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内生力的复现与升格

2015-2020年，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保持着接近3.4%的年均增速，市场总收入则由2015年的6038亿美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近7400亿美元。[1]

自2020年以来，行业外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对法律服务市场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整体上看，全球化、规模化、专业化、网络化、外向化的发展方向并未有太大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一面承接着全球市场传递而来的发展理念，一面在2022年里经历了前所未见的寒潮。随着年底“虎归山林”，市场重迎开放态势已成板上钉钉，但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放开后疫情与国外的并轨，乃至行业内外种种政策的交织之下，兔年的律师行业能否快速调整、因势利导，迎来新的“腾跃”？

数据来源：百度营销观

在市场规模方面，2021年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500亿元，且过往数年的平均增速超过了20%。2022年部分地区市场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全国市场仍保持着整体增长的态势——根据百度等机构的测算，如按20%的增速计算，2022年全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整体规模将突破1800亿元，5年后的2027年则会接近4500亿元；按10%的增速，2022年的市场规模也将接近1700亿元。市场体量的迅速扩张，与近年来企业和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法律服务需求的迅猛增加离不开干系。

笼统地从整体创收数据来看，2022年的法律服务市场可能仍保持着整体增长的态势；但具体从外部环境、律所发展等角度来看，实际上经历了不少波折，迎来了许多变化。

受疫情反扑影响，上半年大部分律所的创收数据表现并不乐观，部分律所的收入甚至迎来腰斩，但在下半年市场反应过来并做出调整后，法律服务行业整体发展有所回暖。

与此同时，法律服务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内外、行业内外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在整体增长的局面下迎来些许局部动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大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带来的影响：

2022年2月24日，乌东地区局势恶化，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爆发直接武装冲突。随后近一年里，俄乌冲突经历种种曲折，在各方势力的参与博弈下逐渐陷入漫长的拉锯战，至2022年底仍未有结束信号出现。

作为21世纪以来欧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的大规模、高烈度和持久性在对区域格局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微观来看，欧洲地区尤其是东欧地区的经济贸易步入低潮，国内对应领域的外贸业务也遭受了较大折损，对于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所服务企业因战乱或区域制裁而遭遇的各类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由于俄乌冲突与能源产业的高相关性，一些替代性能源市场或与能源紧密相关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则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从宏观来看，作为全球力量多极化趋势的局部体现，俄乌冲突并非孤立事件，给为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更多变量和不确定性，撬动了更多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中美的双边博弈就因此而进一步加剧，典型如美方对国内芯片等产业的持续制裁、打击，这促使对应产业做出快速响应和调整，也使得为其提供支持的法律服务行业必须做出更全面的考量和更合理的应对。

2022年全年，国内对疫情大体仍保持着整体防控的态势，仅在年末因种种因素加以放开。由于新冠病毒快速迭代的特点，上海、西安、广州、北京等地先后在年内遭遇了为时数月的封控静默。事后复盘时可以看出，大范围封控在较好维护民众基本生命安全的同时，也对国家/地方财政和企业发展/民众生活构成了较为沉重的负担。

在局部地区的封控中，对应地区的正常生产秩序往往受到较大影响或陷于停滞。对于律师行业而言，封控一方面意味着非诉律师的服务对象经营压力增大、付费能力降低，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诉讼律师正常的会见、开庭等工作，对律所、律师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封控带来的不便也促使法检机关、律所在工作方式、工作理念和生产方法等层面做出革新：随着各类线上办公工具和平台的引入，线上会议、在线开庭成为常态，为在岗/居家办公行为定制的系统性管理运营规则也逐渐得以应用。

2022年10月，随着“二十大”的召开，未来五年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目标也得以逐渐明晰。在局势相对复杂和动荡的2022年，二十大尤其是二十大报告中所体现的未来发展重点，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定调，都对国内后续经济发展有较大指导意义。

