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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新年快乐: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正在缓慢形成中

2023新年快乐: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正在缓慢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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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瑞信全球证券研究


2022年以来,瑞信全球短期利率策略主管 Zoltan Pozsar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在世界格局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元首的行为远比央行来得重要。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 Zoltan 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国家元首是领导者,他们的行为会影响通胀,央行只能通过加息来“收拾残局”。Zoltan 认为,在这个过程里,央行往往会慢一步。若投资者只把注意力放在央行官员的发言上,而忽视政要们的讲话,很可能就不只慢一步了。此外,建构多极世界格局的不是七国集团领导人,还有金砖国家,而后者或将扩容。

Zoltan 认为,中俄两国元首就货币的未来所表达的愿景,对未来美元及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正在缓慢形成中。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一新秩序是关于‘我们的大宗商品,你们的问题’”, Zoltan这样写道。

Zoltan 认为,中国出席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石油人民币的诞生,中国在获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油气储备产权负担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还出席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1945年,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与沙特时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于情人节当日在美国“昆西号”巡洋舰举行会晤。Zoltan 提醒固收投资者注意,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会削弱美元的影响力,而且大宗商品的产权负担可能令西方国家通胀加剧。

Zoltan 认为,中国在中海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未来三到五年,中国愿同海合会国家在以下重点合作领域作出努力:第一,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持续大量进口原油,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上游开发、工程服务、储运炼化合作。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展本币互换合作,深化数字货币合作,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

结合其他信息,Zoltan 对上述讲话内容进行剖析。

首先,有关举措的“时间跨度”是多久?

讲话显示时间跨度较短,为“未来三到五年”。对市场而言,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的 5 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应反映如下情况:油气既可用美元结算,又可用人民币结算;而一部分油气已经在东方成为抵押品,使得西方无法低价购入(并通过美元结算)。

不过,盈亏平衡通胀预期似乎尚未反映上述情况。

Zoltan 认为,市场已经开始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经历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政治变化,但尚未认识到在新兴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之中,交叉货币基差将收窄,大宗商品基差将扩大,西方国家的通胀率恐将进一步攀升。

第二,“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格局”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罗斯福总统和伊本·沙特国王的会晤也构建了新的格局:美国对沙特提供安全保证,从而换取平价石油供应。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格局如今可以这样概括:美国进口石油,并以美元结算,沙特用美元收入来投资美国国债,并将其余资金存入美国的银行,从而完成美元回笼(70年代OPEC石油危机之后,石油美元的回笼导致拉美于80年代发生债务危机)。

Zoltan 指出,中国、沙特、其他海合会国家之间构建的“新格局”与“昆西号”上的会晤达成的格局具有根本区别。存在这种区别也是理所当然。毕竟,罗斯福时代的中东经济刚刚起步,而如今中国面对的中东已经十分富裕。财富会带来国家实力和优先事项的变化:

彼时,中东还是新兴地区,更加重视“流动性和安全”;随着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今的中东更重视“平等和尊重”。

这正是中国提供的——“能源立体合作”不仅意味着用现金换取石油,还包括投资该地区的“下游产业”,并借助该地区的专业知识,在“上游产业”进行合作。而且,讲话中的“能源立体合作”还包括进行“新能源设备本地化生产合作”。

换言之,“石油换发展”(建设工厂,创造就业——“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对接,有望实现双赢 。

第三,“新格局”的资金来源应该不是美元:

中国在讲话中先提到“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持续大量进口原油,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随后又指出将“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 Zoltan 认为,前一句发言凸显了后一句的分量,二者结合起来释放的信号可能是,作为海合会国家油气的最大进口国,未来中国希望进口更多油气,并在未来三到五年全部以人民币结算

“海合会国家向东方输送石油+人民币结算=石油人民币的黎明”,Zoltan 这样写道。

第四,讲话中提及“金融投资合作”的内容进一步凸显了上述内容的重要意义。

上一次听到国家元首谈到货币互换和央行数字货币是什么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不是泛泛提及央行数字货币,而是谈到了具体项目,即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可谓是大师级的项目:由中国人民银行、泰国中央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创始,利用央行数字货币实现实时、点对点的跨境支付与外汇交易,且不涉及美元或美元系统所依赖的西方代理银行网络。

最后,中国还提到开展本币互换合作。

当前全球正在应对气候变化。若沙特需要人民币来建设NEOM新城,可以通过本币互换合作借入人民币,随后通过石油交易赚取人民币,用来偿付上述互换额度。而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出口贸易以非美元货币结算。

