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服药自杀，他和他的荒诞情史

1927年，民国文化圈被两则香艳的传言刷屏了。

这一年，30岁的徐志摩签下了民国第一份离婚协议书，潇洒地与发妻张幼仪解除了11年的婚姻，然后携新婚妻子陆小曼泛舟西湖，一路莺莺燕燕羡煞旁人。

几乎与此同时，两百公里外的江苏松江（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上海），狭长逼仄的弄堂里，昏黄的油灯下，22岁的戴望舒写出了成名作《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徐志摩手挽的佳人活色生香，这首《雨巷》中的“丁香姑娘”，倒也不是荷尔蒙正旺的戴望舒无处宣泄的性幻想，而是现实中令他一见倾心的女神--施绛年。

没有人能想到 ，这段本应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恋情，却为戴望舒人生的后半场埋下了悲情的种子。

那条散发着丁香气息的雨巷，被世俗和欲望拧织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终其一生，他再未能从中走出过。

01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梗：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

搁戴望舒身上，竟毫无违和感。

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戴梦鸥，“望舒”是他成年后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

不得不说，那年月的文化人确实有两把刷子，不管是本名还是笔名，都取得极其清丽脱俗。“梦鸥”，梦醒时分惊起一滩鸥鹭，“望舒”，极目远望云卷云舒，可比如今烂大街的“梓涵”、“子睿”内涵多了。

可这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名字，令戴望舒一度自卑到尘埃里。

因为幼年患过一场天花，戴望舒那原本就黝黑的脸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麻坑，再加上他身形伟岸，往人堆里一站，就像竖了一块污渍斑斑的广告牌。

这副尊容配上“梦鸥”这名字，就好比学渣取名“天才”，叫花子名叫“首富”，叫人尴尬得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个两室一厅。

幸运的是，在那个民生凋敝的年代，外表低配的戴望舒，拥有一个高配的童年。

他的父亲戴立诚是杭州火车站的一名职员，每月领着固定且丰厚的薪水，母亲卓佩芝出身书香门第，通晓大量文学典故，闲时常给儿子灌输文化素养。

有了父亲的财力支持，母亲的言传身教，江南浓郁的人文熏陶，戴望舒一路茁壮成长，处处显露出学霸的影子。

8岁上小学时，戴望舒就拥有了私人阅读空间，传统古典小说读腻了，就拿《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换换口味。

17岁那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新诗，结识了张天翼、施蛰存等一众文学青年，还像模像样地创办了诗社。

第二年秋天，戴望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一并考入的，还有他的诗友兼同乡施蛰存。

日子一长，两人便处成了铁哥们儿。施蛰存虽然生于杭州，但家人在离上海不远的松江置办有房产，赶上放假他经常可以回家，有时也邀戴望舒去家里打打牙祭。

有一次，戴望舒前往施蛰存家，迎面看见一位清秀高挑的少女，眉宇间隐约有一缕幽怨清冷的气质，他顿时心中一怔：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02

这女孩正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年方十八。

这次谋面后，戴望舒心中如小鹿乱撞，满眼都是施绛年的影子，可一看到镜中自己那张不忍直视的脸，他又退缩了。

最终，在荷尔蒙的催化下，敏感而自卑的戴望舒，使出了文艺青年最擅长的招数--写情诗：

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

我无奈踯躅徘徊，独自凝泪出门。

啊，我已够伤心。

情诗寄出后，戴望舒久久没能等到回应，便主动跑到了施家。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神，而且还和对方聊上了。

一番交流后，戴望舒发现眼前这个明艳的少女如同一团热烈的火焰，点燃了他情感世界里的那片荒漠。

戴望舒前往施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连施家的狗都看出了他的来意。好在施家长辈并非传统守旧的人，对于年轻人的婚恋，他们不干涉，不强求，顺其自然就好。

可此时的施绛年，态度颇值得玩味，面对戴望舒的表白，她既不表态也不拒绝，反正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已经过了青春期的戴望舒，当然没这份耐心去猜对方的心思。捱过了无数个寂寞空虚冷的夜晚后，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借助文字的力量，勇敢地向施绛年下达了爱情通牒：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

愿我在垂死时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一部阳光的青春偶像剧，愣是给演成了生离死别的苦情戏，这可给恋爱值为零的施绛年吓蒙了：“他真要是死了，我岂不是背负着恶名愧疚一辈子？”

在施蛰存的劝解下，施绛年总算表态：“嫁你可以，但前提是你得拿到一张洋文凭，寻一个体面的工作！”

