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亿万富翁卵翼下的海地黑帮；印度日益显现的人口鸿沟
亿万富翁卵翼下的海地黑帮
12月5日，澎湃思想周报编译了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的评论文章，该文关注深陷暴力和饥饿泥淖的海地。
本周我们继续关注海地。随着海地危机的持续发酵，12月2日，加拿大再次对被称为“海地最富有的人”的吉尔伯特·比吉奥（Gilbert Bigio）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本轮制裁对象还包括另外两名海地超级富豪——雷诺·迪布（Reynold Deeb）和谢里夫·阿卜杜拉（Sherif Abdallah）。而在此之前的11月20日，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制裁海地前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和两名前总理洛朗·拉莫特与让·亨利·塞昂，冻结这三人在加拿大境内的资产，理由是他们充当海地帮派暴力帮凶、危害海地政局稳定。
在新一轮制裁中，加拿大外交部指控比吉奥和另外两人利用他们的经济权力“保护和纵容武装犯罪团伙的非法活动”，而这些犯罪团伙正在使海地深陷四分五裂的境地。多年来，海地人一直声称比吉奥和其他寡头是扼杀这个国家的暴力的同谋：今年已有1448人被杀害，另有1005人被绑架勒索赎金。然而，直到现在，国际社会对海地的腐败精英们基本保持沉默。
12月16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网站发表了署名詹姆斯·诺斯（James North）的评论文章，该文转述了海地当地活动人士对外国军事干预的明确拒绝。
詹姆斯·诺斯在文章开头，称加拿大的制裁是一项“大胆举动”（bold move），“应该会终结外界的错误认知——让首都太子港60%的地区几乎陷入停滞的帮派暴力只不过是贫困社区的野蛮行为”。
詹姆斯·诺斯引述海地当地一家受人尊敬的在线出版物《AyiboPost》的观点：比吉奥家族拥有广泛的经济资产，包括其最近在首都北部建造的拉菲托（Lafito）私人港口。《AyiboPost》推测，加拿大可能得到消息，犯罪团伙已经能够利用港口进口一些重型武器，而这些武器的火力超过了陷入困境的海地警方。
比吉奥家族是通常被称为“叙利亚-黎巴嫩精英”的一分子，这一精英团体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东各地移民的后代。有人估计，86岁的教父吉尔伯特·比吉奥身家10亿美元，尽管没人知道确切数字。公开记录显示，2020年，他以13.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梅赛德斯迈巴赫豪华汽车，而这个国家近一半的人口——约470万人正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境况。
詹姆斯·诺斯认为，海地以外的许多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寡头一无所知，这实际上令人惊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富人支持推翻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之后，包括一位美国大使在内的外国外交官称他们为“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精英”（morally repugnant elites），简称MREs——这个名称的灵感来自于被称为“即食食品”（meals ready-to-eat）的紧急口粮。
前美国驻海地大使丹尼尔·富特（Daniel Foote）于2021年9月辞职，以抗议美国灾难性的政策。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国务院正在合作，在经济上惩罚比吉奥等人。但他怀疑，美国不能效仿加拿大实施严厉的制裁，或许是因为比吉奥可能是美国公民，因此有权享受正当程序。不过，从理论上讲，美国检察官可以对比吉奥和其他寡头提起诉讼，指控他们为这些恶性团伙提供资金，无论这些被告是否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作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为什么海地的一些精英成员资助甚至武装这些团伙？存在几种解释。在詹姆斯·诺斯与一些要求匿名的海地人士的交谈中，出现了几种说法。所有人都认同，如今的这些帮派基本上是海地泰特卡莱党（PHTK，或译为“光头党”）的准军事盟友，光头党在过去十年里通过选举欺诈和暴力控制了海地。维持这一联盟符合这些寡头的既得利益。一位大商店老板解释说，海地的精英阶层从垄断某些战略进口中获利——比吉奥集团控制着钢铁——因此他们与执政党合作以维持经济权力。
所有的匿名线人都认为海地富人逃税，尤其是进口税。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直接指控吉尔伯特·比吉奥和另外两人“洗钱和其他腐败行为”。一位前政府官员表示，早在20世纪50年代，比吉奥家族就从以色列进口了Uzi冲锋枪，用于弗朗索瓦·“医生老爹”·杜瓦利埃（François “Papa Doc” Duvalier）的独裁统治。因此，武器贸易可能已经成为该家族企业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前大使富特对加拿大和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认为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外界看到它们确实在做什么。”“但它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停止支持阿里尔·亨利，这位未经选举产生的事实上的总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碍。”和许多海地人一样，富特支持海地危机解决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a Haitian Solution to the Crisis），也就是“蒙大拿协议”（the Montana Accord）。这个基础广泛的联盟要求亨利下台，让位于一个能够恢复秩序并最终为两年后的新选举做准备的临时政府。
