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工人圣诞罢工背后：被挑战欧洲的工会规范与劳工权利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 Allie Gross
2022年5月2日，国际劳动节后的第二天，德国莱比锡市的工人们没有像平日那样在仓库打卡。他们聚集在市中心的一块田野上，根据工作职责自行扎堆：包装工和货主占据北边；堆货工在西边聚集；拣货工集体呆在南边。这次集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它既是革命性的，却又带着敷衍了事的意味。自2013年以来，亚马逊莱比锡物流中心的工人每年都会以当地的威尔第（Verdi）工会的名义举行罢工。在2022年4月，美国工会在斯塔顿岛（Staten Island）对亚马逊（Amazon） 首次成功举行工会投票，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在德国，罢工议程似乎缺少足够的能力。最终，罢工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改变，员工的情况一切照旧。
46岁的亚历山大·施赖伯（Alexander Schreiber）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仓库工作。戴着眼镜的亚历山大表示：“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伤害了每个工人。”他们准备了一份人体草图，并让同事们在他们感到疼痛的部位画出标记。亚历山大说：“我们将分析员工的回答，然后提出详细的要求。”
在30分钟后，人物草图已经变成了乔治·皮埃尔·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的彩点画。员工们遭遇了身体上的疾病：膝盖疼痛、偏头痛、耳鸣、视力下降、强迫姿势造成的疼痛。然后是难以量化的情感疾病：感觉无助、说不出话、变得迟钝、麻木、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觉得自己已不像人类。
相较于美国，德国有着更好的国家劳工法规。当地的亚马逊工人更是有着长达九年的罢工史，因此莱比锡的工人不会像美国的亚马逊工人那样，因工作繁忙而被迫用水瓶解手。但任何关注美国亚马逊工作仓库新闻的人，都会发现德国工人的情况既熟悉，又不容乐观。无论是否“正式”加入工会，很多德国工人都感到自己工作过度，工资过低。“我无法想象有人会说，这是一份他可以一直干到退休的工作，”2015年离开仓库，为威尔第工会工作的前“拣货员”罗尼·斯特雷希（Ronny Streich）说。
随着亚马逊公司和员工在美国本土的斗争加剧，莱比锡地区的亚马逊和更大的欧盟仓库网络似乎提醒着人们：美国在基本劳工权利和保护员工方面有诸多欠缺。但是，亚马逊也在尝试破坏欧洲的劳工规范，并削弱国外劳工的期望。
尽管莱比锡的工人们有着接近十年的罢工史，但他们迄今仍未与亚马逊公司达成集体协议。UNI全球工会联盟（UNI Global union）在15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联盟的秘书长克里斯蒂·霍夫曼（Christy Hoffman）表示：“亚马逊的策略是：我们不想要工会，即使有了工会，我们也会试图削弱它，避免任何有意义的讨论。他们把美国式的反工会主义带到了欧洲。”
无组织劳工（Nonorganized labor）是亚马逊万亿美元业务的基本组成部分。该公司在2022年4月份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交的季度报告中表示，“劳工组织”对亚马逊运营中心（fulfillment centers）的“成功优化和运营”构成了威胁。报告在列出风险的一节中解释说：“如果劳工组织成功，那么组织化的努力可能会降低我们的运营灵活性。”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28日，德国布里瑟朗，亚马逊物流中心严阵以待今年的“黑五“，并在德国各地包装中心雇佣了额外工人。
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已经将工会纳入商业结构，但是亚马逊仍然找到了如何规避（从而削弱）当地规则的方法。在德国，企业通常会加入行业内的雇主协会，然后与工会达成统一的集体协议。但是，亚马逊德国公司拒绝接受集体谈判协议。因此，虽然员工可以成为威尔第工会的成员，但他们唯一的谈判方式是进行罢工，这带来了零星的胜利：员工的工资已经从每小时7.33欧元跃升至13.55欧元；他们现在能领取圣诞奖金（尽管没有保证）；在工作安排上也能收到更多的提前通知。
施特莱希（Streich）是威尔第工会指派给莱比锡市亚马逊的负责人，施特莱希看到了员工争取到的胜利，但也指出了缺乏谈判协议的弊端：“他们（亚马逊）会给人们施加压力。”这位负责人强调，尽管德国法律保护人们不去签订无限期的短期合同，但许多人，尤其是新员工，往往不敢加入工会或参加罢工。
在德国，罢工是工会成员的一项全国性权利，但许多员工仍然不敢加入罢工队伍，施特莱希之所以能够如此断言，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施特莱希一头金发，操着东德口音，在2012年圣诞节期间以合同工的身份加入了亚马逊仓库。出于恐惧，他没有参加2013年的第一次罢工。“我需要钱，”他说，“参与罢工是有实际风险的。”
