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一年比一年少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青年人口占比

2022年11月15日，全球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人口达到80亿。

在这其中，当属亚洲国家“出力”最多，毕竟可是有两个人口都超过13亿的国家——中国与印度。

然而，在我国超14亿的庞大人口中，能够给社会带来强壮劳动力的青年群体占比却在逐渐降低。

按照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青年的年龄划分依据来看，我国近20多年的14-35周岁的青年人口占比正在减少。

具体来看，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我国的青年人口占比已经从39.74%下降到了28.33%。

事实上，我国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虽然青年人口规模仅1.96亿人，但直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青年人口规模整体都是呈上升状态的，峰值达到了4.91亿人。

而在这先升后降的青年人口变化情况中，自然有各类因素的干扰。不过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总归起码还是会给社会劳动市场带来压力。

且更值得重视的是，目前我国的青年人口占比不仅低于了全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了印度，更有向老龄化严重的日本靠近的迹象。

关于青年人口年龄的划分，国际、其他国家与我国并不完全一致。

按照联合国将“青年”界定为15岁至24岁的群体来统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我国15-24岁的青年占比已经从1950年的17.8%降到了2020年的11.8%，降幅高达33.71%。

与之相比，1950年全球的青年占比仅从1950年的18.2%降低到2020年的15.5%，降幅为14.84%，而美国、印度则分别从1950年的14.8%、19.4%降低到了2020年的13.1%、18%，降幅分别为11.49%、7.22%，幅度远小于我国。

反而是日本从1950年的19.6%也快速降低到了2020年的9.3%，降幅超过52%。

从大于65岁的群体占比来看，我国这一群体的占比也超过了全球水平与印度，按照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前就将超过美国。

从总体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无论是青年人口占比还是老龄化人口占比都有向日本靠近的迹象，与印度、美国相比，我国青年人口减少、老龄化人口增多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且如若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在限定2021-2050年国内总和生育率保持2020年水平及育龄人口分年龄生育模式、死亡模式等不变，有研究人员预测，我国在未来近28年的时间里，青年人口（14-35岁）的规模将持续下降。

具体地，有可能从2020年的4.01亿人降至2030年的3.57亿人，2050年的2.57亿人。

出生与死亡、时代因素等造成青年人口变动

而造成我国青年人口占比减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如今国内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双重降低”。

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整体环境趋于稳定，随着公共卫生与医疗技术的进步，国内的婴幼儿死亡率有所下降，且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出生率一度高涨。

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提倡，加上计划生育下“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等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政策限制，国内的出生率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逐步下降，并保持了一个比较低的数据。

1987年，国内的生育率尚且为23.33%，但2021年已降低到7.52%。

而之前为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15年才结束，“二孩政策”及后续“三孩政策”也才陆续开展。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按照国内对青年年龄的划分，可以发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青年人数当中，蕴含了大量出生于“一孩政策”的人口，受生育政策的限制，这几次普查的青年数据在降低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而相比之下，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的死亡率基本保持在7%左右。2021年，全国死亡率7.18%，与出生率的数据十分接近。

至于目前，虽然国家层面鼓励“二孩”甚至“三孩”来提高人口的出生率，努力优化后续青年劳动力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目前的经济形势与社会压力下，青年父母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只是政策的呼吁或者少量的补贴并不足以推动他们“多生”。

且面对男多女少的情况，一旦女生不想婚育，也难以逼迫她们结婚生子。

谈到“男多女少”的现象，这又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问题。

受古代“子承父业”、“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还存在一些性别把控上的陋习。且不说生育前的性别鉴定，当时在一些偏远地区，还会出现女婴溺亡的情况，或者忽略女婴的成长养育，导致女婴死亡率较高。

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这些陋习已经逐渐消失，但在国内未全面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前，不少地方还是存在着“男孩偏好”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也就一度出现了男多女少的情况。

在“五普”、“六普”、“七普”的数据中，我国青年男性总是多于青年女性，2020年的“七普”数据中，青年男性比青年女性多了近2000万人。

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如今越来越多经济独立的女性倾向晚婚晚育、少生不生、单身，加上婚姻异质性的存在，女性偏向向上寻找优质对象，导致了国内男女之间婚姻缔结难度的加大。反映到结婚数据上，就是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0.8万人。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为37年来新低。

而在我国这么一个婚姻仍是大部分人生育前提的社会氛围下，婚姻缔结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孩子生育率的减少。如今的低出生率，也会在未来20年内表现为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弱化。

从国家到国际，当前青年人口结构藏有太多风险

目前青年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的加剧，都会冲击着社会劳动力的供给，进一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以养老为例，如今越来越多“一孩”步入社会，成为市场劳动力。作为独生子女，他们需赡养父母，若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婚姻缔结，一对青年父母就有4个老人需要赡养。

