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尔街到艾滋村，哈佛毕业、29岁百万年薪的他，用20年成为30000名艾滋遗孤的“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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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艾滋病，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

但是，有一位哈佛毕业、华尔街工作的银行家，却用一己之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艾滋孤儿”。

他就是杜聪。29岁时，他荣膺法国某银行副总裁，年薪百万美金。

为了救助艾滋孤儿，他却放弃了高薪工作。50多岁的他，至今未婚，还一直为筹款奔波。

如今，他累计筹集2亿元，帮助了3万个“艾滋孤儿”。

走近杜聪的故事，我们能看到一个人如何种善因，得善果，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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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年薪百万

却意外接触到艾滋孤儿

1968年，杜聪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之家。初中时，他就随家人移民去了美国。

那个年代，美国对亚裔的歧视还很严重。

杜聪却在如此环境中逆风成长。18岁时，他以年级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成功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专业。

毕业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继续深造，师从儒学家杜维明。

也许正因被歧视过，所以多年后，杜聪对备受歧视的“艾滋孤儿”多了一份天然的共情。

顶着名校光环，外加自己不俗的实力，毕业后的杜聪，先后在纽约、香港的银行担任要职。

29岁那年，他更是一跃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穷人，年薪百万的他，过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上等人”生活。

但是，接下来他的选择却出人意料。

银行的融资工作，需要考察高速公路、发电厂等大型工程，这让杜聪时常到内地偏远地区出差。

当时，仅是贵州一地，他就去过8次。

他也因此走近了艾滋病人灰暗人生的一角。

那是90年代末，杜聪了解到华中地区很多农民，因为贫穷和无知，选择卖血赚钱。

因为不卫生的采血办法，他们大批地感染艾滋病。

多年后，很多人不幸去世，而他们的孩子变成了因艾滋病致孤的儿童。

这些孩子大部分是没有艾滋病的，但却因家庭的原因，长期受到了歧视。

更可怕的是，在扭曲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极容易学坏，走上不归路。

走访中，杜聪还看到村庄里有很多建成不久的土屋。

原来，农民用卖血换的钱，修建了新房子。等房子建好后，人却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一袋血，不过四五十元，农民榨干自己，最后换来的却是这些如坟冢般的破屋。

有的家庭，父亲因为卖血感染艾滋去世，只留下家中的老父，照看三个孙子。

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却病危的病人。

杜聪悲情地写道：“（他们）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风烛残年般的日子。” 

艾滋病人的子女，更是令人动容。

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用画笔记录下被艾滋病折磨的妈妈。

懂事的她，不忘对妈妈说：“妈妈，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来买药吃。”

如同地狱般的图景，让杜聪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改变这一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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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百万年薪

深入艾滋村

离开村庄的最后一晚，杜聪失眠了。

他形容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他看到很多同龄人，和他一样聪明，一样能干，但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机会。

杜聪逐渐感到，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幸运。

那一晚，他做出辞职的决定。他想要用余生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年薪百万的工作说辞就辞，一开始，杜聪的父母、亲友都极力反对。

母亲甚至说：“我们花钱供你读书，是让你出人头地，不是让你去做义工！”

但杜聪明白，自己即将开启的工作，意义非比寻常。

1998年，杜聪发起成立智行基金会。基金会后来把重点放在对艾滋病人以及“艾滋孤儿”的救助上。

开展救助后，杜聪却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严重。

在一次家访中，杜聪看到一个农村孩子站在房子前，无助地盯着他们。

孩子身后的家，被炸成了一篇废墟。他的父亲，就被炸死在里面。

原来，他的父母，十几年前因为贫穷去卖血，不幸感染艾滋。

染病后，父亲选择继续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补贴家用。

于是，他领了很多炸药回家里去做鞭炮。

最终，他没有死于艾滋病，却死于炸药的意外爆炸。

这就是现实，在艾滋和炸药背后，杀死人的其实是贫穷。

杜聪意识到，要真正地改变艾滋孤儿的命运，教育是治本之法。

他决定资助艾滋孤儿免费上学读书。但由于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导致孩子们不得不为了有限的名额争来抢去。

