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于2023年1月11日去世，享年84岁。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大多已不知道年广久是谁，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完全没有激发热度。也可能是因为时代已然翻篇，与年广久相关的时代叙事已然落幕，所以连纸媒也见不到什么像样的深度报道。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已全方位式微。为什么是年广久？在改开这样的当代史大事件中，为什么是年广久这样的人物成为了改开叙事的标签人物之一？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大人物屡次在谈论改革事宜时提及他。但我想，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年广久太穷了。他自己说过，“我从小家里就特别困难，我也不识字，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媒体也报道说，他五六岁时跟着父母逃荒乞讨至芜湖，靠摆摊卖水果为生，八九岁时便随父亲沿街叫卖，数年后父亲去世，于是维持全家生存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些话大体可信——毕竟，年广久确确实实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显见其父母的经济状况相当糟糕。待到年广九成家，发展至有老母、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一人做事六张嘴吃饭，家境就更加困顿了。而这大约正是他敢于冒大风险在1963年贩鱼的缘故。据年自己说，因为贩鱼，他被抓去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刑满释放后还是“人穷没办法”，在1966年又冒险去卖板栗，结果又被当“牛鬼蛇神”给抓了。相对于生存，被抓对年广久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如其自述所言：“那会儿基本上天天都要抓我，但我不怕，不就是几毛钱的东西，我赔得起，放出来继续干”，“人总是要生活的”。他是个光脚之人，什么都没有，求的是让自己与家人得个温饱，时代的条条框框虽然严厉，于他而言却没多少约束力。毕竟，“人总是要生活的”，这是本能。（引文见：年广久口述：《“傻子瓜子”的故事》，收入迟福林主编《口述改革历史》中册，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换言之，突破时代条条框框的那个年广久，不是出现在“十年”结束之后，也不是出现在大人物提及“傻子瓜子”之后，而是出现在更早的1963年。同一个年广久，在1963年被人抓，在八十年代被塑造成时代叙事里的正面人物，只是因为时代迫不得已有了调整——统计数据称，“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温饱线或谓安全线是人均年占有粮食400公斤）；1978年“全国182个城市中，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05-606页）。年广久太穷，不得不去碰触那些条条框框（比如著名的“七上八下”标准），时代也太穷，不得不去调整那些条条框框。二者偶遇后发生共振，年广九遂在新的时代叙事中渐成传奇。
贫穷推动年广久去做“勇士”，也局限住了他。他在底层挣扎，没受过制度与规则的恩惠，没体验过“善意社会”的关怀，练就了游民式的精明与戒心，曾对记者直言“在这个世界上他谁也不相信”。他没接受过教育，对现代文明所知甚浅，除了效仿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实无突破酱缸在公司内另造更文明制度的觉悟与能力（至少在八十年代如此）。他曾颇为得意地将记者带到工厂的一间电视室，向其讲述自己三年前如何在这里处理一起工厂斗殴事件——年将打人的12名工人叫到这里，命令他们跪下，让他们互相打嘴巴子，“打了十几分钟直到互相把对方的脸打红打肿，嘴角打出血”。据记者说，年在讲述之外，还“亲自表演，怎么跪的，怎么打的，仿佛事情刚刚发生”。（引文见：卢跃刚：《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年愿意向记者兴致勃勃讲述并表演这些往事，显见他不觉得这些事有何不妥，不觉得事关法制与尊严。而法制与尊严，是现代文明里极重要的内容。他被局限在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在自觉照搬时代的权力运作模式。“傻子瓜子”为何能够成功？年广久自称“1976年，我就赚到了100万元”，他迅速致富靠的是什么？年广久自己有总结。他说：“我没文化，但我懂经济学,……高卖低买，薄利多销，我就赚点小差价，小差价也能赚大钱。我专门去外地向人学过怎么炒瓜子，我的瓜子一嗑三开，味道很好，所以我瓜子卖得好。”但这总结不全，话只说了一半——傻子瓜子质量好。