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八章：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中）

《山居续忆》

     第十八章      

回忆就我所知的

   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

(1950-1980)

(中)

徐家祯

          我回忆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的第二条线索，是有关留声机、电唱 机和录音机这些音响器材的。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留声机是美国大发明家安迪生的一大发明。 后来，安迪生就用他的发明制造了留声机。但那时，他的留声机是把声音刻在 蜡筒上的，因为唱片还没有发明。唱片的发明，还要晚很多年。我想，大概要 到十九世纪末或者二十世纪初，真正的、与现代概念很接近的留声机和唱片才 能问世吧。中国什么时候进口留声机的，我也很不清楚，猜想，一定也是二十 年代前后。

美国早期 Victor 牌留声机

          我所看见过的最早的留声机，是一个大喇叭高高伸出在装唱片转盘的盒 子上的，就跟早期的 Victor(胜利牌)唱片芯子上有一只狗坐在留声机旁边听 音乐那个举世闻名的商标上的留声机差不多。我家好像没有这种留声机，那么 是哪里看见过的呢?有可能在外公家。我母亲在《山居杂忆》中回忆说，她未出嫁时，有一段时间与她哥哥热衷于京剧，于是买了留声机和唱片，天天跟着 唱。那时的留声机一定就是这样的。(见附图 —— 来自网络)

          在我记忆中，我们家最早的留声机，则是我在《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古 典音乐市场兼谈我的听乐经历(1950-1966)》一文中所说的那架手摇留声机 了。

早期手摇留声机

          那是一个方盒子。喇叭按在盒盖里面。唱头和唱臂都是金属的，很重。 唱头是圆的，里面是膜片，振动发声之用。唱针是金属的，很粗很短，每放一 面或两面唱片，就要换一根唱针，因为针头会磨损。钢针是放在一个扁扁的小 圆角方盒中的。记得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缺乏钢材，连钢的唱针都舍不得做，有人就发明竹唱针来代替。市场上居然也有卖。但那时我们已经改用电唱机， 不用每次要换的钢针了，所以不记得买过竹唱针，大概只在报上看到过报道吧。 (见附图 —— 来自网络)

          留声机盒子旁边是摇把。摇足发条，大概可放一、两面唱片。有时懒得 摇，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听完两面，最后的结果则往往是音乐听到一半速度 就慢了下来，女高音竟变成了男低音。于是只能赶快补摇几下，男低音就又转 回女高音了!

          这架唱机是我家住在大家庭时就有的，还是 50-51 年分家时分到的，我 就记不清了。反正这是我对家里留声机最早的印象。

          我以前也说过，我父亲对音乐不感兴趣，所以，直到家里换了电唱机， 我才知道上海哪里有唱片卖。最近看网络，找有关“永丰”寄售商店的资料，发 现“永丰”竟是 1950 年开创的，就在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那头，上海市体育馆对 面，那时旁边有一家很大的叫“美心”的点心店。网上还说，“永丰”刚开设时， 就是专门卖新旧唱片的，主要卖西方古典音乐、轻音乐、舞会音乐和中国音乐 及戏曲唱片。店主是谁呢?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记者、作家、被鲁迅骂为“盛家 赘婿”的邵洵美先生的公子!五十年代中(忘记具体年份了)，邵老板被捕坐牢， 说他参加过“特务组织”。不久，其父邵洵美也被抓，到 62 年才释放。68 年 5 月 贫病而死。这家店后来是否改了店主，我就不知道了。等我懂事，也常去“永丰” 寄售商店的时候(大概五十年代末之后，六十年代中之前)，那家店楼下已经 改卖别的东西，只有楼上还卖唱片了。这在我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注 1)

          那么，上海以前哪里卖这种单速快转留声机用的唱片呢?我想，大概主 要是琴行里卖的。我最近也在网上查到资料。1934 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 有琴行九家。“圣歌琴行”是 1935 年(民国二十六年)创办的。到了 1956 年社会 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就是“公私合营”)时，上海还是有九家琴行。改造以后， 只有一家，即“圣歌”仍经营乐器、唱片等买卖，其余的都被乐器厂接管，改为 生产乐器了。“文革”中，“圣歌”改为“声歌”。但我朋友夏君说，他记得好像改名 为“战歌”，我觉得夏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结合那时革命形势，“战歌”比“声 歌”更革命。而且“声歌”这一词组也很不通。但上述资料是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的网站上看来的，应该有一定权威性。(注 2)