但拜登政府、加拿大和联合国并没有放弃阿里尔·亨利。富特无法掩饰他的惊讶：“美国，通过继续承认亨利，暗示在海地存在两个阵营——他和反对派。但事实上，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海地人希望他下台，他甚至可能与2021年约韦内尔·莫伊塞（Jovenel Moïse）总统遇刺有干系。”
与此同时，“蒙大拿协议”联合了650多个海地组织和个人，包括工会、社区团体、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妇女团体和商会——所有这些都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倾向——继续要求美国、加拿大和联合国将阿里尔·亨利抛弃到一边，转而承认一个过渡政府。协定的重要成员莫妮卡·克莱斯卡（Monique Clesca）于12月9日在加拿大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今天海地是一个被全副武装的人围困的国家。更糟糕的是，（阿里尔·亨利）政府、政客和经济部门资助并武装这些帮派。”
作为一名作家和国际发展问题专家，克莱斯卡不遗余力地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观点：首先，她认为，亨利是非法掌权的，他无权代表海地说话，无权要求外国势力出兵。她称他的要求是“叛国罪”。其次，她指责亨利并没有真正努力控制这些帮派。她说，相反，他的政府已经“袖手旁观”（crossed its arms）。许多海地人都赞同她的观点，即事实上的总理及其政治和精英盟友更乐见目前的暴力状况，这样他们就可以召集一支国际武装部队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尽管他们经历了十年的腐败和管理不善。克莱斯卡认为，我们有理由猜测，亨利和他的盟友正在进行一场骗局，直到现在，美国国务院都被蒙骗了，美国主流媒体也没有报道。
克莱斯卡并不否认海地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反对干预，”她对加拿大国会议员表示，“但是我们确实希望海地警察得到加强，我们确实需要立即的人道主义援助。”海地目前正在与卷土重来的霍乱作斗争，这种传染病是联合国部队在2010年地震后首次带到海地的。最近一次爆发又导致283名海地人死亡，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
在作证几天后，克莱斯卡和蒙大拿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样，在11月30日的一份声明中继续拒绝外国军事干预。她告诉詹姆斯·诺斯:“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人呼吁对埃塞俄比亚或萨尔瓦多进行干预，尽管这些国家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她接着说：“现在是我们海地人为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没有人说我们不该得到援助，没有人说我们不能合作，但我们必须坐下来，坐在桌子对面，明确我们的需求。现在是我们海地人为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印度日益显现的人口鸿沟
12月16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现印度国民大会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随着印度准备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该国正努力利用其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带来的经济效益。印度人口增长不平衡，一些邦经历了婴儿潮，而另一些邦则关闭了学校，这可能会把人口差异变成一场灾难。
在这篇题为《印度日益显现的人口鸿沟》（India’s Looming Demographic Divide）的文章中，沙希·塔鲁写道，印度似乎将以庆祝的方式结束动荡的一年，既庆祝印度独立75周年，也庆祝印度开始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但另一个里程碑正在临近，联合国专家估计，2023年4月14日，印度将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沙希·塔鲁尔认为，这未必是值得庆祝的。中国占地约960万平方公里，而印度只有33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印度的人口密度几乎是中国的三倍。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在养活、教育和照顾14亿人口方面面临困难，尽管它在过去30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
人口增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印度人口预计将在未来40年增长至约17亿，到2100年将骤降至11亿。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印度利用其生产劳动力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窗口期十分短暂。
