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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年前，1942年2月15日，正是大年初一，傍晚，新加坡最高的建筑物——首都大厦楼顶，升起了张牙舞爪的日本军旗。等候着坡岛百万人口的，是三年零六个月的苦难和屈辱。（见到日本兵必须弯腰鞠躬。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41年，一方面由于侵华战争的消耗，另一方面是本国工业消耗，日本石油储备迅速见底。为了掠夺宝贵的天然资源，日本盯上了东南亚，尤其是马来半岛和新加坡。1941年12月8日，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在素有“马来亚之虎”外号的日本帝国陆军中将山下奉文的指挥下，日第二十五军从印支半岛攻入马来亚北部，同时，开始从印支半岛调飞机空袭新加坡市区、军港和空军基地。两天后，12月10日，在日军90架战机两个小时的围攻下，英军寄予厚望的海军主力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击沉，马来亚英军失去制海权，门户洞开，再无法制止日军在马来亚东岸登陆，军心大为动摇。
（纪念两艘主力战舰被击沉的英国首日封。图源：网络）12月10日，英军破获一起间谍案。英属印度陆军的一名驻新加坡军官Heeran上尉私通日军，为日军提供情报，让日军得以准确轰炸马来亚的盟军空军基地。军事法庭定罪之后，他被英军宪兵在笈巴港枪决，尸体扔进海中。日第二十五军在马来亚顺势南下，守军节节败退，退到了新加坡。1942年1月31日，腊月十五，守军残余部队尽数退守新加坡，把连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新柔长堤炸断，拖慢日军的脚步。（这张照片是日本人在柔佛拍摄的，新柔长堤已经炸毁，远处被日军轰炸，燃烧并冒出滚滚浓烟。“乱离时代”展品。）（2号展品为炮弹弹片，是英军第11师一名通讯兵在1942年2月14日大年除夕交火中捡到的；3号展品为6英寸岸防炮弹，用于当时的圣淘沙炮台。“乱离时代“展品。）2月5日，腊月二十，向新加坡运送大量军需物资的“亚洲皇后号”被九架日军俯冲式轰炸机围攻，中弹沉没。有人认为，如果“亚洲皇后号”能顺利把军需送到新加坡，就能大大改善守军的装备，包括填补弹药，新加坡保卫战或许有不一样的结局。（从“亚洲皇后号”打捞上来的罗盘、刺刀等军需物件。“乱离时代”展品。）（英国皇家陆军新兵接受训练。图源：帝国战争博物馆，“乱离时代”展品。）当时新加坡的守军除了英国军队、澳洲军队之外，还有新加坡志愿军团。志愿军团由步兵组成，按欧洲人、马来人、华人、欧亚人分为不同的步兵连。（英属印度陆军军官。作为印度步兵第11师的一部分，英属印度陆军的第14旁遮普团的一营、五营、六营派驻防卫新加坡。“乱离时代”展品。）（密驼路附近，卡车载送志愿军团士兵。图源：威斯康辛大学 Milwaukee图书馆，“乱离时代”展品。）2月8日，腊月廿三，晚上2030时不到，日第二十五军开始渡过柔佛海峡。晚上2300时，日军开始密集炮击守军驻地，15小时内发射炮弹8万8000发，切断守军各部队之间的电话线联系，使之无法协同作战。2月9日，腊月廿四，大批日本空军军机来犯，大约有84架。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最后10架战机紧急升空迎战，以1架战机的损失，击落6架敌机，击伤14架。但加冷机场被炸出多个坑洞，无法继续使用，英国军机全部撤离新加坡。在丧失制海权的两个月后，英军丧失了制空权。同日，新加坡西北的克兰芝失守，日军开始通过克兰芝往新加坡运送装甲车和大炮。2月10日，腊月廿五，英国首相丘吉尔给守军发急电：“军部向内阁报告说，新加坡白思华部有10万人，其中3万3000人是英军，1万7000人是澳军，日军在马来半岛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守军人数肯定占绝对优势，应该尽数歼灭来犯之敌，根本不应考虑保存实力或保护居民的问题。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恶仗。司令官和高级军官必须与部队共存亡。大英帝国和帝国陆军的荣誉危在旦夕。”
2月11日，腊月廿六，虽然日军已控制武吉知马地区，夺得了守军的粮仓和油库，但后勤已供应不继。此时，山下奉文玩的就是心跳，他虚张声势，发文给新加坡守军司令白思华中将，让他“放弃无谓的抵抗”。
2月12日，腊月廿七，日军工兵修复了新柔长堤，运送更多装甲车南下。守军高级军官建议白思华考虑投降，被他拒绝。同日，日军夺得蓄水池，控制了新加坡市区的水供。
2月14日，腊月廿九，大年除夕，中午1300时左右，日军突破西边防线，冲进亚历山大医院，屠杀医生、护士和伤兵数十人。
2月15日，大年初一，早晨0930时，55岁的白思华在福康宁山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的内容只有一个：是立即反攻，夺回水源和粮仓？或是投降？
白思华手下有八万五千人马，弹已尽，粮已绝，水已断，兵已疲。面对着南侵日寇三万六千虎狼之师，张牙舞爪，虎视眈眈。
守军诸将无一支持反攻。于是，白思华决定投降。
一名13岁少年Rudy Mosbergen后来回忆道：“到了傍晚，一切都静了下来，大炮不再响了，从柔佛来的炮击停止了，空袭也停止了……新加坡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我们知道，一定出大事了。”
当天傍晚1715时，在销毁机密文件、密码本、保密器械、重炮之后，白思华正式投降。作为战胜的标志，日本军旗第一次在首都大厦楼顶升起，那是新加坡当时最高的大楼。
战后分析显示，当时日军后勤已经不行，炮弹也几乎打光；如果守军选择反攻，说不定就成功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新加坡英军投降》，宫本三郎绘。“乱离时代”展品。）这幅画的作者是陈崇智（1916年－2012年），是136部队的一名抗日战士，后来与林谋盛等人被日军逮捕。他画下了当时日寇的暴行，并写道：“毒刑苛政，暴敛横征，折磨战俘，肃清检证残害人道，罪恶滔天”。我们现在读历史，知道英军投降是发生在2月15日，但是，在当时，很多人并不是从统一渠道在同个时间知道英军投降的消息。
