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列车，送三年未归的人们回家

张晓洁觉得，自己和他们似乎分享着相似的命运，车厢内外俱是一个世界。虽游离于边缘，却如同整个社会机器隐形的齿轮，相生相辅，撑起城市的有序运转。而春运，正是这个巨大机器的暂停键，人们得以短暂回归自我，建立与他人的连接。尤其是经历疫情三年后，疲惫的心灵需要共同的仪式节点，重启烟火日常——没有什么比一句“回家过年”更触发中国人的乡愁与共鸣。

阔别三年，春运又回来了。

盘桓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铁路网，血液重新奔流起来。最先被直观感知到的是客流上座率的变化：尽管12月很多高校提前放假已分流了一部分学生，但春运的闹钟一响，放眼望去座位上长满了人。

过去三年，春运被新冠疫情冲淡。有的高铁16节或17节车厢被缩编到8节，部分列车停运，“就地过年”的口号下，有人三年不曾回家。那是自上世纪80年代“春运”这个词在媒体上诞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例外。

而现在，列车员们找回了熟悉的节奏，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步行四万步；车一发动，“12306工单”大厅就响个不停；列车餐食供应量比平时多三四倍；补票数也蹭蹭上涨。

足不出车门的列车员们见证着“放开”后首个春运的众生相：有人的行李箱里一大半都是药品；有人觉得自己阳过安全了就再也不戴口罩；有人一身面罩防护服，捂得严严实实，甚至给座椅套上一次性椅套；有人两年没有回家，为了提前回家过年蹲在车厢连接处加班……

1月6日，春运前一天，宁波开往广州的K212/K209次列车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旅客”。他身着白大褂，在7号车厢宣讲新冠“阳康”后的注意事项，南方口音随着列车广播传到每一节车厢。

声音的主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陈水芳，他是杭州客运段甬广车队党总支书记陈美芳特意邀请的“客人”。在这趟以农民工为主的列车上，归家心切的另一头连接着防疫脆弱的乡村，陈美芳很是担忧，她第一时间想到了她的“劳模智囊团”。

在发车前两天，陈美芳拨通了这位名字与她只有一字之差的医生的电话请求“支援”，对方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陈水芳白天要在医院接诊，下午6点半他从杭州上车，开启了这段健康宣讲之旅。

现场反馈超出陈美芳的预期，她亮着嗓子强调，“不仅你们自己要了解，还请务必告诉你们村里的乡亲们”。隔壁车厢听到7号车的动静，纷纷探出头来张望，里里外外的人把陈水芳围得水泄不通。“咳嗽七八天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为什么咳痰咳不出来？”宣讲结束后，现场问题一个接一个，答疑持续了四十多分钟，直到夜间列车熄灯前，陈水芳才下车。

那是一种熟悉的热闹，跑了二十多年春运的陈美芳无比清楚地感受到，春运的气味、声音和温度，又回来了。

2022年11月初广州疫情形势严峻，陈美芳的K212/K209次列车停运了近两个月。对于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服务于这趟列车的陈美芳来说，这是头一遭。“新十条”颁布后，列车定于2023年1月6日春运前一天复运，陈美芳形容自己重新上车的心情，“兴奋得不得了。”

1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公布了2023年春运首日的数据：铁路发送旅客601.8万人次，环比增长13.2%，比2022年同期增长18.4%。

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的列车长常哲心见过“同期增长数字”背后真实的人。就在一两天前值乘的高铁列车上，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蹲在车厢连接处用笔记本电脑办公。在帮他办理补票时，常哲心得知，对方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策划，此前响应公司“就地过年”号召，两年都没能回老家。今年为了能提前回家，男子索性在高铁上赶工作进度，常哲心看着他佝偻着的背，涌出一丝心酸。

还有一些细节变化不易被察觉。“放开”之后，列车员张晓洁的广播防疫提示语变了。以往的广播词是“各位旅客，列车运行中，请佩戴好您的口罩，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但现在，这段广播词加了一个前缀“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铁路部门真诚提醒您”，张晓洁觉得，这是一种语气的调整，从冷冰冰的祈使句融化为委婉的提醒。

车厢两头，人们对疫情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有乘客不再习惯戴口罩，张晓洁提醒他们，对方大大咧咧地表示，“不怕得，已经阳过了。”而常哲心有时则会在车上看到一身面罩防护服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乘客，他们甚至自带一次性椅套，列车到站后，常哲心不得不再逐个拆掉这些椅套。