          网上没有说“圣歌琴行”在哪里，但是，经过我与网友，还有夏君的讨论、 回忆，可以肯定:“圣歌”原来就在淮海路附近的陕西南路上，后来南移到复兴 中路口上去了。不过，我不记得去过任何琴行，所以就毫无亲身经历可以补充。 我知道的第一家唱片店，则已是国营的、在淮海路上的那家新华书店了。这家 新华书店后来大概就改成“教育书店”了。现在一定不会再存在。

          五十年代初，我父亲从那家新华书店买回我家第一台电唱机的事情，我 也已经在《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古典音乐市场兼谈我的听乐经历(1950- 1966)》一文中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然而那架电唱机究竟怎么样的，我却 怎么也记不确切了。我在网上想找找有没有图片，也没有找到。但是，“上海地 方志办公室”的网页上却说:

          民国 35 年，上海亚洲无线电厂为响应“抵制外 货，爱用国货”的号召，开始仿制单速电唱机。该机 参考国外样机，自制单相罩极式电动机及磁极式唱头， 年内开始批量生产，商标定为绿宝牌。由于该唱机系 国内自产，又属首次上市，产品质量稳定，受到消费 者欢迎，购买者大多为文艺界人士。1953 年，上海五 金交电公司对绿宝牌电唱机实行包销。(注 3)

          看来，我父亲那天买回家的一定就是那架“绿宝”了!

父亲买回的国产早期绿宝电唱机有点像这架唱机

          在记忆中，这台绿宝电唱机是一个扁扁的方形盒子，墨绿色的，喇叭好 像也装在盒盖里面，因为我记得那架唱机单独放在楼下我父亲书房里一张红木 方桌上，而收音机则是靠墙放的，二者并无连线联通，所以，唱机上一定有自 己的小喇叭。唱盘是铁制的，所以很重，为了要其稳定性吧。唱头是方形的， 也很重。唱针是长形、有弯的。针尖上是一颗半透明的人造钻石，叫“长命唱 针”，可以听几百面，于是不再使用听一面唱片就要换一根的钢针了。我在网上只找到唱头是蛇形的电唱机照片，据我所知，那是晚得多的一种产品。(见附图 —— 来自网络)

我家的“绿宝”电唱机的唱头还没有那么先进

          网上也有“绿宝”唱机的照片，但是盒子、唱头的颜色与我们那台都不一 样，而且盒子上也没有喇叭。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记忆有误，还是那是年代和型 号都更早的又一种“绿宝”了。(见附图 —— 来自网络)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形势下，上海广播器材厂制造成功第一台四速 电唱机。这在全国是否也是第一架四速唱机，我就不清楚了，但一定是当时国 内最先进、最高级的电唱机了。记得获得过全国音响器材的什么奖。我忘了我 具体是什么时候买的了，大概比我买那台有四、五个波段的上海牌收音机晚一 点吧。要是记忆正确，应该是五十年代末吧。

          这台电唱机体积比前两台都大得多，也是方形的。木制的外盒，柚木颜 色，前面一段是镶绿色半透明玻璃的，所以不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里面的唱片。 上面的盒盖是整块的木头，盒盖里面不再装有扬声器，所以一定要与收音机相 连才能听到声音。这样，当然音响效果就大大改善了。这架电唱机的唱头体积 仍不小，但是改成了塑料，所以重量就轻得多。但是放送密纹唱片时，还时有 跳槽现象发生，尤其是苏联唱片。唱针的形状也有改变，是一根很细的金属片， 顶头上有一颗人造钻石。

          那时，我家那台上海牌五波段四喇叭收音机和那架四速电唱机就并排放 在二楼我的房间里的。

上广生产的高级变速电唱机

          这台唱机，我一直用到 1966 年 9 月被抄家。唱机被红卫兵没收了，以后 就此下落不明。但是，前文说过，那台当时中国最好型号的收音机倒还在，而 且还让我们带到“扫”进去住了十多年的朝北后间去。至于唱片，被北京红卫兵 拿了 100 多张，说要带去北京开展览会，却还剩下两百张左右没有拿去。但是， “扫地出门”时当然里弄干部是不许我们带走唱片的。于是我们一离开，所有剩 下的衣物全部被集中封存在整栋大房子的某三、四个房间里了。