此时的戴望舒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原本他是无意赶时髦混洋文凭的，但为了施绛年，他毅然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渡。

那一天，是1932年10月8日。看着前来送别的施绛年，戴望舒不舍中又多了几分期盼。

汽笛声响起，轮渡缓缓驶出了码头，湿冷的海风吹散了女友的倩影，也吹散了戴望舒的思绪。

在法国留学的那几年，戴望舒的日子颇为清苦。白天他在学校读书，晚上栖息在狭小阴暗的阁楼里，闲暇时还给报社翻译文稿，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

对恋人的承诺，对爱情的憧憬，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他不知道的是，他这用情至深的诗句，在他那有着天青色心的羞涩恋人眼里，还不如几个铜板有意义。

03

原来，就在戴望舒还在为几顿饭钱奋斗时，施绛年那边却是一派风花雪月。

她本就对这个满脸麻子的大个子很无感，之所以许下婚约，不过是念在哥哥的面子上，不愿与他过多纠缠罢了。

戴望舒走后的第二年，施绛年便结识了新男友，对方是个冰箱推销员，能说会道一表人才，不会写诗，但能挣很多钱，这对于她而言，足够了。

很快，有好事者便将“丁香姑娘”移情别恋的故事搬到了报纸上，字里行间极尽了春秋笔法，硬是编排出了一场狗血的情变大戏。

远在海外的戴望舒，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后，当即头晕目眩。

他随即请求校方开除他，这样无厘头的请求，校方当然不会同意。

眼见无法奏效，戴望舒又使出了撒泼耍混的招数，旷课逃学辱骂师生，目的只有一个：开除我，越快越好！

1935年5月，戴望舒如愿回到了国内，他第一时间找到施绛年，打算向她问个明白。

可当对方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臂弯出现在他面前时，向来敦厚的戴望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众朝施绛年挥了一记耳光。

这一记耳光，不仅撕尽了彼此最后一丝体面，也彻底打碎了“丁香姑娘”文艺女神的美丽滤镜。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与施绛年决裂后，戴望舒日渐消沉，这令同为诗人的好友穆时英看不下去了。

他安慰戴望舒道：“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不过一个空有其表的花瓶而已，我妹妹那才是蕙质兰心的女神！”

在穆时英的引荐下，戴望舒见到了小他12岁的穆丽娟。

果然，穆时英没有骗他，眼前的穆丽娟相貌端庄，性格温柔气质优雅，和《雨巷》里的丁香姑娘如出一辙。

情场上被虐得遍体鳞伤的戴望舒，在穆丽娟眼中成了为爱披荆斩浪的勇士，他那惊艳文坛的才情，也成了她引以为傲的资本。

1936年6月，上海，新亚饭店，戴望舒和穆丽娟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和所有新婚燕尔的夫妻一样，那段时间，戴望舒幸福得冒泡，经常大半夜起来作诗：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

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

我是你每一条静脉，

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

我是你的睫毛。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然而，也是那一年，卢沟桥上隆隆的炮声，掀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也将这桩完美的婚姻搅得支离破碎。

04

上海沦陷后，戴望舒只得携妻女前往香港避难。

虽为避难，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倒未见下降。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戴望舒租下了一座名为“林泉居”的小洋楼，又请了两名保姆照料全家的饮食起居，日子滋润到飞起。

在此期间，戴望舒还联合了一众文学青年创办了《新诗》月刊，将文化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林泉居”也因此成为香港文人眼中的打卡圣地。

可能有人要问了，两年前还灰头土脸的戴望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土豪了？

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回答。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收入水准几乎达到自清代以来的巅峰。据史料所载，三十年代，普通小学教师的月薪达四十元，大学教授级可达两百六十元。

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1926年出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时，月薪高达四百元，成为专职作家后，每月收入达五六百元。

而在当时的大城市，一个普通人早出晚归，月收入也不过三块，仅够买40斤大米。

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虽不及鲁迅，但迁居香港不久，他就被《星岛日报》聘为报社主编，收入绝对碾压绝大多数人了。

只可惜，会写诗能挣钱的戴望舒，却不是合格的父亲，更难称得上好丈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戴望舒醉心于创作事业，对妻女少有嘘寒问暖，这令穆丽娟逐渐心灰意冷。

除此之外，戴望舒与施绛年的往事，也成了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38年，一部名为《初恋》的电影热映，其主题曲《初恋女》也随之触动了观众的心弦，一度传遍了大街小巷。

