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已是晚期癌症的他，兔年春节又给我来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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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刚过，南国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充满着希望，此时的深圳正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之中，显得是那么的和蔼，在经过了亲朋好友欢聚之后，人们正铆足干劲准备为新一年的目标奋斗，此时的我也整装待发，为美好的未来继续努力。

新年开工不久，按照计划需要去上海拜访客户，了解新的一年里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促进我们完善产品功能，提高服务质量。2016年2月28日，我和同事一起登上前往上海的航班，进行为期一周的拜访。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拜访任务，我们对此次需要推出的产品的讲解内容再三斟酌，时间不经意间溜走，回过神时已至深夜，便赶紧上床休息，不知是太过于兴奋还是心里想念着这几天的工作，一时竟没有了睡意，翻来覆去，迟迟进入不了梦乡，心想应是一路奔波再加上入睡前的紧张工作导致，明天应该就好了。随后几日，不停地奔走于各个科研院所，不但没有因劳累而反困，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入眠，并且偶尔感觉自己的呼吸有点疼痛，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3月4日，返程深圳，与家人晚饭后，简单洗漱了一下，就早早休息，希望第二日神清气爽。回来后的一周，还是有呼吸不畅的情况。

3月13日，趁着周末休息去医院检查一下，总归放心一些。早早到医院做了胸透，医生告知发现右肺上叶有个阴影，建议拍CT复查。这一下让我的心情沉重了许多，心想不是有大问题吧，但之前也没啥异常啊。在等待CT结果的几个小时里，心情忐忑，猜想着各种各样的结果，不停地告诫自己：会没事的，会没事的……

下午医院还未开工，便早早赶到，着急地等待，不知是怎样的宣判？一遍遍询问，却无果而终，像是等待被宰割的小羔羊一样，无助。

“XX在吗？”听到名字，我立即站了起来，跑向窗口。发报告的护士转告去下放射科主任室，我完全蒙住了，为什么还要我去主任室呢？主任看着我进来，简单询问了我的近况，然后面色凝重地讲：从CT胶片看来，不是很好，像是肿瘤，每年有没有体检？

一听到“肿瘤”，我一下就紧张了起来，虽然肿瘤有良性和恶性，但毕竟不管是哪一种，都不希望发生。我回忆了这几年的体检，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主任建议我做一个增强CT排查，看看是否有钙化，还是原发性的肿物。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拿着胶片和报告魂不守舍地离开了医院，回家和妻子商量下一步该如何。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再预约几家医院听听他们的见解。我们立即拿起手机预约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胸外科专家，希望能有不同的答案。怀着忐忑的心情看了两家医院的专家，结果却是出奇的相似，都建议我手术切除。

带着疲惫和焦虑的心情回到家，看着年幼童真的儿子和两鬓斑白的父母，想着可能发生的不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思索，无论结果怎样，我都要坚强面对。深圳北大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给我开了入院单，询问时发现偌大的胸外科住院部都住满了，无奈只好回去等待。

这一天是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得知有床位，急忙赶往医院办理入住。从18日开始，预约了相关检查，包括心电图、肺功能等，为进一步掌握我的病情，又特意安排了我做增强CT。随后购买相应的必备品等待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平静地躺在推车上。

不知躺了多久，一位年轻的护理人员走了过来，核实了我的身份，就把我推进手术室，见到了主刀医生、责任护士和麻醉医生。手术室里的温度很低，麻醉医生简单讲了下麻醉的情况，然后就给我注射麻醉剂。刚开始我还能清醒地回答麻醉师的提问，慢慢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似乎跌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小心，轻一点”，耳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身边的脚步声慌忙而错乱。可能是麻药即将散去，头脑中隐隐约约能听到声音，但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整个人处于瘫痪状态，随着家人的不断呼喊，我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苏醒了过来。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看到身边站满了医生和护士，还有我挚爱的家人，眼睛一下就湿润了，眼泪顺着眼角、像溪流一样不停地翻滚下来。

随着麻药褪去，浑身疼痛难耐，看着全身插满导尿管、导液管、滞留管等，简直生不如死。此时的我还只是被身体的疼痛折磨，并没有关注到手术的结果。事后才知道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切除的肺组织已经拿给我的家人查看，并立即去做了组织快速化验，确诊了肺癌晚期，同时在手术过程中将化疗药物进行了胸腔灌注，以及对周围的结节进行了清理。由于散点太多（据医生说多达好几百个），无法保证一一清除，只能将药物灌入胸腔。然后在我苏醒后，有护士教我如何翻滚和倒立，每隔一小时进行一次，以便药物能够全面接触到病灶，这个过程痛苦且艰难。

