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摄制的访谈：与新加坡前政治犯谢太宝一席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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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君 Lee Siang Jin

未能摄制的访谈：

与前政治犯谢太宝一席之谈

那天午后，记下他的地址，通知了主编，我便搭乘德士前往宏茂桥拜访新加坡前政治犯谢太宝。

谢太宝曾是新加坡国会议员。1966年10月，他在内安法令下被捕，未经审讯就被拘留长达23年。之后，他被软禁在圣淘沙岛，直到1992年11月，才获准回到新加坡本岛与父母同住。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访问他的了。只记得是在阅读了报章的报道之后，获悉他离开了圣淘沙，我便打听他的下落，结果只取得他的住址便上门试试能否访问他。

来到一所五房式组屋，我叩了几下门，开门的是谢太宝的父亲。他脸带慈祥问我找谁。我道明来意亮出记者证之后，他把谢太宝叫了出来。

谢太宝被捕时只有25岁。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年过半百，身体瘦削的中年男子。他架着一幅旧式黑边厚框眼镜，面容略带沧桑和几许疲惫。他招呼我到客厅里坐。他父亲好奇地问我如何找到他们的地址。谢太宝轻轻地告诉父亲，记者总有联络的门路。谢老先生点了点头回房去。

当年，有关谢太宝的背景资料犹如凤毛麟角般稀有。官方报章用的来来去去就那几张黑白照片。在加利谷山资料室也从没见过有关他的影片。倒是曾在目录里见过他的大名，档案属于限制级。“谢太宝”这名字似乎是个忌讳，很少人愿意提起。眼前难得谢太宝愿意和我谈，我索性做个详尽的背景资料收集，至于能否说服他上镜把他的谈话录制成影片甚至制成电视节目公开播出以后再说。

据谢太宝陈述，他被捕时是裕廊区国会议员，这个身份让他免受皮肉之苦。但是，长期独自被囚禁无法和外间接触，对他造成一定的心理损伤。他曾尝试提出上诉，但律师说，由于他没被起诉也没经过审讯，按照法律程序无法上诉。他母亲也因为他被拘捕，几次心脏病猝发。当局也曾以此试图说服谢太宝尽早宣布放弃当局所指控他的活动，以换取自由和家人的安心。

1989年5月，谢太宝被迁往圣淘沙，单独居住在一所单层平房长达3年多。在圣淘沙受软禁期间，他除了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之外，也替当时的圣淘沙发展局做些翻译的工作。

根据谢太宝描述，他的住所周围是丛林，经常有眼镜蛇出没，幸好他是甘榜长大的孩子，懂得如何应付。初时，他也在夜间经常听见门外有响亮的脚步声，简直像军队在门前操过。住久了才发现，原来那是四脚蛇踏着枯叶在地上爬行所发出的声响。

软禁期间，当局定时派人接谢太宝回本岛购买食物，日用品，以及理发等。他说，有一回他在理发时，理发师忍不住以福建话问道：“为何你每次来光顾都有人在门外守候？”他没来得及回答，那理发师突然有所领悟，连忙接上：“哦，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回本岛时，内安局人员也带谢太宝“游车河”，穿街走巷向他介绍我国的发展，并且劝他公开承认被指控的活动。

在整个访谈中，谢太宝神情安定，语调温和，就像跟我聊天似的。唯独当我问起当局到底指控他什么时，他流露出激动的情绪，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都没做过，要我承认什么？要我放弃什么？”他接着说，参政只不过是想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突如其来愤慨的一幕，事隔多年在我脑海里还是那么清晰。

根据目前在互联网上公开的官方资料，当局是在1985年，首次正式解释谢太宝被拘留的原因。理由是：谢太宝是马来亚共产党成员，并且参与非法活动，试图动摇政府。当局也声明，只要他公开宣布与马来亚共产党脱离关系，并且放弃以暴力推翻政府就可重获自由。

谢太宝毕业自南大物理系，也曾在南大教过书。接受访问时，他正积极学习德文，准备在资助下到汉堡进修。他向我感叹，自己年纪大了记性差，学习德文不容易。问他是否愿意上镜做访谈，他一口拒绝了。他说，当下他最关注的是自己的健康，还告诉我检验报告刚出炉，很庆幸没患上前列腺癌。他也透露，自己的言行仍然受到监视所以不便给我联络电话。

访谈就这样结束。

一晃20多年。有关谢太宝的资料在线上越来越多。1998年11月，当局解除对他的一切限制。之后，他也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社会学学院完成博士学位。

英文报章曾经刊登过他的访谈报道，内容与谢太宝同我说的类似。失去自由长达32年，他对于自己的遭遇说法和立场似乎从没改变。遗憾的是，至今没能找到有关谢太宝的华语记录片。当年我未能说服他录制访谈，如今能发表这篇文章或许是一个补偿，让这段历史多一个视角，多一份参考资料。

