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电影制作中，几乎每天都有极大的困难

历时四年的精细打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流浪地球2》再次拔高中国科幻电影的水准，引发观影狂潮。截至1月30日9时15分，票房已经突破了26亿！

《流浪地球2》的观众口碑甚至好过四年前的系列前部、被誉为“推开中国科幻大门”、有“中国科幻电影开山之作”地位的《流浪地球》。

那么，为什么郭帆团队可以打破“中国科幻电影一定弱于进口科幻电影”的诅咒、持续创作出口碑极佳的商业科幻电影？

作为电影团队的领导者，他又如何带领团队落地项目创新、打造舒心“工作场”，进而赋能团队？

2019年末，郭帆导演与复旦大学教授蒋昌建老师进行了一次对话，两人讨论了电影创作、管理艺术等话题，内容深刻翔实、质量极高。本文节选了部分精彩观点，分享给你。

如果第一次（拍《流浪地球》）失败的话，还会坚持吗？

那可能我会去拍个别的，比如《同桌的你2》，拍完之后再绕回来，再去做尝试，我可能会不断地去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的韧性吧，就是非得把这事儿干完。

压力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最初，我就没太把压力当回事，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吧。当你没有把压力真的去看成是压力的时候，它可能对你的身体就没有特别大的损害。

特别是在创作过程中，你甚至都不敢感冒。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细节，就是我感觉要感冒了，我就跟自己暗示说，我不能感冒，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要拍戏，然后就真的没事了。

其实，很多想放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很老，躺在摇椅上，晃。

然后，我就问自己，有什么事你没干，你会后悔啊？我想，那可能就是拍电影，但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不想老了之后去后悔。

我觉得人只能活一辈子，咱不辜负别人的同时，也不要辜负自己。

做科幻电影，可能最好的一个入手点就是灾难。

因为灾难与观众息息相关。

如果你制造一个外星人或者更高等的先进文明，观众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推离感。

涉及灾难的基础命题是，我们要生存下去，它处在马斯洛需求的最底层，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这种共鸣感，是做科幻类电影的基础，更容易把观众拉进影院。

如果把电影形容成一个人，那么首先就要找到这个人的灵魂。

比如《流浪地球》，地球离开太阳系这件事情，其实就很中国。这是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对土地的眷恋与热爱，让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

但在西方的传统中，他们的逻辑是放弃地球，去寻找一个新家园。这就跟当年英国去建立日不落帝国是一个逻辑。所以，你会发现，西方的很多文艺作品，很少有说带着地球离开，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事实。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一个庞大的东西离开？这种形式感的意义，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是相通的，饱含的是中国人对土地的深情。

这是一个文化的根儿，是大刘（刘慈欣）给我们的。

而当我们找到这个文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有了灵魂。

找到灵魂后，我们接着要把它塑造成一个人，需要骨骼和肌肉，这就是剧本。

我们很难洋洋洒洒地去表现几千年的故事，只能在大刘的小说中取一个片段出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但由于它的世界观足够宏大，所以也能足够精彩。

这就是方向。然后，就是基于这个方向去建立这个人的骨骼、肌肉，然后形成这个人。

接下来是包装。

什么是包装呢？相当于我们穿的衣服，包括美术、摄影、特效等等，就好比你穿西装是爱情片，我穿这个可能是科幻片。

就是说，要基于电影的类型，去寻找美学。比如，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符合中国观众，让他觉得没有违和感？

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命题了。

让中国演员穿上钢铁侠的衣服，你会觉得怪怪的；反过来，让小罗伯特·唐尼去演《西游记》，你也会觉得怪。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观众熟悉的，可认知的颜色、形状、色彩、美学的部分，包括场景，然后让他慢慢地过渡到一个科幻的语境中去。

拍《流浪地球》收获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信任。建立这个团队，信任是全部的基础。

人心很重要。

这种信任，包含所有人，也包括自己跟自己，就是你会面对外界对你的怀疑，你凭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经常加班，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觉得心情特别不好，就是，哇，这一天又要过去，都不是过去，又要开始……