此前数年，包括新冠暴发的2020年，业内对于开源节流的看法仍侧重在长期层面。例如中伦等所，其语境下的开源节流更多还是从管理层面参考企业经营的先进理念，以提升PPP、“练内功”、虹吸优秀人才以降低平均成本等方式来进行律所建设。

但2022年，包括京沪大所在内的主流律所基本都遭遇了创收层面的直接下滑，以往可能只影响收益的人力成本等各项开支，此时反而有可能成为加速律所财务负担的关键因素。这迫使不少律所采取了被动性的“开源节流”措施，例如削减活动经费、精简行政机构，乃至更进一步的裁撤人员和分所。具体而言，不同发展阶段的律所有着不同的应对策略。

头部律所方面，整体上以稳健运营为主，在延续规模小幅上涨趋势的同时，加强了对顶尖人才的吸纳。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头部所们的“人才战”焦点聚焦在薪资，多家律所相继步入“3万元起薪”俱乐部。而在2022年，薪资不再被重点突出，“人才计划”成为了新的热点关键词——竞天公诚的“竞英计划”、段和段的“英雄榜”，以及其他律所已有或新设的人才吸引、激励计划即为代表。

相较于简单粗暴的底薪提升，这些人才计划具有着眼长远、全面提升的特点，也是律所进行现实性“节流”的一种方式。通过人才计划筛选下来的精英，对薪资的看重有所下降，对律所文化理念的认同则有一定提升，符合未来人才招募的发展方向——这一进程在2022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

中间律所方面，去年智合已经观察到“两端加强、中间缩减”的行业发展趋势，2022年，这一趋势得到延续，中间律所本身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流：上游律所开始抓住机会，在行业格局的调整洗牌中有选择性地积极进行扩张，下游律所则出现了掉队或被兼并的情形。

中间偏上游律所虽然因为发展不完全而饱受疫情冲击，但它们往往也已经在规模体量上达到或接近了突破的临界点，疫情下头部律所的谨慎策略则给了其中有远见者充分的发挥空间：一方面可以承接从头部律所流入市场的精英人员，另一方面也可以吸纳中间偏下游律所或中小微律所里希望进一步发展或实现职业生涯跳跃的先进分子。

从实际行动来看，一些中间偏上游律所也抓住机会，在2022年度实现了较大幅度的人员增长。此外，考虑到头部律所分所布局多集中在省会城市，也有一部分中间偏上游律所选择积极在二三线城市抢占市场，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当然，作为积极扩张的代价，它们后续也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进行律所资源的统筹和再分工。

中间偏下游律所则相对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面：一方面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承接来自市场的优质律师资源，另一方面，相对较低的盈利率又使得它们在疫情下的成本压力更大。与此同时，2021年以来逐渐加剧的头部所集聚效应又迫使它们顺应趋势做出改变。重重压力之下，这类律所主要出现了以下发展路线：有的并入中间偏上游律所或头部律所（如原本并入汉坤上海），有的多家律所进行联动、合作以期熬过暂时性的寒冬，还有的收缩业务领域并对律所构成进行精简优化——这些都是现下的发展现象，在2023年到来以后，许多临时性的“过冬”举措也将迎来尾声，中间偏下游市场的格局可能会迎来进一步的重新洗牌。

对于小微律所而言，在经历过2020年的突然重压后，2022年的生存形势反而要比一些中间律所更为乐观，毕竟体量本身就限制了律所决策的灵活度。重压之下，小微律所可以以更小的思想和成本负担并入“大树”，一些缺乏长远目标的小微律所或个人所还可以适时蛰伏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这都为中小律所提供了更多的求生（或自决）手段。

与大环境相比，区位因素在2022年反倒是更决定小微律所生死存亡的要素。在前大半年里，部分大城市的小微律所由于封控和中间律所扩张等因素，遭遇了更多发展变数，而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小微律所的生存土壤并无太大变化，部分逆周期性业务的兴起还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尽管如此，随着年底政策放开后环境的复杂化，小微律所仍需要采取一定的抗冲击举措。整体而言，小微律所在2022年全年里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条件，但面临的生存压力也相对较中间律所稍小。