与工会有关的紧张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美国式的工作特征）弥漫在莱比锡工厂，这种情绪甚至蔓延到了罢工集会：许多人都渴望发言，但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一名员工起初自愿说出了他的名字，但后来因为担心遭到报复，他通过施特莱希要求记者不要写出他的名字。
正是这种社会规范的改变，使得活动人士和学者们感到担忧。他们不仅为亚马逊的工人担忧，而且也在关注其他公司会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旧金山州立大学劳动学教授约翰·洛根（John Logan）专门研究跨国公司在美国与欧盟的工人待遇问题，洛根表示：“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亚马逊被迫与欧洲部分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打交道，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你也能看到不断有人抱怨亚马逊挑战规则并试图削弱对员工健康和安全的劳动保护。”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5日，德国巴伐利亚，黑色星期五打折促销期间，在亚马逊德国大楼外悬挂写有“犯罪”字样的海报，抗议在线邮购公司亚马逊浪费资源。
全球工会联盟的秘书长霍夫曼指出，虽然沃尔玛公司最终于2006年决定停止在德国的业务，但该公司曾与工人达成一项协议，这与它在美国坚定地反对工会的立场不同。霍夫曼说，沃尔玛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某种强制要求，而是因为这是所有公司在德国标准运营的一部分。霍夫曼说：“在这种规模的企业中，亚马逊可能真的是第一个说：‘不，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公司。”
“亚马逊的行事方式”在不同国家也表现得各不相同。在瑞典，该公司使用第三方工人。在法国和意大利，集体谈判主要是部门性的，亚马逊选择将自己定义为支付最低工资的部门。例如，在法国，亚马逊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小企业，或者如霍夫曼所说，一家“夫妻店”。
在美国组织工会活动的命运悬而未决时，霍夫曼指出，如此多的紧张关系来自于一个概念：什么是工会？在美国，工会的定义似乎很简单：多数的（即51%）工人投票赞成，就能成立工会。但如果雇主不愿意坐下来谈判，工人们还构成工会吗？
在莱比锡的仓库里，据估计2000名员工中有40%到45%是威尔第工会的成员。霍夫曼说：“他们的人数没有达到多数的标准，也没有集体谈判权，但他们在工作场所仍然有权力，仍然能通过罢工和劳资委员会为工人争取改变与提升。” 霍夫曼指的是在德国工作场所代表员工的组织机构；直到最近，威尔第的会员还占据着莱比锡仓库劳资委员会的大部分席位。但在美国，莱比锡算不上“工会”。霍夫曼说：“在美国，我们的劳工模式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地方，简直是一目了然。但这并不是其他地方的工会模式。”
2014年，距德国亚马逊工人首次罢工仅过去了一年，亚马逊就在波兰开设了三个物流中心。该公司在波兰没有任何市场（亚马逊直到2021年才在波兰开设网站）。但这些仓库可以为德国市场提供更廉价、更难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劳动力。洛根说：“在过去十年里，东欧国家确实向德国提供了大量低工资、无组织的替代劳工。” 波兰目前的最低工资相当于每小时4.45美元，而德国的最低工资大约是12美元。
前UNI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亚马逊模式本质上是无国界的。相对应的，我们的工会运动也必须做到全球化，因为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在新的全球工作世界中的劳工利益。我们必须挑战这种有可能成为常态的亚马逊模式。”
5月2日，在莱比锡，太阳已经出来了。虽然手头的话题很沉重，但当天的气氛仍然很轻松，同事们在草地上喝着咖啡，闲聊着。斯特莱希说：“罢工的影响之一是许多工人变得更加自信。这是一大成果。人们并不害怕亚马逊。”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5日，法国奥尔日河畔布雷蒂尼，亚马逊公司物流中心。随着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美国、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欧洲各地的亚马逊员工正在发起一场名为“让亚马逊支付”（Make Amazon Pay）的运动，要求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
对于亚马逊这个无国界跨国公司而言，将总部设在一个工人力量不断减弱的国家曾经是一种优势，但随着这家网络巨头在美国面临劳工压力，海外的亚马逊工人现在找到了新的动力。“斯塔滕岛的工会投票是一个重要的信息，”2022年4月，斯特里奇在威尔第的办公室里说；当时，他正在打电话和发短信协调5月2日的行动。“这表明：我们可以拿下亚马逊，”斯特里奇半开玩笑，却又自豪地展示了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网络之间的团结：“这一切都始于德国。”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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