          1967 年 1 月，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成立，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成 立了“上海革命委员会”。在旧市委被批判而还没有垮台，新的“革命委员会”还 没有成立或者已经成立却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之时，上海有一段青黄不接的过 渡阶段，也即所谓的“无政府状态”。那时，连市委都被冲击了，小小的居委会 还有什么资本可以呈威风的呢!我的单位也成立了“造反队”。我是“资本家”、 “反革命”子女，但是我本身并不是“资本家”、“反革命”，而是“可以改造的子女”， 也可以参加“造反队”。于是，我戴上“造反队”的红袖章，去敲我们居委会主任 的门。她一开门，看见戴着红袖章的我，脸上一惊，以为我要把她揪出去批斗 一番了。但是，其实我只对她说:“天气冷了，我们带出去的衣服、被子不够， 要求回去拿一些。”那时，干部们个个自身难保，不知怎么能够过关，已经没有 精力去管那些“地主、资本家”们的事了。于是，她叫我去找房管处拿钥匙自己 进老屋里去拿。头几次，我与弟弟进屋的时候，那位房管所老管事还跟在我们 边上，看我们究竟拿什么。后来去了几次，他嫌麻烦了，觉得那些东西迟早总 要还给我们的，还要管什么呢，就把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了。于是，我就把剩下的唱片全部一包一包像偷运军火一样取了出来。可惜，因为封屋子 时，他们把我们全栋房子的家具、箱子都堆在几个房间里，每间房间的东西都 堆到天花板，我与弟弟每次都要从箱子缝里钻进去翻找。结果，很多更值得拿 的东西都无法找到，只能拿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出来。否则，我们还能保存更多 的财物呢!不过，唱片还在那只专放唱片的橱里，大概一张都不会少的。

          有了收音机，也有了唱片，缺的就是唱机了。好在那时上海千家万户都 被抄家。查抄去的东西，最好的都由博物馆、宾馆或者让高级干部拿去了。还 有一部分，抄家时“红卫兵”就落了袋。剩下的大批家具、电器都送到寄售商店 出售。一时间，上海各种大小寄售商店货满为患，只能把商品堆到马路上去了。 那时，只要有钱，真的可以买到大批便宜货。我记得，我们街上那时新开出的 一家旧货店里，很好的柚木书桌、红木大橱，都只卖一百元，甚至几十元!一 次，我竟在淮海路全市最大的“国营旧货商店”里看到我父亲那张柚木的大双面 书桌放在店堂里待售!价格忘记了，只记得有一面缺少了一只抽屉!那时，我 们既没了钱，就算有钱，买来也没有地方放，只能看看而已。

          但是，唱机还是咬牙忍痛买了一台，是与我被抄那台一摸一样的型号。 于是下班回家，夜深人静之时，我把音响开到最小最小，偷偷听听唱片，过过 瘾。在十六平方的后间，等父母、弟弟睡着之后，我听着古典音乐，专心译着 我的英文诗歌:这是与外界多么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呀!

早期钢丝录音机之一

早期钢丝录音机之二

          唱机讲完了，就要谈到录音机了。中国是什么时候有录音机的呢?我不 清楚。但是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叫“钢丝录音机”，我没有用过，但在旧货商 店见过。声音是录在一卷钢丝上的。

          钢丝录音机以后新的一代录音机，就是磁带录音机，那是把涂着磁粉的 胶带从一个转盘通过磁头转到另一个空的转盘去的机器，因此也被人称为“reel- to-reel tape recorder”。因为磁带较薄，成本也较便宜，于是钢丝录音机就最终 被磁带录音机取代了。

          中国在五十年代前肯定是不会生产(至少不能大批生产)录音机的，所 以，任何类型的录音机都是进口的。49 年后，不再从西方进口新的电器产品了， 于是，要买录音机就只能去寄售商店。在五十年代，我没有见过任何朋友、亲 戚家有过录音机，可见那时即使在上海，录音机也完全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 大概只有公家单位才买吧。