自2020年以来，外部环境的频繁变化，在给律师事务所带来较大压力的同时，也驱使律所对行业发展趋势、律所发展战略、新兴办公模式、突发危机应对、律师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和筹备，一部分思考已经逐渐转化为律所的管理行为和探索实践，在2022年得到落地。

一方面，202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偶发性封控仍在持续发生。2020年，律所们对此往往采取应急手段应对，例如集中力量采购物资、组织律师成员参与抗疫活动或撰写发布防疫指南，在成本压力面前也能动用既往的资金储备渡过难关。2021年，情况有所变化，一些律所开始有意识地对常态化防疫进行规划和实践，系统性的开源节流措施逐步出台。

到了2022年，律所普遍认识到了疫情的长期性，线上办公平台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常态化应用，法检机关各类线上平台的上线也大大推动了律所们线上办公的便捷性——尽管许多业务仍难以单靠线上工作支撑，但这已经较大幅度提升了律所的“数字化”水平。此外，限于部分业务难以线上开展，律所们也普遍开始将2020年封控期间偶发的线上内训、线上宣讲行为加以常态化、系统化，形成了当下许多律所周期性的线上课程栏目，用以律所内部学习和品牌宣传。

另一方面，律所管理者们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律所战略规划和前沿理念的探索实践上。前者主要表现为管理模式和战略目标上的大胆创新，例如浩天就专门引入具备丰富经验的管理者，作为全国董事局主席推进全所层面的大中台一体化建设。后者则体现为一些新的工作/品宣方法及理念的落地，例如中伦在其公众号启用的“随身听”栏目，或是大成在国内率先修建“元宇宙大厦”并借由这一平台开展线上庆典。这些探索在步幅上有大有小，但都共同指向一个信号：在变动的环境下，国内律所的锐进者们仍在坚持逆势进行发展探索和布局。

外部形势变化、且疫情仍在持续的大环境下，律所们在众多传统优势业务频频受挫的同时，也已经从2020年以来的突然打击中逐渐醒神，开始着力捕捉变化中偶尔隐现的发展机遇和业务风口。

整体而言，律所们在2022年对于业务的思考更多聚焦在维持业务系统的动态稳定，即在保证传统优势业务领域能够顶住压力得以存续的同时，积极布局新兴业务和逆周期业务，以增强律所在复杂变化环境中的抗冲击能力。同时，头部律所和一些中上游律所保持着对高新科技产业的关注和资源倾斜，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或热门领域，如医药健康、能源、环保、合规等，也逐渐开始组建专门团队进行持续探索。

2021年就已经有华晨等众多知名企业先后步入破产程序，2022年愈发严苛的环境带来了更多元、更复杂的企业破产案例。以建筑领域为例，全国仅4-9月破产重整的建筑企业就超过330家，以“中国建筑铁军”闻名的南通一建、二建、三建、六建及苏中建设更是在2022年底宣告“全军覆没”。

破产案例的大量增加，既推动了破产重整领域的运作加速成熟，也因其日渐提升的复杂性、疑难度而对律师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自2021年以来，大型破产重整案件就有向头部律所集中的趋势，2022年，这一趋势依旧得以延续。在IFLR等机构评选的破产重整律所榜单上，北上头部律所们也保持着绝对优势。为了在破产领域取得竞争优势，开展企业共建、担任破产管理人协会职务的律所越来越多。

随着2022年底的一系列变化，企业生存环境有所向好，但未来一段时间的外部动荡仍会为企业带来人员和经营方面的不确定性，如防疫政策有所调整，可能还会带来更多棘手问题，可以预见，破产重整在2023年仍会保持一段时间的业务高峰。

争议解决方面，合同、金融方面的公司商事纠纷仍在快速增长。由于2022年的客观影响进一步浸润到了市场深层，许多大型企业也频繁陷入争议之中，这使得客户对于法律服务的相关需求更加综合、更加严格。