那种状态下，你就会怀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团队之间的信任感怎么建立？

我会去做目标拆解，因为完成这部电影需要很多步骤，我先从最开始的步骤开始，如果这个步骤还大，就再拆解，拆成一块一块的。

刚开始时，我们每做出一块东西，都会有一个呈现。比如，这个人应该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会画出来，甚至会做出一些小的实物出来；再比如，我们会把所有的镜头都画出来，然后剪成一个片子。我们做了8000多格的分镜，里边还会有配音、配乐。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基于此，包括自己对自己，自己对工作人员，大家其实都会互相地去认知，会觉得还可以啊……

其实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信任感。而当信任感真正建立起来之后，之后就好很多。

极大的困难，几乎每天都有。

比如做宇航服，需要物理特效。而在中国，物理特效公司是很少的，而且这种类型的影片也很少，所以有一家物理特效公司，报价就很低，因为没经验，但真正去实操时，就发现完成不了。 

什么叫信任呢？

信任就是他也没有说什么，继续做，自己把自己的钱往里投，甚至把准备结婚买房的钱也花进去了，最后实在没钱了，才给我们制片人（龚格尔）讲。但制片人也没跟我说，直到后来影片杀青我才知道这事——

为了能够保证进度，让这批道具可以出来，制片人把车也卖了。

后来，这两人又开始合计，制片人问他，这钱你也还不上我了吧？他说，是啊，我把公司这股份给你点吧。制片人说，你这儿都快倒闭了，给我股份有什么用呢？……

有意思的是，影片上映后，这家公司因为接了好多物理特效的活儿和影片衍生品的单，又活了过来。

还有后来，我也问过吴京老师，为什么会投资？他说，我投资其实投的是你们这帮人的状态，是投给了真诚。

我后来想，觉得龚格尔（流浪地球制片人）其实也是投给了真诚。

这份真诚来源于观察这个团队的状态，而产生的信任。他并没有去计算我们的产出比，我们会不会亏损……

他只是觉得这些人能够这么绑在一起，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他其实是投给了这个东西。

在团队管理方面，我们会有一些约定，比如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录音指导过来跟我说，你看，摄影指导他把机器放的到处都是，我的杆儿下不进去呀。

我直接就拿起对讲机说，摄影指导，录音指导在说你坏话，来，你们俩过来当面聊……

这样当面去解决，其实可以减轻团队之间的矛盾。

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会去跟他们说，你们俩也不会谈恋爱，对不对？所以，你在工作中多看到他的“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们又不在一块儿生活，可以不用在乎。

其实，当你看到他好的一面时，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人还不错；如果你只是盯着他那点小毛病，你就会觉得这人有很大问题。

但谁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呢？

其实，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苦很累，如果这件事又不能让我们开心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在地狱中生活？

所以我们剧组整体可欢乐了，我们喜欢开玩笑。

今天，所有的需求都来自于观众。

而好莱坞一线大片，令观众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高标准的视觉奇观。要完成这一类电影，需要有成熟的工业化支撑。

因为团队规模可能要达到上千人，比如《阿丽塔》，其团队是15000人，而我们自己的团队有多少人呢？7000多人（4年内累加），这就牵扯到流程和管理。

所以，工业化是什么呢？它特别像画家画画的笔和纸，它是一个工具。

但我们没有那么趁手的工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好莱坞的创作者一样，他们脑海中想到了什么，就可以变成镜头。

我们可能也会想到，甚至于比那个更夸张的东西，但是我们做不出来，甚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工具。

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梳理《流浪地球》的整个工业化流程时，才发现，这条路上全是坑。

这个坑怎么填？没有人教我们。

当我们把好莱坞的做法翻译过来使用时，又发现这个流程没办法直接用，因为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比如，我想做一个桌子，假如在中国，美术可能为了让导演能够拍到更多的角度，他会把这个桌子做大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出现在好莱坞，可能会出问题，是因为合同会写得很死，就要做这么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中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相对是柔的，而西方社会是基于契约精神的，会相对硬一点点。

所以，我们需要把踩过的坑填一填，把桥修一修，把工业化的这条路再理一理，然后基于这样的工业化雏形，再次投入到《流浪地球2》的创作之中，再去验证迭代，不断完善。

总之，接下来的《流浪地球2》，会比1在各方面的要求和难度都要大得多，拼命精神还是要有，但我不太希望大家再去拼这个“命”，希望能有成熟的工业化流程提供保障，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休息，比如至少我们每天得有6、7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每周能有一天的休息……

我觉得只有用这样相对正常的方式，才可以真正长久地去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