          1958 年，据说上海能生产磁带录音机了，但是，我不记得在市面上见 过。我第一次见到在商店里有卖的国产录音机是上海录音器材厂生产的 601 型 录音机。大概是 59 年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研制出来的，60 年开始正式上市了。 这就是 60-61 年前后我家买来的第一台录音机。

上海录音器材厂出品的 601 录音机之一

          这台录音机是灰蓝色的外壳，铁制的，虽不大 —— 大概 30x40cm 见方 吧 ，却重得像棺材!我想可能有十五公斤左右吧!有两种速度。不记得有没有 内置的话筒了，但记得有一个外接的话筒，供录音用。机盒两旁各有一个喇叭， 可播放录下的声音。也有输入和输出两个插口，可外接收音机，用以直接从收 音机中录音，也可借用收音机的喇叭播放。

上海录音器材厂出品的 601 录音机之二

          这台录音机一定是我去搬回家来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已经因为他当过国 民政府的检察官而在我参加高考前半年被判“管制三年”，进出家门、有人来访， 均需向派出所汇报。所以，他是从不出门去的。那台录音机一定是我去买的。 我记得价格是 600 元或 660 元。差不多等于当时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

          在那时，录音机可算是轰动性的“新鲜事物”了 —— 讲的话居然能自己录 下来保存!记得买来时，我外婆正在上海探访我们，我们首先就让外婆录了一 段话。可惜，现在，这些录音当然都遗失了。

          录音用的磁带照例应该是用塑料薄膜制成的胶带做的，但是我不知道什 么原因 —— 可能技术没有过关?可能成本太高?可能制造胶带的原材料不够? 我不知道。总之，我们只能买到用纸做的磁性带子做代用品。这种纸带，一面 是牛皮纸的本色，另一面则涂有黑色的磁粉。纸带比胶带厚很多，于是同样一 盘带子，能录的时间就减少了。纸带不够坚韧，所以常常会断。纸带的音质当 然也无法跟胶带相比。最糟糕的是，因为纸带粗糙，所以对磁头的磨损性很大。 但既然没有更好的带子可代替，用纸带也就只能聊胜于无吧!

          要买真正的胶带，就只能去寄售商店“淘”了 —— 上海话，到旧货店去找 需要的物品，叫“淘”旧货。我看见过有德国 Agfa 的、Basf 的磁带，偶有在寄售 商店出现的，当然很贵很贵。我记得只买过一盘。

          有了录音机，就要想法录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了。可惜，这样的录音机， 加上这样的带子，录音的质量和效果，当然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录大 部的作品，还常常缺头少尾的，录不完全。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想录一首等了 好久电台里终于播放的德伏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最后一个乐章尾声 很长。眼看磁带一点一点卷完，最后还是缺了一个尾巴没有录全。

          到了 1965 年或者 1966 年初，忽然，有一次，我看见上海一家寄售商店里 摆着一台很新的西德进口的携带式磁带录音机，体积只有国产的三分之一，重 量大概只有两公斤左右吧。价钱可是个天文数字:1500 元!(可能还要贵)那 就等于用现在的收入去买一辆汽车了!

          这样贵的录音机当然无人问津。等了几天，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得到 父母同意，还是把它买回来了。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几年，但是，我的全部工资， 都花在买唱片上还不够，哪来余钱买录音机呢?所以，当然只能是父母出钱， 我出力去买了。

德国 reel to reel 录音机 (当然我的那架没有那么漂亮)

          那台录音机的来路我当然不会知道。我想不是海关没收的物品，就是探 亲的华侨或回国的外国专家卖出来的。这台录音机，我想，不但当时在国内是 少有的，在国外，也应该算是很先进的产品了。

          在这样的录音机上，纸带当然是不能用的，因为磁头太容易磨损了，于 是只好用胶带。那时，我正在跟外国笔友通信。四、五十位笔友中，有一位通 信很勤的美国朋友。我写信请他帮我寄过一盘 Agfa 牌子的磁带。记得那盘磁带 又薄又细，这在我的全部磁带中，是质量最佳的一盘了。

          记得 1966 年 5 月(?)，英国芭蕾舞团来上海演出，我还好奇地带了这 台录音机去，想看看能不能现场录音。其效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好景不长，再过三、四个月，“红卫兵”就上门抄家了。当然，这台西德 录音机是我家最触目的奢侈品之一，肯定会被拿去的，这点毫无疑问。这台录 音机，我一共大概只用了不到一年吧!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对那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作一些解释，否则，有人会 感到奇怪:既然我前文说过，那时大家即使有钱，也是讲究勤俭治家的，怎么 会刚买了 600 元的录音机，又去买 1500 元的录音机，那么奢侈浪费了呢?