静下来想一想,今年年初至今,俄罗斯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俄罗斯与印度的石油贸易以阿联酋迪拉姆结算;印度和阿联酋还在商讨到2023年两国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将以迪拉姆结算;中国正邀请海合会国家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计划到2025年所有对中国的油气贸易实现以人民币结算。“那将是石油美元的黄昏,却是石油人民币的黎明”,Zoltan 这样写道。

接下来 Zoltan 进一步谈到大宗商品产权负担。

在货币和银行体系中,“产权负担(encumbrance)”一词常出现在有抵押品的交易中。“抵押品”指一项资产被用作特定交易的抵押品,也意味不能被用作其他交易。如果产权负担走向极端,抵押品就会变得稀缺,这通常表现为稀缺抵押品的交易利率远远低于隔夜指数掉期(OIS)利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下,大宗商品是抵押品,产权负担意味着大宗商品在某些地区可能变得稀缺,进而导致通胀率远高于所设定的通胀目标。

这里的大宗商品产权负担不仅意味着“未来三到五年”中国会增加人民币石油结算,而且注入伊朗、沙特和其他海合会国家下游石化产业的新投资还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附加值会留在当地,西方相关产业则会受到相应影响。Zoltan 把这比喻成“农场到餐桌”模式:以前我把鸡肉和蔬菜卖给你,然后你在五星级餐厅加价售卖鸡汤;但从现在开始,我自己烹饪鸡汤,而你只能从我这进口罐头——我的石油,我的就业岗位,你的支出,“我们的大宗商品,你们的问题”,“我们的大宗商品,我们的解放”。

抵押品产权负担是指资产所有人将抵押品抵押给交易商。交易商可转手将抵押品再抵押。

大宗商品再抵押将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大幅折价的石油和本地生产的化工产品以人民币结算,意味着东方获取其产权负担,而同样以人民币结算,向西方再出口这些石油和化工产品,意味着大宗商品再抵押以获取利润,即“东方对西方”的价差。

最后,如果考虑到以下情况,上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大宗商品产权负担主题将具有更明显的通胀基调: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石油产量的所有增长都来自美国页岩油和其他非常规来源(如加拿大焦油砂)。我们从拜登总统访问沙特后的官方评论中得知,沙特目前的石油产量已接近其产能上限,到2025年只能将产量提高100万桶/日,然后就“不能再提高了”。考虑到页岩油的产量已经达到顶峰,而且美国最大的页岩油运营商最近表示,更多的钻探将损害页岩油产业。在 Zoltan 看来,除非美国将页岩油田国有化,并开始钻探石油以提高产量,否则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我们将看到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是不具备弹性的。而在上述不具备弹性的供应中:

(1) 中国有望以优惠价格获得更大的供应份额,且交易以人民币结算;
(2) 中国有望以更高的利润率出口更多下游产品,并且
(3) 通过较低的能源价格吸引更多公司来华投资;
(4) 伊朗在中国资本的支持下或将扩大下游产品出口规模,而
(5) 海合会国家或将纷纷效仿,并且很有可能以人民币结算交易。


在 Zoltan 看来,“新格局”形成的背后是“解放”主题的演绎:所有OPEC成员国,都可能在中国资本的支持下,转向“农场到餐桌”的模式,不再单单销售石油,而是通过炼制加工将更多石油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考虑到“未来三到五年”供应受限,西方国家炼油厂和石化公司的利益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增长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不但会面临国产石化产品大幅减少的风险,还不得不向东方国家进口价格不断上涨的替代品。

受影响的可不仅是油气领域……

在2022年11月15日和12月14日,七国集团先后向印尼和越南分别提供20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资金,帮助两国减少碳排放。西方大国不惜斥巨资将购买大宗商品及拓展经济圈内“友岸外包”地区的代价控制在可以承受的水平。考虑到七国集团曾提议筹资6,000亿美元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免让人怀疑这些“支出”是上述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Zoltan 认为大量资金正在被用来切断通胀庞大的“肥尾”风险,并再次强调,未来五年的5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并未反映地缘政治风险。Zoltan 还认为,多数通胀交易者尚未意识到,当前150亿-200亿美元不等的针对某一大宗商品或某一地区的“交易”,可能与西方国家未来的通胀路径息息相关——大宗商品产权负担是切实存在的风险。