曾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我的右侧肩膀要比左侧高出10公分左右（病灶在右侧），背也几乎弯成40多度，加上胡子和头发许久未理，憔悴得没有“人的模样”。

依稀地记得术后一周左右，我便开始有了术后综合征，高烧断断续续，每天傍晚开始发高烧，做了血液培养、痰液培养等，就是查不出原因，消炎药、退烧药、镇痛药都用上了，一点用都没有。由于术后双肺萎缩，肺功能严重下降，导致无法躺着休息，再加上脊柱神经全麻，药物散去后疼痛无比。医生看我难受无比，中医科在我背部贴满了膏药，可不仅没有缓解痛苦，反而引起了背部过敏（由于高腰的密闭性和我无法动弹，血液循环不畅导致）。

就这样大概过了两周，我的高烧和过敏症状开始消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在慢慢恢复。期间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泪，但我不能让年迈的父母看着我的颓伤，不能让妻儿感受到我的消沉，我只有自己坚强地面对。曾许多次我站在住院部的楼道中间望着马路，想一走了之，既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也减轻了家人的负担，可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走出那一步，而是将这个勇气拿来顽强地面对现实。

住院一个月后，医生根据当时情况判断，可以进行首次注射化疗了。当药物进入身体的那一瞬间，反应还是很剧烈的，感觉浑身血管就像蚂蚁啃噬一般，呕吐、无食欲等症状也接踵而来。化疗带来的痛苦让我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开始产生了消极心理，不敢去面对自己，更无法想象往后余生。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大约一周后，我出院回家。按照要求，往后每隔21天要进行下一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说上个疗程还没有恢复过来，又要进行下一次化疗，身体很难吃得消。刚出院回家那会，几乎走路都很艰难，由于双肺萎缩功能下降，再加上手术的原因，导致声带发声也有点问题，一说话就咳嗽不止，精神萎靡不振，看到年迈的父母不停地忙碌、想尽办法为我做些合胃口的饭菜，又是心急如焚。可当时的我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满脑子里全是为什么我得了癌症？心里设想了许多自己死亡的方式，可每当想到孩子还这么小，父母也已老，内心深处的顽强毅力又被一次次激发。

从医院回到家后，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了我的遭遇后，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将我层层包围。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从帮我筹措治疗费用，到帮我联系医院和医生，倾尽所有，给我带了无限生机。

由于手术还没有康复，以及化疗的副作用，我的身体十分虚弱，加上南方的湿热天气，一直不停地冒着虚汗，出院前医生特别强调要注意防止感冒，因此只能吹着小风扇解暑，常常浑身汗湿。华大医务室陈天然医生知道我无法自己去面诊，亲自到家帮我开方调理，并教我调理气息，建议我练习甩手，并推荐了翻阅台湾著名外科医生许达夫著的《感谢老天，我得了癌症！》《感谢老天，我活了下来！》。我同学、朋友也给我寄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向死而生》等书籍，让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再次洗礼，陪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不断增添了求生的欲望。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肿瘤诊疗已经从经验医学、循证医学迈入了精准医学时代。基因检测已经成为肺癌患者接受靶向治疗的标准动作。在手术时医生已经做了组织切片，随后我联系华大做了肺癌靶向药物基因检测，非常幸运发现有EGFR突变，有靶向药物可以使用。

依照医生的建议，我采用了靶向药物治疗和化疗相结合的方式，但药物的副作用，使全身开始出现皮疹、腹泻等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症状。化疗次数的增多，自身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身体抵抗力下降，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时而发生。

在化疗了30多次后，我感觉身心压力巨大，心中萌发了放弃的念头。经过向医生咨询，听了他们的建议后，我还是决定停止了化疗，只用靶药维持，定期复查，并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

这些年来我很害怕回忆过往，更不敢回望那段住院手术的日子。一场重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家庭模式，从此走上了艰难的抗癌之路。非常感恩，一路上华大陪伴左右。

2017年华大就成立了“员工家庭关爱计划”，给员工及其家属，建档立案，跟踪随访，定期检测，为我们的治疗康复保驾护航。为了给更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希望，华大又联合医疗机构，面向公众、免费为1万例肺癌术后患者提供持续基因检测和精准康复指导。

这些还只是华大惠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华基金、光基金以及狂犬病科研公益基金，惠及了千千万万的患者和家庭，抗击非典、埃博拉、西藏包虫病以及新冠疫情等哪里没有华大的影子？身在这样一个集体，怎能不骄傲、不自豪？

生而为人，当珍惜现在，因为在这个世界，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我也曾经认为癌症很遥远，殊不知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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