          我觉得，这种花钱似流水的风气，是从 60 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 的。现在据揭发说，那段时间，农村饿死了成千上万人。这，我没有亲眼看见， 不能作任何旁证。但是，即使上海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都几乎人人饿得得了 浮肿病，这是我亲身经受，亲眼目睹的。那时，有钱也没有用，什么都要凭票 供应。没有票，只能看着商品干瞪眼，看着白米饭饿肚子!过了一年，大概政 府看看这样下去真要民心大变了吧，就推出了所谓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商品” 来。只要有钱，就能不用票去买。价格呢?举些例子吧:本来五分钱一只的杏 仁饼，卖五毛了;巧克力，十元一斤;鸡蛋，五毛一只;猪肉、鱼、油，甚至 米，都有“高级”的，价格大概涨十倍，或者更多吧。原来，国际饭店一客“公司 菜”仅一元钱，后来涨到四元，五元，最后变成十元了!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 只能买 100 只杏仁饼，或者 100 只鸡蛋，或者五斤巧克力，或者去国际饭店吃五 客西餐!在人们头脑里，人民币还值钱吗?

          对我们家来说，幸亏有了“高级食品”，让我们逃过了浮肿病、肝炎病这 一关，但是，也就此改变了我们传统的、固有的“钱”的价值观念。觉得有了钱， 有时候也会没有用的，还是趁现在有用的时候好好用用吧。

          这就是那时的 mentality(思想状况)!

日产 Hitachi 单声道手提录音机

          “文革”爆发后，有钱有财的人都被抄得精光，于是大家更后悔了:为什 么那时不把钱浪吃浪用，全花光呢!?于是，76 年“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上 台，接着就平反、落实政策，陆续把抄家物资发还的发还，无法发还的也作了 一些赔偿。有的人“文革”中工资被扣，那时也都补发了。于是，很多人，包括 我们，口袋里都装了大把大把的钱，这种“不买白不买”，“不用白不用”的心理 就更强烈了。特别是想到: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抄一次 家呢?这次可要接受教训了吧!

          于是，大约 79 年吧，忽然寄售商店出现了一批日本进口的手提盒式录音 机。我想，政府一定意识到大量发还、赔偿，一部分老百姓口袋里钞票太多， 会引起通货膨胀了，于是，就想用“高价商品”来收回一些市场上的剩余货币吧。

          我记得最早出现日本盒式磁带录音机的是淮海路重庆南路口那家上海最 大的国营旧货商店。我们最早买的是一台用盒带的 Hitach 单声道单喇叭收音录 音两用机，售价五、六百元。不久，店里又放出了后来红极一时的“三洋” (Sanyo)牌用盒式磁带的四喇叭立体声手提式收录两用机，那时的售价好像是 1500 元(可能更贵?)一台。父亲又叫我买了四台，给我们四兄弟姐妹每人一 台。这种立体声收录两用机，当时在上海是算最大的时髦货、奢侈品了，我们 家里竟然一口气买了五台日本录音机!这就跟现在某人忽然神经失常，跑到汽 车行，一下子把一两百万钞票放在桌上，要一口气买五辆 Toyota 汽车一样让人 目瞪口呆了!

早期 Sanyo 立体声手提收录两用机

          不久，我就离国远去，所以，后来国内也能自产四喇叭手提收录两用机 了，价格大幅度下降，年轻人手提四喇叭录音机招摇过市，以为时髦的事情， 就要由别人来记叙了。(注 4)

                                                                  2012 年 3 月 19 日

                                                                 于澳大利亚新红叶山庄

注 1:   可见本书第17章《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古典音乐市场  兼谈我的听乐经历》

注 2: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6046/node66052/node66094/node66127/ userobject1ai61713.html

注 3: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3/node55744/node55746/node55748/use robject1ai41858.html

注 4:  本文所附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80 年代小青年提着立体声录音机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