此外，经历新冠暴发以来的数年演化，线上庭审的条件、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尽管还需要解决网络安全性、抗干扰性等问题，但其便捷与高效客观上也使得争议解决、仲裁业务在当前环境下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2022年12月最高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的发布，信息技术与法律工作深度融合的趋势再一次被验证和重申。对于从事争议解决领域的律师而言，技术应用或许是下个周期里的致胜法宝之一。

随着2021年9月《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印发和《著作权法》《专利法》的先后修订施行，知识产权已步入字面意义上的强保护时代。2022年的知识产权领域延续了去年的优秀表现，火花不断：锂电池行业，宁德新能源与珠海冠宇间争端不断；汽车领域，威马、吉利之争余波未平；版权IP方面，“谭谈交通”事件闹得满城风雨……频发的知识产权争议给律师们创造了丰富的业务空间。

除争议外，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也是知识产权律师、律所的一大潜在业务空间。例如通信领域，华为就与OPPO、诺基亚等厂商展开专利合作。这些涉及知识产权的复杂交流事项，对律师而言也具备足够的开垦价值。在“双循环”持续深化的战略格局下，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科技创新领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业务空间仍有待深挖。

相较于逆周期业务和新兴业务，资本市场等传统非诉业务在2022年的处境并不算乐观。截至2022年12月21日收盘，沪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这三大股指于年内累计下跌15.70%、26.55%和30.67%。由于外部对市场复苏的预期普遍定在2023年下半年，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资本市场仍会处在较大的增长压力和相对激烈的内卷竞争当中。

尽管如此，2022年头部律所在资本市场尤其是IPO领域的表现仍可圈可点：一方面，新能源、医药等产业的热门带动了这一领域企业的IPO、融资事务，演化出不少表现不错的个股，例如今年大热的“宁王”宁德时代，其累计成交超1.7万亿元；另一方面，北交所的蓬勃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定利好，港股虽在2022年全年里频频遭遇超预期冲击事件，但也在11月初相继迎来压制因素的拐点，未来行情或有可期。

2020年以来，医药健康领域一直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直接相关和外部环境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政策驱动的必然结果。

2022年2月，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相较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前沿技术探索，被业内视为鼓励从metoo、fast follow向FIC的转变，同时也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圈出了更明显的目标；5月，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7月，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采购文件明确引入“备供企业”机制，也使“集采常态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晰；12月，《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责任履行、监督检查措施及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网络售药逐渐步入规范化、合规化、严监管的新时期。

此外，11月医疗新基建大放水的消息也引起一定关注，预计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我国医疗市场将进入医疗设备采购高峰期。

不难看出，这些新动向中许多都与律师行业的发展机会有关。国内头部律所们已经普遍组建了医药健康专业团队，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医药行业的相关建设，例如组织/参与行业重要论坛和年度峰会（汉坤参与首届2022LCOUNCIL大健康行业合规年度盘点峰会）、进入知名医疗健康企业的外聘律师库（浩天入围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外聘律师库）、参与编制标准文件（大成参与编制医药健康行业首个ESG管理团体标准），等等。

自我国提出“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和对应规划后，企业在能源环保方面的法律服务需求就处于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一些新政新规的落地使得能源环保领域迎来了更多关注：国家层面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区域层面如2022年6月上海发改委发布《上海市2022年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还特别指出，打赢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主阵地在能源，主攻方向在于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这些政策方针都使得能源环保领域的发展前景愈发明晰。

除此以外，2022年的部分大事件也给能源环保领域添了一把柴，例如俄乌冲突及其后续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对国内企业既是挑战，也是转型和走出去的良机，这给服务企业的律所同时带来了发展机遇和提升专业实力的挑战。