这些变化让张晓洁感到有些恍惚。她还记得2020年那个春运，那时她值乘一趟北京-成都的普速列车。

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而北京是首都一线城市。跑了近十年的京蓉线，张晓洁早已习惯节前一边倒的客流——去京车厢空荡荡，返蓉车厢满当当，耳边是一车熟悉热闹的乡音。

2020年，列车从北京返回时，正好赶上武汉宣布封城，张晓洁值乘的列车不再经停汉口。车组人员全部戴上口罩，张晓洁从未见过气氛如此沉重的春运，列车员被要求缩减巡视车厢的时间，减少与旅客的互动。

张晓洁拥有了大片在乘务室独处的时间。工作期间，列车员不允许使用手机，张晓洁望着窗外发呆。2020年的年三十，张晓洁在车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她和同事们在各自的乘务室用对讲机一起倒数跨年，对付着过了一个春节——平日里，对讲机只能用来沟通工作，那次小小破了例。‍

对铁路人来说，疫情三年的春运是从业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售票系统里票源充足，车上也不再拥挤。春运的记忆被疫情分作前后：疫情以前，定员100人的车厢可能塞下300人；而在前两年，最繁忙的高峰期上座率也不过八九成。

有一类人群是一定要回家过年的，张晓洁总能很轻易地辨别出他们——外表朴素不起眼，行李特别巨大。扁担、蛇皮袋以及建筑工地上废弃的漆料桶，里面鼓鼓囊囊地塞着棉被、衣服、水壶、干粮方便面——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把生活背在背上，列车上常有旅客遗失物品，但张晓洁很少捡到农民工的遗失物，“他们把自己的行李盯得很紧，碰都不许你碰。”

张晓洁理解农民工对回家的执念，春节是很多农民工一年到头唯一的假期和盼头。他们攥着辛苦钱，要回农村盖房、结婚、给父母养老，供儿女读书。 

在约25米长的小小车厢里，张晓洁感知到车外世界水温的变化。她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起，开始听见车厢里的叹息。“这两年钱不好挣哦。”去年春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四川男人向她诉苦，他在外面打了几年工，终于下定决心留在老家做点小生意，不再漂了。

张晓洁没有再追问他背后的故事。2013年入路她就一直值乘这条线，近十年时间她见过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离开或者留下，无外乎都是生计。普速列车的站台，团圆后的别离，打工夫妇送别反向春运的老人和幼孩，年轻的妈妈追着列车依依不舍，张晓洁想起了自己的幺儿，悄悄别过脸去抹眼泪。

但总还有人源源不断像候鸟一样飞往大城市揾食。陈美芳值乘的K212/K209次列车，途经广东、江西、浙江三省，经过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这也是一趟以农民工为主的列车，春节后，那些熟悉的面孔又踏上了返程。

疫情之下，一边是民工挣钱难，一边是企业用工荒，在车厢里与农民工打了26年交道的陈美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

2021年起，陈美芳连续两年邀请企业将招聘会开到列车上。一段热闹的快板开场，列车员们举着招聘的广告牌，游走在车厢里发招聘宣传单。“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就连口号都清晰利落。

2022年节后春运，9家企业，56个工种，4296个岗位登上这趟列车，有204个务工人员进行了咨询，初步达成用工意向的90人，当场填写用工信息表的有17人。那是陈美芳觉得这份工作最有价值的时刻。

没有人比陈美芳更了解这趟甬广列车和列车上的人。

这条线路连接着的浙江、广东两个经济大省，每年春运结束后，陈美芳的列车上往往还会迎来一个客流小高峰，在广东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掉头北上浙江，或是在浙江工作不满意转而南下广东，他们总有选择。

陈美芳知道这辆列车的很多“秘密”：打工乘客们的老家大多在江西和广东北部；浙广两省吸纳了大部分的江西务工人员，上饶的倾向于去广东打工，而赣州的更青睐到浙江来；江西人嗜辣，广东人口味清淡，所以餐车菜系会有辣和不辣两种选项；夜间下车的卧铺旅客最容易丢东西，其次是凌晨，列车员捡到最多的旅客遗失物品是黑色双肩包……

她也见过他们背后的辛酸，曾经，陈美芳查票时发现了两个双手空空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只买了一站到韶关的车票。原本应该把他们移交到韶关站，对方告诉陈美芳，他们在广州做厨师被骗进传销，剩下的钱只够买到韶关站。小伙子哭着请求把他们送回义乌，陈美芳联系公安证实了情况，自掏腰包替他们垫上了路费。

那些年，传销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沉疴，一度非常猖獗。陈美芳遇到过很多被骗得身无分文的农民工，她在列车上成立了美芳爱心基金，专门用来救济被骗农民工，帮他们购买车票与盒饭。

