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导》周报看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构
我们的宣传媒体应该如何说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起到凝聚党内共识、完善基层党建的作用,是当下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
《向导》周报的诞生
闻一多先生曾说 :“20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底世纪;20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20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与光明并存、黎明与夜幕交织的时刻降临的。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让中国的革命者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走怎样的道路?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的革命者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1年的嘉兴南湖,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回答。
在那个极速变革的时代大潮中,无数怀揣着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党派,但其中的大多数都骤然消失于涌动的浪花中,泛不起一丝涟漪。新生的共产党也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并不为大众所知,而一个党派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宣传自己的主张、启迪更多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报——《向导》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创办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机关报,9月,《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主编是蔡和森,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向导》周报创刊号
《向导》周报的创刊号清晰地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正如同其刊名一样,《向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处于迷茫和彷徨中的民众。
全国发行网络的构建
如果将党中央比作一个人的大脑,那么报刊就相当于沟通各个肢体的血管神经,中央所作出的每一项重要决定都需通过这个渠道传达至基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当局对出版的限制,《向导》初期的发行受到重重阻碍,只能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代发,无论是印数还是销量都相当少,远不能起到宣传作用。于是,中共中央只得寻求改变发行策略,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积极规划全国性的发行网络。
得益于五四运动以来兴起的思想解放热潮,各地都有宣传新思想的进步书店,崇尚民主科学的进步青年们以这里为根据地,大力宣扬自己的主张。每逢召开讲演时,台下总会人头攒动,“革命”一词俨然已经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概念,这为《向导》的扩张提供了良机。沿交通线向内地延伸,《向导》的发行网络很快由京、沪扩展到周边数省,接着再从各省省会扩展到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去,逐渐培养起一个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庞大阅读队伍。
但反革命势力实在过于强大, 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行的报刊时常处于被查禁、封禁的危险当中,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做两手准备。1923年11月,上海书店成立,这是一家统筹出版所有中共报刊书籍、宣传资料的中心机构。次年5月,中央出版部成立,一个更加完备的组织发行体系逐渐构建起来。
更重要的是,1925年中共四大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方针后,《向导》的发行被作为一项日常工作贯彻到支部活动中,上至中央,下至各个基层的党支部,均有额定的购买与推销义务。这种办法今日看来司空见惯,在当时却是一项开创性的举措,如果一个党派能够将党报下发到每一个普通党员手上,不仅说明它在宣传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证明它在组织与动员力上也远超过其他党派。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这一时期的中共基层组织还远不能称作严密与精细,对基层党员的约束也较为松散,因而《向导》在各地的具体发行成效也就不一而足了。
中共四大纪念馆
北京和上海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地带,聚集了最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向导》早期的发行地点也局限于此,但除此以外的广阔乡村城镇就很难寻觅到《向导》的踪影。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向导》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为宣传党的纲领,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接受革命的新思想,自然要迎合他们的口味。青年学生怀揣着理想与抱负, 富有激情与战斗力,他们热爱情绪饱满的文字与热情洋溢的口号,而《向导》恰恰用辛辣无情的揭示与批判作为武器,勇敢地揭露军阀的残酷统治,控诉帝国主义的敲骨吸髓。如“打倒国贼 ! 抵制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工农兵士小资产阶级的民权大联盟万岁 !”之类,很能调动起年轻读者的革命热情,而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评判又能让人在激愤之余陷入深深的沉思,所以在学生群体中《向导》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对基层组织的建构
当时中共核心的一批领导人均是理论知识丰富的革命者,作为党的机关报,中央出版部对《向导》的定位也是面向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宣传读物,希望以此为媒介,将其尽可能地吸纳到党的基层组织中来。这就要求所刊文章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深度,以至于失之趣味。所以就出现了“学生、青工对于宣传品之批评,有的说太干燥理论深, 有的看不懂”的情况。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此时并没有进入中共领导层的视线,《向导》的文章当然也不是为他们准备的。按照党中央的设想,数量稀少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有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点点光亮,只有他们首先接触并认同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先觉者”带领“追随者”,才能将这珍贵的火种传递到内陆边疆和城镇农村中去,让革命的浪潮在中华大地上奔涌起来。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向导》与基层普通民众之间的脱节,显然是不利于宣传推广的。
《向导》五四特刊书影