倘若再加上姥姥姥爷等上一辈及即便是一个小孩的抚养，一对青年父母身上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也大大加重。

之前我们在《缺口7000亿，史上最大“退休潮”来了》提到过，虽然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正逐步发展，但长期以来，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都是“一枝独大”。

数据显示，2021年末第一、二、三支柱占比分别为65.76%、34.23%、0.01%。

而国内采用现收现付制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相当于“当代劳动力人口缴费用于当代老年人口养老金给付”，即“在职的人养退休的人”。

随着退休人口增多，在职人口相对减少，国内养老基金将出现很大缺口，至少2021年末该缺口已有7000亿。

后续，一旦第二、三支柱未能完成支棱起来，国内的养老保障就会出现问题，冲击着一大波人的晚年生活安稳。

此外，在国内青年人口占比减少的问题下，还存在着城乡青年人口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恶化农村婚恋、养老与赡养问题。

从数据来看，目前国内的城镇化率正逐年提高，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2021年的64.72%。

但与整个国家的城镇化率相比，国内城镇常驻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更高。

2022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2020年1.7亿的外出农民工中多数为青年，且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1.1%，比十年前增加了15.3个百分点并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更多青年通过城乡融合流动渠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发展跃迁”，但这样也代表着占比日益减少的青年人口更加向城镇倾斜发展，遗留下“农村空壳”。

这么一来，农村劳动力的保障、儿童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及对两者的人文关怀如何得到满足，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问题如何缓解，乡村振兴谁来助力……似乎随着更多青年人口向上向外流动进一步加剧恶化。

这样又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故而目前许多在青年人口争抢政策中纷纷发力的城市，除了争抢知识资本外，也有抢夺人口的考虑。

要知道，2021年黑龙江常住人口比2020年又减少了，而其省会哈尔滨曾作为东北唯一一个千万人口城市，也已跌出了千万人口大城行列。负增长的人口可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期向上发展。

从更广的范围看，世界各国也在争抢青年人才，以增强软实力甚至军事国防实力。作为一个人口外出留学大国，如何将人才引回国内并争夺国外优质青年资源，避免我国知识力量的流失与国际竞争力的弱化，也将是个挑战。

从已有建议中看到解决之法

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问题上，随着生命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人走向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要减缓国内青年人口占比减少带来的冲击，还得生育根源——出生率入手。

关于婴幼儿出生方面，2015年我国就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贯彻落实加大处置与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力度。

持续贯彻这一通知，有利于降低因性别偏好而导致的流产数量。目前，随着全国对“两非”的打击，许多不合法现象已逐步得到了遏制。

而如今国内低出生率的出现与持续，除了受到之前的计划生育的影响外，也更多地在于婚育观念的改变及社会经济与生活压力。

在婚育观念上，一些研究提倡应重塑婚育文化氛围，并拓宽未婚青年交友渠道，这样的建议若得到落实与推广，将有可能缓解婚恋困难及出生率低的问题。不过其中的重塑婚育文化氛围却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当然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促进青年男女的婚姻缔结。

再者，如今方方面面的经济压力及生活压力，甚至于我们在《农村，教育颓败触目惊心》提到的剧烈的城镇与乡村教育竞争，都迫使青年父母推后生育年龄，也降低着他们的生育意愿。

在这方面，瑞典等国家给予生育产假、补贴，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之类的措施的确值得借鉴。如2018年开始，其政府就决定将年度预算用于家庭儿童补助金以及高中生学习补助金的提高上，以降低孩子的养育成本。

虽然这些做法在我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中要普遍与深度推广可能存在较大困难，但毕竟传递了国家层面给予父母生育的肯定与支持。另外，目前提出的促进性别平等与父母共同抚育孩子的倡议，能逐渐改变目前青年尤其是女性的婚育观念，更大程度地解放“母亲”身上的职责与压力，提高她们的生育意愿。

另外，关于孩子养育方面，也时常能看到关于完善国内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看法，毕竟截至2020年底，我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还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一半的比例，仅4%左右。

在这一点上，通过完善婴幼儿照料服务，既能减轻父母的压力，也可能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供需与收入。不过，前提是得控制好托育服务价格，否则反而进一步增加养育成本。

总体而言，已有的提倡构建符合我国时代发展的家庭生育政策与社会氛围、明确生育问题上父母同责、完善托育服务等将有可能对我国的出生率带来有利影响。

而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也已经提到了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内容，从国家层面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过，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概还是要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才能在数据上看到成效。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