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组数据，5个趋势，步入成熟期的法律服务市场

行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从行业出现到其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往往会经历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如以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为起点，过往四十余年里，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已经走完了蹒跚摸索的“幼稚起步期”，在“高速增长期”的快车道上也奔行已久。法律服务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在2021年突破了1500亿元[1]，律师人数保持了年均5万人以上的增速，20余家律所规模突破千人[2]，甚至诞生了万人级别的大所。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内部也经由长期探索、试错，逐步形成了而今相对成熟稳固的专业标准、市场格局与竞争壁垒。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属于法律服务市场的“成熟变革期”正在到来。关于这点，或许可以从以下五大现象中管中窥豹：

相较于在规模发展和专业建设方面的共识，律所在内部治理方面的侧重点各有不同。2022年内，各家律所在公号文章、采访报道及其他公开渠道里更多提及了以下关键词：人才培养/引进、战略制定、制度建设/改革、信息化/数字化、品牌建设乃至党建公益。

与之对应，过往由律师兼任各类管理、执行工作的模式不再适应律所内部治理的专业化要求，这驱使更多律所开始招募非法律人士参与律所运营——例如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聘请执行主任，或是聘请资深法律从业人士从事专职管理——例如浩天聘请蒋琪担任其董事会主席。此外，疫情背景也加速了律所的数字化建设，使线上工作平台逐步普及，不少律所已经开始对行政人员的分工进一步细化。

2021年度，国内共有24座GDP破万亿的城市，其中长江以南的城市占了2/3；GDP排名前10的城市里，除北京外均为南方城市。截至2021年底，律师人数过3万的省（市/区）共7个，其中北方仅北京、山东两地。此外，央企南迁和最高法院审级的下沉也部分削弱了北京一贯以来的法律服务中心地位。

以上种种，预示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重心正在南移，不少业内人士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当行业处在快速发展期时，其资源往往会更倾向向单一区域聚集，使得该地域以一枝独秀的姿态快速发展，并将影响力辐射到其他区域；随着行业标准的形成、行业壁垒的统一以及各个区域发展成熟度的提高，内部资源和影响力也随之开始向分布广泛的多个区域扩散——这往往被视作行业逐步向成熟期过渡的标志。国内法律服务市场正处于这一阶段。

考虑到头部律所在重点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通过做增量实现高速发展已不再是头部律所带领行业实现突破的主要路径。对逐渐步入“成熟变革期”的律师行业而言，法律服务重心转移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驱动京沪大所加强分所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律所提供了更多做大做强或实现差异化竞争的机遇。

以大湾区为例：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先进制造、信息通信、生命健康等高新产业形成集聚，为对应律师提供了丰富机会。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发放、《深圳市律师事务所合规管理指引》出台等创新举措也证明了区域发展对法律行业变革的助推效应。这些创新活动会调动律所更积极地展开差异化竞争。

对许多律所、律师，尤其是刚刚步入市场的新面孔而言，行业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和成熟变革期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些先入局者早早完成了“原始积累”，自己如今直面的却是“红海”里的厮杀——竞争存量，难，开辟新局，亦难。

但变化本身又绝非坏事——平和发展或许能够催生绝对体量和话语权的行业巨无霸，但唯有百家争鸣的时代，激烈的思维碰撞和无处不在的探索实践才能打破一个个僵局。

百丈之堤可能溃于朝夕，涸辙之鲋亦可迎来新生，这是变革的魅力，亦是变革的挑战。律所管理者们，是时候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