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党来说,拥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是实现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发行上的不顺利让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宣传工作不能只是自说自话,更不能脱离群众,泛泛而谈,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更为广大的群体了解党的主张与政策,工农群体才应该是《向导》最重要的宣传目标。
如何直接有效地达到宣传目的?引发广大群众共鸣是关键。在帮助底层人民争取权益、声援工人群众的请愿运动等方面,《向导》都要担当起一个旗手的作用。诸如第137期《安源工人之惨切》、第165期《北方铁路工人生活之困状及自救》等等,都对当时工人的窘迫生活状况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向导》也总会推出一些特刊,例如《五四特刊》《十月革命特刊》之类,以笔为枪,以字为弹,既悼念逝去的战友,也映照今日的现实。如此“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自然能够引发群众的强烈反响。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基层党组织经常会用图画、讲演等观众能亲身体会的方式讲解党报党刊,《向导》往往会成为其中的主角。贴近生活的案例,再加上讲演人精彩的解说,让大家“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当然提出问题仅仅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农村和社会基层的深入调查程度是其他党派所难以达到的。无论是在拥挤嘈杂的工厂,还是在贫瘠落后的农村,都活跃着中国共产党基层调查人员的身影。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之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首先发表于《向导》191期上的。这份报告以详尽的调查为基础,采用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引起党内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它将农民问题视作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从此之后,如何紧密地团结以农民为代表的全国大多数人民,始终为中国最广泛的劳苦大众争取权利,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封面
可能连发起人自己都未想到,报刊竟在无形中成为一种形塑基层党团组织的重要工具。工会、农会在基层迅速扩展,使党员人数在短短几年内翻了数倍,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基层组织建构打下了基础。陈独秀此时也意识到:“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在发行中的组织作用
作为一种公开发行的报刊,学生青年们可以轻易在各地的进步书店中寻觅到《向导》的身影,但在当时严峻的社会氛围中,并不是每一地的军阀都会容忍先进思想的传播,《向导》随时都可能面临着被查禁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发行推销的途径无疑更加隐蔽且更加安全,在中央出版部的支持下,各地党团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书店,如长沙少年书店、广州新青年社、武昌共进书社等等,走的是自印自销的路线,大大降低了被敌人发现并破坏的风险。但中共方面仍唯恐有失,精心构建了数条严格保密的交通线,以京沪、津沪、沪汉、沪广为主,皆是点对点运行,发送者与接收者互不知晓其身份,一般于渡口码头处办理交接,以达到最高的安全要求。中共方面的谨小慎微绝不是反应过度,1925年,中共方面接连组织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群众性的革命浪潮,但也引起了民国政府的警惕,《向导》周报在各地的分销点接连受到查禁,军警特务四处搜捕市面上的中共报刊杂志,幸好有秘密渠道的存在,《向导》在各地的发行才得以继续维持。
大革命的到来让《向导》进入到高速发展的时期,不仅是知识分子与学生,就连工厂中辛勤工作的工人和田间劳作的农民也有机会接触到《向导》宣传的思想,这离不开工会、农会等基层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可国民党右派的得势让国共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自孙中山去世之后,一些国民党右派借此机会诬称中国共产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国共合作的基础受到严重动摇。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蓄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为阵地进行有力反击。陈独秀在第110期刊发《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揭露其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意图所在。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上海五卅运动纪念碑, 中间是由两个不屈不挠的工人形象组成的青铜雕塑
困难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向导》的出版、传播虽然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被迫转入地下,却仍在持续发挥作用。通过明暗两条发行渠道同时运行的模式,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基层党员仍然能够从上级党组织那里领到一份沉甸甸的《向导》周报,从中得到对时事最新的解读和社会舆论最新的动态,这本身就是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体现。
正如蔡和森所说,《向导》周报“不仅统一了思想,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以发行为途径,中共无形中构成了一个以《向导》周报为核心,将全体党员都囊括在内的庞大网络,也形成了中央与基层之间的一条紧密的精神纽带。虽然在1927年7月18日,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连背叛革命,《向导》周报再也无法维持,只能宣布停刊,但它的存在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人才,中国共产党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基层组织逐渐成形,为之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做了有力的思想动员。
对于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尚无“枪杆子”的革命者就只能用“笔杆子”作为“批判的武器”,在被黑暗笼罩着的时局下,《向导》为民众指明了方向,但在有着强大武力的敌人压迫下,这样的斗争方式实在太过危险,以致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反动军警的枪声中。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决定走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
结语
《向导》周报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也恰恰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坎坷的成长历程,从1922到1927年,虽然它只走过了短暂的五年,但它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党的历史上。如今建党即将百年,在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使命与任务。我们的宣传媒体应该如何说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起到凝聚党内共识、完善基层党建的作用,是当下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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