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的闯与创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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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1月29日上午，我来到这里参观，感受这家中国最具历史感的企业的峥嵘岁月。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上奏的《试办招商轮船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船运企业、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
在19世纪最后1/4个世纪，在20世纪最后20年，招商局都开创了很多个第一。两次辉煌，光耀史册。
如果说150年前的“试办轮船招商”试出了中国式近代化的企业之路。改革开放后“试办出口特区”和设立经济特区，则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企业之路。
招商局博物馆门口有两座雕塑——
一座是铁锚，2007年立，前端刻有铭文：招商局，创于晚清，历经民国，已逾百年。期间开风气、领潮流，两创辉煌。值今创造第三次辉煌之际，筑基树锚，陈固历史，既喻铭篆先贤之意，更寄启励今侪之望。
另一座雕塑，名为“闯与创”，表现了一位女性挣脱束缚、奋力欲飞的形象，诠释了心向未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
今日招商局，作为百年央企、综合央企、驻港央企，资产总额和净利润为央企之首。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分列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第152、174位。招商局的港口权益货物吞吐量排名全球第一，航运业务船队总运力（含订单）排名全球第二，旗下中国外运的货运代理服务排名全球第三。招商公路，是全国投资经营里程最长的综合性公路投资运营服务商。长航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内河航运企业。招商局金融控股，是国资委体系的首家央企金控。
这样的一部历史和现实巨著，从任何一页翻开，都有不平凡的故事。
11月30日，当我从《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读到，“一九八〇年，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等开创性工作”，我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切入点，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闯与创，那些我们今天深受其福祉却可能慢慢忽略的记忆。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起航。
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进出口领导小组”，由谷牧全权负责。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对外开放这一全新国策，是涉及国内外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靠一个小组很难推进。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并获得批准，成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两个机构一套班子，任命谷牧副总理兼任两委主任。
两委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很快建立了相应机构，有力保证了对外开放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两委刚成立之时，专职副主任为汪道涵、周建南、马宾，还有几位来自各部委的兼职副主任。1980年1月24日，江泽民接到调令赴两委上班，任秘书长，之前他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懂技术、懂外语、懂外事，年富力强。2月10日，国务院任命江泽民为两委副主任，兼任秘书长。
谷牧曾回忆说：“我这几个助手（两委的几个副主任），都挑得很得力。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我都熟。我经常召集八个部的联席会议，以后找一个人主持日常工作，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美国作家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写道，汪道涵1980年被委以上海市市长一职后，向谷牧推荐了江泽民。“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从此，江泽民成为谷牧的重要助手和两委的领导骨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愿景和自下而上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978年9月，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61岁的他面对早已辉煌不再的招商局，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就是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开一扇窗，在内地靠近香港的南头半岛建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1978年10月9日，交通部党组上报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10月12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很快，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一一圈阅并批准了这份报告。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在中南海向李先念汇报，并先选了南头半岛最南端一块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地方——蛇口，作为“改革试管”。
1979年4月17日，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想法。邓小平十分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6月上旬，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试办出口特区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个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中发【1979】 50号文），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7月8日，荒山野岭的蛇口响起了填海建港的“改革开放第一炮”。一系列改革举措迅速开启，面对全国各地到蛇口的弄潮儿，袁庚说：“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1980年3月24日到30日，江泽民在广州协助谷牧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了解两省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并在会前带了一个先遣组到广东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会议最后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指出特区建设“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纪要》还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第一个工程项目五湾顺岸码头破土动工。交通部四航局在承建码头、赶运土方时，一开始按8小时工作制，一天一辆车可以运二三十车土，工人的收入不与实绩挂钩，而是按旧的评定方式，分三等，按月发放7、6、5元奖金。工人把奖金当作每月36元工资的一部分，发是理所当然，不发则怨声载道，并无激励作用。
10月，四航局工程处把每天的工作量提高到55车，每车奖励2分钱，超额的每车奖励4分钱。工人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普遍可以做到一辆车一天运八九十车土，最高纪录是131车。
然而，有人认为这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向上级举报。1980年4月，上级有关部门以“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为由，勒令四航局停止实行奖金制度。工人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又下来了，磨洋工，有的一上厕所就一个小时，每人日均运土量又降到了20多车。
作为蛇口工业区建设总指挥的袁庚不服气，不仅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交报告反映，还请新华社记者来调查，写了一篇《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内参，直送中央。7月30日，胡耀邦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谷牧迅速批示：“请剑南、泽民同志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部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8月1日，也就是批示两天后，4分钱的超产奖励制度宣布重新实行。
｜1992年，深圳街头的巨幅广告
1980年8月8日至12日，江泽民带领一个小组到深圳、珠海调研。
之前在5月，深圳市委邀请了全国100多位专家来做经济特区的规划，有专家主张将有限的资金首先用于改造毗邻香港的罗湖地区，反对者则认为，罗湖地处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就“把钱打了水漂”。
8月8日上午，江泽民到了深圳，正赶上了一场暴雨。罗湖口岸到处是水，不少香港女市民将高跟鞋举起来，穿着袜子趟水。江泽民也被淋湿了。回到宾馆，深圳市领导秦文俊刚要汇报开发罗湖的问题，他开玩笑说：“不必了，老天爷已经给你作了汇报了。”他支持专家们提出的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将低洼泽国变成现代化新城的主张。
8日下午，江泽民到蛇口工业区视察，并听取了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许智明、郭日凤的工作汇报。
当时已经有外商来蛇口办厂，但蛇口与香港直接通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外商打长途联系业务得跑去广州。蛇口工业区申请自建一座连接港澳的微波通信站，与香港一家通讯公司合作，从香港拉条海底电缆过来，开通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但此举被有关部门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等等，无法推进。
江泽民听后说：“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四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很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
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自守（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