“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巧合的是，歌词的作者，正好是戴望舒，这不禁令穆丽娟内心一阵酸楚：“原来他念念不忘的，是施绛年那朵蔷薇，我只是坐等枯萎的幽兰。”

不知戴望舒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写下了这暧昧朦胧的歌词，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段时间，《初恋女》的旋律游荡于香港的每一处角落，唯独不包括戴望舒的家。

因为从那里传出的，是无休止的争吵与谩骂。

1940年6月，在日伪机关出任文职的穆时英，遭到国民党锄奸团的特务暗杀。哥哥的死讯传来，穆丽娟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而戴望舒此时的反应，妥妥的钢铁直男：“一个汉奸而已，死了就死了，你哭丧个什么劲？”

不仅如此，因为与大舅哥政见不合，戴望舒还极力阻止穆丽娟回上海奔丧。

忍无可忍的穆丽娟，一怒之下，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决心与戴望舒分道扬镳。

一路追到上海的戴望舒，始终联系不到妻子。就在此时，效力于日伪政府的胡兰成托人带话给他：“你留在上海办报纸，我帮你找到穆丽娟。”

戴望舒虽为一介文人，却颇有民族气节，他看不上胡兰成这类汉奸文人，也不屑于为日伪政权摇唇鼓舌，当即一口回绝。

随后，戴望舒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打算告别这一地鸡毛的现实。所幸，到访的朋友发现了已经昏迷的他，这才将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05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

因为被人举报发表过宣传抗战的诗歌，戴望舒遭日本宪兵抓捕，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侵略者屈服，而是以墨代血，写下了以死明志的《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几个月后，经好友保释，历经九死一生的戴望舒得以出狱。

经此一难，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身体每况愈下。几乎同一时间，他那失踪已久的妻子穆丽娟，正与《宇宙风》的主编周黎庵打得火热。

1942年，穆丽娟与周黎庵登报结婚。次年，她与戴望舒签署了离婚协议。也就是说，戴望舒惨遭日军酷刑时，他苦苦追寻的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

对于一个丈夫而言，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经历了两次爱人出轨的戴望舒，一度心如死灰，直到他经人介绍，结识了香港美女杨静。

时年17岁的杨静，比戴望舒小21岁，生得明眸皓齿，一颦一笑，隐约有几分施绛年的影子，令戴望舒极为倾心。

尽管遭父母竭力反对，恋爱脑附体的杨静，最终还是冲破了层层阻挠，与戴望舒登记结婚。

此时已是中年人的戴望舒，无论是出于阅历还是心境，都很难令他对这样的小女生心生情愫。

或许，繁华落尽，他只是希望有个人陪在他身边排解寂寞，或许，他只是需要一名年轻貌美的女人替他疗愈情感的创伤。

而情窦初开的杨静，还是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天真少女。

这样的结合，注定是一场悲剧。

06

随着两个女儿相继出生，杨静已为人母。还不到20岁的她，仍不改少女心性，经常出门跳舞游乐，与戴望舒争吵不休。

抗战结束后，戴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然后在暨南大学谋了份教授的差事。

由于物价飞涨，他每月的薪水购买力缩水，一家人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生活很是拮据。

这时，前妻穆丽娟生下的女儿也投靠了戴望舒，看着越来越清苦的日子，杨静的心思开始动摇了。

与戴望舒结识前，杨静是印刷所里的抄写员，很大程度上，她选择嫁给这个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想寻一张供她后半生安稳的长期饭票。

1948年5月，戴望舒被人诬陷为汉奸，为躲避抓捕，他随即携全家回到了香港。

从小衣食优渥的杨静，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没多久，她出轨了隔壁一位姓蔡的年轻人，并于当年年底向戴望舒提出离婚。

纵有万般不舍，戴望舒还是含泪成全了杨静，大女儿归杨静，小女儿归他。

这时的戴望舒，哮喘病已十分严重，每走几步都要咳嗽不止，尽管后来动了一次手术，但也无济于事。

1950年2月28日夜晚，戴望舒病情复发。为减轻痛苦，他加大了平时的麻黄素剂量，随后便昏迷不醒，待人发现时，早已撒手人寰，时年45岁。

那一年，江南的丁香花盛开依旧，但那个守候在雨巷的诗人，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就如同好友评价他：“他永远都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因为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他浪费了一生的时光。”

不是所有的初恋，都值得怀念，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值得缅怀。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