善举也会收到温暖的回响。有一次陈美芳接到个电话，对方笑着告诉她，“美芳姐，你的手机欠费停机了。”原来是此前车上一位被骗的农民工借她的手机联系上了家人，对方到家后给她打电话报平安发现欠费停机，给她充了50元话费。

在这趟二十多年都未涨价的普速列车上，陈美芳会偶尔看到现在与过去的叠影。1997年，她成为甬广列车一名列车员，那时候的春运她几乎在车厢里落不了脚，尤其是晚上过道睡满了人，陈美芳形容要靠“飞檐走壁”才能穿行。车厢里永远充斥着一股莫可名状的气味，车门上不去，乘客就从厕所的活动窗爬进来，“一个厕所站八个人，两排座位就可以扫出整整一大袋垃圾。”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上个世纪的春运是一种什么景象了。摄影师王福春拍摄的影集《火车上的中国人》中，用20万张胶卷记录了“狭小空间里，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乘客们在车上围桌打麻将，租看小电视，有人悬空躺在椅背上，背后的标语“严禁在行李架上睡觉”，颇有些黑色幽默。

在关于春运的叙事中，列车常常被比作管窥中国的一个窗口。天南海北的人群挤在车厢里，像是被提炼后的高浓度社会图景，列车员们足不出车门，也能触摸到时空的经纬。

广铁东兰车队列车员刘钟几年前曾值乘过深圳到乌鲁木齐这条线，全长4600多公里，来回需要5天。从东南到西北，经过平原、山地、盆地多个地形区，跨越大半个中国。每次值乘前，她几乎要备齐四季的衣服。

到西宁之前是清晨，刘钟会看到旷野上小小如珍珠般的牛羊，进入新疆后有时差，晚上十点列车准时熄灯，可天光还亮着，映着厚厚的雪。刘钟从乘客们的五官辨认他们的民族，不知道谁弹起了冬不拉，整个车厢就跟着唱起歌来，刘钟被这种快乐感染，感受到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之大。

从快车到特快到动车到高铁，从动卧时速80km/h到如今高铁定速350km/h，某种意义上来说，翻新提速的列车不仅是时代中国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隐喻，高铁里是另一个中国。

2013年大学毕业之后，常哲心就成为了京沪线的乘务员。那时候，动卧是这条线上热门选择，晚上从北京出发，次日清晨就能到上海。她记得，早些年车上什么样的乘客都有，常哲心甚至见过有人用扁担挑着橘子吆喝买卖。

而现在，这条线成为商务人士、上班族白领以及全家出游的主流选择。大部分时候，京沪高铁的车厢里没有太多变化，只是夏天的时候，车厢里会多出很多放暑假的小朋友，常哲心捡到过一堆遗失的迪士尼玩偶；到了春运时，最瞩目的变化是巨大的行李箱挤得满满当当。

和其他普速列车最大的不同是，高铁列车车厢更安静，人们的交流隐秘而客气。在车厢内部，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也可以从声音分贝分辨。商务座车厢最安静，复兴号短编8节车厢只有10个商务座，如果是16节甚至17节车厢的话，一共是22个商务座。

尽管高铁商务座的价格直逼飞机头等舱，但常哲心值乘的这趟列车商务座几乎从来都是满座。京沪线连接着北京和上海两个世界级大都市，商务座最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往来于北京上海或者北京杭州的高端商务人士。

经过几次提速以后，京沪高铁列车可以不到5小时跑完全程，而飞机大约只要2个半小时。常哲心发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差距其实可以被高铁商务座优质的服务体验抹平——很多工作繁忙的商务人士，只有见缝插针的休息时间，而商务座恰到好处地提供了舒适的补觉环境。“商务座的乘客要么是在休息，要么是在看书或者电脑办公。”常哲心说。

在京沪线高铁的商务座，一位乘客可以获得的体验是这样的：达到180°躺平的全皮椅，提供毛毯、耳机、耳塞与眼罩，丰富的饮品零食，随时可以调节的温度、灯光、甚至广播音量，乘务员遵守“无需求无干扰，有需求有服务”原则，最大限度保证乘客的舒适度。