南非之行：在历史的转角做采访

在南非黑人城镇索维托（Soweto）拍摄完毕已夜幕低垂。

之前，黑人司机已忐忑不安，不只一次催促我们赶快收工离开城镇。这个黑人青年担心，入夜后我们租用的小型客货车容易遭骑劫。

那是1994年10月。曼德拉刚在4月间当选南非总统，结束了白人统治。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了黑人各方面的权利。当年南非人口中拥有四千多万名黑人，大部分无法分享国内丰富矿产所带来的财富。长期的贫穷与失业造成高犯罪率。南非白人政府没有为黑人城镇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私人经营的货车德士成了居民唯一的代步工具。小型客货车需求高，货车失窃或被持枪骑劫的事件频频发生。至今还记得，在离开城镇的路上，摄制队心情紧张，车内鸦雀无声。没有街灯的路段四周一片漆黑，偶尔只见远处人家的点点灯火。沿途不时有行人三五成群摸黑步行，路过的车灯令他们惊奇地回望，也给他们一些照明。他们当中很多是女性。南非的性犯罪率非常高，女性经常是受害者。

当天在索韦托受访的女居民说，她每天得花六小时搭乘货车德士来回上班。她工作的地点是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市郊一个叫山顿（Sandton）的卫星镇里的酒店，也就是摄制队下榻的地方。酒店只聘请兼职客房服务员，而且薪水微薄。白天我到她的住处访问。她家和索韦托镇里许多火柴盒似的小平房没什么两样：有自家的院子，厕所在屋外。房子里家具简陋，只见她母亲神情呆滞地静坐在客厅一角，一动也不动。据她说，自从其中一位兄弟在暴乱中丧生，母亲精神受困扰。访问期间，她父亲突然醉醺醺地进屋还摔了一跤，令大伙儿吃了一惊。这位女青年约莫30岁，有一个女儿。她没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因为他没有收入付不起聘金。孩子的父亲当时在场，他告诉我们隔壁邻居是毒贩，我们最好赶紧拍完离开免得惹事端。

乘坐直升机高空拍摄开普敦半岛。

犯毒，酗酒，暴力伤亡，家庭破碎等，这位黑人女青年的故事，可谓当时南非社会问题的缩影。

索韦托受世界瞩目，始于1976年的黑人起义。长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引发黑人大规模抗议行动的主要导火线。白人政府为了镇压暴乱，打死六百多人，其中包括百多名学生，举世震惊。南非也因此遭到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贸易禁运。

我因为自少年时代就经常留意相关的新闻，所以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然而我从没想过，到加利谷山工作竟然能亲身到这个举世闻名的黑人城镇进行采访。所以当我拉队到索韦托镇一所学校去拍摄时，简直有种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超现实感觉。受访的男教师还真的参与过当年的学生运动。他感叹，至今黑人学校的资源仍然很有限，不同年级的学生得挤在同一间实验室里上不同的实验课，学校设施损坏了也没钱维修。

身处南非历史的转角，黑人当然期待刚上台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人数只有五百万，过去高高在上的白人面对时局变迁又如何自处呢？南非白人大部分都是欧洲殖民者的后裔。受访时，他们大部分都说自己从未享有特权，而且已在南非落地生根好几代不打算离开。刚实施的平权行动，按种族分配就业机会，白人当然排在最后，他们或多或少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南非之行之所以印象深刻，除了索韦托采访过程有些惊险，也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踏足非洲大陆。南非其实是众多非洲国家当中发展得较好的国家，国内旅游资源丰富，风景绮丽，文化多彩。到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拍摄野生动物，在开普敦港口（Port of Cape Town）捕捉日落美景，令我大开眼界。南非国内的基础建设例如公路网络和电力供应，也属第一世界水平。当然，一踏入黑人贫民窟就仿佛进入了第三世界。尽管如此，当时已有部分黑人属于中产阶层。他们在商场里购物，吃炸鸡和冰淇淋，这些画面都给我拍了下来。节目还没播出，加利谷山好些同事看了这些片段都啧啧称奇，怎么“非洲人”也吃名牌炸鸡和冰淇淋？而我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与画面设计，去改变一般人对非洲国家不是贫穷就是落后的片面印象，而且让他们了解南非实际情况的多元性。有声有影的电视在这方面最能发挥功效。毕竟， 一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

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拍摄野生动物。从左到右：录音师Rohani、摄像师陈福荣、作者和当地租车师傅。