在律所层面，除一些既往即专注于能源环保领域的律所、团队外，头部律所对于这一领域的重视也大大加码。一方面，头部律所们参与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热门行业“当红炸子鸡”企业包括IPO在内的众多法律服务项目，例如金杜助力岚图完成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迄今规模最大的首轮融资、君合助力广汽埃安完成的近年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大单笔私募融资等，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ESG”等课题也频频出现在律所的发展战略和实际行动当中——例如大成与LCOUNCIL联办ESG论坛、中伦发起ESG研讨会、中联组织律师参与ESG相关标准编写工作等等。

企业合规在近几年一直备受关注。作为一个庞大体系，企业合规可以覆盖反腐败、反垄断、反洗钱、进出口管制、知识产权、数据安全、劳动用工、税务、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且内涵可以不断扩大交叉，具备极大的发展空间，也非常考验律师、律所的专业能力与组织能力。2022年以前，律所、律师对于合规的探索更多围绕最高检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展开，具体性的业务尚未有所铺开，这也是许多律所持积极观望态度的原因。

但在2022年，局面已然出现了一些变化。法检系统层面，最高检的试点工作于4月全面展开，加速了企业合规的司法实践运用进程；行业层面，国内首部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标准——《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团体标准于5月发布，各类相关的标准、研究也在逐渐铺开，对于“企业合规官”的定义也经由实践探索正在加速明晰。这都体现出合规正一步步走向实践的信号。

根据2022年12月世界银行最新的《中国经济简报》，2022年度中国经济增速的估计值被圈定在了2.7%——这一数据相较于2021年6月的5.4%直接腰斩。

但以事后眼光来看，且不论实际数据尚未披露，2021年中的世界银行也很难预测到2022年迄今会出现如此多的变数。这些变数一部分已经在2022年年内迎来转折或终结，一部分则会在2023年继续沿袭和变异。

顶着重重不利因素的我们，至少已经熬过了相对黑暗的一段时光：考虑到11月以来的逐步放宽，国内形势虽可能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反复波折，但包括世行在内的多方机构也都认为国内经济形势早则明年下半年，迟则2024年，即会迎来复苏与回升。在吴晓波对50余位经济学家的调研里，“2023宏观经济向好”也博得了80%以上的认同度。[2]

经济环境的回暖对于法律服务行业而言，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不是每只猪都能在风口上飞起来，2023年的法律服务市场在整体乐观的局面下，仍会受到内外两方面多重因素的交替作用，律所、律师的种种选择与做法，仍会影响自身在2023年乃至往后数年里的生涯发展。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国内两大层面。

国际层面，未见拐点的俄乌冲突、持续恶化的南欧局势、日渐加深的中美互搏，都是2023年律师行业发展的潜在影响源。

俄乌方面，行至2022年末的乌克兰战场仍是一片泥淖。俄方导弹问候未有间断，乌方则在得到持续武器输入后时有活跃表现。尽管如此，这场看似局限在欧洲一隅的对弈已经演化为实质上的多股力量间相互牵扯。对于国内的外贸企业而言，不稳定的局势始终是常规经营里的最大风险要素。对服务企业的律师而言，如何帮助企业有序经营、规避风险，仍将是战中乃至战后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作为俄乌冲突的延伸，科索沃地区的局势在多方势力的参与下日益剑拔弩张。尽管12月29日塞尔维亚宣布清除路障并取消战备状态，但科索沃地区的根本性矛盾仍然存在，未来仍可能擦枪走火。这也给包括国内企业对欧贸易在内的多种经济行为增添了变数。

在亚太方面，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入对抗，东亚地区的局势也陷入更不稳定状态。日本方面岸田内阁大幅提升军费预算、韩国方面“印太战略”的站队，都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东亚经济关系带来了额外的影响因素——最直观的表现可能是国内放开后，日韩继美方之后第一时间对中国旅客要求核酸检测报告，这种政策思路上的跟随可能会给未来国内企业的跨境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在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使得国内企业遭遇更多挑战。但这方面挑战背后也意味着相关企业的发展窗口期。考虑到对外开放战略的延续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对于律所、律师而言，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积极出海、度过低谷期、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发展目标，将是极大提升自身价值的一种手段。

