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创始人去世，草根民企代表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2007年初的某天，阳光很好，他看着楼下的小河，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去见年广久了。”

年广久

他与年广久有两面之缘。

一次就是2007年，为了拍摄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吴老师去安徽芜湖拜访他。

另一次的记忆有些模糊，他说那约莫是2011年，为的是第一财经的某次拍摄计划。

10多年前的画面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模模糊糊，但有件事他记得很清楚。

他问传闻中目不识丁的年广久：“你认不认识字？”

年广久回答说：“我识的。”

于是吴老师让他写“年广久同意”。

他放下笔，吴老师看到了纸上的字是：年广久同一。

1月12日，据媒体报道，著名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1日14时在芜湖逝世，享年84岁。

当晚，吴老师在朋友圈晒出当年与年广久会面的老照片，感慨道：“老年此生，糊糊涂涂地来，明明白白地走，值的。”

有人在评论区回吴老师，那是“草根时代”的民营企业家。

在民营经济成长为“树根”前，年广久是一个跳不过的时代音符。

“中国第一商贩”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文盲，前半生在街头市井过活：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多岁，约莫也没想过未来人生会遭遇如此多的起伏，也预判不到自己将成为时代的音符。

傻子其实不傻，那个年代，他想着要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年广久在加工瓜子

没想到，“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

这个数字不寻常。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明确区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在1980年代初的讨论中，“七上八下”就是那条界线。

12＞8，年广久成了资本家。

这种在现在看来很荒唐的事，当年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不公开的，但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都在思考这个命题：“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

年广久的瓜子厂

推而广之，那些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家庭副业里，雇工数能不能超过8个？

争论一直延续到了1982年，彼时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但他的经营没有遭到实质的影响。这得益于邓小平的态度——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直接点名提到了年广久的傻子瓜子。

这一点名，让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名字被刻进了中国企业改革史中，在媒体的语境里，他成为了“中国第一商贩”。

这个“第一”关联的是影响力，年广久的命运从此同10多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命运挂上了钩，成为了“80年代民营经济的晴雨表”。

年广久在卖瓜子

《激荡三十年》中第二次提到年广久，讲的是傻子瓜子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

那又是一个“敢为人先”的故事。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

但这一次，年广久的运气似乎用完了。不久后，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的公司遭遇重创。

1989年年底，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

两年前，这个全国闻名的“傻子”跟芜湖郊区政府联营办了一个瓜子厂，但他大字不识，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是一本糊涂账。

他却辩解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

这个案件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年广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这一年，中国的企业改革陷入了“倒春寒”。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心。

那时《经济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年广久的转机与民营经济的转机同时到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再以“傻子”为例，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一个多月后，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被“嫌弃”的暴发户一生

野蛮、粗暴、固执，可以总结为年广久后半生的强烈标签。

1989年被立案调查时，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这样回答是因为：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发言上大胆，企业经营上也没什么节操。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火热的大铁锅前炒瓜子。而当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使品牌大损。

每次年份上“逢8”，年广久都会成为媒体追寻的对象，在聚光灯下，他的这些特质更加暴露无遗。

1999年，《南风窗》记者找到年广久，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

2008年，《新财经》采访年广久，文章题目是《年广久：很傻很暴力》。

2008年，年广久的瓜子店

这是一篇充斥着对年广久不满的报道。

记者眼里的年广久很不寻常，作为1980年代初就能赚100万的企业家，他过分节俭，面对媒体，他凶悍又自我，嗓门很大，大到说话都像在吵架，不允许别人否定和插话。

这次采访并没能如愿获得更多商业信息，年广久不着边际地从楼下路人打架，说到粮食产量，记者几次打断均以失败告终。

问及与竞争对手“洽洽”的问题，年广久做出了夜郎式回应： “我才是瓜子业的龙头。如果我死了， 那就没办法了。否则，想跟我斗，没人干得过我。”

现实是，当年洽洽的销售额已经超越了傻子瓜子。

傻子富了，但人们还是觉得他“像个傻子”，只是走了好运罢了。

年广久心里大抵是清楚的，为了追求认同感，他也没少下功夫。

《激荡三十年》里写道：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

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但有些努力似乎是一种徒劳，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在店里检查瓜子的年广久

这显然不是一个高评价。

连他的儿子年金宝都说：

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他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为“傻子”品牌的拥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品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迟暮的草根和崛起的树根

直到2018年，上游新闻去芜湖采访年广久，他变得温顺了。

记者在店里观察了他一天，他们看到的画面是：

年广久坐炒货柜台旁边的凳子上。一个年轻的时髦女孩是当天第一位客人，她问年广久：“哪种口味好吃？”

只见他掀起炒货盖子，示意女孩尝尝，嘴上也没停，他答道：“都好吃，椒盐味的，话梅味的，原味的，看你口味。”

在这一天里，只要有人驻足，他就站起来笑脸相迎介绍炒货。那年80多岁的他，还能熟练装袋称重，在价钱算好后，再伸手进柜台，像几十年前那样，给客人多抓一把塞进袋子。

年广久接待上门采买的顾客

但走出店门外，已是沧海桑田。

我们前文提过，“傻子”年广久能够一路绿灯活下来，离不开邓小平的三次搭救。

针对年广久的雇工问题，邓小平认为，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就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看一看”。

针对傻子瓜子以次充好的问题，有人继续揪住雇工问题提出异议，邓小平再次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

第三次就是年广久入狱。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这种幸运，这恰恰验证了年广久草根一生的不安定：怕风畏雨，速生速灭，而野火烧过，明岁又复生。

在《40年40人》专访中，芜湖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国胜说起了他眼中的年广久，年广久曾经讲了过去“遭受迫害”的事，“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怎么追着他没收他的瓜子的事。记者的感受是：他害怕政策变，希望得到这社会的支持。

当然那个民营经济是草根一样的年代，不会再回去了。

在预见2023·吴晓波年终秀上，吴老师给这个新世界下一个新定义：民营经济是树根经济。

他说：

从傻子瓜子开始，民营经济被称为草根经济......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全中国所有的朋友们，中国民营企业不再是草根，“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发芽”的草根时期结束了，它们正在成为下半场中国的“树根经济”。

为什么是“树根”？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362家，占到了72.4%；中国新经济500强中，民营企业422家，占比84.4%；中国A股上市公司五千多家，民营企业3168家，占到63%。

“提法”上的变化背后，是对国民认知的一次升级。而年广久这个时代音符，也将随着他的离去，画上休止。

一路走好，与那个时代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