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规模枪击案中人们忽略了的那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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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家工作的华裔小学生家长在媒体上公开说，他家距离学校步行仅用5分钟，他随时把枪准备好，一旦学校出事，他会立即持枪赶往学校，谁也别想阻挡他救出两个女儿。

其实，若发生校园枪击案，距离枪击案现场更近的是校园內的教师，若把他们武装起来，允许他们持枪上课，当枪手闯入时，也许教师们可能比那些不敢及时冲进教室救人的警察更能有效地阻止犯罪，2022年5月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小学的惨案即是一例。当然，这都是那些“枪权天授”者主张持枪自由的想法。按照他们的逻辑，若社区內人人享有自由携带枪支的权利，居民的生活环境才会更安全。在议论过去八个月来发生在南北加州的3起华人枪手大规模枪击案时，主张持枪自由的华人声称，这些枪击案之所以导致如此多的伤亡，即是因为现场除枪手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枪。

可若人人自由持枪，就能阻止案发现场枪手杀人了吗？也未必，枪手往往是突袭作案，让人猝不及防；再者，普通持枪民众未必就有勇气向枪手开枪，而且一般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遇到如此重大的枪击案件后的第一反应是保命，先跑掉再说，他们毕竟不是警察，没有义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当然，人人携带枪支可以在心理上对枪手起到威慑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某种“恐怖平衡”。

人们在蒙市舞星舞厅外摆满了花圈、鲜花，以寄托哀思。侨报记者邱晨摄

加州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更多人担心，社区內的枪多了，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枪支暴力案件发生。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以前亚裔是全美枪支拥有率最低的族裔，可疫情爆发后，饱受种族歧视与反亚裔仇恨困扰的亚裔，在疫情期间枪支购买率居然激增了43%，可亚裔的枪支暴力犯罪率并没有因为拥有枪支数量的增长而增加。需要说明的是，橙县华人长老教会枪击案、蒙市舞星舞厅枪击案，以及北加州半月湾农场枪击案中枪手所使用的枪，都是在疫情前就购买了的。

亚裔蜂拥购买枪支以求自保的经历似乎从侧面佐证了那些主张人人自由持枪者的另一说法是正确的，即枪支暴力案的发生更多的是人的因素，即“人杀人”的问题，而不是“枪杀人”的问题。

要说明这些问题，也许需要再来梳理一下过去八个月內发生在南北加州的华人枪手大规模枪杀案：这3起枪支暴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嫌犯都已年近古稀，如果没有专门用以杀人的武器——合法或非法取得的枪支，他们不可能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实施大规模的凶杀，这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市舞厅行凶后，枪手陈友艮又转移到了阿罕布拉市的来来舞厅，试图枪杀更多的人，万没想到的是他遭遇了26岁的华裔英雄蔡班达，枪手的枪被夺走了，对于一个72岁的高龄枪手来说，没有了武器他只能放弃行凶，逃之夭夭。这也充分说明了枪支在大规模枪杀案件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希望案件中的这些细节已回答了枪是否杀人的问题。

当然，陈友艮案也证实了“人杀人”的说法。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作案前陈友艮已出现了明显的偏执狂（Paranoid）症状，而且在犯案两周前曾前往他所居住的海米特（Hemet）市警局报案，称有家人对他投毒，还欺骗他的财产。他说他会把证据带给警方看，结果一去无回。很明显，当时警方并未意识到陈友艮已出现了精神健康状况，不然的话，依照加州的“红旗法案”，警方即可在案发前暂时收缴他非法及合法购买的武器，而不是在死伤了20人后才在其居住的活动房内发现大量弹药以及自制的消音器。警方经常呼吁民众“见疑即报”，可陈友艮案发前的行为举止却为何没有引起警方的警惕呢？

如此看来，若要预防、遏制枪支暴力案件的发生，必须要做两件事，一要严控社区內枪支的泛滥，二要管理好持有枪支的人，缺一不可，这些都是减少枪支暴力的必要手段。若是希望民众从恐怖阴霾下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必须避免限枪议题的政治化，放下争论，抓紧行动，要树立与下一场大规模枪击案赛跑的意识。

本文为美国侨报记者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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