简而言之,大宗商品产权负担是一场争夺大宗商品控制权的激烈竞争。

Zoltan 认为,中国提出“未来三到五年”构建“新格局”,资源民族主义和“金砖国家货币”带来的风险将对七国集团国家的利率产生以下影响:若按两个5年期分阶段来看收益率曲线,在第二个5年期开始的时候,中国可能已经实现了“未来三到五年”以人民币全面结算中国油气进口贸易的目标,且通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发中东地区的下游石化产业以及推出“金砖国家货币”,可能已经在获取大宗商品产权负担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Zoltan 认为,未来五年的5年期利率并未准确反映未来的趋势:盈亏平衡通胀率似乎完全没有反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上述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前的未来五年5年期盈亏平衡预期通胀率的参考意义不大。对于之前两代投资者而言,地缘政治无关紧要,但今时不同往日:地缘政治风险已经不容忽视,“低通胀”终将结束,是时候认真考虑相关影响了。

Zoltan 最后写道,有两点需要明确:首先,通胀由一系列非线性冲击驱动(疫情、刺激政策、涉及手提电脑、芯片和汽车的供应链问题、疫情后劳动力短缺以及俄乌冲突);其次,通胀预测通常只考虑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太教条了。考虑到下一轮非线性冲击可能会推动通胀超出央行目标,迫使央行在解决大国角力带来的通胀问题之前加息并维持利率在5%以上,我们需要结合地缘政治风险、资源民族主义以及“金砖国家货币”来考虑通胀问题。


大国博弈会催生金融创新。


瑞信全球短期利率策略主管 Zoltan Pozsar 在2022年最后一篇报告的开篇写道:“单极世界秩序正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七国集团领导人、利率交易员和策略分析师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不应该被忽略,却又常常被忽略。对于之前两代投资者而言,他们不用为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定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投资者真正需要应对的大国角力只有冷战;冷战结束后,全球进入单极“时期”:美国处于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经济秩序以全球化为标志,美元成为货币的不二之选。但是时至今日,地缘政治风险再次抬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有世界秩序第一次迎来如此强劲的挑战,美国也在其不算悠久的历史中第一次遭遇一个在经济上与其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的对手。”


Zoltan 强调,市场不能忽视美元和国债可能受到的影响。


如果世界格局正在经历从单极化向多极化的转变;如果“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全球化)正在走向“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友岸外包”和“一带一路”);如果二十国集团正在分化成“七国集团+澳大利亚”、“金砖国家+”和“不结盟国家”,那么这种割裂怎会不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呢?


事实上,“七国集团+澳大利亚”正面临“原始”金砖国家及“+”所代表的土耳其、沙特和阿根廷的挑战。近期,土耳其和沙特已开始申请加入金砖国家,而不结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韩国也各有其重要性:印度尼西亚希望有一个“锂版OPEC”,墨西哥已将锂矿开采国有化,而韩国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而受冷落。


二十国集团正分化为以下阵营:“七国集团 + 澳大利亚” = 8,“金砖国家 +新申请加入国 +主要利益一致国” = 11,8 + 11 = 19,还剩欧盟。欧盟或许是受上述分化影响最直接的地区。现在再看2017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全体政要的合影,似乎感觉很遥远:身着红色上衣和灰色裤子的默克尔总理居中,两边都是金砖国家的元首——站在她右边的是雅各布·祖马总统和雅伊尔·博索纳罗总统,左边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特朗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在全体政要合影的外缘。


当时,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重头戏是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的一小时非公开谈话以及晚宴的座位安排。但现在再回头看,那张合影的重点是站在默克尔总理身边的领导人。


自那以后,欧盟脱离了俄罗斯的“天然气轨道”,但仍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金砖国家则开启了扩容之路:阿根廷和伊朗已经提出了加入申请,随后是阿尔及利亚,如上所述,沙特和土耳其正计划提出申请,而埃及(沙特在亚喀巴湾对面的邻国,紧邻沙特王储的标志性新城项目NEOM)也计划在明年提出申请。


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与会者名单,今年参加金砖国家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的许多与会国已经正式申请或正在申请加入“金砖+”。其他与会国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尼日利亚或塞内加尔还没有消息,但 Zoltan 认为2023年对金砖国家而言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中国将考虑2023年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Zoltan预计届时将会有国家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注)在其经典外交政策册子《大棋局》中曾展示过一张倒过来的世界地图(南半球在上,北半球在下),布热津斯基指出:


“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


如果用布热津斯基的框架来理解“金砖扩容”,我们就会理解大国角力对投资组合的重要意义。按照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注)的说法就是:


