他那个时代，他一想，一千人当中找得到一个人吗？我们假设，一个人从出生到变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懵懵懂懂的，从婴孩长大的这段时间，另外有已经老了，所以身体或精神的机能开始衰退，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时间。把这两个阶段加在一起，几乎就占了他正常寿命中的一半了。晚上要睡觉，睡眠所消逝的，还有白天在那里发呆，所浪费掉的时间又占了其中的一半。接下来你有身体上的疾病、痛苦，还有精神上的忧虑、恐惧，这又占了其中的一半。所以大概看一下，活了数十年当中，能够悠然自得，没有任何的牵挂，几乎找不到有什么样的时间了。那人生活着到底是在为什么呢？你要怎样可以得到快乐呢？人生活着当然就是要享受，你要享受美食，你要享受锦衣，你要享受乐声，你要享受美色，而美食锦衣又不能永远满足，乐声美色也不能够一直听，一直玩，还要受到刑罚奖赏的禁止跟劝免。另外有名誉对你产生的约束，还有法度规定非常严格、非常狭小的行为的范围。你汲汲营营地去争取一时片刻的虚幻的名声，或者去图谋死后多余的光荣，真的值得吗？把自己管得死死的，担心当下一时的是非，因而这个不敢听，那个不敢看，这个不能做，放弃了当下的至乐，完全不能够有一时的放纵。这样子活着跟被关起来的囚犯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在这里，杨朱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把它托于“太古之人”。太古之人意味着跟当下现实我们所看到的一般人，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模式。太古的人在意识上有一个前提，我们人就只有这么短暂的时间，生是暂时的，死亡很快就会来，所以你就在活着的时候放纵心智去活动，你不违反对于自然的爱好，当生的娱乐就不是抛弃，所以不要为了名誉而去做这些努力，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你就放纵本性，最重要的是要出游。因为在自然当中，你才能够摆脱人的各种不同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回归你自己动物性的本能，动物性的本能在人之间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规范，是无法放纵的。去到自然之间摆脱了人文的拘束，你在自然当中快快乐乐的，把动物的这一面予以解脱出来。对于万物的爱好千万不要压抑。关于生前死后这些名声，还有你要担心的世间的各种不同的刑罚，这些都要从心上把它给排除在外。名誉的先后，年寿的多少也不要去计较，越是不计较，掌握当下，你就活得越有意义，越充实。所以不是去看这个时间有多长，而是把握每一个瞬间。这当然不是真正太古之人的态度，这甚至也不是真正战国时期杨朱的主张，这是魏晋时期的人，对于名教一种反抗的主张。接下来第三段杨朱提醒我们，只有在活着的时候万物是不一样的。当你活着，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特殊的性质，可是等到死了，一切就统统变一样了。以人为例，活着的时候有“贤愚贵贱”，这是不一样的，在死了之后，那就是“臭腐消灭”，大家都一样。所以活着的时候，有比较聪明的，有比较笨的，有地位比较高的，有地位比较低的，但是一旦死了，大家都是经历“臭腐消灭”，不可能有任何的两样。虽然如此，“贤愚贵贱”并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臭腐消灭”也不是你自己决定。生不能自己决定，不是自己所生，死也不是自己决定，自己所死。贤不是自己所贤，愚不是自己所愚，贵不是自己所贵，贱不是自己所贱，这都是依靠外来的各种不同的条件，依照环境而决定的。所以事实上，万物一起生，一起死，一起贤，一起愚，一起贵，一起贱。换句话说，在比较低的层次去看，生是多样性的，死是一致的，但是再换更高一点的层次去看，生死也是一致的，也是同样的。在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一点上，生跟死没有两样。如果你能活百年，等到百年的大限到了，你就是会死。如果你很有智慧，有很高的成就，应该死的时候也会死。你是个坏人，你是个笨蛋，该死的时候同样会死。在生的时候是尧舜，死了之后仍然是一副骨骸，在生的时候是桀纣，死了之后还是那么一副骨骸。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生死主要的部分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就掌握、珍惜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是什么？那是在生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在，去追求快活，让自己快乐地享受当下，哪有空去想死后是什么呢？你连想什么时候会死，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想也没有用，那就享受当下吧。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风流与风骨：十部经典里的三国魏晋时代》第5.7集，《佛教与外族如何改变中国：魏晋南北朝》第12、14集，有删减，原文请至看理想app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