但不均衡的区域格局如果不加以解决，印度的人口红利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人口鸿沟。在印度北部各邦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印度南部的人口增长已经趋于稳定；在一些邦，如南部的喀拉拉邦和东北部的那加兰邦，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这意味着印度部分地区可能会经历婴儿潮，而其他地区则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
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预测印度的人口趋势变得极其困难。该国正在经历极端天气事件——气旋、热浪、干旱和洪水——频率惊人。有的河流泛滥，有的河流干涸。整个南亚次大陆已有数百万人遭受水资源短缺，导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来自不宜居住地区的移民，加剧了地区差距。
这些趋势的政治影响可能是深远的。1947年至1997年间，印度人口从3.5亿增长到10亿多，其中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讲印地语的北部邦占了大部分，而南部邦由于更好的人类发展和教育政策，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几十年来，印度北方家庭平均有6-7个孩子，而南方家庭的平均数量迅速下降到每个家庭2个孩子。
考虑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人口更多的北方本应拥有更多的议会席位，从而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但在1976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总理急于避免让糟糕的人口控制反而获得政治奖励，于是将议会代表权冻结在1971年人口普查的水平。允许冻结的宪法修正案本应在25年后到期，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总理将其延长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此，一些南方议员代表不到200万选民，而一些来自北方的议员代表多达290万选民。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获得了北部说印地语的“奶牛带”（Cow Belt）选民的压倒性支持，似乎将在2026年修正案再次失效时终结这一反常现象，恢复平等代表权。
虽然这种情况会让印度议会更具代表性，但也会让北部各邦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使人民党能够随意修改宪法，而不考虑南部各邦的意愿。莫迪的内阁将能够推行民族主义政策，而人口较少的邦可能会觉得这些政策令人不快或具有歧视性，从而威胁到印度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
如今，印度新增人口主要来自两个北部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北方邦拥有2.2亿人口，如果独立，将是世界上人口第五多的国家。这些邦已经对印度政治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随着未来十年人口的增长，它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权力。
文化水平较低的北部地区对计划生育的无知，以及对小家庭好处的无知，可能是印度人口增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南方各州已经实现了自我转变，部分得益于女性受教育水平较高，与此同时，北方女性识字率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至2011年间，比哈尔邦的人口增长了25.4%，而喀拉拉邦的人口只增长了4.9%。由于COVID-19大流行，2021年的人口普查被推迟，但在过去11年里，这一差距可能已经扩大。
与此同时，印度劳动力市场从未完全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由于危机第一年失业率飙升，印度的就业人数从2019-20年的4.089亿人下降到2020-21年的3.872亿人。虽然就业已经恢复，但就业岗位比大流行前减少了450万个。
青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尤其令人担忧。全国19-25岁的印度人失业率上升至23%，喀拉拉邦和克什米尔更是达到40%。过去几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全球趋势一致，但近年来却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在印度南部，养老院的数量激增，因为许多年迈的父母在子女移民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无人照顾。
沙希·塔鲁尔在文末不无忧虑地写道，2023年的开局并不乐观，相反，印度正面临着南北分歧加剧、城市化失控、水资源短缺和资源稀缺、一些地区人口老龄化以及其他地区青年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印度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让人们有理由抱有希望，印度人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艰难时期的适应力和足智多谋。但要抓住即将到来的人口变化带来的机遇，印度必须认识并应对这些趋势。否则，看似红利的东西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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