谁占有大宗商品并控制工厂,谁就能控制通货膨胀;谁控制通货膨胀,谁就能控制利率;谁控制利率,谁就能控制股票市场和更广泛的金融财富。”


Zoltan 认为,这很清楚地阐明了大国博弈、“金砖扩容”、“金砖国家货币”和大宗商品产权负担,对于按照60/40比例配置的投资组合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需要及时做出调整。


Zoltan 认为,金砖国家的一大共识,是在其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领域推动去美元化,“金砖扩容”也就意味着“去美元化升级”。从“金砖扩容”的过程来看,不难发现金砖国家间贸易去美元化的进程将会加速,并且很快会扩展到金砖国家+间的贸易。“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是美国要承担的后果。正如2016年前美国财政部长 Jack Lew 所言:“我们越是将使用美元和美元金融体系作为遵守美国外交政策的绑定条件,资金向其他货币和金融体系转移的风险就越大。”事实的确如此。


现在 Lew 部长所担心的转移发生了,且势头凶猛。布拉德·塞瑟(注)最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全球金融(The New Geopolitics of Global Finance)》的文章,探讨了资金流向的转变:目前现有和潜在金砖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创历史新高,但他们并未使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庞大的美债压力:俄罗斯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沙特和其他海合会国家为埃及提供的资金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对美元体系来说,这些新变化值得关注:布拉德所说的资金流向转变意味着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正在疏远美国财政部和西方金融体系。通过推动美元资金“转向”,他们也在将美元“武器化”,以牺牲七国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确保在新的“大博弈”中取得外交政策层面上的胜利。而美元“转向”正在拉开去美元化的序幕:要理解去美元化,我们可以首先参考刘宗媛(注)和米哈埃拉·帕帕(注)合著的《金砖国家能否促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去美元化(Can the BRICS De-Dollarize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这本书出版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指出金砖国家已经开始为推动贸易关系去美元化铺设“管道”。自俄乌冲突爆发及俄罗斯外汇储备冻结以来,金砖国家现有和潜在成员国都加快了去美元化的步伐:


“印度卢比结算机制引起多国关注”、“印度和阿联酋就以卢比-迪拉姆结算双边贸易进行谈判”、“俄罗斯要求印度以阿联酋迪拉姆支付石油款项”。这些都是2022年的头条新闻,都涉及一个可以称得上与七国集团关系最为密切的金砖国家(印度)。关于油气的人民币结算,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伊朗分别从2021年和2022年开始接受人民币结算,而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也探讨了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有望促成石油人民币的诞生。此外,巴西总统卢拉回归也有望进一步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刘宗媛和米哈埃拉在书中指出,对于卢拉总统而言,“金砖国家的成立不是为了防御。因此,在我们的贸易关系中,我们可以不依赖美元,使用自己的货币。”卢拉总统还提到:“奥巴马总统打电话问我:‘你是要创造一种新的货币吗,要推出第二个欧元吗?’我回答道:‘不,我不过是想摆脱美元,不再依赖别人。’”


Zoltan 认为,从2023年起,美元和美国国债可能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需求减少,竞争加剧。


去美元化恐将从此刻起加速。


接下来 Zoltan 开始讨论央行数字货币。他把央行数字货币比作“野葛”,大自然保护协会曾发出警告认为野葛“看似无害,却是入侵物种,生长速度极快,能够轻易占据废弃房屋和电线杆。”


对于美联储来说,货币互换机制用于为过去兜底(即过去的盈余)。


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货币互换机制用于为未来背书。


二者截然不同。现在,再看看央行数字货币和野葛。


Zoltan 表示,上一次看到有文章提到野葛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那时,一位记者说AAA级担保债务凭证(CDO)的增长犹如野葛一般迅猛。当年,私人AAA级债务工具挤占了公共AAA级债务工具的空间,结果几乎导致了银行体系的崩溃。


如今,央行数字货币正在将金砖国家的央行联系起来,旨在复制现在由美元体系主导的全球代理银行体系,一旦这一体系形成,可能会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武器化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中国和印度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巴西和俄罗斯也计划在2024年推出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南非在这方面动作稍慢,但“认为其有价值”。可想而知,金砖国家伙伴应会帮助南非快速发展有关项目。此外,在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行列的国家中,阿联酋已有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且阿联酋和沙特正在通过“Aber项目”探索“单一双边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用于境内及两国之间的跨境结算。Zoltan 认为,该货币很有可能会在沙特的NEOM新城使用,并有可能普及到全部海合会国家。既然阿联酋和沙特在开发双边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那么全部海合会国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打算。