另一半年广久没说——竞争对手的瓜子质量实在太差。《芜湖文史资料》第七辑载有一篇《芜湖炒货业的兴盛时期》，作者出身炒货业潘氏家族，其家族最盛时（民国）有店面一百五六十家。文章提到，年广久于“十年”结束后在芜湖卖的瓜子，正是由潘家为其加工生产，“当时市果品公司各门市部也销售瓜子，因傻子瓜子的影响，销售量很少，当然是因为质量问题。”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公营企业，而公营企业没有动力为用户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是自汉武帝时代便已昭明的历史教训——《盐铁论》里说，以前允许私人铸造铁农具时，私营铸造工坊可以将服务送到村庄甚至田边；政府垄断铁器铸造业后，造出的农具不但质量骤降，农民还必须跋山涉水来城里购买，进了城还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官府的办事人员经常闭门不知所踪。闹到最后，百姓们干脆选择用木棒与石片来耕地。换言之，年广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能快速挣到大钱，固然与他的瓜子质量好有关，也与他的竞争对手太不像话有直接关系。后者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除了与时代共振，年广久其实也留下过超前的经验与教训，只是因为不太能够楔入时代叙事，传播与解读都很有限。时为1984年，年广久主动向芜湖市提出与国企联合经营。据年自己解释，自1981年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后，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目的是为了“能戴个‘红帽子’，我还安全点”。这解释很可信，用七个雇工算“请帮手”、用八个雇工算“资本家剥削”之类的理论争锋，年广久虽未必理解，但肯定清楚其中利害。此外，年主动提出联合经营，恐怕还有经营层面的考量——炒瓜子的技术门槛高度有限，眼见着年广久赚了钱没有出事，芜湖其他公私机构一拥而上，市场很快陷入了饱和状态。到1984年，芜湖的瓜子厂已增至五十多家，年产量从原来的100多万斤猛增至1500多万公斤。仅靠单打独斗，傻子瓜子已很难扩张产能并赚到更多钱。只是，让年料想不到的是，联合经营（傻子瓜子+两家集体企业）不久，傻子瓜子便陷入了亏损。《人民日报》于1987年11月28日在二版以《傻子瓜子公司为何负债累累》为题报道了此事。内中称：“傻子瓜子公司成立３年来历经坎坷，目前已拖欠外债90多万元，生产和经营已陷入困境。眼下正值瓜子加工销售旺季，但这个公司的生产车间却冷冷清清，工人聊天睡觉。一向不服输的经理年广久对此也束手无策。”
何以如此？《人民日报》给出了三点诊断：（1）年的傻子瓜子是个“不足月的‘畸形儿’”，联合经营之前在资金、劳力、场地以及管理上已存在困难。（2）年本人是个“文盲经理力不从心”，经营过程中多次犯错，且在工厂实施“家长制管理办法，动辄罚款、开除，弄得工人当面怕他，背后又骂他”（据卢跃刚《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年在厂里对工人实施军事化管理，导致部分工人举行了罢工）。（3）联合经营的公司其实只是“手工作坊的变体”。三方联合时，年的傻子瓜子只以商标和技术入股，两家集体企业出资29.8万元，导致年觉得“经营好了有名利，经营坏了无风险”，再不像从前那样精打细算，“公司人员出差坐飞机，租轿车，住高级宾馆。三年来公司非生产性开支高达几十万元”。且年在管理上极为强势，“一切事情都是年广久一人说了算”。年广久的诊断与《人民日报》大不相同。他说自己担任新公司总经理，每年向公家交纳18万元利润后，剩余利润可全部收入自己囊中，所以在管理上很有积极性。然而，“国营企业的职工是很散漫的，反正吃大锅饭，有铁饭碗。……他们以前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元。……他们就是不满意我管着他们，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的合资公司‘戴帽子’，说我有经济问题，所以1989年又把我抓去看守所审问。”于是乎，年广久期待的盈利没出现，期待的安全也落了空。孰是孰非？实则，与其说《人民日报》与年广久各执一词，不如说二者正好互补——只不过前者只聚焦年广久有什么问题；后者则聚焦那些“在单位干惯了”的干部与员工有什么问题。如今回看，年广久遭遇的，其实是一个既古老又超前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清末洋务自强时期，轮船招商局等官商合办洋务企业便遭遇过这类问题；说它超前，是因为这类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既非时代叙事重点观照的话题，也难以得到客观中肯的解读与分析。《人民日报》同日同版刊登的另一篇评论文章《一个苦果》，对于此事究竟该由谁来负主要责任，便没能给出明确答案，仅云：“企业竞争，优胜劣汰，这是很自然的。但全国有名的私营企业联合后走向衰落，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