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用这本书无情地把中国人赶出了几千年的精神温室，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重新审视个人观念、精神危机、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无法挣脱的困境？又如何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深远命运？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确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这些书，当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
然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她）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地处处去看管着他（她），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她）当作是不能自主的儿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一类东西。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她）是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具有“个体化”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十岁以下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问题了。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然而，这并不意味去灌输他们“人格平等”的观念。因为，中国人既然将成人“儿童化”，搞到连成人的人格尊严都没有，还怎样去培养儿童的人格尊严。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在传统的私塾中，儿童必须去背诵其不理解的东西，自然使其对这种枯燥与阴郁的教育心怀恐惧，兴趣索然。因此，塾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严”字。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子们，而且多半还备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所有的这一 切，对儿童的。已身发展都是不健康的。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是一种常情。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五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父”的教鞭底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长的方向发展。“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但也只能涉及“身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其中义以“饮食”为主要内容。本来，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性”，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养“和为贵”与“息争”的态度。而且，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亦即是永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在“慈母”眼中，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人——在这一个方面，上一代永远是采取讳莫如深之态度的。因此，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抑或是身形体态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非性化”倾向。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热风》）“二十四孝”中“老莱娱亲”的故事，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状态。）中国社会要求“严父”做到的是另一种任务，那就是“教”。如上所述，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决定的“良知主体”或“权利主体”。因此，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去接受社会的规范，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严父”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就必须用威吓的手段，甚至出手到“打”。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不严厉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正如《三字经》所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牲”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净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制他律”的方式，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也是没法子除净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因此，中国人遂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制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鲁迅：《热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