甚至，他们有时还会故意卖惨。

这是杜聪最不想看到的情形。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被交换到内地，目睹过火车上200个人争抢50个位子的疯狂景象。

“人们必须爬窗，甚至踩着别人的肩膀抢位置。”

那是一种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恐慌。杜聪不想在孩子们脸上再次看到这种恐慌，不想让孩子小小年纪就沾上“乞丐相”。

于是，他决定放开名额，只要受助人符合条件，他都尽量帮助。

但是，这也意味着他需要筹集到更多善款。

为此，他一面在穿西服、打领结的慈善晚宴上穿梭，一面又在广大农村奔波。

他常常一天转场一个城市，一天之内，又要赶好几场活动。

最长的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亲自面试了60多个受资助的大学生。

面试并非冷冰冰的问询，而是真切的问候。他不仅想让孩子们获得资助，更想让他们获取精神力量。

这一干就是20多年。

他说：“很多人只看到优雅的天鹅在水面上，但没有看到天鹅在水下狼狈地游泳。”

从一个衣食无忧的银行家，到一个坐长途汽车、住招待所的公益人，杜聪这只“狼狈”的天鹅，种下了善因。

很快，他也迎来了善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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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名艾滋孤儿的“杜爸爸”

以爱抗艾，他在路上

20多年里，杜聪累计资助了3万名困难儿童，许多孩子亲切地叫他“杜爸”。

许多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校。

有些孩子长大后选择从医，在疫情爆发时，随医疗队到武汉救援。

杜聪说：“喜见他们成才后，能用自己的能力，与另一个‘病毒’搏斗。善的因变成善的果。”

还有些孩子选择从事烘培工作。为了吸纳他们就业，杜聪在上海南京西路开设了法式面包坊Village 127。

Village在法语和英语中都是“农村”的意思，127则代表二十多年前，杜聪在农村资助的第一批孩子，一共127名。

面包坊里，已有多名面包师获得法国烘焙学校的留学资格，并在法式面包世界杯比赛中获得亚太区冠军。

而曾经，他们本是深陷绝望、没有出路的艾滋孤儿。

很早以前，杜聪甚至亲眼见过一个孩子把“仇”字“忍”字刻在手臂，甚至有的孩子立誓长大要去血站，找到无良黑商报杀父之仇。

如今，绝望变成希望，仇恨转化成善意。

在网上，一位艾滋遗孤匿名写下了对智行基金会的话：“我努力的成长，只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杜爸爸的后盾。”

而年近花甲的杜聪，至今未婚。虽然膝下无子，但他并不寂寞。

他所资助的孩子们，长大结婚时，纷纷找到“杜爸爸”作证婚人。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的温暖联结。

当然，以爱抗艾的公益之路，仍然荆棘丛生。

最早从事抗艾公益时，杜聪就被不少人认为是“骗钱”、宣传西方文化。

那时，他前脚刚到河南，后脚便遭遇飞车跟踪、驱逐，甚至被悬赏缉拿。

后来，他为了资助艾滋孤儿，花光了自己的钱，不得不找金融圈的朋友筹款。

他形容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而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乃至污名化也一直存在。

杜聪的面包坊就曾遭遇过“网暴”。当时，媒体报道时将“餐饮”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导致不少消费者产生误解。

许多网友在点评网站上给面包坊打低分，各种恶意差评铺天盖地。

除了社会观念需要转变外，抗艾公益还面临艾滋孤儿群体数量庞大的问题。

在国内，截止2010年，官方公布的艾滋孤儿数量为26万人。

一些民间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远大于此。

虽然困难重重，但如今两鬓斑白的杜聪，仍然决定勇敢上路。

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孩子在逐年增加。许多孩子长大后，又回到乡村，或者加入智行，帮助更多孩子。

善意就这样不断传承、扩大。

从华尔街到艾滋村，杜聪说：“原来人要快乐，不需要赚很多钱，也可以很快乐。”

他累并快乐着，更重要的是，他用20多年的矢志不渝，让我们看见了人心之希望，和行动的可能。

参考资料：

1 杜聪，从华尔街到抗艾明星 钱江晚报

2 哈佛天才放弃百万年薪，到中国农村，给30000个孩子当爸 最华人

出品｜益美传媒

作者｜小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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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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