到瑞典见证新加坡潜艇队建队史

1997年，我到瑞典采访，北欧已经入秋。

接到通知，我们得和国防部摄制队合作，到瑞典拍摄新加坡海军在当地接受潜水艇培训的情况，心情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这是我国首次购买潜水艇， 建立潜艇作战能力，而海军邀请《焦点》率先采访并赞助全程费用，说明我们的节目有分量。然而，整个行程只有六天，行程紧凑不在话下，我和主编同国防部摄制队也从未合作过，更何况这次拍摄的是军事设备和军训，什么可以拍，什么可以播，界限在哪里，没人晓得。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能在线上收集到的潜水艇资料并不多，而在本地的海军人员对于潜艇战争也认识不深，所以启程前能收集的资料很有限，只好随机应变。

飞了20个小时，转了两趟飞机，将近傍晚终于抵达瑞典的海军基地克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市内大多数商店已打烊，一行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馆进餐。  吃着吃着我的眼皮都盖上了，从未感到如此疲惫。

隔天，到海军基地采访。第一次登上潜水艇，从顶部的入口处往下攀爬垂直的梯级，笨手笨脚的。潜艇内部铜墙铁壁，活动空间狭小，难怪潜艇人员的体型都不能太高大，也必须能抗幽闭。潜艇犹如孤独的幽灵，绝大部分时间躲在水底以免被敌人发现。潜艇内，日常起居作息都得轮流，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有位潜艇人员告诉我，有时他们得睡在鱼雷装置下的小空间里。进入控制室，得弯下腰钻进一扇如前开式洗衣机的小门，我手脚没配合好，结果摔了一跤。见过负责带队的新加坡海军上校，他只愿意接受访问，对于我们想拍摄潜艇操作情况非常迟疑。我没感到太意外。官方对媒体向来都具防备之心，也不太了解媒体人的工作。随行的海军公关人员不愿介入，我只能向上校保证，会以快速平移镜头拍摄敏感的控制室，不拍特写以免泄露军机，这才获准拍摄。

整个行程充满变数。试过在潜艇里拍摄到一半，公关人员突然告诉我，我国潜艇队另一队人正在基地的另一端进行水底逃生训练，摄影队只好匆匆赶过去。回到潜艇之前，遇上负责培训的瑞典海军上将，我又得临时准备问题，匆匆忙忙和他做一段访谈。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同行的国防部制作队突然接到通知，我们得飞往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做采访，因为我国时任国防部长陈庆炎在那里准备和瑞典签署国防协议。我们也得联络当地电视台将我们的片子通过卫星发送回新加坡给当晚的新闻节目。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天之内乘坐两趟飞机来回飞斯德哥尔摩。在克尔斯克鲁纳机场买了机票，整队人连冲带跑的来到闸门登上快要关门的飞机，这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行程中也安排我们到瑞典的潜艇制造厂Kockums去参观。原来这家公司除了生产潜艇和护卫舰之外，也制造火车等，业务非常广泛。午餐时间，我们一伙人也受邀同厂里的工人一起排队领取免费的膳食。

除了潜艇训练之外，我们报道的焦点也包括新加坡潜艇人员与家属在瑞典的生活点滴。北欧国家生活水平极高，笃信平等，贫富之间距离不大。瑞典国土面积不大，湖光山色却不缺，居住环境很不错。那里天气虽然寒冷，可是不少潜艇人员的家属都说喜欢冷风扑面胜于热汗淋漓。吃喝方面，由于克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不是大城市，亚裔居民不多，所以市面上很少有白米。若有人驱车  到较大的城市例如马尔默（Malmo），通常会多买几袋白米带回来分给大家。较麻烦的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瑞典学校的教学进度没新加坡那么快，有些潜艇人员只好另作安排把孩子送回国上学，以免将来功课赶不上。

拍摄工作完毕，匆匆回国。我还没补足睡眠就得回加利谷山写稿和剪辑，因为片子剪好后，还得让海军公关人员审批。出乎我预料的是，过程十分顺利，批文很快下达，而且片子完全不用重剪。

忘了是哪一年哪一月，新加坡向瑞典购买的首批四艘潜水艇终于在新加坡举行下水礼。我受邀出席观礼。之后，我国的潜艇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潜艇数量有增无减。若有人问我，在加利谷山的那段日子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许我能说它让我接触到一般人无法接触到的人与事。登上潜艇见证新加坡潜艇队的起步便是其中之一。 

李香君

作者简介：

李香君1988年加入新加坡广播局成为华文时事组编导。初时参与电台时事节目《听众杂志》的制作。一年半后加入电视时事节目《焦点三十分》制作团队。在10 年里制作了无数探讨国际课题的节目，期间见证了东欧集团的瓦解，冷战的结束，也多次远赴越南、印度、南非和瑞典采访和制作专题报道。此外，她也深入报道很多本地的社会、医药与政治课题，例如消费税的实施等。她2000 年离开新广。