当然，商务座也会出现不那么“商务”的普通人。那些上车后会到处拍照，向乘务员提出各种各样专业问题的年轻人通常是火车迷，他们会专程买一张短途票体验打卡。有带孩子出行的乘客，疫情之下，他们看中的是商务座的安全距离。还有一类人群让常哲心印象深刻，他们生了重病去北京或者上海看病，家人只能负担得起一张可以躺卧的商务座车票，乘务员把便凳让出来，以便家人随时看护。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铁路线之一，摆渡在两个一线大城市之间的京沪高铁也活跃着数量最多的白领上班族。铁路人都知道，春运40天是有时间顺序的，最早回家的是学生，其次是农民工，抵近年关的是白领上班族，正月初一过了是短途探亲流。往往大年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是常哲心值乘的京沪线高铁的客流最高峰，到了除夕的下午，客流骤减，车厢像是被突然抽空。

常哲心有时也从那些摊开在小桌板上的笔记本电脑和永不停止的电话里感受到乘客的压力。几天前，她在车厢巡视时发现一位女士站在洗面池前，从北京上车到天津不过二十多分钟，这位女乘客头发晕脸色惨白，常哲心赶紧通过列车广播寻找到两位医生，一量血压竟然有一百七十多。常哲心了解到，这位女乘客为了在年前把工作交接完成，已经连着熬了好几个通宵。

在工作之外，二等座乘客们大多是在低头看手机打发时间。常哲心记得，早几年乘客还喜欢端着各种各样的平板电脑看缓存下载好的视频，而现在几乎人人都捧着手机，大拇指轻轻往上一拨，一条接一条的短视频应接不暇。几乎每一趟列车都有准备各自的爱心服务箱，在常哲心的服务箱里，最常被问及的物品是手机充电器。

“我们铁路部门有句话，只要把春运开门红开好了，全年的工作就打好了基础。”陈美芳说。而对于车厢里的列车员们来说，春运也是他们理解这份职业，读懂这个国家的起点。

2008年春运，刘钟刚好值乘一趟南昌的临客。那一年南方罕见地遭遇特大雪灾，当时刘钟值乘的那趟临客车是非空调车，车动才有电，车一停就停电。漫天大雪阻碍了列车的前行，起初车还只是停一个小时，后来停四五个小时，车厢里拥挤的人群浸润在一片黑暗里，焦虑地询问刘钟什么时候车能启动，他们最担心的是来不及在除夕前赶回家中。黑压压的人群，列车历尽艰难向家的方向跋涉，刚当上列车员才几个月的刘钟第一次理解了春运对中国人的意义。

有了孩子之后，刘钟更深刻地感受到家的羁绊。由于每年春运她几乎都在车上，2017年春节，列车经停她的老家衡阳时，家人带着儿子到站台与刘钟进行了一次4分钟的短暂相见。5岁的儿子带来衡阳米粉以及寒假作业本，上面用拼音写着“ma ma wo ai ni”。这段插曲被导演陈可辛改编成短片《三分钟》，在2018年的春运刷屏。

2018年之后，刘钟调入东兰车队，现在值乘东莞到广元这条线，依然是一条春运热门线路。她又有了二胎女儿，女儿特别黏她，每次刘钟上班前，女儿都特别舍不得，但是对于妈妈交代的所有事，女儿都懂事地说“好”。刘钟眼眶一红，“我女儿特别暖。”

从前年起，张晓洁不再值乘北京-成都的线路，结束了近十年奔波于京蓉两地的日子。她曾在这条线上折返过数百次，却没有真正意义上去过北京。只有唯一一次，列车停靠北京后，张晓洁走出北京西站去买早点，她匆匆打量了一眼这个城市，“原来这就是北京啊。”北京初冬的清晨，风是冷硬的，与家乡小城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她想起曾经在这条线上遇到过特别投缘的一对夫妻。连续好几年春运，他们都在车厢里偶遇，于是成为了朋友，张晓洁见证着他们的孩子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幼童。那对夫妻在北京一所高校承包了一个食堂，寒假学生放假了，他们就去工地卖盒饭，等到工地上的农民工也收工了，他们才收拾行囊回家过年。

他们在北京待了好些年，真正的生活半径也不过咫尺灶台。张晓洁觉得，自己和他们似乎分享着相似的命运，车厢内外俱是一个世界。虽游离于边缘，却如同整个社会机器隐形的齿轮，相生相辅，撑起城市的有序运转。

而春运，正是这个巨大机器的暂停键，人们得以短暂回归自我，建立与他人的连接。尤其是经历疫情三年后，疲惫的心灵需要共同的仪式节点，重启烟火日常——没有什么比一句“回家过年”更触发中国人的乡愁与共鸣。

张晓洁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每年她在年关前值乘，家人都要特意为她准备一桌她最爱吃的菜， 在她的背包里塞下满满的食物。站在疾驰的列车上，她想起家人说“等你一起回来过年”，那是她的春运，也是她的团圆。

（应采访者需求，张晓洁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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