国内层面，“二十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成果对未来发展的定向是目前律师行业的重要参考系。

二十大报告中对高新绿色产业的提倡、对法治建设持续推进的强调等因素进行了强调，这既为律师行业布局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提供了参考，也要求律所、律师提升自身管理执业的规范化水平、加强规范化建设。此外，与律师行业发展关联的还包括涉外领域的交流与“人民律师”的养成，在2023年，有条件向外发展交流的律所可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而所有律所都需要在公益法援和社会责任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以为律师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助力。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社会政策等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其中，稳增长仍被作为重要关键词摆在突出位置，而“加力提效”则成为了财政政策的基调：“在操作方向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会从投资拉动为主，逐步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以消费带投资、促投资，形成消费、投资并重齐动的新发展格局。”[3]

大的发展方向下，对小微、科创、绿色领域的扶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方面都与律师行业存在着直接相关要素，意味着政策鼓励律师行业服务小微企业、服务高新产业。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持续加力吸引外资并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这对于希望“走出去”的律所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在律师行业内部，2023年主要的发展趋势可能会集中在三个层面：人才竞争加剧、资源分配倾斜、以及对层级壁垒的冲击。

人才竞争加剧主要表现在来源的复杂化。一方面，尽管行业和律所的配套设施都在日趋完善，但在经济前景不够乐观的当下，律所既不如法检系统稳定，也不如金融等行业高回报，这使得底层新人和顶层行业精英更倾向于向其他方向外流；另一方面，律师行业本身的规模化、集聚化、行业化发展趋势也使得律所越发渴求吸纳精英人才、打造精英团队，预计有更多律所会在2023年开出更具吸引力的“英才计划”、尝试引进更多优秀的头部精英与跨行业人士，行业头尾都会变得越来越“卷”。

人才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资源分配方面的调整。一方面，随着头部律所规模化、品牌化、综合化战略的推进，高端人才、高端客户、高端业务等优质资源向头部律所聚集、为头部律所虹吸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头部律所与其他律所的差距也随之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利用好分配这一杠杆调整所内矛盾、更好地响应客户越来越综合化的法律服务需求，律所也在尝试从内部下手，对分配模式、激励机制进行进一步优化，明星律师、内部市场等概念将在2023年得到更多来自律所层面的重视。

以上两大趋势，都会对律所尤其是非头部律所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对抗、抵消乃至是利用这种压力，一部分律所必然会尝试采取差异化的竞争手段以突破自身层级，向更优势的律所梯队跨越。2022年，业内已经出现一些尝试性的案例，例如江苏联盛的多所跨地域合并、部分律所正在进行的跨所优势业务互补等等，2023年，“差异化竞争”预计将作为重点课题列席更多律所的合伙人会议。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各地律协积极制定的行业规划、发展战略。从目前已发布的相关文件来看，推动行业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基本是全国性的两点共识，这种趋势在二十大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等文件发布后已经得到了进一步验证。以上海律协为例，其理事会在进行2021年度工作报告时就提出，未来将推动律协管理团队的相对职业化改革，并尝试推动律协管理完全专业化改革，在此基础上研究并提出律师工作委员会制度改革和机制优化方案。来自监管侧的压力使得律所必须认真对2023年的内务建设、社会责任履行进行提前规划和资源调度。

2022年年初，我们曾提到国内律师行业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已近尾声，内部力量的整合与专业水平的提升渐成潮流。2023年伊始，相较于外部因素对行业的影响和冲击趋于平缓，这种来自行业内部的驱动力量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可能带来一个新问题：对于不同层次律所而言，突破当前层级显然是第一要务，但对于已处头部的同一层级律所而言，在抗外部冲击能力已无法拉开差距的前提下，对内部要素的重新审视和重塑是否成为了继续保持领先的关键要素？

身处变化之中的我们暂且无法断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对行业内形势分析更频、认识更深、行动更早的律所，很可能在2023年里取得发展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