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过日记”很好,但不能代替专业科普
凤凰网原创 “新十条”之前,我们目之所及主要是“抗疫日记”,20条优化措施之后,“阳过日记”纷纷冒了出来。
当前防控政策从此前的“防感染”转向为“防重症”,这也就意味着感染新冠的人数在迅速增长。北京的几个好友,已经超过一半的人“阳”过了;其余还未感染的人,做了个人防护,但也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一个月前,大家还把新冠病毒视为洪水猛兽,内心多少有些恐慌,如今很多人都能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病毒。
心态的轻松,体现在大家不以“阳”为“耻”、或不因“阳”而心生愧疚,不再觉得自己给社区给邻居带来了麻烦;也体现在大家可以笑谈“阳”过的经历,君不见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官宣”,分享自己每一天的病程和状态,写起了“阳过日记”。
在微博上,许多新冠患者和康复者还开起玩笑——现在是“杨过”(“阳过”),等待“杨康”(“阳康”),也不惧成为“王重阳”(感染两次,就像感冒后还可能会感冒)。
大部分民众恐惧病毒,既有对病毒的无知,对后遗症的偏听偏信与夸大,也有对感染后被拉去方舱集中隔离的“恐惧”。哪怕方舱的环境再“舒适”,整夜不关灯、噪音、缺乏隐私、活动空间的限制等,都让这种生活显得“难熬”。
对感染的恐惧,自然会延伸到感染者身上。大家从恐惧病毒又变成恐惧感染者,对他们产生排斥心理,鲜明地反映在对感染者的语言和态度上,比如一度把他们称为“投毒者”,经由他们的流调信息编排出各种流言——无中生有的各种“黄色段子”,再后来,把感染者称为“羊”:“两脚羊”“公羊”“母羊”等,防疫人员带他们去隔离则被称为“抓羊”“捉羊”“逮羊”……
一些感染者康复后回到社会生活,发现歧视如影随形,一些用人单位甚至拒绝招聘感染过新冠的人……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感染者轻生的悲剧,就因为她害怕“阳”了被老家的人说闲话。
但“新十条”出台前后,出现了迅急的转变。一个是国家的防疫政策,在短短几天里的变化可谓迅速而密集——从不再扩大范围封控,到不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再到允许无症状、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人们不再担心被拉走集中隔离,不再担心被迫前往方舱,自然也不再怨恨感染者。
第二是随着防控措施的放松,加上奥密克戎超强的传播能力,被感染是早晚的事情。疾控专家指出:最终80%-90%的人会感染奥密克戎。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感染者是极少的比例,可能被视为“异类”。现在大家早晚都要“阳”一次,感染者成为大多数,彼此之间也就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共同体。
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在研究香港地区SARS流行时,将“巨大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降临而形成的个体成员间的特殊集合”称为命运的共同体。
群体成员面临共同的危机或命运挑战;这一共同的命运,会持续一定的时间长度;由此,群体成员相互之间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道德密度;群体成员会发展出一套由语言和认同组成的精神的汇聚轴线;等等。
当共同体形成,对感染者的冒犯就成了对大多数人的冒犯。
“阳过日记”也是科普
“阳过日记”,本身也是重要的科普,让民众、尤其是信息渠道相对有限的人群,慢慢建立起对病毒更科学的认知,进而消除恐惧。
国内的权威专家,现在不是纷纷出来科普了吗?个体讲述的作用,能大过专家?事实是:公众对于专家的信赖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新十条”出台后,专家们纷纷出来告诉大众:奥密克戎一点都不可怕,感染了基本是轻症,只有极少数有基础病的人会重症......这些的确是国际医学界对奥密克戎的共识。问题是,几个月前、甚至仅仅一个月前,这些专家接受采访时还不是这么说的,那时他们强调的还是,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
当专家的科普没办法“一锤定音”,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反而被一堆大V夺走了。
这些人是外行,科学素养也远远比不上专业人士,却对病毒、对防疫政策指点江山,仿佛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大V信徒众多,他们大肆传播关于病毒的谣言,典型的比如新冠病毒是境外势力“投毒”、感染了新冠很容易有后遗症、感染了两次就会死亡等,民众的恐惧成了截取流量的密码。
现在看,一二线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抵已经消除对病毒的恐惧,但仍有数量庞大的沉默的人群对于新冠病毒充满恐慌。这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息息相关。
中国科协于2020年4月至10月组织开展了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10个公民里有1个具备科学素养,农村居民科学素养低于城市居民,只有6.45%;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更低,60至69岁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为3.5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为2.11%。
疫情三年,本来是进行专业科普的大好机会,奈何专家公信力不足、公共空间群魔乱舞、谣言泛滥。这时,不断出现的“阳过日记”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科普作用。
很多人不相信科学,但相信“经验之谈”,相信身边人的说法。当身边“阳”过并康复的人,一个个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感染了也不可怕,康复后也没什么明显的后遗症。这些“经验之谈”,会让人慢慢消除偏见与恐慌,建立起对病毒更理性的认知;真的与病毒相遇时,也才能以一个好心态去抗击。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讲述本身都是主观的。它与讲述者的个人经历、身体状况、价值立场、社会关系等相关,有可能带来“罗生门”效应,比如支持放开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淡化感染的症状;支持防疫的人,也有可能在“阳过日记”里放大症状和后遗症。
虽然“阳过日记”是宝贵的经验讲述,但以经验主义来评判防疫政策的是与非、进行科学普及,也可能是偏狭的,甚至,只是强化了知识孤岛上的“回音壁效应”:人们只阅读符合他们认知的“阳过日记”。
所以真正有效的科普,还得依赖公共空间独立、自由而开放的专业讨论。比如饶毅与金冬雁的论争,如果更早更广泛出现该多好。
否则,“阳过日记”固然有助于消除恐惧,但三年了,直等到当“阳过”成为大多数,才换来这一刻的讲述,这过程也实在漫长而沉重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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