有些军人是见到插着白旗的车辆朝武吉知马的福特车厂驶去，而福特车厂是两军谈判投降的地点，才意识到英军投降了；医院的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大年初二早晨才听说投降的消息；许多平民则是在市区见到日军已进城，才知道大势已去了。
当时，人们百感交集，有感到生气的，感到耻辱的，感到害怕的，也有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更有躺平的。
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美其名“把马来亚人民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办起了伪《昭南日报》。
（这是日本当局宣传太平洋战争三个主要战绩的邮戳，配合有关的明信片使用。这三个主要战绩为空袭珍珠港、占领香港、占领新加坡。“乱离时代”展品。）（日寇在市区进行胜利大游行，耀武扬威。图源：帝国战争博物馆）K R Menon医生后来回忆道：“（日军进城后）市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为了报复华人抗日，展开名为“肃清”的大屠杀，也称“大检证”，用多部货车负责带走有嫌疑的华人，年龄18至50岁，把他们带到榜鹅、樟宜、加东、丹那美拉等海边枪杀。至少七万至九万华人被杀。（检证合格的，盖上个“检”字，才可安全离去。通不过的，直接押上车，拉到海边集体枪毙。“乱离时代”展品。）（这是20岁广东籍贯男子朱振南的良民证，他是海味杂货店店员。“乱离时代”展品。）
位于樟宜的惹兰培本是其中一个屠杀地点。这些是1966年在惹兰培本乱葬岗发掘出来的，有钥匙、钱包、笔、眼镜、梳子、子弹壳、皮带扣、烟斗等。这些都是野蛮侵略者血淋淋的罪证。
先驱画家刘抗1946年创作《杂碎画集》，图文并茂把日军暴行形象地展现于读者眼前。
（“乱离时代”展品。）
我参观过不少战争历史展览，但，给我如此沉重和悲戚之感的，只有三个。
一个是我去年参观的“乱离时代：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Dislocations）二战主题展览，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展出。
它并不是教科书式的把新加坡沦陷历史一幕幕展示，而是通过亲历者的各种回忆和文物，让观众从个体的层面认识历史，感受历史。
（很多船被击沉，包括运送军需增援新加坡的“亚洲皇后号。）
（“乱离时代：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从1月29日至5月29日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场免费。）
还有一个是怡和轩去年举办的《新加坡沦陷八十周年纪念 — 1939·陈嘉庚》展览,展品以首次公开的二战文献为主，其中以日本情报战所残留下来的档案，处处可见当时日军的处心积虑，令世人吃惊和警惕，包括：a. 卢沟桥事变第二周年（1939年7月）地图，显示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各大港口，只剩下西南边陲一条滇缅公路和外界联系。b. 日本驻缅甸使馆侦察收集到的滇缅公路运输数据。c. 日本情报机关收集的1938年战略资源（农业，矿业）的产地产量分布图表：马来亚的锡矿，树胶和米，还有菲律宾的铬矿。d. 日军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东南亚各大市镇锁定的目标建筑物地图七张: 新加坡（83 座建筑物）、马六甲（13 座）、太平(12 座)、雅加达（75 座）、巨港（34 座）、马尼拉（103 座）、宿雾（10 座）。在这次展览上，我还有幸偶遇102岁的飞虎队英雄飞行员何永道，详情请见：
届时，几乎所有二战亲历者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孙会听自己父辈和祖辈说过抗战和战争故事，这会成为他们家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对更广大的新加坡社会来说，到时还会不会记得这场残酷的战争？还会不会认为这段历史必须牢记？
牢记历史，是为了吸取教训——居安思危，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安全、生存和尊严的保障，只能靠自己。
1942年到1945年，新加坡沦陷于日寇之手。但，这不是新加坡第一次被侵略，也不是新加坡第一次沦陷。
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新加坡在14世纪末曾被满者伯夷侵略，之后被统治数十载。
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新加坡被马六甲统治；1613年，亚齐苏丹国入侵柔佛，焚毁新加坡河河口的据点。
现代新加坡人很少有知道这些历史的；即便知道，也只是知道硬邦邦的几段文字记载，对这些历史没有任何情感和感觉，似乎它并不是我们的过去，似乎它与我们毫无关系。
当然，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现代新加坡人是莱佛士开埠前后移民的后代，我们并不继承14世纪和16世纪的这段历史，对它缺乏认同感，倒也不为过。
我们可以遗忘满者伯夷和亚齐苏丹国带来的血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也遗忘二战，有朝一日，这段历史就也会从我们后代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届时，这个以百万先辈的血、泪和尊严为代价的惨痛但宝贵的教训，将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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