回到北京不久，江泽民又接到胡耀邦对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重要批示。胡耀邦是9月3日在新华社内参《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上批示的。批示很严肃——“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特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9月12日，两委召集专题会议，相关各方参加，由江泽民主持，研究解决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卡脖子”问题。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深圳市委等方面代表，招商局驻京办事处有关人员参会。他在会上多次讲，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在他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迅速进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建成，在香港招商局大楼内的袁庚接到了蛇口打来的第一个越洋电话，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顺畅连通。
蛇口工业区发展外向型工业，有不少外商在这里工作、生活。工业区想办一家中外合资的购物中心，进口一些内地没有和无法供应的收取外汇的商品。但向外宾供应进口商品的外汇商店，历来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国营商店垄断经营。除了购物中心迟迟不能批准外，蛇口与香港的海上通航问题也无法解决。袁庚再次找到新华社，以内参形式向中央反映。
1981年10月16日，新华社内参刊登了《深圳蛇口特区建设在两个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文章，反映了购物中心不能开办、蛇口至香港不能通航两个问题。江泽民再次出面帮助蛇口解困。经与海关总署、蛇口建设指挥部等协调，他于10月24日给谷牧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在万里、谷牧的过问下，11月12日，由江泽民签发的国家进出口委《关于蛇口工业区“购物中心”及港口开放问题的处理意见》下发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两大难题得到明确答复。不久，中国第一家外资超市获批在蛇口开张，蛇口与香港之间的直达客轮正式通航。
除了解决各种难题，江泽民还受谷牧的委托，完成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的工作，如参与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这部法规的起草中，他参加了近十次修改，字斟句酌。他反复强调，我们的论据一定要充分，为什么要搞经济特区，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可行性，一定要有个理论依据，使大家听了以后能够理解，能够拥护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如果大家意见、思想统一了，我们这些做特区工作、做具体事的同志工作起来就顺利多了。
1980年4月，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条例》。7月，在报国务院通过和全国人大批准之前，江泽民召集相关部委，听取深圳市委汇报《条例》的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当时对于土地使用、劳动工资、税收优惠条件等存在不同意见，他着重听取和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最后都达成了共识。
1980年8月2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条例》的说明。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告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0年9月26日至11月7日，江泽民率领一个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以及深圳、厦门两特区负责人等9人参加的经济特区考察组，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6个国家的8个出口加工区。考察组回国后，江泽民主持起草了考察报告，总结出了5点可供借鉴的经验：
第一，设立出口加工区必须有完备的立法手续和明确的法律条令；
第二，特区行政机构要非常精干，办事效率要很高，程序手续要比较简化。国外有个说法叫一站制，一个地方就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这就涉及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搞这一套，特区很难搞下去；
第三，必须搞好总体规划，搞好基础设施，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规划；
第四，必须大力培训工人，提高技术知识水平；
第五，采取优惠条件努力争取外资。新加坡的说法很形象，叫“蚂蚁政策”。香甜的东西放在地上，一大群蚂蚁就来了；如果是苦药，一个蚂蚁也不会来。一定要让人感到有利可图。
这次考察，可以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并获得9万美金的无偿资助。江泽民要求大家省吃俭用，只花了3万美金，其他全部上缴国库，受到了谷牧的表扬。
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江泽民协助谷牧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了会议纪要。中央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全面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具体指导。比如，特区企业职工一律实行合同制，企业有权自行招聘、试用、解雇，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来的。
1981年11月23日，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的说明。他介绍了深圳市特别是蛇口工业区引进外资和经济发展，说“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还指出，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已通过的《条例》还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有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法令尚未公诸于世，如特区企业的登记注册、劳动工资、土地租用及人员出入境管理等，还没有单行法规，致使不少外商仍抱观望的态度。同时，在特区工作的人员也因为没有具体的法规和实施细则，在对外活动和处理各项事务中，无章可循，致使放不开手脚和口径不一，处于被动的局面。因此，尽快制定和颁布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已成为当务之急。
1981年11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这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条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据此，广东、福建有关方面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对在经济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进一步保证了经济特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1982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两委并入新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江泽民赴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后任部长、党组书记。
江泽民在两委工作的两年零三个月，为创建经济特区做了大量努力和细致工作，也建立起对经济特区的深厚感情。在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多次深入经济特区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希望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要求经济特区创造新的业绩，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00年2月22日，江泽民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提出“富而思源，富而思进”。也是在这次广东之行中，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还指出，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11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邓小平塑像在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落成，江泽民为塑像郑重揭幕。
像袁庚这样的奠基型企业家和招商局、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这样的企业，是蛇口的财富，深圳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而他们之所以能在一张白纸上写出一篇篇大文章，归根结底，还是遇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好时代。好时代，就是给人机会、给人希望、赋予人们探索勇气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商业成功与国家发展相得益彰。
《轮船招商局章程》中曾写道，“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谋商情，筹国计，是“新时代招商局信条”的第一条，代表了一家企业的自觉。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筹国计必先顾商情”，也应是永远记取的信条。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两条经常被引用的话，都源自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回顾招商局的历史，袁庚与蛇口的历史，回首邓小平、李先念、谷牧、习仲勋、江泽民等领导人在特区筹划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我们并没有乘凉的资格。在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新时代，唯有以“谋商情，筹国计”的使命感，闯与创的进取和无畏，实干兴邦的踏实精神，才能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也谨以这篇文章，向江泽民同志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泱泱乎，大风也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为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而勇敢探路、奋斗终身者，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参考文献：
江泽民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初创，张明杰，《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李岚清，中央文献出版社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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