再加上中国推进以人民币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结算,油气出口国相应获得转型投资(“新格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Aber项目”和数字石油人民币是如何对石油美元形成挑战的。


还有中国提到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将中央银行联系起来,重建一个代理银行体系。Zoltan 认为美联储应该对央行数字货币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元的强大来自于分布于全球的、分等级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和代理银行网络,而建立货币互换机制是为了在压力下提供支持。


Zoltan 接着写道,“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美联储推出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来加速这种等级制度的消亡。正如金德尔伯格(注)所言,‘政府提议,市场弃置’,如果金德尔伯格今日掌管美联储,他会主张保留私人银行和私人交易商网络,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些银行和交易商一直像野葛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美元。”


没坏的东西不用修理。美国的美元体系(对其友邦和盟友而言)保持现状就很好。Zoltan 认为,东方和南营国家选择央行数字货币路线,是因为美元的武器化,而后者是通过将赋能美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网络武器化实现的。参与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七国集团央行、银行和交易商(都是G-SIBs)也成为美元武器化的工具。


很自然的,那些担心制裁风险的国家,正试图重新建立一个体系:不是与美联储合作,而是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不是将Fedwire、CHIPS和SWIFT作为独立的系统,而是将CIPS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不是七国集团G-SIBs银行网络,而是金砖国家中央银行网络;在所有外汇交易中不涉及美元,而是直接点对点交易(也就是说,当央行数字货币允许匈牙利福林与新加坡元直接交易时,为什么还要经过一系列交易和中介,将福林兑换成欧元,再将欧元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将美元兑换成新加坡元呢?)。Zoltan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和借助央行数字货币构建中央银行网络进而复制“美元网络”的想法是革命性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但它告诉了我们未来的发展形态。


对于美联储,Zoltan 再次强调:没坏的东西不用修理。面对来自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无需通过推出一个受监管负债网络(regulated liability network)来拆解原本的“等级制度”,这反而会加速美元使用的下降趋势。央行数字货币也不会解决加密货币的“问题”,所以不要只是为了克服FTX破产及所有相关影响,而开始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的使用者想要的不是数字货币,而是美联储无法“印制”的东西。


Zoltan 强调,美元,无论数字与否,很快就会被再“印制”。这当然也是上述“金砖扩容”和去美元化趋势蕴含的一个信号。更多的量化宽松即将到来——前方困难重重。事实上美国的银行系统已经是一个受监管负债网络。


Zoltan 认为,在一场全面的金融冲突中,全体西方央行不应“眼红央行数字货币”。要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如果说美国国务院正致力于进一步巩固七国集团的关系,美国国防部正进一步增强北约组织的关系,那么美联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破坏美元体系赖以运行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网络。美国已经有了一个数字系统,对于 Zoltan 而言,在银行持有支票账户、使用信用卡以及利用数字钱包买东西都不是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加密货币是对量化宽松的摒弃,并不意味着拥抱数字货币本身,而且美联储的受监管负债网络提供的是数字货币,并非不可印制。美国不需要央行数字货币


现在回到开篇所提到的问题:如果地缘政治趋势势必会影响美元资金和利率市场,并且全面的金融冲突和大宗商品冲突(即大宗商品产权负担)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将是价格走势的驱动力,那么七国集团利率策略分析师该如何应对。Zoltan 在上文一再提醒,今年“金砖国家+”似乎已经加快了金融创新的步伐。


最后,Zoltan 这样写道:“世界正在一分为二。货币体系亦是如此。美元来到了十字路口。我每次想到美元,都会想到尚格·云顿(注)表演其“史诗级一字马”时的画外音: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恰似一个“史诗级壮举”;金砖国家之于“尚格·云顿美元”,或许正如减速带之于尚格·云顿。2023年将至,祝各位幸福安康。”



注:

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美籍波兰裔外交家和政治学家。

2.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英国地理学家和政治家,被誉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缘战略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3. 布拉德·塞瑟(Brad Setser),美国经济学家。

4. 刘宗媛(Zoe Liu),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员。

5. 米哈埃拉·帕帕(Mihaela Papa),塔夫茨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兼职助理教授。

6. 查尔斯 · P ·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美国经济史学家,著有30多本著作。

7. 尚格·云顿(Jean-Claud Van Damme):比利时男演员、武术家和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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